历史的性格-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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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的部下，也成精了。儿子司马昭，其心尽管路人皆知，但毕竟没有篡曹魏自立，或许时机尚不成熟吧。
　　司马昭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炎，次子司马攸。司马攸过继给景王司马师当儿子，司马昭也很喜欢司马攸，常对人说，天下本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代理宰相一职，我死后，大位当传给司马攸。大儿子司马炎急了，找来裴秀，问他，人可以貌相么？裴秀说，当然可以。司马炎于是露出异相，头发长到可以当拖把，双手过膝。要知道刘备也双手过膝，裴秀于是大感惊奇，管他是不是炒作，私下里就认准此人是真龙天子。于是拉拢一批人，大造声势。

第二章　治乱因缘（16）
这时，司马昭还真想立司马攸为世子。山涛阻挠说，废长立幼不妥。贾充阻挠说，司马炎有君主之德操，别人都比不上。最成功的是何曾、裴秀的阻挠，他们说，司马炎天纵神明，相貌也不是一般人的相貌。言下之意，司马炎就是当皇帝的料。他们一唱一和，终于将司马昭说动，公元264年，立司马炎为世子。265年，司马炎遂代曹魏称帝。
　　他们祖孙三人，两个假皇帝，掌握曹魏的实际权力，一个真皇帝，掌握司马氏自己的权力。还真像样，治下虽不足以称太平盛世，但能做到“民乐其生”也是很不容易的了。干宝客气地说，“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虽说干宝也在司马氏手下当差，但这话似乎没有蓄意拔高，说得还是很有分寸。
　　或许当初是曹操作恶太多的缘故，比如他挟汉献帝以令诸侯，命运对他进行报复，司马氏便挟他的子孙；曹丕篡汉，司马炎夺魏，彼此彼此。轮到司马氏当权，朝内无人有足够的势力来挟持皇帝，于是就出了内乱。内乱不停，外患又起，司马氏一路狂奔，偏安于江左了。此便是时运之大势。
　　司马懿、司马昭都是老奸巨猾的人物，司马炎号称神明，按理说基因不会有问题，可是命运的无情处也在这里。司马炎那么好的基因，生个儿子司马衷却是一个超级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一次，他在华林园玩，听到蛤蟆叫，就问身边的随从：这些小东西这么起劲的叫，是为公事叫呢，还是为私事叫呢？皇帝蠢到如此地步，也就给野心家提供了斗狠的机会，直把国家斗成南北朝。
　　晋惠帝司马衷统治年间，后戚、宗亲、大臣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内斗，在内部疯狂互咬。他们根据利益的不同分成三派，先是后戚与司马诸王之间互斗，接着本来团结一致的后戚与后戚之间、诸王与诸王之间，又因为分赃不均，大打出手，最后乃至动用了武力手段，真是景象万千，波澜壮阔。先后参与内讧的司马氏宗室有八个诸侯王，从公元291年一直斗到306年，长达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
　　聪明的司马炎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伸腿才一年，国家竟至如此，干宝说“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
　　公元307年，刘渊称帝，史称后汉。这时白痴皇帝司马衷已死了一年，弟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西晋的倒数第二个皇帝。310年，刘渊的儿子刘聪继帝位。311年，刘渊的侄儿刘曜攻入洛阳，俘获晋怀帝。313年，大年初一，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派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朝旧臣见之，无不痛哭，同年被杀。他的侄儿司马邺在长安继皇帝位，是为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两年之后的315年，刘曜再次攻入长安，晋愍帝乘着羊车，袒露臂膀，口含玉璧，用车拉着棺材，出东门投降。317年11月，刘聪出城打猎，让司马邺穿上军装，拿着画戟，作为先导。12月，刘聪故伎重演，在光极殿大会群臣，命令司马邺斟酒，还洗酒杯。尚书郎辛宾起身，抱着晋愍帝大哭，被拖出去砍了，晋愍帝旋被杀，西晋灭亡。
　　干宝说，“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基广、根深，即在于仁爱百姓，教化乡里，周文王、周武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传祚八百年。西晋倒好，开国之初即沿袭清谈那一套，蔑视忠义礼仪，以不尊法度、放浪形骸为高，以谨守本分、踏实做人为耻。“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于是乎，兄弟不像兄弟，“宗子无维城之助”　，地老鼠似的能咬会钻；大臣不像大臣，“官者为身择利”，只想着争权夺利。“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而天下人也跟着学样，不忠不孝、违礼乱常之事司空见惯，风俗于是“淫僻”，“耻尚”于是“失所”，连基本的是非黑白都没有了。这样的局面，即使是“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何况那几个白痴皇帝。

第二章　治乱因缘（17）
“‘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干宝认为西晋之败，败在“礼法刑政”出了大问题。其论读来惊心。
　　绅士政治（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
　　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
　　绅士政治（二）
　　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治乱因缘（18）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一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实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一个面子，给宏兴宗的屁股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一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彻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一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一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于是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一回事，皇帝要换尽管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种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先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参军。张岱每到一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关系，也不会发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么说也是欠忠诚。而这事确实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因为看不惯这种风气而现身责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一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
　　可是一转瞬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一本《齐书》，这样评论褚渊、王俭：褚渊是世家大族，王俭也不愧为国家精英，但他们连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现在的齐国呢。批得很狠。褚渊的长子褚贲耻父失节，在褚渊病逝后，就隐居在父亲的墓侧，终生不出来做官。可是史书上说，王俭言谈举止，一依儒家古训，齐武帝时，王俭在家开馆，培养了很多学子，重开儒学之风。
　　寒人掌权
　　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六十六年岁的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他在游览城北的北固亭时，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上阕是这么写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治乱因缘（19）
京口，是江苏镇江的旧称，当年孙权孙仲谋曾在此定都，后迁都建业，在原地置京口镇，建立南北朝之宋的刘裕，打小就生长在这里。辛弃疾借怀古来一吐胸襟，但对刘裕气吞万里的事业，是很佩服的。
　　刘裕，小名寄奴，单从这个名字看，便可见他童年的凄苦。刘裕出生时，母亲就死了，其父因家境贫寒，想将他遗弃。他的婶母听说后，连忙赶来，断了还未满周岁的儿子刘怀敬的奶而去给刘裕喂奶，这才救了刘裕的命，也才有刘裕后来的事业。刘裕粗通文字，早年卖鞋，又好赌一把，为乡人所贱。及风云际会，对内击败孙恩、卢循起义，消灭桓玄、刘毅等主要竞争对手，对外取巴蜀、伐南燕、灭后秦，从一个贫寒子弟摇身一变而成为开国之君，时人称“寒人掌权”。
　　北魏崔浩称他：“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当初，桓玄的妻子看到刘裕龙行虎步、风骨不常，建议杀掉他，桓玄说：“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用。”我以为，与其说是桓玄看重刘裕，不如说刘裕此时羽翼已丰满，桓玄已奈何不得他，但至少桓玄不得不承认，刘裕确非庸才。有时我常想，天地间还真有一种才能是天生的，否则无以解释刘裕以及那些平民英雄身上，散发出来的惊世气象。
　　《庄子》记载了这样一个寓言，人用手来阻挡风，风却连他的一根指头都奈何不得，但拔大树、飞大屋却只有风能够做到，“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余读书至此很有感慨，天下英雄之出处莫不悲凉若是，却也只有气概人物，才能在众人的眼缝里，以众小不胜，终至大胜，做出一番事业来。
　　东晋末年，朝廷纲纪不立，豪族不法，小民穷困，刘裕以身作则，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儿子得道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人情之常，古今概莫能外，凡人沾着“得道”的仙气，大抵是要风光体面的。儿子得势，父母亦不例外。
　　五代之后周太祖郭威，无子，以内兄柴守礼之子柴荣为养子。柴荣后来继位为周世宗，而父亲柴守礼居洛阳，虽终其余年未尝至京师见儿子，可是仗着儿子是皇帝，多行不法，尝杀人于市，世宗不问。是时，王溥、汪晏、王彦超、韩令坤等同为将相，他们的老父也都在洛阳，与柴守礼朝夕往还，惟意所为，时人鄙称“十阿父”，很有“升天”的代表性。
　　而我说，儿子得道，老父不升天，则见旨趣了。余极钦佩那些有势却不仗势的人物，真是高洁。
　　五胡十六国，前燕主慕容俊，征幽州刺史乙逸为左光禄大夫。乙逸夫妇乘着窄小简朴的小车，很低调地来了。儿子乙璋却带着随从数十骑，服饰甚丽，很高调地前来迎接。乙逸大怒，闭车不与言。到了邺城，将儿子痛骂一顿，乙璋犹不悔改，依然我行我素。乙逸常担心儿子会因此而招祸，而乙璋却一路官运亨通，历中书令、御史中丞，位在老子之右。乙逸于是感叹说：“我从小就注意品行，克己守道，仅能免罪。乙璋不治节俭，专为奢纵，却屡被重用，这难道只是乙璋好运气吗，实是世风如此啊。”慕容俊听说后，半晌说不出话。
　　刘裕未称帝时，谢晦为右卫将军，很得刘裕看重，权势很大。谢晦自彭城（徐州）还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哥哥谢瞻见之，惊骇不已，对弟弟说：“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于是用篱笆将庭院一分为二。后来谢瞻对刘裕说，我本寒士，父祖官也做得不大，而我弟弟年才三十，才能平平，却身居高位，这不是好事，怕要惹祸，恳请宋公稍加降黜，以保衰门。前后说了很多次。公元420年，刘裕即位，谢晦以佐命之功，益发得到重用，谢瞻愈忧惧。第二年，谢瞻在豫章太守任上染病不治，临终前，遗书劝弟弟说：“我算是得善终了，死又何憾！你要好自为之啊。”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治乱因缘（20）
谢瞻说弟弟“志用凡近”，显然是客气话，谢晦能力不常，受刘裕顾命辅少帝，后来见刘义符游戏无度，与徐羡之、檀道济一起，先废后杀。同时，还杀了宋文帝的二哥刘义真，拥立宋文帝，有震主之功。但谢瞻对弟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谢晦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公元424年，谢晦出镇荆州，当他出发时，回头看着建康石头城，放心地说，我总算脱险了。而仅仅二年之后，宋文帝就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先捕杀了徐羡之、傅亮及谢晦之子谢世休、弟谢嚼等，后发兵攻谢晦。宋文帝对檀道济网开一面，因为刘义隆深知，要打败拥兵自重的谢晦，非檀道济不可。于是在檀道济的强力攻势下，谢晦兵败被杀。（古语说，长兄如父，故一并言之。）
　　刘宋时的另一志洁人物颜延之，诗人，与谢灵运的关系很好，时称“颜谢”，但没有谢灵运的傲脾气。其子颜竣地位也是显赫，可是老子却从不接受儿子孝敬来的奢侈品，依然布衣茅屋，萧然如故。一次出门，乘着弱牛笨车，恰逢颜竣的“仪仗队”耀武扬威地鸣锣开道，立即闪到路边。他对儿子说：“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颜延之一天早晨去看儿子，见宾客盈门，颜竣还在高卧未起，颜延之大怒说：“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后来，颜竣无大过而被祸，还真是骄宠以致灭身。
　　清雅之士
　　清水煮活鱼，味之上品者也。如果雨夜，面前有这么一碗汤，酒盅里还有一些烧酒，那就太好了，一直呷到微醺，雨却在外面淅淅沥沥，直到天明。清雅之士对生活的理解不出其右，清淡得近乎枯寂。但和颓废却是不同的，就像竹叶疏落，竹干却是笔直。“绳墨自矫，以备世之急。”庄子说。
　　东魏权臣高欢礼聘儒生卢景裕当家庭教师，教授诸子。有刁难者对卢老师的学问提出质疑，甚至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卢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迹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经日端严，如对宾客。
　　我读史书，极喜遇到这样的人物，即如雨打在暗夜的水泥地上，枕上听来亦是可喜。
　　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南朝之齐，后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萧衍年少时和他就有交往，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手敕招之，陶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咨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想起庄子的一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并不急急于功名，只做认为当做的事，韬光养晦也好，和光同尘也好，潜龙勿用也好，总之是知足本分，箪食瓢饮。
　　后赵石勒既灭王浚，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争相去巴结石勒，馈赂交错。唯独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这二人傲性不来。石勒很生气，把他们找来，责让说：“王浚暴虐，孤灭他是正义的，诸人皆来庆谢，就你们二人不来，什么意思，想找死吗？”对曰：“我等世仕晋朝，吃晋朝俸禄，王浚虽是大老粗一个，但还是晋之藩臣，奉晋朝正朔，所以我等追随他，不敢有二心。明公如果不修德义，专事威刑，那我们只有甘愿受死的份儿，没什么好说的。”说完，两人扭头就走。石勒连忙把他们追回来，赶紧赔不是，待以客礼。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个个家赀巨万，唯独裴宪、荀绰止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余斛而已。石勒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第二章　治乱因缘（21）
如此人臣，何代无之。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篡位，却搞起禅让的花样。禅让当天，朝廷百官都来捧场，唯独侍中谢朏一人在那美好的日子里砸场。
　　那天恰好谢朏当班，按侍中的职责，当解下宋顺帝的玺绶，上奉萧道成。当吉辰到时，谢朏却假装不知道，看见傅诏盯着他看，反问说：“有什么事？”傅诏说：“解玺绶授齐王。”谢朏说：“齐王有他自己的侍中。”于是把枕头拉过躺下睡觉。傅诏替谢朏担心，让他装病。谢朏说：“我没病，怎么装！”遂朝服步出掖门，登车还宅。
　　陈婴母与王陵母
　　陈婴在秦末时是东阳县的令史，平素为人诚信而严谨，很得人心，称为仁厚长者。陈胜王一举旗，东阳县也呼啦响应，聚众两万多人，杀了县令，公推*陈婴为王。陈婴回去跟母亲商量。母亲告诉他说：“自打我嫁进陈家，没听说你们祖上有出过王侯将相的，现在突然得此大名，是一件很不吉祥的事。不如找一个人投靠，事若成功，凭军功也可以封侯；事若不成，也很容易逃跑，别人也不会注意到无名小卒（‘非世所指’）。”
　　这就是婴母著名的顶缸论。陈婴因此不敢称王，对拥戴他的那些人说，项氏家族以世代为将有名于楚，现在要想举大事，没有一个得力的将领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投靠项家，一定能够把秦灭了。其众从之，以兵属项梁。
　　陈婴一直追随项羽，汉高祖四年，项羽自刎，归属刘邦。因为平定自立为王的壮息，有功，封堂邑安侯。
　　王陵和刘邦是同县人，且是拜把兄弟，史书上说“高祖微时，兄事陵”。可是王陵这人革命觉悟不够高，待刘邦攻入咸阳，事业有点气候时，才在南阳地区召集了数千人，却不肯跟从沛公。楚汉战争开始之后，才归属汉王。刘邦因之让王陵赶快派人把太公、吕后接来。项羽却抢先一步得到讯息，在阳夏（据胡三省，夏音贾）一带阻击王陵，劫了太公、吕后，同时落入项羽之手的还有王陵的母亲。
　　项羽于是跟王陵谈条件，当着王陵使者的面，让陵母东向坐，表示尊敬。而陵母在给使者送行的时候，流着眼泪，偷偷对使者说：“请您代老妾转告吾儿，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汉王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一定能够夺得天下，不要因为老母亲而生二心，我以死送您。”拔出使者的佩剑，自刎而死。项王大怒，连死人也不放过，烹陵母。
　　王陵终得铁心追随刘邦，封安国侯。这个侯位很有意思，安国虽是个地名，但也可以看出刘邦对此人期许很高，安国，安邦定国嘛。汉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地位在陈平之右。
　　婴母知时，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能为。陵母知人，兴亡成败全系乎一人之身。因此，班固极推重这两位知见高超的伟大母亲，他说：“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就是说，婴母与陵母，作为妇道人家，却能洞达事物的道理，明了祸福的关键，不但很好地保存了家族，而且也使名声垂于史册，博得后人的敬重，大丈夫处世也不过如此了。
　　避祸
　　杨彪、袁闳、范粲，此三者皆处身乱世，或为避祸，或为节义，行为“乖张”，很有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味道。对此等人物吾深表敬意，庄子也不过主张和光同尘而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治乱因缘（22）
杨彪，杨修他爹，杨彪及其祖上声名赫赫，四世三公，与袁氏世家并驾。献帝时拜为太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专权，欲迁都以避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的兴兵*，杨彪力争，被免职。董卓死，复起为太尉。后遭曹操疑忌，欲杀之，孔融力救始免。杨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以免祸。儿子杨修很聪明，但聪明不过他爹，公元219年被杀。
　　袁绍、袁术、袁闳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道：“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　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其实更像牢房，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莫得见。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名列《高士传》。故而清唐孙华有一句诗说：“藏身且筑袁闳室，避世难求秦系峰。”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金墉，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于是假装神经病，住在车上，足不履地，不出门，不说话。子孙有婚宦大事，与他商量，合他的意则脸色不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道他的意思。他的三个儿子也受他影响，无心仕途，不大关心外面的事，足不出邑里。司马炎即帝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范乔代父辞不受。范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几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古人之意志力诚不可想象。陆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写《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而周作人折节小日本，则毁了一世文名。
　　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诸葛亮自辅佐蜀汉后主（223年），至其病没（234年），共掌权十一年。晚年六次北伐曹魏，有的说是五次，其实只有二次出祁山。取六出祁山者，是泛指其西线北伐的整体战略行动而言。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地扼蜀陇咽喉，成为魏蜀必争之地。其实进攻曹魏不必绕远途，诚如魏延所建议的，由他统兵万人出子午谷袭取潼关，与由斜谷出兵的诸葛亮大军会师，这样便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司马懿不是也担心蜀汉军队进兵斜谷么。诸葛亮之所以不同意魏延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考虑：
　　一是子午谷此时已废，而褒斜谷难行。子午谷，北口为子谷，南口为午谷，北口距长安仅百里。子午谷全长六百六十里，刘邦入汉中，烧绝栈道，即在此处。汉顺帝时罢此道而通褒斜道，至三国时已荒废。
　　褒斜谷，南口曰褒谷，北口曰斜谷，全长四百七十余里，进兵此道，可由褒中（陕西褒城）直驱郿县（陕西郿线北），但路途险阻，行军不易，且有被伏击的危险。
　　二是大军由汉中沿西汉水平坦地带，出祁山，即进入关山道，为陇山东西要道。西口即街亭（甘肃秦安县东北），东口为陇城（陕西陇县），可瞰秦川，其流水汇注于渭水，适于行军，粮运补给也比较方便。
　　三是陇西自古多产马匹，而战马是蜀汉最缺乏的。关中平原及洛阳附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