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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椤６�盛昱一再强调奕��“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会触动慈禧更深的嫉妒，企图以此让慈禧收回成命，岂不是缘木求鱼？
　　

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2）
盛昱像
　　慈禧免去奕��所有职务的同时，毫不犹豫地用奕来替代奕��，看重的是奕对自己的敬畏和忠诚。她就是要通过奕——当今皇帝的生父来影响即将亲政的光绪帝，时时保持对自己的一片忠诚。
　　有两件事情令慈禧深深感到奕的“忠诚”。
　　首先，奕主动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就在载湉被抬入宫中的第二天，醇亲王奕似乎知道慈禧心有隐忧，“明智”地向慈禧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光绪朝东华录》记载他上奏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促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惟有哀肯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
　　儿子做了皇帝以后，醇亲王奕充分意识到自己从此将无法参与中枢政务了，这不仅是因为儿子当了皇帝，上殿面君时，难以叩拜如仪，更重要的是他以后出一言、建一策，动辄就会被视为“皇父”、“太上皇”的威势。处理不当，会引起慈禧的疑心。俗话说：功高盖主。可对于他来说，势高也可盖主。怎么办？为了让慈禧放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折锋芒。辞职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无论醇亲王奕是如何考虑的，他的辞职确实令慈禧盘结于心的隐忧得以舒解。由此，慈禧也颇感奕对自己无条件的服从，她特别欣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慈禧深谙此道。奕提出辞职九天以后，慈禧虽然开去了醇亲王奕所管的各项差使，但却特别给予他两项特权，以示奖赏：
　　（1）“嗣后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万寿，均拟请毋庸随班行礼”。
　　（2）赏给“亲王世袭罔替，用示优异”。
　　其次，奕十分配合慈禧对小载湉实施的一切教育手段。慈禧为了使入宫以后的小载湉忘掉原来生活的一切、完全服从自己的意旨，确立了“断亲情”、“立威严”和“传孝道”的教育模式。不管慈禧对小载湉的教育有多么不近人情，奕总是十分理解、百般配合，这令慈禧颇为欣慰。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了小载湉不适应慈禧的教育方式，对于刚刚开始的学习生活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或是静坐不理，或是嬉戏啼哭，即使翁同龢使出浑身解数，也“无知如何”。对此，慈禧的方法就是严厉的惩戒：责骂的同时辅之以不许多吃。为了能让小载湉的学习进行下去，翁同龢不得不求助于奕。奕一到书房，小载湉就非常高兴，人也变得配合多了。但几次以后，奕便不再来了。虽然翁同龢不断邀请，他也借故推辞。今天，我们颇能理解奕的无奈和苦衷。儿子思家、思亲人的孤独与痛苦，他非常清楚，在这难以割断的父子亲情面前，他又何尝不惦念自己孤苦无依的儿子。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不得不面对慈禧一言大于天的事实，儿子被选择为皇帝，这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于儿子今后的一切事情，他已没有任何决定的权力，关心一时不能关心一世，况且过于频繁的往来也会引起慈禧的不满。所以，奕索性不管不问，听凭命运的安排。慈禧知道以后，为奕对自己心怀敬畏而非常满意。
　　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倚重醇亲王奕，她并不担心醇亲王奕与光绪帝联手与自己作对，因为醇亲王奕对自己服从有加。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不是不知道奕��的功劳和能力，可是在归政之前的特别时期里，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此刻，慈禧全然不顾奕是光绪帝的生父，理应回避，她要的就是奕对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效忠尽力，有此就足够了。至于易换中枢是否会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也就只能让位于她对于权力的追逐和安排了。
　　奕则以进一步的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慈禧不二的忠心。
　　三
　　那就是曲意逢迎。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奕对慈禧竭力维护和曲意逢迎的事实，那就是奕积极建议重修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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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3）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位于圆明园之西，是乾隆帝为他的母亲钮祜禄氏的六十大寿而建的一片皇家园林，历时十五年，耗银四百五十万两。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纵火焚烧圆明园的同时，又派一队人马冲入颐和园，不仅将园中数万件珍贵的陈设抢劫一空，而且还将万寿山的“大报恩延寿寺”、“田字殿”、“九百罗汉堂”以及后山的苏州街的建筑焚烧殆尽，连万寿山顶的“智慧海”也未能幸免劫难。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这座皇家园林已成杂草丛生、野狐出没的废园。时人王辏г嗽�经在诗中描写了被侵略者洗劫一空后园中满目疮痍的悲凉景象：
　　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
　　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
　　慈禧一直为自己归政以后的生活进行着精心的设计，经过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的风波以后，慈禧知道在现实条件下再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那么自己将在哪里颐养天年？
　　最先为慈禧考虑并提出重修清漪园的不是慈禧本人，恰恰是当年与奕��一起坚决反对修圆明园的奕。没有史料直接证明这位当朝皇上的生父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态度而第一个出来建议重修清漪园，分析其原因，充其量也不过是为自己的儿子打点将来吧。奕知道慈禧早晚是要归政的，而且他还非常了解慈禧深好炫耀游逸。因此，不如投其所好，借此表示对这位操纵自己儿子、自己及其全家人命运的“皇嫂”一片忠心。
　　颐和园昆明湖旧影
　　可是，奕清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加强海防、筹建海军尚且需要寅吃卯粮，又能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借口提出重修清漪园并筹措资金呢？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慈禧任命奕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这就为奕贡献自己的赤诚提供了理由和施展的机会。
　　首先，奕为重修清漪园找到了理由。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886年9月14日），奕呈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办理”（《清末海军史料》）。既然，建议恢复在昆明湖进行水操的惯例，那么重修一下沿湖的建筑设施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他继续奏请：“因见沿湖（昆明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内务府档案》）
　　颐和园石舫旧影这种瞒天过海的做法，奕也深知不堪一击，在几天后与庆亲王奕劻谈论时局时，他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与苦衷。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了奕的真实想法：奕通过庆亲王奕劻“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益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指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为了加强水军，恢复在昆明湖操练水军旧制，实际上借此名义重修清漪园作为慈禧颐养天年的游憩场所。奕无奈地道出了他建议修清漪园的苦衷，且理由又冠冕堂皇，自然就没有人戳穿他的戏法。于是，重修清漪园的计划得以实施。
　　其次，为重修清漪园筹措到了经费。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计划一经颁布，几乎遭到了举朝反对，根本原因是朝廷财政困窘，无以应付如此庞大的工程。可现如今，财政非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雪上加霜，朝廷的财政可谓国敝民贫。主要表现为：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而边疆危机却日益加深，朝廷无一日不用钱；国内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危害甚重，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是黄河年年决口——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8月），黄河在长清决口，河北、河南均遭水灾；光绪十二年，黄河于河南决口，又泛滥成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性命尚且难保，更何谈上缴租赋！时人对朝廷的财政状况有过一针见血的描写：“自军兴以来，财用匮乏，加以水旱频仍，供亿繁费。会计之臣，东罗西掘，或害重而利微，或损多而益少。征税银不遗尺帛，于币项无补丝毫。海内虚耗，百姓困苦，盖未有如今日者也。”（《光绪朝东华录》）
　　

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4）
财政如此拮据艰窘，上哪里去筹措经费呢？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为修圆明园，让官员捐修，而直到同治十三年四月二日，即修园上谕发布半年之后，总捐款数还不足三十万两，可谓杯水车薪！重修清漪园如果重蹈官员捐修的覆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慈禧深明此理。
　　然而，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终为慈禧重修清漪园找到了款项。既然，昆明湖操练水军的旧制的恢复是为了加强海防，那么重修清漪园也自然是加强海防的必要组成部分，经费也自然应该在海军建设经费中挪用，这种瞒天过海的专款挪用方式成就了慈禧的梦想，可留给我们的却是民族的耻辱和遗憾！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87年1月6日），“醇亲王奕与李鸿章商筹南海工程费，拟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为名，借洋款八十万两”（《北京历史纪年》）。同时，排云殿业已开工，四十四天后，“水操内学堂”于昆明湖畔开学。就这样，这项花费巨大的工程便在心照不宣的前提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大量海军建设经费通过总办大臣奕之手源源不断地移到“清漪园工程”上来。
　　据研究，奕所挪用的海军军费大致有：海军军费的息银、海防捐银、海军衙门“闲款”和海军军费正款等数项，颐和园重修工程仅挪用海军军费就高达数百万两（《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据研究，北洋海军的七艘主力舰，定远、镇远、济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的购置费为七百七十八万两。而在奕统领海军衙门的九年中，没有购置过一艘新舰（《慈禧大传》）。
　　慈禧、奕等人为满足自己私利，置海军建设于不顾，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固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仅仅在挪用海军军费这一项上，他们就难逃其咎。
　　慈禧在归政光绪之前，不遗余力地笼络自己的朝中势力，逐渐构建起后党作为自己的力量，这就使得王朝政治更加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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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1）
同治十年，同治帝十三岁，慈禧以其“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归政；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三岁，慈禧又将以怎样的借口与形式阻挠光绪帝的亲政呢？
　　一
　　中法战争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已经十六岁。屡经蹉跎的他，不仅学已有成，而且在“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光绪朝东华录》）等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时间在一天天地无情流逝着，可光绪帝的亲政与慈禧的归政却不见任何动静。养心殿里，每日无论是召见还是引见，光绪帝依然如泥塑的菩萨一样端坐在前，而慈禧依旧神采奕奕地垂帘于后，听政问政，发号施令。即使光绪帝偶尔对国家军国大事发表意见，也很难引起群臣的注意和重视。此时慈禧的威严仍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成长中的皇帝无论在治国的韬略上，还是在个人的心智上，都无法自由地发挥。慈禧正以她对权力极度的贪婪欲望，分分秒秒地挑战光绪帝渴望亲政的耐心。朝臣们无法预知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佛爷”还会有怎样的表演。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醇亲王奕等人，并发出一道懿旨：
　　“前因皇帝冲龄践阼，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日，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光绪朝东华录》）
　　在这份懿旨中，慈禧表达了三个观点：一是自己有言在先，待“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二是皇帝现在典学有成，表现在“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已具备了亲政的条件，我应该践约了；三是确立了皇帝亲政的时间，从今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明年即行亲政。
　　懿旨中前两个含义我们已经十分明白，但第三个含义或许就有些疑惑，为什么要把光绪帝的亲政放在冬至皇帝祭天这天作为开始？莫非冬至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还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吗？
　　《皇朝礼器图》中的天坛祭器“苍璧”古代帝王亲自参加的最重要的祭祀有三项：天地、社稷、宗庙。主要指的就是祭天地、祭社稷（社是指土地，稷是指五谷）、祭祖先；除此而外。还有其他一些祭祀活动。但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最隆重莫过于祭天，表示“受命于天”的含义。帝王之术，惟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乃至理之言。上下五千年，历代帝王深谙此道。但在万千人中，何以自己偏是帝王之“种”？锦绣河山，何以能摄入自家囊中？必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这天下坐不得，性命也保不住，何谈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等大事，马虎不得！可是，怎样的理由才能使芸芸众生坚信不移？于是，帝王们终于在虚无的“天意”里寻得了正名的依据。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成了帝王们神圣的政治谛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王”字是这样诠注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实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孰能当？天子也。这天子上可通天、下则润物、中以治人，三位一体，以一代之。所以，就有了“奉天承运”的政由天启；就有了囊括四海、鞭笞六合的不世之伟烈；就有了“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的神圣。
　　那么，既然君权天授，皇帝祭天，以示敬意，实属正常。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偏偏要选中冬至这一天祭天来完成亲政的大业呢？
　　从自然现象来看，冬至不过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可古人对冬至的说法，却有着一些人文的含义：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周礼·大司乐》云：“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规定了祭天的地点。因此，冬至日祭天是祭祀中的大礼，选择这一天作为光绪帝亲政的开始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2）
问题是慈禧归政的诚意到底有几分？
　　二
　　慈禧太后像慈禧的懿旨一经颁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真的是“老佛爷”的本意吗？醇亲王奕更是心事重重。那么，慈禧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
　　慈禧此时归政的真正用意，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验之于慈禧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似乎可以对其真正用意做一个符合人性的推断：她并不情愿归政，但形格势禁，她又不得不做出归政的姿态来。
　　就慈禧个人而言，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生命。
　　慈禧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无论是在热河与八大臣进行殊死的斗争，还是屡次打压奕��，还是立不到四岁的载湉继皇帝位等行为背后，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她对权力的追逐，她的生命是由权力铸成的，即使是对别人小到蚊虫叮咬般的分享权力的企图，她也会集聚所有的力量拼死反击，以维护自己权力的完整并证明权力的强大。光绪十二年，慈禧已掌握大清朝政二十五年，可这一年她还不足五十二岁。三十多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慈禧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充沛的精力和过剩的生命力，使得正处于壮年的慈禧能够从容应付繁重的朝政而没有丝毫的倦怠和不适。她怎能甘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将其拱手让给“乳臭未干”的光绪帝。
　　然而，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归政的姿态来。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第一，按照清朝祖制，光绪帝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第二，光绪帝典学勤勉，成绩显著；第三，慈禧原本就有承诺：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刻归政。如果她继续把持权力，无视光绪帝的存在，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势必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这不是慈禧处世的原则和做事的方式。
　　可是，也存在这种可能：一旦慈禧发布归政的懿旨，众臣都同意，公然表示“皇太后圣明”，她将怎样应对？毫无疑问，慈禧一定预料到有这种可能。但三十余年的宫中历练，慈禧早已成为谙熟政治权术的老手，对于审时度势、欲擒故纵的政治谋略，她自然是驾轻就熟。慈禧已经更换了枢臣，她十分清楚，论治国的韬略与才干他们远逊于上届军机大臣们，然而论对自己的忠诚，她却深信不移。在国家与自己的利益之间，慈禧选择了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自己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在这盘政治赌局中，她坚信：在她与光绪帝的政治天平上，这些亲信枢臣们一定会将政治的砝码加在自己的一边。所以，在摆出归政姿态的同时，她有控制局面发展的把握。
　　三
　　不出所料，懿旨发布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三日，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折子纷纷呈到了慈禧的手里，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皇太后继续掌权。其中，以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为首的诸臣工奏折和醇亲王奕的奏折颇具代表性。
　　礼王世铎折中主张：伏请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光绪朝东华录》）。皇帝虽然亲政了，但皇太后也要依然每日进行召见，继续批阅奏章，皇上无论有大事、小事都要随时请示。毫无疑问，这种主张就是要慈禧归政不归权，光绪帝即使亲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醇亲王奕的折请就更加过分了，用翁同龢的评价来解释就是：“含意深远！”（《翁同龢日记》）“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请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臣愚以为归政以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光绪朝东华录》）。按照醇亲王奕的主张，连皇帝现在亲政都不合适，即使要亲政也要等到二十岁，亲政后皇帝也务必按照现在的规制，每日请示，再做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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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3）
醇亲王奕如果说礼王世铎的主张代表了慈禧的亲信大臣们对慈禧的忠心的话，醇亲王奕就近乎于虚伪了，如此表白肯定不是奕的心里话。慈禧归政，对奕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应该说他早就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亲政了。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十二年前，慈禧之所以选择了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无非是为了满足她继续控制权力的欲望。现在慈禧提出归政，只不过是掩人视听，做做样子，她绝不会轻易交出政权。为表忠心，也为避嫌疑，奕必须要向慈禧与众人传达一个信息：我永远不会以皇帝生父自居；我永远没有任何非分的妄想。
　　在这场政治赌局的轮盘中，每一个人都在固守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掷下了自己的政治砝码。
　　对这样的结果，慈禧自是欣喜不已：事态正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向前进展。就这样，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此时却从谏如流，痛快地接受了醇亲王奕——皇帝生父的建议：即使确定了皇帝亲政，也要以皇太后绝对的权威为永远不变的原则。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慈禧成为最大的赢家：既躲开自己迟迟不归政的舆论责难，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大臣们再次进言以后，慈禧正式发布懿旨：“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光绪朝东华录》）
　　就这样，慈禧以臣下屡次恳请作为前提，将训政的提议确定下来，此一结果虽然是慈禧的预设，但却落得个“不得已而为”的美名。我们不得不慨叹：慈禧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手段已近乎出神入化！
　　四
　　光绪皇帝朝服像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责成礼王世铎起草《训政细则》，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出笼。在这个《细则》中，除了祭祀、问安等礼仪依然按照垂帘听政的旧制实行，在施政上做了如下规定：
　　一、凡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定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
　　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我们清楚地看到，根据这个细则，光绪帝没有任何可以自行决定和独立施政的空间，他完全被置于慈禧的控制之下。
　　“恭候慈览”、“恭呈慈览发下”是这一训政体系的最实质的表现：（1）用人权由慈禧裁夺；
　　（2）处理日常事务必须考虑慈禧的意见；
　　（3）召见引见臣工依原仪；
　　（4）披览奏章只有经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显而易见，由垂帘听政到训政，慈禧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而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慈禧可以充分利用训政统治模式来搪塞视听、平息舆论。她可以向天下堂而皇之的表白：我已经归政光绪帝了，至于我继续为王朝操劳，那是群臣的恳请，不是我的本意。
　　其次，慈禧在制度上为自己确立了主宰的地位。
　　有了《训政细则》作为保障，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了。
　　光绪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大臣们按照慈禧的授意为光绪帝的亲政所择的大吉之日。虽然，光绪帝的亲政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在向世人昭示光绪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仅存在，还在日益成长。
　　上午九点，十六岁的光绪帝头戴金冠，身着大黄龙袍，精神焕发地在太和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颁诏天下。
　　

第十九讲　光绪大婚（1）
慈禧“归政”光绪帝了，履行了十二年前的诺言。然而，她却通过《训政细则》，使自己获得了在幕后操纵皇权、事事“提撕”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慈禧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地步，那就是光绪帝的大婚。
　　一
　　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十八岁，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晚婚的年龄。慈禧迟迟不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其目的就是要在权力的巅峰多恋栈一些时日。因为皇帝只要大婚，就应该亲政，况且民间也有“成家立业”之说。然而，慈禧蒙蔽视听的举措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人们不禁要问：慈禧究竟要在何时给光绪帝择后选妃呢？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终于颁发了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德宗实录》）
　　这一懿旨昭示世人：慈禧终于允许光绪帝大婚了！
　　没有更翔实的资料来记述慈禧此时的真实想法，但是可以想见慈禧一定是万般无奈。对于慈禧来说，两年前，也就是光绪十二年，在所谓的光绪帝亲政以后，她获得了“训政数年”的机会，实质上就是慈禧继续临朝称制。可是光绪帝日渐长大的年龄并没有给慈禧提供充分的训政时间，因为光绪帝的“晚婚”已经成为慈禧不容回避的事实。虽然，没有关于光绪帝晚婚因而招来朝臣们颇多议论的记载，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朝臣以及后宫中不会没有看法和议论。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境地。
　　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懿旨颁发后，朝廷上下颇为震动，反应最强烈最直接的人就莫过于光绪帝本人。在懿旨颁发的当天，光绪帝不再客气，亦不再推辞，顺水推舟地发下了一道上谕：
　　“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酬议具奏。”（《德宗实录》）
　　从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绪帝当时的心情：
　　首先是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
　　如果说当四岁不到的载湉被慈禧选定为皇位继承人时他还不知皇帝是权力的主宰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教育程度的加深，光绪帝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仅有皇位而没有皇权的尴尬，他努力地学习，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胜任皇权。然而，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确实令光绪帝的亲政之路曲折而漫长。光绪十二年，慈禧在归政问题上大做文章时，确实使光绪帝大为失望，为此他在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