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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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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稍后便任命他代理左冯翊。左冯翊是京师“三辅”之一。
京畿重地从来都不好治理。辖区内高陵县令杨湛和栋阳县令谢游是两个很难对付的官痞子。他们贪婪、狡诈而又桀骜不驯。薛宣的前任曾多次想把他们拿下，但都无果而终。
薛宣到任后，杨、谢二人登门拜见，想看看这位新长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薛宣一方面以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他们，另一方面则暗中派人收集其全部罪证。
薛宣看杨湛稍有悔过之意，且有敬上之心，便把他的所有罪行及奸赃全部写在简牒上，密封后交给他。对他说：官员百姓们对你的反映全都记在了这个简牒上，有人告你监守自盗；但我向来敬重你，而按朝廷的法度，贪赃十金（西汉时多指白银）即为死罪。我实在不忍将你法办，所以才以密牒相告。希望你自己掂量掂量，进退取舍悉由尊便。今后还有做官的机会。如果密牒中所言非实，请你重新封好后还给我，我还你清白。 。 想看书来
三面“旗帜”（3）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 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方官，只要政绩好、百姓拥戴，倒也无妨；但如今做了丞相，和成帝这么个“经学天子”朝夕相处便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薛宣没有这种光环，大概更不会娴熟地引经据典，那么他的任何说法和做法都会首先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人自然也少不了成天在成帝耳朵边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况且，成帝本身也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表面光鲜其实糟糠，判断不出好坏与能庸。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越来越看不上这位曾经政绩卓著的“草根丞相”。
但是看不上归看不上，成帝还是让他做了6年的丞相。这倒不是成帝多么宽宏有耐心，而是他根本就懒得费心去琢磨要不要换丞相的事情。
自从“王章事件”之后，成帝便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更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他早已在绝代佳人赵飞燕姐妹、李平，还有一位绝代“男佳人”张放等人的身上，找了解脱和快乐。美好的爱情生活已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哪里还顾得上区区一个薛宣？
但是薛宣似乎却不太识趣，就在成帝陶醉于“双性恋”的美好爱情中时，他却偏偏充当了新任首辅王商（王凤之弟）的炮灰，企图唤醒这位在醉生梦死的天子。
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一道，上书请求成帝把张放赶回他的封国。这个动议立即赢得了太后王政君的高度赞同——成帝到现在还没有儿子呢。在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成帝只好把自己的“亲密男爱人”两度外派为地方官。
成帝这个人脾气虽然好，但事关爱情的“大是大非”，他也决不含糊。他本来就看不上薛宣，更没想到这位草根丞相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荣华富贵，竟然敢“棒打鸳鸯”到天子的头上。
人心最痛是失恋。皇帝也是人，尤其是成帝这样的“情圣”，自然更不会例外。失爱之后的切肤之痛终于令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否则便难解心头之恨。
要找借口并不难。
去年（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八月，邛成王太后突然驾崩。帝国当时已严重虚脱，加上事出仓促，竟然拿不出钱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办一次体面的丧事。情急之下，朝廷只好在三辅地区征收专项赋税以应燃眉之急。
还有另一个借口也可供成帝使用。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广汉郡（今四川金堂）人郑躬聚集万余人起事，占领了4个县。当地州郡制不服他们，薛宣直接从朝廷派员前往，也不能克。成帝最后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兵3万人，旬月之间即平息之。
三面“旗帜”（4）
于是，成帝便把这两件事重新翻出来，对薛宣来了个秋后算账，罢其丞位，夺其爵位，免为庶人。他还顺手一枪，把“帮凶”翟方进也连降两档，由位居三公，越过九卿直接降为列卿一档，俸禄由1万石降为2千石，贬为执金吾。
成帝策免薛宣，原本只为泄愤，并没有太多周密的准备，甚至没有考虑由谁来接任丞相一职。以至于薛宣被免之后，朝中竟然20多天没有丞相主朝政，亦无御史大夫主监察。后经大多数朝臣竭力举荐，翟方进继任为丞相。
在被王凤举荐的人中，朱博恐怕是最有趣的一位。此人非但缺乏“经学”素养，简直就是一位武夫，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能臣。
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 夜寝早起，妻稀见其面”。
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勇猛仗义，机灵多智，喜交天下宾客。元帝朝的名门公子萧育（原前将军萧望之之子）、陈咸（原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曾经辞去官职，营救被官员石显迫害的陈咸。
后经陈咸推荐，朱博获得王凤的赏识和器重，从一名县令做起，不多久便升任冀州刺史。
武帝曾把全国分为14个主要的监察区，分设专职官员负责监察各区官吏及豪强。其中，京师及近畿7郡为一个监察区，由司隶校尉负责；全国其他地区共设13个州刺史部，一部一州，由州刺史负责。冀州便是这13个州刺史部之一。
朱博本是武官出身，并不熟悉文法，如今却做了冀州的最高监察长官，当地的官吏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刚刚上任时外出巡视，途经下辖一县，便有数百吏民挡道请愿，把县衙挤得满满当当的。
一位从事请他暂留此县接见请愿者，处理完毕后再出发。
朱博知道这位从事是在试探自己的深浅。他一方面令人速备车驾，随时准备继续赶路；另一方面，令人通告请愿吏民：如果是检举县丞、县尉等本县地方官，请自行找太守府申诉；如果是检举郡太守，请等我巡视完各县返回刺史治所（在鄗县）后，再去申诉；如果是民为吏所冤或报告盗贼或民事诉讼，请找主管部门办理。车驾准备停当后，朱博出门坐在车上接见请愿吏民，三言两语便让四、五百人纷纷领命散去，有如神驱。
当地官员大惊，没到料到朱博的应变能力如此之强。他事后调查证实，这一次“请愿事件”确实是那位从事在背后捣的鬼，于是当即诛杀之。从此以后，州郡上下无不畏服其威严。
朱博后来曾任琅邪郡（今山东诸城一带）太守。
琅邪人盛行一种风气，做事喜欢拖拖拉拉（故作从容之态），为人喜欢自高自大。朱博刚刚到任，太守府的主要吏佐都不约而同地打报告请病假，回到家里躺着不来上班。
朱博百思不得其解，便问其故，某官对曰：下官不敢！按本郡惯例，新太守到任，应派人向官佐们问候致意，大家才敢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朱博闻之大怒，拍案而起，骂道：齐地小儿竟敢给老子立规矩！
他当即把官员们全部召集起来，亲自面试，选拔可用者重新任命职务，悉数罢免称病归家者。一时间，被罢了官的人纷纷穿着白巾灰溜溜走出府门，其情其景蔚为壮观。在西汉王朝，凡是官吏被罢免或地位卑贱者均着白头巾。
郡中大惊。
太守府门下掾（类似太守办公室主任）赣遂对朱博的做法甚为不平。他依仗自己是当地名儒，便带领门徒数百人，故意动作舒缓地对这位新长官行拜谒之礼，以示不服与抗议。
朱博便对主簿说：赣老先生不懂为官之礼，你去教他如何拜起，直至娴熟为止。又对各功曹佐吏说：你们这些官属都穿着大宽衣、大裆裤，行动起来非常不方便；从今天起，每位掾史都必须衣不曳地，至少要离地3寸。
按当地的着装习惯，衣服要拖到地上才够气派。但朱博却不管这一套，硬是逼着他们把裤子剪了3寸。他任琅邪太守数年，竟然使其吏民风气大变，与楚、赵两地趋同。
朱博在治理琅邪期间，常令下属各县起用当地豪杰为官，因其文武之才而施用之。如果遇到县里有严重匪患或其他非正常状况，他便以公函讹责之。对尽力办差而又成果显著的官员，必加厚赏；对心怀鬼胎而又不称职者，则立行诛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面“旗帜”（5）
豪强大户们因此慑服。
姑幕县（在今山东诸城西北）曾有8人结伙在县庭中杀人报仇，但官府却一个也没有抓到。
太守府负责缉拿要犯的贼曹掾史请命前往姑幕经办此案，朱博找了个借口把他留下，不遣；其他方面的负责人也纷纷请命，亦不遣。
于是他们便请出太守府丞帮忙说情。
朱博对府丞说：我认为县里自有县令、县丞负责此事，太守府不宜参与，难道你认为太守府应当参与吗？
这时，阁下书佐（类似今天的文书）进来，朱博便口授檄文道：太守府严告姑幕县令、县丞，关于你县汇报贼情之文已收悉，本檄文到达之日，县令、县丞各就其职。此事系游徼官王卿未尽全力，请务必尽力办案，不得有误。
檄文是一种专门用于责备下属的公文。王卿收到檄文，惶怖不堪，一家老小都惊慌失色；于是便昼夜奔驰，10余日便捕得5人。
朱博于是再发公函褒赏他说：王卿心忧公务，且成效显著，收到本函即携带记功簿到太守府叙功；部掾以下皆可留用，渐捕余贼。
这就是朱博惯用的驭下之术。
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朱博擢升左冯翊（京师“三辅”之一）。
他在治理左冯翊期间，虽远不如薛宣那么文理聪明，但也有使下属尽力奉公的手段：或奇谋诈之，或勃然诛之，严宽收放总相宜。
当地有一个叫尚方禁的豪强大户，年轻时私通人妻，被人砍伤面颊。
按西汉制度，毁容者不得为官。左冯翊府功曹因受尚方禁重金贿赂，故意为他隐瞒，谋求守尉之职。
朱博听说了尚方禁的情况后，便找了个借口专门召见他，果然发现此人脸上有疤。
于是，朱博便支开旁人问他道：你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尚方禁自知事情败露，吓得连连叩首谢罪。
朱博笑道：是个男人都难免会有这种事儿，你不必惊慌。本官想为你洗刷前耻，既往不咎任用你，你能效力吗？
尚方禁又喜又怕，答道：属下一定会拼死效犬马之劳！
朱博便严肃告诫他道：不要对别人泄露你我今天的谈话。你如果在外面了解到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尚方禁从此便如报救命之恩一样效忠朱博。他夙兴夜寐，侦察部中盗贼及其他潜伏奸情，甚有成效。朱博便擢升他为县令。
过了许久，朱博召见当初收受尚方禁贿赂的那位功曹。他关上房门，痛责其受贿之罪。然后又扔给他一支笔，让他自己记下一句话：累计收受一钱以上，不得私吞；敢有半句假话就砍头！
功曹惶怖，便坦白其奸赃，无论大小均不敢隐瞒。
朱博见他没有撒谎，便令他入座，教育他要悔过自新；然后再扔给他一把刀，让他把刚才记下的话全部削去，然后令他退出去，仍然安心去当他的官。
这位功曹从此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朱博则继续拔擢之。
几经沉浮之后，朱博当上了廷尉，位列九卿。
廷尉是西汉王朝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全国每年的断狱总数都要汇总上报到廷尉署；各州郡的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决；廷尉还可以根据天子诏令逮捕或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朝廷大臣。
但是对朱博来说，当这个廷尉，无异于坐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他不熟悉律法。于是，这位曾经无所畏惧的“官中大侠”便也有了恐惧的时候。
按西汉制度，廷尉的属官有正监、左监﹑右监各一人；各监还有各类掾史（专业助手）。这都是些比猴还精比狐狸还狡猾的官油子。朱博最担心自己这个门外汉被他们卖了还要帮着点钱。
但这样的局面依然难不倒他。上任伊始，他便召见正监典法掾史，对他说：本官是武吏出身，不通法律，幸有众贤扶助，便可无忧了。但是，本官治州郡、断刑狱也已有20年的时间了，耳濡目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感觉三尺律令，人情事理尽出其中。请你和廷尉正监共同把以前的疑难案件整理出几十起来交给我，我为你们“臆断”之。
正监以为朱博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便将这些案件上报给了他。
朱博把属下所有的官佐悉数召集来，让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下，逐个问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断其轻重，所断十中###。
于是，官佐们均被他的远见和才能所折服。
朱博每任一新职，大抵都会使出诸如此类的奇招，使官属们不敢欺瞒造次。
。。
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1）
王凤在“专权”期间推荐的许多人物，都一个个鲜活地跃然于煌煌史籍之中。但是，《汉书》为什么单单不给王凤立传？
相信其中至少有一个重要的隐情：在《汉书》成书的时代，根据官方的主流观点，王凤“必须”是一位奸臣。否则就无法给王莽下结论，因为王莽篡政的根源在王凤身上。如果没有专权的王凤，就不可能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专权直至篡位的王莽。王莽更“必须”是奸臣，否则便无法解释东汉政权的合法性，更无法警诫后世臣子中还胆敢有如王莽之痴心妄想者。
但是，如果以事实说话，王凤的“奸臣”形象便很难立得起来。
于是史家唯一的选择，便是不给他单独列传，把他的“负面事件”全部集中到“元后传”中去叙述；却让更多的“正面事件”散见于其他各处，并且尽量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唯有如此处理，方能使王凤这位“旷世奸臣”的形象得以成立，并且历经千年而不倒。
即便是在史家高超的处理技术之下，通过散落于其他各处的事实，我们也不难依稀感觉到，王凤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集权者。即使是政敌们对王凤的攻击，也大多只能集中到所谓的“专权”上来。
作为朝中首辅，“专权”本身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缺点，周公和霍光辅政的时候，专权的程度怕是不知道要高出王凤多少倍，但他们的历史形象却没有王凤这么不幸。
史家对王凤的种种指责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他的专权行径“欺负”了可怜的成帝。
但史家显然忘记了这样的“历史正义感”：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同情某一个人——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天子——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在天下苍生面前，皇帝一人的生死荣辱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皇室家族的兴衰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伦理的唯一参照；总不能让天下亿兆人民为了某一人或某一族人的荣华富贵去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无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哀。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未必就有资格去同情2000年前的撰史者，正如那些葬身双子塔的美国人未必就有资格同情丧命于街头爆炸的伊拉克人一样。
成帝“临朝渊嘿、尊严若神”。他善修容仪，目不四顾，手不指人，语言表达从容不迫，举手投足间无不体现出穆穆天子之容，堪称偶像级的帝王气质。但是，这位表面上风度翩翩的皇帝显然并不具备君临天下的基本素质。
在这样一位“绣花枕头”式的皇帝统治之下，假如没有王凤专权，或者假设由他的政治对手王商来主持帝国的朝政，就凭这样一群只知道是古非今的儒生，成天捧着他们奉若神明的“经义”来指导现实，恐怕泱泱西汉帝国的土崩瓦解就不会推迟到几十年之后了。
史家虽然没有进而追索王凤专权的动机，但却无法回避三个基本的事实：
其一，王凤本人并非贪恋首辅大臣的权位。“王章事件”平息之后，他在完全取胜的情况下，却丝毫没有“小人得志”的惬意，反而变得心灰意冷，决意要隐退，是谋士杜钦的苦苦相劝才让他打消了退意。
其二，王凤本人的后代并没有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或者他的儿子有重大缺陷不适合做官的话，史家定然会当作“罪有应得”的报应来渲染一番的。
即便他是有女无子，无论如何也应该弄出点儿什么动静出来，或者秉承乃父的强势作风，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就像王莽的女儿那样）。无论哪一种情形，也都应当在史书中留下痕迹，哪怕是一笔带过。
但是，关于王凤后人的信息，竟然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这种悄无声息的状况非常不符合班氏治史的逻辑。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凤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后人前赴后继地卷入帝国的政治漩涡中来。他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置身于政治之外，更不会在社会或官场中去招惹是非，因此，无论当世还是后世，几乎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如果王凤因为某种私心而专权的话，那么他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荫及子孙还是及时行乐？
其三，王氏兄弟们的奢靡腐败常常被当作王凤“因私”而专权的一个重要罪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2）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
“郑女”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色情品牌，就像前些年国内声色场所中的来自某国的外籍“小姐”一样，非常抢手。
西汉王朝的官场风气中，许多高官，尤其是外戚集团，大都风行奢靡无度的腐败生活。比如史丹便“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丞相张禹更是“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因此这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况且，王氏兄弟之兴，与其说是借了王凤的光，还不如说是王太后一手操办的结果。
但是，史书中并没有关于王凤本人生活奢靡的记载。
实际上，王凤与他的兄弟们格格不入。他临终的时候，成帝问他，如果他死了，可不可以任命他的亲弟弟、平阿侯王谭接任首辅。
王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不仅如此，他还专门留下遗书提醒成帝说，自己的5个亲兄弟均不可重用。
以上三个事实便是对王凤专权动机的最好反证——他无意于颠覆刘氏政权，只是本能地想尽一个首辅大臣责无旁贷的本分，同时本能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专权”作为把他定性为“奸臣”的证据。换一个说法，如果周公不摄政（代行皇权，是最大限度的“专权”），恐怕后世也不会看到一个功居至伟的“圣人”周公——没有足够的权势，哪里能有这么大的作为？
当时的儒学总是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官场价值观：为官者必须“以德服人”，甚至不惜以软弱之“德”来感化自己的政治对手，似乎这样做才能称得上“完美”。
实际上，这样的“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的本质是强制性的权力服从。如果有了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便会被理解为“关怀”，否则便是“巴结”，与“乞讨”没有什么区别。管理者不是游方的和尚，不能乞求同僚或下属的“施舍”来施行其政务。
史家在治史的同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本人或他那个时代的某种“价值观倾向”，为历史罩上一张无形的“镜片”，让后世的读者不知不觉地透过它去看历史中的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在进入读者的视野时，便被史家既定的结论定格在荣与辱的坐标之上。这种“价值观倾向”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偏见。
按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历史事件成就了历史人物的本质。但透过史家的“镜片”，反倒成了这些事件在暗中为某种先验的本质做演算，从而使后世读者对的阅读过程，是不约而同地遁着史家精心编织的语境来求证其事先准备好的偏见。
这样的治史方式和读史方式，显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幻想性错觉（Pareidolia）”。
“幻想性错觉”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它是指在人为的主观想象之下，人们往往会改变感知到的事物之本来在面目，或者添油加醋地产生对事物真相的歪曲认知。
比如2008年初，美国宇航局“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酷似人脸的火星地貌照片就曾经令我们浮想联翩。许多人把它和外星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太希望了解外星人了，甚至总在潜意识里期待着某种高智能的外星生命能够奇迹般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上。
如果把“幻想性错觉”用于人们对待历史的心态上，依然恰如其分。
历史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但是，史家的“镜片”，让历史上的人和事，远离其本来的真相，被某种“价值观倾向”渲染成一幅幅绝对而先验的“众神谱”，无论好与坏、能与庸、贤与不肖，都会脱落得近乎“神奇”。
历代史家不约而同的“造神运动”，正是文化的可悲之处，也是这个共同记忆的可怕之处。
我以为，只有首先把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重新都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才能在阅读和思考时最大限度地摆脱这张“镜片”带来的错觉或困扰，才能在或远或近的历史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之间找到一脉相承的通道，才能真正做到“以古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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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1）
我们既不应该任凭史家“镜片”的摆布，武断地把首辅王凤定格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帝刘骜简单地想象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混蛋昏君。
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不可能容忍平庸者君临天下。皇帝必须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否则便不可能摆脱非庸即昏的宿命。
刘骜原本只是一位天资平平的普通人。他的智商、勇气和潜质都不足以胜任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历史偏偏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再无情地把他钉上万劫不复的耻辱柱。
这正是刘骜，也是历代“昏君”们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之所在。
不仅如此，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还不可能允许皇帝享受正常人的感情生活，亲情或爱情，甚至连对人的同情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负担或软肋。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种治理结构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儒家学说却喋喋不休地告诫皇帝们，对至亲要深怀“仁爱”之心，无论他们犯下多么滔天的罪行都不能诛杀，否则就会沦为一位恩断义绝的“失德”之君。
成帝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说教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仁孝天子”，但正是这样的“美德”加剧了他的失败。
王凤去世以后，帝国中央失去了一位强势的首辅，王氏外戚集团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家长”，再没有人能镇得住王氏侯爷们了。他们开始无所忌惮地奢靡腐败。
成都侯王商得了病，竟然向成帝借明光宫，要去那儿避暑疗养一番。他在自家府第中挖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工湖，没有水，便把长安城的城墙穿了个大窟窿，硬是把城外沣水河引了进来，然后便在湖中“立羽盖，张周帷”，让执桨的船工们成天高唱流行歌曲（越歌）。
成帝某日临幸成都侯府，发现了自己的五舅竟然敢穿城引水，心里非常不爽，但隐而未发。
他随后又到了曲阳侯王根的府第，发现这位七舅更加放肆，居然将府中的土山渐台修得跟皇宫里的白虎殿一模一样，还把庭院涂成了赤色，在门窗上镂刻的青色图纹（赤墀青琐）。此乃天子之制，臣子越僭是灭族的重罪。
成帝终于雷霆震怒。但是，王商、王根也不示弱，声称要自行“黥、劓”之刑（刺面和割鼻），向王太后谢罪。
此举无异于对成帝火上浇油。他当即派一名尚书去斥责司隶校尉和京兆尹，声称要把二人一并以“阿纵不举奏”之罪正法；稍后又给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下了一道策书说：这些外戚自甘祸败，以危乱国，我已经忍得太久了，今天要老账新账一起算，严厉处置。还命令他把各位诸侯召集到首辅府中来，等待下一步的诏命。
同时，成帝还专门让尚书讲解文帝诛杀其舅薄昭的先例。
看来成帝要动真格了，而且似乎就把刑场设在王音的府中。王氏兄弟被这个架势吓得屁滚尿流，王音自己坐在草垫子上谢罪待刑戮（藉稿请罪），王商、王立、王根兄弟三人则身就斧锧，待刑请罪（负斧锧谢）。
王氏侯府上下顿时坠落在无边无际的惶恐之中。
成帝的震怒还有更深的缘由。
王凤去世之后，成帝便像一个不争气的孩子偏偏被父母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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