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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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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了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会委员名单。
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谷正纲、张其昀、张道藩、胡健中、陈雪屏等16人担任委员，中央评议会聘任吴敬恒、居正、于右任等25人为委员。
在16人的改造委员会中，二陈兄弟均未上榜，CC派中仅张道藩列名其中；25人的中央评议会委员中，也仅只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一人列名其中，从以上安排中，已经可以闻到人事倾轧的浓浓的火药味了。
国民党这次改造的结果，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
二陈执掌国民党党权长达20多年，权力膨胀造成了绝对的腐化，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又主持国民党中央财委，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董事长，大肆敛财，使国民党集贪污腐化于一身，就连与他们关系一直很好的陈布雷生前对他们也有意见，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
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
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
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
”陈布雷当然看不到，CC派的腐败实质上是国民党的腐败。
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CC派便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代替整个国民党、代替蒋介石负起了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
从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们所领导的CC派开始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
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得寻找机会，借题发挥。
病中的陈果夫受此打击，病情越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
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
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
”这哪里是写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陈诚、蒋经国的攻击，得不到蒋介石信任时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种曲折反映，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当然，陈果夫在表面上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轻权、轻利、轻名，修得长生”，以为警戒，似乎他把名利看的十分淡薄，但内心总是觉得不舒服，有时又不免大发牢骚。
8月20日，张道藩来访，陈果夫见了老部下，顿觉十分亲切，张道藩虽然名列改造委员会委员，但CC派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种摆设，大权实为陈诚、蒋经国在握，二人见面，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
二人谈起台湾政局，又不免议论起陈诚与蒋经国来，陈果夫又是一阵冒火，张道藩即劝他此种情况下以不多说话为佳，陈果夫仍然不能平静下来，他说：“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
”但不管陈果夫发牢骚也好，借机讽喻也好，他们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陈立夫与陈果夫不同，他对蒋家政权，既有不满的言语，更有不满的行动。
他还年轻，身体也还可以，他似乎要对自己过去的一切，不管是辉煌的也好、是肮脏的也好，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他要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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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散（3）
他也似乎看穿了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现在又抛弃了自己的“政治”，他觉得台湾这小小的岛屿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多有“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之慨，他要离开台湾，离开“政治”，远走重洋。
他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打算，他诚恳而坚决地说：“我受总统熏陶25年，但我很惭愧，没什么表现，很感罪戾。
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言语之间，一半是哀怨，一半是愤懑。
陈果夫知道弟弟要离开自己、出走异国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感伤，这一去可不像当年留学美国，几年后还会回来，他知道陈立夫的性格，这一去再不会回来了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陈立夫远走高飞，台湾的现实他比谁都清楚，人事倾轧，残酷无情，陈诚、蒋经国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因而离开台湾是最好的选择。
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了，这次离别将是兄弟间永久的诀别。
8月3日，陈果夫顾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来，支撑着身体，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虽也冠冕堂皇地要陈立夫离台到国外后，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但更多的却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他与陈立夫之间的手足深情。
陈立夫在一切都准备好后，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协会是陈立夫所能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
在和会员们见面时，一些CC派分子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表示愿意继续跟随他奋斗。
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
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这架势，实际上是赶他快点离台。
蒋介石这一举动促使陈立夫下定最后决心，尽早离开台湾。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
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宋美龄在家。
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
”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字字含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十分尴尬。
1950年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坐飞机启程。
他将先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飞往法国，转瑞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开完会后，他将寄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他晚年的岁月。
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派同人，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怀着真心实意的情感来送行，有的是碍于情面，作礼节上的应付，有的则是幸灾乐祸。
总之，300多人的送行场面，既壮观，也热闹。
但对于陈立夫来说，此时此刻，心中多少滋味，却是难与君说，飞机徐徐升起，他望着那逐渐模糊的人群，逐渐模糊的海岛，突然想到了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一种孤独感涌上了心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台湾，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的家乡——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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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有憾（1）
1950年8月5日，也就是陈立夫离开台湾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
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
此时，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所有的要职都被拿掉，只保留了3个荣誉性的职务：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
当然，这些对陈果夫来说，已是无所谓了，因为他已是一步步走近死亡的人了。
最关键的是经济上陷入困境，陈果夫所患的是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晚年并发的喉结核等，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
过去权高位重，这些问题自然好解决，现在时过境迁，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尬。
刚开始，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天艰难，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
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现在见其亲笔信，知道他实在是困苦不堪，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至府上。
同时请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状况后，似乎有点过意不去，想到当年陈其美对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陈兄弟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一些被踢开的老部下的人心，蒋介石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还批给一笔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
1950年10月29日，正逢陈果夫59岁生日，蒋介石带着太子蒋经国亲自前往陈家祝寿，并亲切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
听陈果夫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还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
尽管如此，陈果夫“郁郁苦不展”的心情还是难以抚平。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他内心极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
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瞭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
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发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待。
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情却是一天天加重。
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
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佶、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二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二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
不久，他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他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
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
”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
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
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
（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
（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倖进之图。
始终保持平民本色。
（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
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的，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倖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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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有憾（2）
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
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
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
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月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脓愈多，心脏亦渐弱，自12日起，由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
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入空洞矣。
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
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
但他还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人世的。
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直到台湾海岛的漫长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时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
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尽心尽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这是陈果夫所不能预料到的。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的###。
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重要人物有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由CC派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
26日、27日蒋介石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
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有“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仁至义尽了。
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即使一些原是陈果夫敌手的人，也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说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总之，一夕之间，陈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蒋介石回来后，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他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
”对他民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懋绩”，特别是刻意表彰他“对于###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
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声浪。
但蒋介石越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哀悼、吊唁、表彰，越是使人感到他的装模作样和虚伪做作，是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此时，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幽静，景色秀美，是十分理想的地方。
但陈果夫倘若地下有知，也并不会中意的，他倒是喜欢他的家乡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
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飘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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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有憾（3）
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瀚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
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抛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就长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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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异国（1）
陈立夫曾于1948年参加过一次世界道德重整年会，那次是由美国参众两院45位议员联名邀请，何等荣耀之至。
而今才过两年，陈立夫已是被人抛弃的败军之将，由于当时瑞士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欢迎陈立夫，使之连入境都成困难，后由世界道德重整会议担保才予签证。
两次开会，待遇有如云泥之隔，陈立夫不由感慨万端。
因此，会议开完，他便搭乘一艘英国邮轮，前往美国，并决计长住那里。
陈立夫到了美国，说是要息影政治，但真要远离政治又谈何容易，长期以来形成的立场、观念，要改变却并非易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到美国后，从事什么工作以打发余生呢？陈立夫正在筹划之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地华人中有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华美日报》要转让，而且风闻中国共产党急欲将此报买到手。
陈立夫一听，心中的###情结又被勾起，他想，不能让报纸被中共买去，成为其宣传工具，一定要抢购过来，以此为阵地，宣传###复国，使之成为###的精神堡垒。
于是，陈立夫匆匆找来了在美国的一些故旧和CC派人物，由曾担任过粮食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徐堪拿出一万美金，陈立夫、潘公展、项定荣、薛光前、赖琏、董霖、陈庆云等七人凑足一万美金，共2万美金买下了《华美日报》，由徐堪任董事长、陈立夫任副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赖琏任主笔，开始了办报的行当。
陈立夫广泛利用过去的关系，罗致一些舆论高手，撰写各类文章。
由于潘公展曾担任过《申报》总编辑，赖琏担任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有办报的经验，因此，《华美日报》一度办得较有起色。
而办报也成为陈立夫到美国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
但报纸的发行量毕竟有限，经济收入也不大，不是养家糊口的长久之计，必须再找另外的工作。
最初，有很多人介绍他去大学教书，陈立夫颇是有些心动，因为他是学矿冶的，可以教矿冶学，另外，他对哲学和中国文化也有研究，可以教哲学或中国文化，他也很愿意去做教师工作。
但就在此时，他女儿陈泽蓉中学毕业，要到纽泽西湖林城一所私立学院学美术，为了照顾女儿生活，陈立夫想到湖林城去。
湖林城冬天十分暖和，是美国著名的避寒胜地，这里有很多颇具规模的大旅社，冬季生意兴隆。
同时，湖林城又是美国有名的养鸡中心，大大小小遍布众多的养鸡场。
这时，有个叫胡定安的人，过去曾任江苏医学院院长，也在美国谋生，他与陈立夫过去私交很好，便找到陈立夫，提出到纽泽西去办养鸡场，陈立夫没多考虑便一口答应。
陈立夫为什么愿意到纽泽西去养鸡呢，据他所说，有三条理由：第一，可以照顾女儿生活；第二，美国蛋价较高，养鸡颇能赚钱；第三，此前投身政治，伺候蒋介石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被谅解，此后不想再伺候人，现在去照料鸡，去找一种与伺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
恐怕第三种理由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之所以要去办养鸡场的内心真实写照。
陈立夫约好胡定安，先去纽泽西考察了数十家养鸡场，最后选择一家比较便宜的小型养鸡场并买了下来。
成交时要47000元美金，可先付2万元，其余分期10年内给付。
尽管首期只付2万元，但对陈立夫来说，是一笔大数额，他当时只有4000元家当，而胡定安也只能拿出4000元，陈立夫只好向一些朋友去借，孔祥熙十分慷慨，一下子拿出8000元，另外4000元则由其他朋友凑足。
这样，养鸡场终于买了过来，陈立夫也开始从事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职业。
美国养鸡，一般都是机械化，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鸡蛋的挑选、分类、装箱也一般用机器。
而陈立夫的鸡场则是简陋的小鸡场，十间鸡舍，每间养500只鸡，总共养了5000只鸡。
什么都是人工，好在当时陈立夫50多岁，健康状况还好，一百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能扛起来，成天在鸡场干得乐呵呵的，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也经鸡场的劳动而不再复发了。
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什么都讲按科学办事，实现从党务专家向养鸡专家的转变并非难事。
他喜欢钻研，喜欢看书，他很快掌握了一些养鸡的专业技术，如他自己所说：“干哪一行，必须了解一行”。
通过学习，他懂得了“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重要的是能辨别雌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下蛋，如买来公鸡就蚀老本了”；小鸡买回来，“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暖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室外，且应严防黄鼠狼侵害，因此门窗要紧，日夜加以照料”；鸡下蛋后，对蛋的销售，“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机器挑选、分类，使蛋能保持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濯，以维护生产品质与信誉，为保持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等。
为了节省运费，陈立夫买了一辆破旧汽车，鸡蛋装箱后，他自己亲自驾车，将鸡蛋运到附近销售。
客居异国（2）
在陈立夫的辛苦努力下，鸡场顺利办下来了，半年下来，竟赚了5000元，为了减轻劳动力，加快鸡场发展，陈立夫用所赚之钱买了三部输送饲料的机器，并开掘了一口深水井，逐步改善了养鸡的条件。
再加运气好，没有出现鸡瘟等麻烦事，鸡场的利润也提高很快，一片兴旺景象。
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但好景不常，几年后，美国东西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使纽泽西养鸡中心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
因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质量好而且成本低，高速公路的开通，使之能够非常便捷地运到纽约市场销售，纽泽西失去了近水楼台的优越性，市场份额逐步被抢走。
陈立夫隔壁是一个犹太人办的鸡场，他很有眼光，告诉陈立夫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鸡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
”于是，犹太人断然把鸡场卖掉了。
与陈立夫合伙的胡定安见势不妙，也抽掉股份走了，剩下陈立夫夫妇留下来惨淡经营。
陈立夫的鸡场每况愈下，每月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一再节省开支，还是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得向朋友借贷维持，待辛苦赚得一点微薄利润时，又忙着去还贷，处于负债经营，捉襟见肘的境地。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窘境后，出于旧情，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数目虽不多，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也使得陈立夫在岁月洗刷下逐步抹去怨蒋情绪时，又淡淡生出一丝感激之情。
虽然鸡场经营困难，生活艰难窘迫，但陈立夫十分乐观，白天，他像年轻人一样奔忙于鸡群之中，手不停脚不停地做着重活、苦活；晚上，闲了的时候，陈立夫找来一本《易经》，看得津津有味。
这部完成于殷周之际的书，一下子对陈立夫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那晦涩的语句阐述的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的观念，似乎与心有灵犀的陈立夫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这种物极必反的原则，似乎早就为陈立夫指明了他在国民党中由泰到否的这种必然归宿，他越看越有兴趣，以至一放下手中的农活便拿起这部奇书，不倦地看、反复地读，并融汇自己的体会，写出读书心得。
同时，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全部集纳，重加次序，归纳诠释，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整体。
后来汇集成册，取名《四书道贯》，本来，陈立夫从抗战时就已开始做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没能做成。
重庆谈判时，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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