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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慈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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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暗争皇权（5）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晚饭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半夜以后方才苏醒。他自知难以支撑，于是急忙传谕内廷大臣前来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安排后事。弥留之际，咸丰帝口述了两道谕旨，命辅臣承写：
其一，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
其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也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里的政权体制：小皇帝继立，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辅政体系。
这一套政权体制与顺治时期的“摄政王制度”以及康熙朝的“四大臣”辅政制度有何区别？
顺治时期，多尔衮受封为摄政王，那就是他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也就意味着多尔衮是那个阶段的无冕之王；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由于人数较少，所以形成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而此次咸丰帝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了大臣辅弼制度，只是人数上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能通过多人的互相牵制，杜绝“鳌拜式”专权的出现。
“御赏”、“同道堂”章同时，咸丰帝鉴于康熙时期四辅臣觊觎皇权，致使大权旁落，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由皇帝下达的谕旨，经皇后和小皇帝的同意后，全文开始时加盖皇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则钤印皇帝拥有的“同道堂”印，以解决皇后不能书写汉文，而皇帝又太小不能正常处理朝政的问题。小皇帝只有六岁，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他的母亲慈禧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代表小皇帝执行保管钤印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在咸丰帝弥留之际，出于对皇权的长久考虑，还是把慈禧纳入到皇权的核心中来。慈禧通晓汉文，熟知一切朝政运作，皇后有她协助就会如虎添翼；八大辅臣虽然对慈禧颇有芥蒂，但在情在理他们都无法公然反对。于是，在朝政的运作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兼而有之的体制。
在咸丰帝生命的最后关头，慈禧躲过了成为钩弋夫人的悲惨结局，跻身统治集团的核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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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叔嫂联手（1）
咸丰帝临终的时候，精心设计了权力的分配方案，那就是两位皇后和皇帝为一方，八位辅政大臣为一方，缺一不可。目的就是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确保皇权不会旁落。这样的安排，对于慈禧来说是难得的掌握权力的机会。然而，以肃顺为首的赞襄八大臣能够甘心于平稳的权力过渡吗？慈禧又将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
咸丰帝遗诏对皇权的最后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百密一疏，咸丰帝对于谕旨的拟订、呈览、修改、颁发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留下任何安排意见。当两宫皇太后和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名位相继确定以后，首要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双方的权责，如何分工合作。慈禧非常清楚，谕旨是皇权的象征，谁掌握了谕旨拟订和颁布的权力，谁就控制了最高的权力——皇权。她知道对于朝政运作了如指掌的肃顺不会放弃操控的欲望和企图，她必须从容应对。
咸丰帝逝世后的第三天，为了尽快恢复朝廷政务的正常运作，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共同召见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的拟订、颁发及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最为紧要的事项安排的处理方法。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条陈：
“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
这就是说：一、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订；二、皇后只管钤印，不得改动；三、臣下的奏折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
清朝入关以来，谕旨必须由皇帝亲拟或口授；全国各地的奏折到京后，由内阁票拟，呈交皇帝御览。皇帝逐件朱批后再交下去，由相关部门办理。这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臣下如有伪造谕旨或擅动朱笔批示奏折，将处以抄家灭门之罪。对于肃顺等人的意见，慈禧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侵权”行为。她知道肃顺等人根本没有把她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她清楚此时肃顺等人的心理是：不出宫门的年轻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见识和能耐，没有皇帝撑腰，你们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听命。
其实，肃顺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他完全低估了慈禧对于事物分寸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事态发展的驾驭能力。自从慈禧进宫以来，她朝思暮想、全力以赴的就是等儿子成为皇帝后，自己成为皇太后。当梦已成真、前途大有可为的时候，肃顺等人却要把它夺走，这岂是她能够接受的！几年里，慈禧在侍应咸丰帝处理章疏诏旨时，悉心学习，用心领会，不仅对历朝留下的规制深入探讨，而且特别留意君臣应对中的轻重分际。
在肃顺等人提出条陈以后，慈禧便不徐不急地从咸丰帝的安排说起。首先，她表示皇帝的遗诏是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赞襄就是从旁参赞襄助皇帝处理政务，而不是像顺治朝多尔衮为摄政王一样，直接代皇帝处理政务。其次，如今皇帝虽然年幼，不能担纲政务，但咸丰帝生前已做出安排，用“御赏”和“同道堂”二印代皇帝行使权力，并非将皇权全部委托给八大臣。今天八大臣的意见，不仅违反祖制，而且置先帝遗命不顾，更置他所赐予两宫太后御印于不顾。如此，你们不是在藐视皇权吗？
慈禧的一番阐释，不仅条理明晰，而且简明扼要，处处站在一个“理”上，让人不能不服，不敢不服。谁也没有想到年轻的慈禧竟有如此的表现，连平素跋扈骄横的肃顺也一时无以应对，而其他七人更是愣在当场，面面相觑。慈禧见状，心中暗喜，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意，今后章疏奏折依旧先行呈览，谕旨则由赞襄政务的八大臣拟进，经两宫皇太后和皇帝阅后，加盖两印以为凭信。所有一切应用朱笔处，均以此代之。
至于官员的任免，慈禧完全依从了八大臣的建议，各省督抚等要缺由八大臣提名，请两宫太后裁决；其他人员任命则用掣签（抽签）方法选定。
二
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以两宫太后的胜利而收场，可经过与八大臣的初次交锋，慈禧深深地意识到肃顺等人的目的就是要驾驭皇权。在避暑山庄，在八大臣势力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她们随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摆在她们孤儿寡母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忍辱负重，一任肃顺等人摆布，坐视皇权被臣下僭越；要么，必须在肃顺等人凭借遗诏所赋予的顾命权力肆意妄为的时候，针锋相对。忍辱负重不是慈禧的性格，有胆有识、敢做敢为才是真正的慈禧。她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她通向权力道路上这一最大羁绊。然而，环顾周围，慈禧不由得心生悲凉，可以说此时的她孤立无依。皇帝只有六岁，这还是一个需要她日日照顾的孩童，不足以为依；慈安皇太后虽然是咸丰帝的中宫皇后，凡事理应以她为主，可是慈安忠厚仁慈，不事张扬，“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不识汉字，每有奏折必由慈禧亲自来读并讲给她听，有时竟然一个月也不曾决定一事，她只能是慈禧宫中的姐妹，而不能成为她与肃顺一党斗争的中坚和依靠；虽然自己的妹妹与妹夫醇亲王奕也随驾来到热河，然而奕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没有什么势力与影响，妹妹偶尔到宫中探望她，也只能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她要突破肃顺一党的重围，必须寻求热河以外的帮助。这时，她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
第四讲 叔嫂联手（2）
奕䜣是道光帝第六子，才智过人。人们一直认为与咸丰帝相比，他是当年皇位继承的更好人选。他没有继承皇位，是阴差阳错，还是另有隐情？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的奕䜣皇帝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帝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亲王奕䜣。
道光帝共有九子，立储时，适合候选的只有四子奕（十六岁）、六子奕䜣（十五岁）。
奕的生母死得早，当时奕只有十岁。道光帝将奕托付奕䜣的生母抚育，由于兄弟两人只相差一岁，因此感情甚好。
道光帝晚年，立储大事一直犹豫不定。皇四子奕，“长且贤”，十分仁孝；皇六子奕䜣，“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就在道光帝难以取舍的时候，一件看似无意实则暗藏机关的表演，导致了道光帝选择立储人选的天平倾向了皇四道光皇帝赐给奕䜣的“白虹”刀
子奕。《清史稿·杜受田传》：“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文宗的这段话，就是杜受田揣摩道光帝的心理而为。道光帝立储的标准是以德孝为根本，四子所谓“藏拙示人”的表演，掩盖了他“才”的不足。这正是中国历史的遗憾！
道光帝立储密旨及建储匣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
皇四子奕立为太子
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
两道谕旨同藏于金匮中，这在大清秘密建储的金匮御书中，是仅有的特例。对于一贯遵照祖制的道光帝来说，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他内心对于兄弟两人同样的喜爱之心，以及在由谁继统的抉择过程中踌躇难决的心态。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
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
可这个被道光帝左挑右选的接班人，却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入宫十年，慈禧对于自己丈夫——咸丰帝忧患无为、风流成性的特点了如指掌，她清楚奕䜣在才智上的练达和活跃，以及在皇位继承过程中两兄弟的暗中角逐，一直是咸丰帝心中抹不去的阴影和时时发作的隐忧，虽然咸丰帝一度任命奕䜣在军机处行走，但咸丰帝无法大度地包容周围人对于奕䜣的认可与爱戴。慈禧知道，正是由于康慈皇太后——奕䜣的生母不慎所做的一件事情，咸丰帝就迁怒于奕䜣，不仅开去了奕䜣一切职务，而且还明令奕䜣去“上书房读书”，不给予奕䜣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
在王辏г说摹鹅飨楣适隆分校窃亓讼谭岬塾朕叁�反目的经过：
咸丰五年夏间，已被册封为贵太妃的康慈贵妃病重，咸丰帝、恭王这对兄弟时常探问。某日，咸丰帝前去问安，太妃睡得迷迷瞪瞪，以为是儿子恭王，就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帝发现她说错了话，立即喊了声“额娘”，太妃定睛一看，原来是皇上，不是恭王，随即转身装睡，不再言语。自此，咸丰不得不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对恭王生了嫌疑。又一天，咸丰帝问安，恰逢恭王从内出来，咸丰帝问病情如何，恭王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帝面无表情，只是“哦”了两声，再没表示。谁料恭王随后就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帝大为气愤，但不好明着拒绝，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不久，康慈皇太后去世。一周后，诏令恭王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皇太后的丧仪也被大大减损，据称是秉遵遗诏执行。咸丰帝和恭王的密切关系也到此为止。
第四讲 叔嫂联手（3）
慈禧虽然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奕䜣接触，但对奕䜣的能力还是略知一二。她知道奕䜣的魄力与才干，完全在咸丰帝之上。对于这位小叔子，她由衷地赏识。因此，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她向咸丰帝力荐奕䜣。而在咸丰帝逃至避暑山庄后，奕䜣更是不负众望，在奉命收拾北京残局的过程中，将一切事情的摆布得井井有条。
在以慈禧为主的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一党对峙的时候，奕䜣的力量就成为重要的政治砝码，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慈禧知道与恭王合作的条件，无非就是委以重任，而慈禧眼下的迫切需要就是打败专权的肃顺一党，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这种“大智慧”慈禧是具备的。
避暑山庄内懿贵妃居住的西所
慈禧坚信奕䜣一定能担此大任。可如何能够将“橄榄枝”送交到奕䜣手里？从肃顺一党严密控制之下的热河送信去北京，对于慈禧来说居然成了一件高精尖的“科研任务”。在稗官野史中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传说：
慈禧为了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奕䜣取得联系，在紧要关头，极大地展示了非凡的想象力与智慧。她在众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制造了一件看起来极其平常的后宫事件。她授意宠监安德海与慈安最宠信的宫女双喜发生严重的争执。为了表示对慈安太后的敬重，她严惩了安德海，并命敬事房首领太监将他遣送回京，派在“大扫处”当差，以示惩戒。安德海回京以后，先到主管部门——内务府报到，可一开口就要见主管内务府的大臣宝洌АＤ谖窀闹魇略缇椭腊驳潞Ｊ谴褥摹昂烊恕保桓业÷泵Π阉偷奖Ω１︿＇得报，安德海由热河被押解回京，且声称要见内务府大臣，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召见。安德海叩见后，取出缝在贴身内衣兜里加盖着“御赏”和“同道堂”印的慈禧亲笔信：
两宫太后同谕恭亲王，着即设法，火速驰来行在（热河），以备筹咨大事。密之！特谕。
钤盖“御赏”、“同道堂”章的上谕
真实过程是否如此，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但慈禧一定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将信息从热河传递到北京，这一点符合历史的真实。
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慈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信息封锁，将热河的政治状况和两宫的真实意图完全传递给了恭亲王。
应该说，恭亲王对于咸丰帝在遗诏中将他完全排除出统治集团的核心就满腹狐疑，并心生不满，他不知道按照遗诏中所安排的赞襄大臣辅政的方向走下去，自己能否还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肃顺跋扈异常，依肃顺的做人原则和办事方针一定会竭力排挤自己。他何尝不想如先王多尔衮一样，挺身而出，放手一搏。而恰在此时，两宫太后希望与恭王联合，扳倒肃顺。一致的目标，使得叔嫂一拍即合。
三
慈禧知道奕䜣此次来热河将会颇费周折，因为肃顺等人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奕䜣来此。在咸丰帝病重期间，奕䜣屡次奏请来热河探望哥哥，但肃顺不愿给他们兄弟提供重归于好的机会，因为他担心如此会对自己显赫的权势构成威胁。咸丰帝死后，虽然肃顺勉强把奕䜣列在“恭理丧仪大臣”的名单之列（皇帝治丧委员会），但在列入名单的五位京中官员，除了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奉命“星速赶往”热河，其他四人“均毋庸赶赴热河”。如果说奕䜣未被列入八位赞襄大臣之列，犹可认为是咸丰帝的遗命，但连以恭理丧仪大臣的身份都不能到热河去吊祭哥哥，这实在是肃顺等人骄愎妄为。肃顺之所以骄，是因为他倚仗遗诏，目中无人；之所以愎，是因为他一向刚愎自用，跋扈异常，不能容忍奕䜣分得他丝毫权力。奕䜣获得热河信息以后急奔热河。
咸丰十一年的八月初一，奕䜣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热河密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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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叔嫂联手（4）
祭奠结束，慈禧就迫不及待地要单独召见奕䜣。
按照清朝的制度，一般情况下恭亲王奕䜣晋谒两宫太后的行为，是有一定困难的。清制：王公亲贵谒见后妃，等闲不得见面。一般来说，只有在皇太后或皇帝万寿节（过生日），或者新春元旦，诸王才可以在率领福晋入宫恭贺时得见一面。在热河，两宫太后召见赞襄大臣是因为有咸丰帝的遗命，为了代小皇帝咨商国事。此次，为了掩人耳目，慈禧“以探问京城被劫后情况”为由，要求单独召见。
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了这次难得的会面：两宫太后要求单独召见亲王，肃顺等企图阻拦。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侍郎杜翰倡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辈数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见。”就这样，两宫皇太后才得以单独召见奕䜣。
这次叔嫂之间的会面，可以称得上当时最高层次首脑之间的首次会晤，其内容与宫廷“政变”有关，因此正史自无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根据零星史料和时人笔记中透露出的内容，对这次“峰会”做一番推测：此次会面共计两个小时，详细商议政变的细节，主要有：政变的地点，奕䜣认为热河是八大臣所控制的特区，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迅速启銮回京；外国人对于政变所能采取的态度；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双方一致的意见是醇亲王奕，他既是奕䜣的弟弟、慈禧的妹夫；慈禧还对回銮时间、抵京的时间及车驾与梓宫护卫人员之间的联系等细节，以及京中如何迎接梓宫、捉拿八大臣等过程都与奕䜣进行了详细的商议。经过此番过招，奕䜣这位自诩为文武双全、又有与洋人交涉经验的亲王，不得不对自己仅有二十七岁的嫂子刮目相看，慈禧的聪慧机敏、工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品性，使他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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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实施政变（1）
奕与慈禧商议了政变的整体计划以后，就要启程回京着手准备，而肃顺一党压根儿就没看重这次“叔嫂会”，也乐得奕早日离开热河。所以，在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一个旨在推翻肃顺一党的政变计划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商议完成。八月初七日，奕启程回京。政变计划在了无痕迹的操作下启动了。
一
慈禧知道，按清朝祖制，后妃、宫监不得参与国家大事。要不是咸丰帝遗诏给予她代小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玺的机会，她根本没有参与朝政的正当理由。而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则不然，他们是钦定辅佐幼帝的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小皇帝长大成人，八大臣仍然贪恋权力，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然而，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慈禧清楚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可是此时，她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小皇帝载淳。要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恭亲王，而这是不够的。虽然恭亲王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肃顺等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她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那些不满肃顺“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满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慈禧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周祖培就进入了慈禧的视线。
尊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的谕旨
周祖培从嘉庆朝就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文墨。历经整个道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宣宗实录》（即道光帝的实录）副主编的重任。他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天下钱粮赋税，略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他就任户部汉尚书时，肃顺为户部满尚书青玉“慈禧皇太后之宝”。清朝入关以后，为保证满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都安排满汉两个官员，以满族官员为先。他与肃顺是同僚，且年长肃顺二十多岁，可肃顺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小鞋是肃顺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某日，僚属将汉尚书周祖培已经批阅过的部分文件交肃顺审核时，肃顺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之诺也？”（是谁批阅的文件呀？）部下小声告知：“为周中堂之诺。”（是周中堂批阅的）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就是表示“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肃顺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周祖培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肃顺为人的跋扈。慑于肃顺的淫威，周祖培“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慈禧皇太后之宝”宝文二
慈禧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自己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小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自己鼓噪，作好舆论上的准备，让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䜣与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将他的得意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董元醇不负重托，以《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董元醇来开这个头，正是慈禧与奕䜣的深谋远虑。第一，由董元醇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北京的奕䜣和热河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肃顺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北京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董元醇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肃顺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第五讲 实施政变（2）
董元醇是这样为慈禧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1）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2）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恭王等诸王应该辅政；（3）“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咸丰帝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加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䜣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帝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即使是慈禧也没有预料到，董元醇的奏折在热河引爆了一场政治地震。
八月初八，董元醇奏折到达热河，八大臣细阅以后十分气愤：这哪一条不是冲着我们襄赞八大臣而来！建议太后垂帘，实质就是在八大臣襄赞权力之上，设置皇太后的绝对领导权，八大臣将如何控制皇权？建议亲王与八大臣共同辅弼，岂不是从钦定给他们的权力中分权出去予亲王，专权又从何而谈？
与八大臣态度相反，慈禧阅折后，大喜过望，不由得拍案叫绝：董元醇孺子可教呀！这第一声号角正中肯綮，慈禧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在奏折中尽情展示，尤其是奏折中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建议她行使皇权，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于是，她发下同一天报上来的其他奏折，惟独将这一奏折留着没发，按照宫中的规制，这称为“留中不发”，她要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可八大臣急呀，他们必须即刻反击：誓将董元醇太后垂帘的建议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不待太后批示，他们已经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拟定，假小皇帝口，开篇就直指太后垂帘：
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
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谕旨定下了“是何居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调，就等着太后们盖章了。可慈禧却将折子“留中不发”，这样，他们以皇帝的名义驳斥董折，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就不能进行。于是，八大臣不顾君臣礼节，竟然反复催要。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身份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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