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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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桓龌又�不去的绝对权威、绝对的君主——慈禧，自己的“亲爸爸”。
　　第三，传孝道。
　　慈禧在断亲情、立威严的同时，还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光绪帝，反复强化孝道教育。
　　据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说：慈禧为了让光绪帝长大成人后仍然能够顺从她，“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
　　慈禧从主宰者的立场出发，站在施与者的角度，片面强调载湉及其家人必须对她感恩戴德。可是她不明白，感恩是由爱激发个体心灵而产生的共鸣，促使受体产生更深刻的情感体验，萌发他们的感恩心理，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的一种行为。慈禧无法意识到，她所谓的恩赐，无情地拆散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骨肉亲情，慈禧强行实现的与载湉之间的母子关系是建立在幼儿从小失去家庭的保护与温暖、父母失去骨肉亲情的极度痛苦之上的霸道行为，而不是慈禧所理解的千年等一回的恩惠！这就是专制！这就是霸道！慈禧是专制的代表，她霸道地剥夺了本属于载湉及其家人的家庭温暖，她的霸道无情对于亲人也绝不例外。
　　小载湉被强制地带离了父母，离开温暖幸福的家，走进了陌生的深宫。这里有周而复始的繁琐礼节，有难以穷尽的应对，还有慈禧无所不在的威严。这位大清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得到了令人羡慕的锦衣玉食、仆从如云的“幸福生活”和亿万人无限向往的王者之尊吗？
　　二
　　慈禧把小载湉带入宫中，建立了所谓的母子关系，却疏于对小载湉的关心与照顾。这一方面源于慈禧忙于朝廷纷繁复杂的政务，另一方面则源于慈禧作为母亲所呈现的自身的不足，她对儿子，无论是前期的同治帝，还是后期的光绪帝，都是威严有余而关爱不足。慈禧奉行威严教育，她完全不考虑一个孩子有什么感情需要，更不考虑一个还处于幼童期的光绪帝需要什么样特殊的生理与心理照顾和关心。总之，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根本不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母爱”，在正常“母爱”的滋润下，让成长中的孩子感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暖。
　　小载湉入宫前，在醇王府曾经得过重症痢疾，险些丧命。幸亏采用针灸治疗，才得以不死，但身体一直很弱。入宫以后，慈禧把他交给太监全权管理。由于小载湉常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年龄又太小，照顾他的太监也未免对他心存不敬。
　　从《翁同龢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看，光绪帝入宫时身体确实很差，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说话结结巴巴，且胆小怕声，雨天打雷，会吓得大喊大叫。一次光绪帝“读（书）时正雷电，以一手拥护，左右而大声，以雨声相乱”。
　　这样一个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的小皇帝，他所需要的是母亲般的体贴与关爱、父亲般的依靠和支持。然而，他既没有皇帝应有的尊崇，也没有一个属于幼童所应得到的关心与照顾。
　　《戊戌政变记》中引述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道：“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极（基），登极（基）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

第十四讲　“君臣”母子（3）
从个人关系而言，光绪帝是慈禧的外甥也是侄儿，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然而，在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宫廷政治中，权力大于亲情，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为归依。由此引起骨肉相侵、父子相杀、兄弟相残历史上屡见不鲜，从来不讲什么血缘亲情。慈禧对光绪帝“绝不以为念”倒还不至于，因为光绪帝的存在与慈禧政治命运攸关。然而，却也很难想象慈禧的关照会真正等同于母亲的照顾。
　　慈禧忽略对载湉精神的抚慰、情感的交流和生活的关爱。入宫后的光绪帝，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小载湉常常“腹痛不思食”，由于太监们不负责任，他的日常饮食非常不合口味。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光绪帝每日饭食“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因此，吃不饱的小皇帝常常跑到太监房间里找吃的。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光绪帝从小面对的就是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目光，严厉的呵斥，严格的管束。有道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为了让载湉成为自己心目中合格的工具，她给予载湉的是疏于关心的日常生活和正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长期陷于无助和孤独之中的光绪帝，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这直接影响着他以后的精神状态及身体状况。
　　转眼间，光绪帝在宫中度过了他最初最不适应的一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初，虚岁六岁（实际只有四岁半）的他按照清朝的祖制该上学了。
　　三
　　翁同龢慈禧将小载湉带进宫中一年后，按照祖制给他安排帝师。
　　以往的朝代，因为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此为皇太子设立专门的老师。而清朝自雍正朝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度，不公开继承人，于是所有皇子普遍实行教育，且课程时间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
　　赵翼《簷曝杂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以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务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清朝祖制规定皇子六岁开始读书。同治帝登基就是读书的年龄，因此应设帝师。小载湉也是皇帝，慈禧同样要为他找寻帝师。如何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帝培养成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成为这一时期慈禧反复思虑的头等大事。经过一番权衡和比较，慈禧认为翁同龢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仅仅因为翁同龢国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重要的是他曾做过同治帝的师傅，授读时尽心尽力，效果之佳，在人耳目。慈禧决定选翁同龢做光绪帝的师傅。
　　正式开学的时间，选择在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而“开学典礼”却提前进行了。
　　在养心殿东暖阁内，小皇帝面南坐在一张小桌后，翁同龢与侍学诸臣叩拜后，翁同龢走上前，在皇帝面前的小书案上铺好纸张，端端正正地写下“天下太平”和“正大光明”八个字，众人对小皇帝的期望无不包含其中。然后，他又把着皇帝的小手，在红仿格纸上重写一遍。整个师生见面会只持续了三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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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君臣”母子（4）
养心殿东暖阁从这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书房裁撤，光绪帝共与师傅相伴学习二十二年。
　　我们来看看翁同龢在日记里对光绪帝学习状况的记载：
　　“读极佳，一切皆顺，点书不复争执矣”（光绪四年十一月四日）；
　　“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是日起，上不俟军机，起即到书房，此于功课大有益也。卯正二来，读极佳，且能讲宫中所看《圣训》”（光绪八年元月二十四日）；
　　“事下极早，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矣”（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
　　从整个《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情况来看，光绪帝的学习情况大致分成两个阶段：
　　1�惫庑魉哪暌郧埃�不适应期
　　光绪皇帝
　　《临颜真卿自书告》这一时期，光绪帝的功课以认字、背书为主，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又由于此时光绪年龄太小，日日晨起学习，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却被束缚在教室里读书，因此小光绪不耐烦，常常无论如何相劝，就是静坐不理，甚至嬉戏啼呼，哭闹不止。
　　2�惫庑魉哪暌院螅�渐入佳境光绪四年以后，课程改为全天，压力加大，身体较差的光绪帝难以承担，但他却渐渐地热爱学习，学习的状态也越来越投入。翁同龢在日记中如上记载比比皆是。
　　光绪帝与同治帝都是幼年继承皇位，都由翁同龢做老师，都是慈禧垂帘听政，而两个皇帝的学习状态上竟然如此的不同。我们不否认两个孩子之间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但除此而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有这样两个原因值得考虑：1�毙睦淼脑�因慈禧是同治帝的亲生母亲，虽然宫中的一些规定使得母子不能尽享母爱儿欢，但对亲生骨肉发自内心的疼爱与关心是无法阻隔的，即使有时显得严厉与无情。然而，光绪帝则不同。不足四岁的小载湉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晚上被突然打断，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环境、繁杂的事物和这个被称为“亲爸爸”的女人无穷尽的呵斥与严惩。光绪帝的宫中生活孤独、无助，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不得不仰人鼻息，他以一颗幼小的心灵努力体会慈禧的喜怒哀乐。渐渐他发现，读书不好，就会遭到慈禧严厉叱责。而读书认真一些，慈禧就能够给自己一点温情。当他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常常以读书来讨得慈禧少有的温情。2�倍晕掏�龢父亲般的依恋
　　翁同龢自从成为光绪帝的师傅以后，就将自己的一片怜爱倾注在这个可怜的小皇帝身上。他不仅在学习上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开导，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料，常常为光绪帝排解心中的烦恼。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帝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有时就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光绪帝自己铺炕，弄得手指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翁同龢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翁同龢的一举一动在光绪帝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孤独、无助的他，把师傅视为保护神和依靠。光绪帝时常因“腹痛不思食”而空腹到书房读书，太监既不向慈禧禀报，也不向翁同龢说明，于是光绪帝常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翁同龢总是找太监理论，为光绪帝撑腰。师傅为孩子排解心中的小小不安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而在光绪帝的心中，翁师傅是多么慈祥、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师傅是他心中的依靠。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心里渐渐地形成了对翁同龢犹如父亲般的依恋。师傅让他努力学习，他就照着师傅说的去做，他要让师傅开心，他要让师傅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翁同龢请假回籍处理家事，光绪帝从慈禧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非常失落，一天都“意绪不佳，彷徨不已”（《翁同龢日记》）。本来第二天无课，可他仍“传明日书房照常”，不愿意让师傅走。翁同龢离京的两个月中，光绪帝无心读书，不但遍数减少，甚至连读书声也没有。待翁同龢回到书房，光绪帝拉着翁同龢的手，眼里含着幸福的泪水哽咽地说：“吾思汝久已！”一个说得情真意切，一个听得老泪横流。这一天，光绪帝意气风发，一遍遍大声读书。小光绪是用自己本能的童真表达着师傅归来的那种幸福与欣喜，他更想用自己优异的表现来挽留住师傅，希望师傅不要将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个没有温情、没有关爱的深深禁宫之中。孩子的童真感动了书房的太监，他们偷偷地告诉翁同龢：“久不闻此声也。”（《翁同龢日记》）此时，光绪帝只有七岁。
　　

第十四讲　“君臣”母子（5）
至光绪八年以后，光绪帝在书房里学习和看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里成为他寻找依靠和精神慰藉的乐园。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帝却对此不感兴趣，在这样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此等皆郑声也”（《翁同龢日记》）。连慈禧都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对于光绪帝渐渐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和感悟力强的特点，翁同龢欣喜不已，他觉得只要好好引导，光绪帝一定会成为大有作为的君主。
　　

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1）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年仅四十五岁的慈安皇太后猝然崩逝于钟粹宫。随着这位比慈禧还小两岁的仁爱忠厚皇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骤然变成慈禧一人独裁。因此，对于她的死因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她的猝死与慈禧联系起来。
　　一
　　光绪七年（1881）初，慈禧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医入京诊治。朝政也只好由慈安一人打点。据史载，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未见身体有何大的异常之处，只是“两颊微赤”（《述庵秘录》）。然而，次日早，“东太后（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翁同龢日记》）。晚间即暴病身亡。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难以接受。一时间，人们对于一向身体比较健康的慈安的死，大为不解。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听说慈安突然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类钞》）于是，朝野上下种种猜测不胫而走。人们以所掌握少之又少的“线索”，对慈安的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更有甚者，人们任想象的野马自由驰骋，不断地结构着关于她不幸去世的篇章，使得她的死变得疑云密布。我们梳理了关于她死因的资料，归纳起来，大致有二类说法：
　　第一类：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第二类：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1�贝褥�逼死
　　《清稗类钞》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外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光绪七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2�贝褥�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这一类描述，多见于野史笔记，虽然十分生动，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定义野史笔记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明末清初的学风》）首先，野史笔记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的记载，不具有权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也多半是当时见闻，或阅读古今图书、经手文物，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这就使得野史笔记具有一定的内容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对野史笔记中的反复转载和传抄的慈安的死因，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著名学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清后外传》）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遗诏，在只有当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烧毁，那谁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药害死慈安，谁又能确认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二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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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2）
慈禧与慈安的关系，以咸丰帝去世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在这一阶段里由于两人宫中位阶差异太大，似乎无法构成恩怨。
　　青玉“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
　　慈安，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自从咸丰二年，慈安与慈禧先后入宫，在确定皇后时，慈安很快就被册立为皇后。而慈禧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贵人，虽然她随后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皇子，母以子贵，她的宫中排位也就一路攀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然而，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宫中后妃的阶位不仅森严，且难以逾越，嫡庶（妻妾）的差别更是不可抹杀。皇后母仪天下，总管六宫。在宫中即使是咸丰帝也颇为敬重慈安，更何况聪颖如慈禧这样的人物，自是执礼恭谦，不敢稍有放肆。
　　“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宝文
　　第二个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至光绪七年慈安去世。在这一阶段里虽然两宫垂帘，但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退一进，相得益彰，似乎也不构成对彼此的威胁。
　　两宫垂帘以后，虽然慈安名分高于慈禧，但并未给慈禧揽权造成任何障碍。《清宫遗闻·慈安皇太后》载：
　　“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慈禧虽长慈安两岁，但是嫡庶之分，仍不得不称慈安一声“姐姐”。凡是涉及朝政举措的大事，慈禧明知道慈安没有异议，依然也先要请示，“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两人在长达二十年间的垂帘听政期间，一直保持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未曾见得两人有重大分歧和争执的记载。这是历朝历代后宫生活中所罕见的。
　　然而，两个判断是非标准存在差异的掌权者，要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不愉快，甚至演化成扞格，那也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
　　一件是慈安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慈禧宠侍安德海。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直隶南皮县人。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自残入宫做太监。他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可以读《论语》、《孟子》这类书籍。他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并赢得慈禧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成为慈禧非常器重的内侍。为此，无论是慈禧诛杀肃顺，还是打压奕��、削夺其“议政王”的封号，都有安德海参与其中。因此，小人得志的安德海更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同治帝和奕��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
　　就这么一个干政擅权、不可一世、有慈禧这样坚硬后台的人，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但安德海不仅出京，而且还私挟妇女、张挂龙凤旗帜、抓差纳贿，一路招摇，惊扰地方。所过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都隐忍不发。结果在山东被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对安德海在宫中拨弄是非、混乱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率领军机大臣持折请示两宫太后的行动后，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商议，时逢慈禧生病，慈安独处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当就地正法。”（《清宫遗闻·安德海》）慈安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一举动，使慈禧丧失了心腹，却又大丢颜面、有苦难言，由此心生嫉恨确属正常。但从而对慈安萌生了杀心又似乎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慈禧嫉恨有人杀了她的心腹太监，那么最要害的人物应该是丁宝桢。他不仅没有顾及慈禧的颜面，毅然决然地缉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应该整治甚而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才对。然而，丁宝桢并未因此而丢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著称的贵州人此后虽不是官运亨通，却也屡有升迁，颇受重视。光绪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而且在这个令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宝桢一生清廉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物追着告他的状，慈禧都不予理睬，将丁宝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备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宝桢尚且如此，她又有何理由杀慈安呢？
　　

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3）
另一件是慈安与同治帝违背慈禧选后意旨，一致坚持选慈禧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为皇后。
　　慈安和同治帝在选后问题上与慈禧的意见有分歧，这对嗜权如命、颐指气使的慈禧来说无疑是空前的打击，她无法原谅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与慈安联盟背叛自己的旨意；她也会十分嫉妒慈安在儿子的心目中拥有比她更为尊崇的地位。她将这一切痛苦转嫁到阿鲁特氏身上，用变相折磨皇后的手段来恣意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治帝死后，阿鲁特氏只得到了一个“嘉顺皇后”的封号，这将意味着她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深居宫中。慈禧立嗣光绪帝，进一步将皇后阿鲁特氏置于难堪的境地，一旦光绪帝确立了皇后，自己将以何身份在这冷寂的宫中安身？本已处境十分艰难的皇后未来的宫中生活不堪设想，她的位置将变得异常尴尬。“刻薄寡恩”的慈禧更使这位皇后深感生活无望，这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辩，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据说，阿鲁特氏曾以一纸片请命于父亲，父亲批了一个“死”字，于是，殉节之志遂决。
　　因此，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皇后阿鲁特氏，也就是“嘉顺皇后”殉死于储秀宫。
　　伴随着嘉顺皇后的死，慈禧郁积心中多年的不悦也就渐渐舒解，二次垂帘后，慈禧风光无限，一切朝政得心应手，她没有任何理由依然为此怀恨慈安，动起杀心。
　　所以，传言慈禧逼死或毒死慈安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面对慈安凡事退让、不与人争的个性，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不可动摇，慈禧完全没有必要逼死或毒死慈安。
　　三
　　野史笔记可信性差，就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于慈安死亡过程的记载。此时翁同龢除了依然承担着光绪帝老师一职，同时他还是礼部尚书。礼部主管皇室的婚丧大典，慈安大丧自然归属他的职责范围。翁同龢负责办理慈安丧仪，对于慈安的死因就有了比较深入和翔实的了解与记载，可信性较强。
　　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安发病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这一天，“东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依据这一病情进展记录，咨询资深中医专家，慈安死因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所导致。根据是：
　　（1）病情特点：起病急骤，进展迅速。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如此快速的病情进展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
　　（2）临床表现：“神识不清”应为有意识障碍；“牙紧”、“有遗尿情形”应为现代中医所称的牙关紧闭和尿失禁。
　　（3）辨证分析：依据以上症状，这一病症按照中医学辨证为脑中风病。而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的御医脉案为“类风痫甚重”，实际就应归属于当今中医学疾病中的中风范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慈安所患之病应为脑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脑血管疾病。
　　其实，慈安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突发，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记》中曾经记载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时慈安二十六岁，“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计二十四天，由“有类肝厥，不能言语”来判断，应视为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属于中风先兆，只不过病症较轻，恢复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三十三岁，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这次所谓的“厥逆”依然是脑供血不足的再次发作，只不过由于治疗及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