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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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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立傅太后的侄孙女为皇后。这样的近亲婚姻在西汉王朝的历任皇帝中并不鲜见，外戚们要想世代延续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这便是一条捷径。 。。
“恶霸”般的皇祖母（2）
又过数日，哀帝下诏，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二人食邑及私府设置的规格，均分别参照王太后和刚刚册立的傅皇后而定。
傅、丁二族从此便在哀帝朝闪亮登场。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被安排在了侍中、附马都尉的位置上。
从表面上看“附马都尉”的职责只是掌管皇帝车马，类似于今天国家元首的车队队长，但关键是做这个官的人侍驾于皇帝的左右，因此实际地位并不低。
以至于发展到了东汉和西晋时代，“附马”一词逐渐成为皇帝女婿的代称。再到后来，便有人把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女婿也称之为“某某马”。
欧阳修在他的小说集《归田录》卷二中，便曾不无讥讽地说：“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附马都尉；故谓之附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丈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在西汉王朝，像附马都尉这种表面看上去微不足道，实际举足轻重的官职并不在少数。
但这位凭着姑母的权势一步登天的花花公子却不务正业，成天琢磨一些下三烂的歪门邪道，还四处传播禁中机密，显示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哀帝实在看不顺眼，便下诏免了他的职，要把他赶回老家去。
连策免他的诏书都已经下了，但人家傅太后却说什么也不依不饶，在哀帝面前大光其火。哀帝拿她没有办法，又只好把傅迁留下。
孔光和师丹对此深为不满，给哀帝上书说：诏书里明明说他“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天子无戏言，如果再留下他，无论对天子的威信还是朝廷的风气，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他们强烈建议哀帝不要收回成命，“以销奸党，应天戒。”但哀帝却不敢和自己的祖母对着干。无论大臣们怎么说，他最终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成命。
班固在《汉书》中述及此事，用了一句话，“（哀帝）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傅太后得势之后，念念不忘当年与她平分元帝之秋色而并称“昭仪”的冯媛，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元帝驾崩后，冯媛便随儿子中山王刘兴去了他的封国。
刘兴已经在两年前病故，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叫刘箕子（后即位为平帝），由祖母冯媛亲自抚养。这个孩子还未满周岁时，便得了一种被称之为“眚病”的怪症，看什么东西模糊不清，甚至时常还会出现“幻视”症状。
这种病在当时被称作是“妖病”，因为患者的幻视被认为是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祟形鬼影。
冯媛费了许多周折也治不好，只得求助于鬼神的保佑。
哀帝听说了这个情况，便派一个叫张由的中郎官带着医生去给刘箕子看病。但这位张由患有狂躁病，还没等到看完小王爷的病，他自己倒犯了病，发怒跑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张由的病倒是好了，但麻烦却来了。他担心受到处罚，便在回答尚书的审讯时编了一个故事，诬陷冯媛以巫术诅咒天子及傅太后。
傅太后正好利用这个理由，派御史丁玄立案调查，把中山国的侍从、官员、冯氏子弟等100多人全部逮捕，分别押往洛阳、魏郡和巨鹿三地关押起来。
如此折腾了几十天也没有搜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或证词。
傅太后不甘心，便重新派中谒者令史立，会同丞相长史、大鸿胪丞等三方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审理此案。傅太后私下向史立许诺，如果此案办得令她满意，事成后必有封侯之赐。
史立心领神会，便将冯媛的妹妹冯习、冯参的###君之等治罪，死者多达数十人。
严刑拷打及威逼利诱之下，巫师刘吾供认说确有诅咒之事。医生徐遂成甚至指认冯习和君之二人串通他谋杀哀帝，还对他说：早年曾有一名姓修的医生用针灸治好了武帝的病，获得过2千万的赏赐；给当今天子治好了病，却连个侯都封不上，不如杀了他，让中山王继位，定然会获丰厚的封赏。
史立便以刘、徐二人的供述为依据，上书弹劾冯媛等人谋反，大逆不道。冯媛被抓了起来审讯，她却始终不认罪。
史立便对她说：想想你当年为了元帝安危，挺身而出挡在大熊前面，何其英勇啊，如今为何变得胆小如鼠了？
冯媛转过脸去对在场的人说：这些都是宫中的话、前朝的事，他一个小官吏是怎么知道的？这分明是想要诬陷我。
“恶霸”般的皇祖母（3）
冯媛说完，便饮药自杀。
冯媛之死，使傅太后多年的积怨终于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她也没有失言，事成之后便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患狂躁病的张由因祸得福，以最先告发冯氏而获赐关内侯。古今中外，因患神经病而获封侯者，恐怕除了张由不会再有第二人了。史立办案有功，晋升中太仆，掌管皇太后车马。
朝野上下、官员百姓，无不同情冯氏之冤。司隶（校尉）孙宝路见不平，上书请求重审此案。
傅太后大怒道：皇帝设你这个司隶，难道是用来对付我的吗？冯氏谋反之事清楚明白，你却偏偏要在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想出我的丑。那么好，把我抓起来好了！
傅太后这一震怒，哀帝也紧张起来，于是便按她的旨意逮捕了孙宝。尚书仆射唐林上书力争，被以孙宝朋党论处，贬到偏远的敦煌去做了一名鱼泽障候（低级追补官员）。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傅太后终于如愿以偿，在自己尊号前去掉了令她生厌的“恭皇”二字，改称帝太太后（后来又改称皇太太后），恭皇后丁姬也改称帝太后。于是，皇宫中便有了王、傅、赵、丁4位“太后”。
当时王太后称长信宫，傅太后便要称永信宫。
终于可以和老对手平起平坐的傅太后开始表现出对王太后的蔑视，和后者说话时经常称呼她为“妪”。这样的称呼如果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多少有些“老娘们”或“老东西”的味道在里面，只是没有这么露骨而已。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正月，举国大旱。于是谣言四起，民间盛传西王母就要降临人间。
西王母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令人恐怖的神话人物。在当时就已经广为流传的《山海经》（刘歆曾对此书做过注解）之“西山经”一章中，是如此描述西王母的：“……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意思是说，西王母居住在遥远的西方一座玉质的高山上，虽然有人的形状，但却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喜欢像猛兽一样尖声长啸；平时披头散发，头上戴满了玉饰，是天庭中分管灾害、五刑和残杀的天神。所谓五刑，在西汉时指黥（刺面）、劓（割鼻）、刖（断足）、宫（阉割男性生殖器）、大辟（斩首）。
人间信奉的神灵，大多都面容慈善，能够寄托凡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00年前的西汉百姓，信奉这么一个凶煞的怪物，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苍生之心灵，何其惶惶不可终日。
西王母降临人间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百姓惊恐。
关东之民四处奔走。每人手中都拿一根禾秆或麻秆，碰到别人就和对方交换一次，称作“行诏筹”。
有时候，一个人最多会在路上碰到1000多人，也就会交换1000多次。没钱的人就赤足步行，有钱的人则骑马乘车狂奔；如遇关隘或城门夜间关闭，便翻墙而入。这些人历经26个郡国，朝着京师长安的方向涌来。
这些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的百姓，集聚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和城郊的田间地头，陈设赌博用具，以歌舞祭祀的方式尽力讨好这位即将降临的凶神。
当时甚至流传着一道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西王母手谕：“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意思是说，西王母敕告天下百姓，如果随身携带这个手谕便可免一死；如果不相信的话，就看看自家的门枢下，一定会发现几根白头发。
凉州刺史杜邺上书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一番别出心裁的解读。他依据《春秋》经义的原理指出，这个事件必定是傅太后干政所致。他说：西王母象征女人，而民间用于祭祀西王母的赌博用具本为男人之器，如今却用来祭祀西王母，便说明了天下的男人都受制于一个女人；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白发”，象征衰老，说明衰老之人身居尊位便难以把握局面，容易造成混乱；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门”本来是供人进出的，象征国家的权柄，“枢”则象征国家权柄中的关键职位。如今傅、丁二族身居朝廷显位，已经遭到上天的警示。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哀帝对杜邺的这道上书做何反应，但可以想象，傅太后定然非常窝火。
也就在杜邺上书的这段时间，傅太后想要让哀帝封她的堂弟傅商为侯。
尚书仆射（尚书令之副职）郑崇上书谏阻，哀帝一时犹豫不定。
傅太后大怒道：哪里有堂堂天子反而受制于一个小臣的道理！
哀帝只好封傅商为汝昌侯。
哀帝即位之初，便曾追封傅太后的父亲（已故）为崇祖侯，这次反而把“崇祖侯”更名为“汝昌哀侯”，说是为了方便傅商继嗣其侯爵。
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傅太后尊显其族的用心是多么的急迫，同时也说明傅氏之宠已经到了连哀帝都觉得不好意思的程度。当初这个“崇祖侯”的封号，起得就有问题。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封号不太可能由后辈继嗣。傅太后的父亲去世得早，没有亲生的儿子，她的3个堂弟中的两个，傅喜和傅晏（哀帝岳父）都已经封侯；如今又觉得再封一个傅氏子弟为侯，显然很过分。想来想去，只能以继嗣的方式来解决，于是便想出了这么个滑稽的办法来，以后辈的封号来重新矫正先辈的封号。
傅氏外戚集团的另类分子（1）
傅喜和傅晏是傅氏外戚集团在朝中最活跃的两个人物，但二人的立场与品行却相去甚远。傅晏和傅太后如出一辙，因此成为她最得力的干将。但傅喜却与他们格格不入，在傅太后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吃里爬外的叛逆者。
傅喜自幼好学，品行过人，在哀帝即位时便被任命为卫尉（负责皇宫警卫），稍后即升迁为右将军，正式进入朝廷重臣的行列。
但也正在此时，姑母傅太后参与朝政的欲望令傅喜忧心忡忡。他以为自己和这位姑母关起门来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好说的话，于是便数次向她进言，建议她不要再来搅和本来就已经一团乱麻的朝局。
刚开始的时候，傅太后只是觉得他很扫兴；接下来便对他非常失望；到最后进而发展成为对他的仇视。
哀帝即位不久，王太后便指使大司马王莽辞官回家，以避开傅太后的锋芒。王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首辅大臣，他的离去让朝臣们感觉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于是便纷纷把希望寄托在傅喜身上。
但是，此时已经非常失望的傅太后，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让傅喜来当这个首辅的。她非常清楚，如果他当上了首辅，以他从政的理念、立场和在朝廷的威望，自己今后指不定会有多么难过。
既然身为右将军的傅喜不可能出任大司马，于是左将军师丹便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首辅的位置。更加出乎朝臣们意料的是，傅喜竟然被免了右将军的职务，改任光禄大夫，回家养病。
大司空何武和尚书令唐林看到这种局面，便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二人同时上书，称傅喜为“傅氏贤子”，众望所归，让他立于朝堂之上，实乃“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
哀帝本人也对傅喜颇为倚重，对何、唐二人的观点深有同感。不过这时候他还有另外一番心思，担心成帝朝的重臣们过于强势，影响自己的政令畅通。他非但没把傅太后的干政当成自己的绊脚石，反而想借她的手来对朝中关键人事进行重新洗牌。
这是历代头头脑脑们都惯用的伎俩。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里，看到某些大家都公认的品行不端之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便误以为是“一把手”昏了头、瞎了眼，竟然看不到这种“奸臣当道”的局面。殊不知这正是“一把手”自己布的局，他要借这些所谓“奸臣”之手，来达到自己并非很光明的目的，于是便对他们的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既然要让人家来背这个黑锅，总得给人家一点儿甜头。等到目的达到了，再来个“为民除害”，亲手铲除这些“奸臣”们。这种过河拆桥的行径，往往都会落得个“英明”的美名，让下属们心生对自己的感恩与颂扬。何乐而不为？
当然，以哀帝的年龄（仅仅19岁）、阅历，及其与傅太后血浓于水的亲情，他未必能够考虑得如此深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即位之初便有意纵容傅太后，来达到对重大人事格局重新洗牌的目的。
于是便有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2个月后，哀帝居然找了一个借口，策免了何武的大司空官职，保留其侯爵，遣返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同时将大司马师丹改任大司空，把首辅的位置腾了出来。
策免何武的借口简单而牵强：他派人去四川郫县老家接后母来长安奉养，但正好遇到成帝驾崩；他担心政局动荡，沿途不安全，便暂时让后母留在老家。于是便有人上书说他用心不诚。
这正好为哀帝提供了策免他的理由。
又过了3个月，到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正月，哀帝再次起用傅喜，任命他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虽然经过这么一次起落，傅喜还是禀性不移，依旧与傅氏家风格格不入。人家都骄奢淫逸，他却恭俭严谨，俨然是一个傅氏外戚集团里的另类分子。
此时傅太后还被称为“恭皇太后”，名号上稍逊后者一小筹，是她的一块心病。这年秋天，傅太后又指使别人上书为自己加尊号。
哀帝让朝臣们充分发表意见，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得罪傅太后，唯有傅喜和孔光、师丹三人持反对意见。
傅太后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再一次勃然大怒——在哀帝朝，傅太后最多的情绪表现便是发怒。
一边是专横刚暴的祖母；另一边却是德高望重的“三公”（大司马、丞相、大司空），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互不相让，把哀帝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傅氏外戚集团的另类分子（2）
傅太后自然是惹不起的，他希望傅喜能够退一步，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于是便采取了“舍卒保车”的策略，先策免了师丹，想以此来打动傅喜。
正好师丹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也很让哀帝恼火。
当时不知是谁给哀帝上书说：远古的先民都是以龟甲和贝壳作货币，如今却用金属铸币。这东西造价太高，所以才把老百姓都给拖穷了。建议朝廷再改回去，重新以龟甲和贝壳为货币。
哀帝便问师丹，师丹说可以改。
于是哀帝又指示群臣公议，大家都认为现行的钱币已经通行了很久，老百姓都习惯了，一下子改回去是不可能的。
这时的师丹年事已经很高。他忘了自己曾经对哀帝说过的观点，竟然又反过头来赞同群臣的意见。
还有一次，师丹让一个下属替他写奏书。这家伙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帮师丹写好后自己又抄录了一份拿在手中。
这事儿很快便传到了丁、傅外戚子弟们的耳朵里。他们便指使同党上书告发师丹，说他把上报天子的密奏到处乱传，弄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在如何处置师丹的问题上，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还是丁、傅外戚势力占了上风，哀帝便顺水推舟把他给免了。
但令哀帝没有想到的是，罢免了师丹竟也打不动傅喜。他依然是一根筋，非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哀帝实在没有办法，数月之后便连他也一并免了。
再一次取胜的傅太后决定乘胜追击。
杜业当初在攻击王根的同时，便向哀帝举荐了赋闲在家的后将军朱博。哀帝便于1年前重新起用他继师丹为大司空。朱博不久便建议再把“大司空”一职重新改为“御史大夫”，他自己便被重新任命为御史大夫。
东山再起之后的朱博大概是老糊涂了。他居然和傅太后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丞相孔光。孔光被免为庶人，身为副丞相（御史大夫）的朱博便递补为丞相，少府赵玄则被擢升为御史大夫。
这时，黄门侍郎扬雄提醒哀帝说：朱博比较强势，多权谋，是个将军的好材料，但却不适合做丞相。
但哀帝根本听不进去。
孔光被拿下后，傅太后仍然不放心傅喜，于是便让傅晏游说朱博站出来，提议把傅喜的爵位也一并免了。朱博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便去串通御史大夫赵玄一并上书。
赵玄感到很为难，便对朱博说：傅喜的事情已经有了定论，如果再提出来是不是不合适啊？
朱博生气地说：可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傅晏，匹夫之间相约，尚且要以死报之，何况人家还贵为皇后之父？你不想帮我，那我就只好去死了。
赵玄无可奈何，只得应允。
哀帝非常清楚傅太后对傅喜的仇视，接到朱、赵二人的奏书后便怀疑是她在幕后指使，于是派尚书去把赵玄召来询问。赵玄心虚，很快便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对自己与朱博的阴谋供认不讳。
哀帝大怒，下令左将军彭宣牵头，由其他部门参与，对此事立案调查。调查结果属实。哀帝便派人逮捕朱博。朱博自杀。
陈圣刘太平皇帝
这时已转眼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6年）上半年，哀帝即位刚好2周年，差不多完成了朝中人事的洗牌。
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位年仅21岁的皇帝从此便可以鸿图大展了。另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已经向他悄然袭来。
哀帝即位不久，便被发现患上了“痿痹”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肌肉萎缩症。不用说是2000年前的，就是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毛病依然是公认的顽症。这种罕见的怪病带来的痛苦与恐惧，让他束手无策。
早在成帝朝便有一个叫甘忠可的齐人写了两套“大书”，一套叫《天官历》，另一套叫《包元太平经》，长达十二卷。甘忠可在此书中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他还利用此书在当地广收信徒，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
刘向上书说这些人是在假借鬼神名义蛊惑人心。成帝便下令逮捕甘忠可。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定罪，他便病死在狱中。于是夏贺良等便将传教活动转入地下。
就是在今天，身处绝望与无助之中的人们尚且会本能地从某种能超自然的力量中寻找寄托和希望，何况2000千年前的这位少年天子？
哀帝当时在这方面最信赖的人有两位，一位是骑都尉李寻；另一位是司隶（校尉）解光。
二人都是以经义诠释天灾起家，也都喜好甘忠可的那两套书，于是便竭力向哀帝推荐。哀帝将信将疑，便向刘歆征求意见。刘歆认为这两套书与《五经》之义不合，反对哀帝采纳之。
但解光对哀帝说：当年是刘向上书把人家甘忠可抓起来的，他是刘向的儿子，当然不可能赞成该书的思想。
于是，哀帝数次召见夏贺良等人。
夏贺良对哀帝说：汉家当下正面临中道衰微的命运，应该采取措施顺应天命，成帝就是因为漠视天命，才遭到了绝嗣的厄运。陛下如今久病不愈，天下又数现灾异，这分明是上天在警示人君。陛下只有尽快更改年号，才能延寿命、生皇子、平灾异；如果明知此道而不行，陛下不但会遭受短寿之殃，而且还会有洪水肆虐天下，火灾四起，生灵涂炭。
哀帝被他说得动了心，便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兴许可以让自己的病情有些好转。于是，他便依照夏贺良等人的意思：大赦天下；把通行的每昼夜100度的漏刻计算方式改为每昼夜120度；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给自己上尊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但这个诏书下了1个多月，哀帝的病情却不见有丝毫好转。
夏贺良等人又想出个新主意，怂恿哀帝按他们的意愿改革朝政，但这回却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便反过来说这些大臣都不知天命，建议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当时为朱博、赵玄二人），改由解光和李寻辅政。
这下哀帝突然醒悟过来了。他一方面立即逮捕夏贺良等人，另一方面迅速下诏收回前道诏书，宣布前面的诏令无效。李寻和解光被减死罪，流放敦煌。
成帝以前，犯人的流放地大多为广西合浦，到哀帝朝便逐渐改在了敦煌。
这次尝试受挫之后，哀帝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天助，把成帝朝的700余所神祠悉数恢复。但很快便证明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没有人能帮得了他，也没有神能保佑得了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对哀帝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绝望而又孤独的年份，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坠入无底的深渊。
“同志”的拯救（1）
幸亏一次“美丽”的邂逅，出乎意料地给他的灵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拯救，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把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孤独驱散殆尽。
这一年四月以后的某一天，具体的日期和时辰均不详，有一位郎官依例来到哀帝的大殿下报时。
哀帝抬眼看去，顿然被他的仪貌所倾倒。此人便是董贤，一个比美女还美丽的男人。
《汉书》里对董贤直接的描绘只有6个字：“为人美丽自喜。”“自喜”的意思是指自恋或自我欣赏。
我以为这是80余万言的《汉书》，在众多人物的描绘中最生动传神的一处。这6个字的前后文为，“（董）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识而问之”。如此文字安排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使董贤的形象、气质和神态跃然纸上，更向读者传递了哀帝对董贤的第一印象——“为人美丽自喜”。
哀帝主动问了一句：你就是太子舍人董贤吗？（太子舍人是董贤在哀帝为太子时的官衔）
紧接着便把他叫入殿中说话，当即拜他为黄门侍郎，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陪在自己身边，随后又问起他的父母家人，得知他的父亲以云中侯的爵位赋闲在家，便在当天征其为霸陵令，随即升任光禄大夫。
二人从此坠入“爱河”。
可能连哀帝本人也没有料到，自己竟能在另一个男人身上找到波涛汹涌的激情。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他便迅速在腾云驾雾中迷失了自己，忘却了曾经的壮志和豪迈，甚至连天下社稷也在他心中逐渐被淡化。
从此以后，他的一切冲动，都只紧紧围绕着董贤这一个目标，他的一切准则或逻辑，都只为了诠释恩宠董贤的合理性。
哀帝的这个转变，固然有遗传基因的作用，但也有身体状况的原因：只有董贤才能使他超越于病痛之外。
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董贤便由黄门侍郎晋升为驸马都尉、侍中。哀帝对他的赏赐竟达亿万之巨，使之“贵震朝廷”。
二人形影不离，即便遇到法定的“洗沐”假（类似今天的周末），董贤也不肯迈出宫门半步。
某个大白天，二人在睡午觉。哀帝醒来想起床。但董贤却未醒，侧卧着把哀帝的衣袖压在了身下，哀帝不忍惊醒他，便拿起短剑把自己的衣袖割断了。
这便是典故“断袖之癖”的出处。从此以后，“同性恋”便有了一个很雅的代称，叫做“断袖之交”。
董贤成天与哀帝厮混在一起，连家都顾不上回了。
哀帝便索性给董妻也办了一个特别通行证（时称“引籍”），使她得以自由出入皇宫；不仅如此，还专门为她在宫中开辟了一处住所，干脆连她也不用回家了；后来又把董贤的妹妹也召来宫中，封为昭仪，一家三口都陪伴在哀帝左右。
这种荒诞不经的性关系对哀帝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傅太后在无所顾忌的私欲作用下，不断与当朝重臣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常常互不相让。这种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处境，给哀帝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来自病魔的痛苦和绝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这位原本就欠历练的少年天子便再也无从顾及天下社稷的大局，更不会在意皇家的体面。
如何在刚刚开始便即将落幕的有限人生旅程中获得解脱或麻醉，已经成为他身上最根本的驱动力。
说到底，哀帝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甚至只是一个连人格都不成熟，性格也远未稳定的年轻人，他才20岁出头。
在这种心灵的绝境中，这种在变态性行为的刺激中逃避现实的心境，怕是健康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他看来，那些动不动就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规谏自己的下臣，其实都是在“忠臣”的表象之下，内心却无比冷酷。他们一方面口口声声说多么忠于自己这个主子，另一方面却对主子的痛苦视若罔闻，对他的绝望更是无动于衷。就连亲手把他养大成人的祖母傅太后，也从来就只顾着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和野心。
既然冷漠是天子与臣仆之间关系的实质，他便没有必要在意后者的反应。
但是，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董贤、董妻和董妹用他们的温存和身体，给无助的哀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关怀和解脱。既然如此，在哀帝看来，无论如何回报董氏家族都是无可厚非的。估计当时很难有人能够像哀帝那样深切地体会到所谓“人生苦短”的意味。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同志”的拯救（2）
为了突出董昭仪的地位，哀帝把她的寝宫更名为“椒风”，为的是要和皇后寝宫的专用名称“椒房”等量齐观。哀帝赏赐起这两个女人来同样出手阔绰，各以千万计。
哀帝还嫌这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又在北宫门下为董贤盖了一处豪宅， “木土之功穷极技巧”，连廊柱和栏杆都用上等的锦绣包裹着。——想必哀帝此时一定会后悔在即位之初便曾下令停止宫中织造绨锦丝绸了。
哀帝不仅要让董贤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而且还要确保他死后在阴曹地府的“生活”质量也不能有丝毫减损，因此，给他建造的陵墓同样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还为他设置了“便房”和“刚柏题凑”。
“便房”是陵墓的地面建筑，作供祭奠或凭吊者休息之用。在地下用厚柏木排在一起，垒成摆放棺椁的墓室，称之为“题凑”。哀帝专门为董贤选用了质地坚硬的上好柏木来做题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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