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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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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经过训示后，似乎开了窍，便想尽各种办法去###，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表面上他们不像抗战前那样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了，但暗地里的###活动却是始终存在。
如共产党人车耀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了“星芒社”，办起了《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鼓动群众参军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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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政治（2）
中统特务为了破坏该组织，伪装进步，打入“星芒社”，然后进行分化活动，并录制了参加这个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的黑名单，1939年以后，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务逮捕杀害。
1942年，中统特务还对中共中央南方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被逮捕，人数达300多，使共产党遭受很大损失。
廖承志被关进集中营，受尽了折磨，到1945年才转解重庆。
蒋介石对这一起破坏十分高兴，除表扬陈立夫外，还给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徐恩曾一大笔奖金。
二陈对特务们的破坏行动十分欣赏，但对其破坏手法还不满意。
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南温泉私宅养病时，就时常把中统特务万大叫去，进行训示。
这样，由陈果夫口授、万大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了《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教材，里面所传授的，就是如何在调查的幌子下进行###的各种办法。
特务们按此受训后，都受“益”不浅。
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入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
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
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文章，指定为特务们的必读材料，该文以和特务们谈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传工作的八条原则：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如果这样，有时候恰好是帮对方做宣传；第二，拿出事实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第三，多研究心理学；第四，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成拙；第五，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第七，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传品不可滥发。
陈立夫说的冠冕堂皇，用心却极为险恶，但可惜的是特务们并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国民党本身实行的是独裁专制，他们要把一切党派压下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吗？再如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特务们所进行的就是鼠窃狗偷的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在###的时候，根据不管什么正义、良心和道德，这叫特务们到哪里去找什么“事实”来攻击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只能采取捏造事实、造谣惑众的办法而得逞于一时，在人民揭开谎言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务们自己丑恶的真面目。
还有如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这些特务们更是办不到，他们要造谣，只能是造谣的语言，他们要破坏，只能有破坏的行动，怎能去符合宣传者本身的情况呢？陈立夫也太难为特务们了。
中统特务搞宣传不行，盯梢、绑架、捕人，倒是他们的真本事，这种恐怖的特务政治，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这里领导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
陈立夫为了监视周恩来的行动，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岩50号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化龙桥附近分别设立了特务监督哨。
陈立夫交给特务的任务是：记录这两处出入人员的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及单车牌号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进行盯梢、跟踪，了解其姓名、住址、身分，必要时实行逮捕。
陈果夫对这两处监督哨十分重视，他要求担任监视的特务一定勤手勤脚勤脑，随时记录，随时整理，逐日汇报到中统局，由局再送他本人过目，他如认为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再呈报蒋介石。
这两处特务监督哨数年如一日，一直进行特务活动，到周恩来离开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销为止，从未间断过监视。
不光对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一些亲近中共的民主进步人士，二陈也采取过监视行动，如1943年，曾对沈雁冰、萨空了、陈此生等人实行过类似的监督。
在其他地方，中统特务常常是便衣便装，夹杂在人群中，对广大人民的言论、行动进行监督，发现有倾向共产党、不满当局、进行抗日的人，即行绑架、逮捕，直至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踪。
特务政治（3）
“万千逻卒列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这就是当时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实写照。
问鼎农行（1）
1940年，对于陈果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国民党党务的同时，开始插手金融界。
2月，蒋介石致函四联总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徐堪、副秘书长徐柏园，命令银行发放农贷必须与地方政府及各级党部合作，提出“此可尽量利用县的党政机关之人员使之有事可做，而使党政机关有积极精神从事工作，不致如过去之消极也。
关于党方联系，可约陈果夫、朱骝先、谷正纲、康泽诸同志参加之，并可以陈果夫同志为四行机构内设计指导负责人之一也。
5月24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农贷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
办理农贷人员应尽量利用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
各级合作金融及贷放机关主办人员应切实负责。
蒋介石突然将与金融毫不相干的陈果夫提出来，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消息，说明蒋介石将给陈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陈果夫虽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钱庄，由于开办证券交易所失败，饱尝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决心不再与金钱打交道，但思想深处却总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特别是在办党务中，更加体会到金钱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欲望一天甚似一天。
但他却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曾经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语：‘恭喜发财’。
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同时，陈果夫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他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弱，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
”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
陈果夫更加对金融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进入金融界，以重温当年在上海办金融的旧梦。
1927年，陈果夫曾与他原来在上海学德语的老师薛仙舟、叶楚维等三人创办了江苏省农民银行，其宗旨为推行农村合作，调剂农业经济，但在业务上常与江苏省银行发生冲突和矛盾。
1932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以行政上的职权对江苏省银行限定了业务范围，规定该银行只能以工商业为对象，并更换了该行的总经理。
从此，这家所谓的省银行再也不敢与江苏省农民银行争锋，除工商以外的一切业务均为省农民银行占有。
江苏省农民银行在陈果夫的行政保护下，以征收农村两角亩捐为资本，后来又在江北发行流通券，在全省发行仓库券，而逐渐发展起来，基层分支机构达78处，遍布全省61个县，成为江苏省第一大银行。
陈果夫从办江苏省农民银行中尝到了甜头，他还想求得更大的发展。
因为江苏省农民银行毕竟只是一个省级银行，为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国家银行渗透。
但在当时，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丝毫，于是，陈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一个农村金融救济处。
1932年，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为了准备第四次“围剿”，从经济上支持地主还乡，稳定其在农村的统治，便于11月在其“剿总”内部成立了农村金融救济处。
1933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遭失败，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3月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特许设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对四省农民银行极为关注，亲自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并命令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以利开展活动。
1934年10月，随着工农红军战略性的大转移，蒋介石“觉得仅有四省农民银行不足以济事，于是乃将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
1935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董事长孔祥熙，常务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苍柏，总经理由33岁的原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徐继庄担任。
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其机构的扩展之快异乎寻常，到1937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达87处，它依仗其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权，为所欲为，资金得到飞速的发展，其业务范围主要有：垫支军费、调运军饷、救济地主、开设典当、支付特务费用、滥发钞票等。
陈果夫开始是想另起炉灶，与农民银行平分秋色，最后达到挤垮农民银行、取而代之的目的。
抗战期间，陈果夫指使其亲信肖铮等人进行筹备，企图搞一个所谓“土地银行”，1940年9月，肖铮等12人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来者不善，这是和中国农民银行唱对台戏，正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对，蒋介石心中也十分不快，便以众人反对的借口不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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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农行（2）
于是，组建“土地银行”的方案便告搁浅。
蒋介石为了安慰陈果夫，便下令在中国农民银行内设立土地金融处，由陈果夫直接派CC派人物主持。
这样，陈果夫总算在农民银行内捞到了一块地盘，心中的气才稍稍平了些。
没想到设立土地金融处倒给陈果夫以新的启示，他想，另起炉灶目标太大，是不可行的了，现在只有采取逐步驾空农行，以达到最后独占农行的办法。
以后，陈果夫便多次发表有关农村金融的谈话，并向蒋介石表示愿从事农行事业的心迹，此时，蒋介石也认为孔祥熙财力太大，需要给予限制，因此，也有意让陈果夫渗透进来，以分散孔祥熙在农行的权力。
1940年10月，蒋介石决定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进行改组扩充，按蒋介石的原意，准备让陈果夫担任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后来又考虑到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到临时发表时，突然改变主意，只让陈果夫当了董事，而常务董务则让其三叔陈其采担任，陈果夫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成了农行董事会七个董事之一，跻身于农行高层决策者，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愁农行不是他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要给他一点难堪，他在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别有研究的人。
”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要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给顶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二十年之久。
”弦外之音是：别小看人，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搞金融的，今后当心点。
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都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了起来。
陈果夫果然来者不善，他任农行董事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
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四联总处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便以自己独特的身分在农行中独往独来地苦心经营起来。
首先，陈果夫提出统一农贷业务。
以前，由于农村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政府也无一定方针，所以农村金融机构重复繁乱，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和农本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事业管理局都可办理农贷业务。
陈果夫认为：要使农民银行发展壮大，一定要把全国农贷业务变成农行一家独营、一家垄断，因此他向行政院提出统一农贷办法，得到行政院的同意。
1941年1月，行政院最先命令农本局将原办农贷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办，至此，成立已近五年的农本局便被赶出了农业金融领域。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接收办理。
”8月31日，中国、交通两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1）贷款本息共298，529，135元6角7分；（2）农贷区域共299县市；（3）农贷机构112所；（4）农贷人员共772人。
”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
“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及事实上已演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
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
”陈果夫在农民银行有一定实力后，便开始了第二步计划，即将孔祥熙赶走，由他登上董事长的宝座。
当时，在农民银行中，孔派人物互相勾结，贪污舞弊，中饱私囊，闹得乌烟瘴气，为了捣孔，陈果夫通过他的特务系统，调查了大量材料，然后抓住这些把柄，于1944年提出了弹劾农民银行信托部贪污舞弊案，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出面处理。
陈果夫的目的是想通过此案，搞掉倾向孔祥熙的总经理顾翊群，让CC派人物当总经理，以驾空孔祥熙，待顾下台，最后赶走孔。
可是顾翊群下台后，总经理一职并没有落到CC派手中，而是由蒋介石指定叶琢堂的大女婿李叔明来接替，陈果夫不禁大失所望。
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孔祥熙。
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5亿美元的贷款，蒋介石拿出1亿美元作为基金，让孔祥熙发行所谓“同盟胜利美元公债”，1亿元折合法币20亿元，许诺到期兑付美金。
但刚开始人们都不愿购买，孔祥熙只好在政府支持下强行摊派，结果公债价格由20元跌至17元。
不久，法币价格低落，美元汇率提高，黑市汇率高达100元合1美金，孔祥熙见有利可图，即停止美元债券销售，将尚未售出的5000万美元债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将799万债券以官价卖给所属职员，而孔祥熙一人就独吞350万元美金债券。
而此时美元债券已涨至法币250～270元。
即使这样，孔祥熙等人还不满足，还企图将剩余部分再次私分。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等人私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不胫而走，公众舆论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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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农行（3）
陈果夫见时机来到，即借此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祥熙致于死地。
但孔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只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
陈果夫一看势头不对，再加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案中获利最大，不仅作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农民银行董事长也可能将由他来代理。
于是，陈果夫见风使舵，由原来倒孔反转头来拉孔，到处为孔说好话，打圆场，孔祥熙不但不怨恨陈果夫，反倒感激涕零，决计将农民银行让与陈果夫。
1945年9月22日，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兼董事长。
11月1日，陈果夫宣布就职，在就职仪式上，农行总经理李叔明向大家宣布：“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故辞去董事长职务，以便休养……现在本行董事长一职，由党国###陈果夫先生继任。
”这时的陈果夫好不得意，他梦寐以求的独掌中国农民银行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回味着李叔明的“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几句话，看着出席会议的保养得极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红楼梦中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自己也会下台吗？不会的！他心中暗暗地说，不会的！自己一定不会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稳董事长这把交椅。
巧取豪夺（1）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亲自为农行制定了“清慎勤敏”的行训，并解释说：“一个不取为之清，深筹远虑为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
”这四个字，陈果夫真的做到了吗？深筹远虑、刻苦耐劳、注重时效应该说还可以过得去，但真的是一个不取吗？那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不取，他的农民银行的财富能增长得如此快吗？尽管陈果夫上台后，主动将自己的薪水由每月1200元减至1000元，尽管他亲自制定了《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18条，强调为中国农民谋福利、为农民服务等，但这都不能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是助还是夺，是取还是与。
首先，陈果夫十分清楚，中国农民银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当初成立，就是为了###防共，陈果夫现在也不能违背这一初衷，他在农行股东大会上就强调：“本行在民国二十二年创立时，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至二十四年才扩大改组为农民银行。
当时的主要使命，为恢复###蹂躏区域的农村经济。
其股份虽有官股、商股之别，实际上根本无纯粹的商股。
其性质和发展过程与其他国家银行不同。
”蒋介石也一直把农民银行作为###的工具，他要求农行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三青团，陈果夫担任董事后，蒋在给陈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强调农行的政治作用，要求农民银行“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
”以更好地反对共产党。
要###，就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地主、剥夺农民。
其次，陈果夫千方百计想赶走孔祥熙，主掌农民银行，为的就是发展官僚资本，既要发展官僚资本，怎能一个不取，为农民谋福利呢？1．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地主盘剥农民。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农业贷款是农民银行一大特权，这是一笔巨额财政专项拨款，一般分为普通贷款和特别贷款，普通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种子、运输、副业等；特别贷款用于茶叶、蚕丝等，一般春荒时贷出，秋收后收回。
陈果夫为了牢牢掌握这笔拨款，亲自拟定了“放款政策”方案，提出优先贷款的原则，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优先，对官僚资本企业优先，实际上大量资金均进入这些领域。
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以贷款，但“佃农自己备有资金1/3以上，欲为自耕农者，应由下级金融机关，依照上级专业金融机关之计划与指示、贷与款项、购买土地。
”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贫困，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过活，哪有1/3以上的资金呢？农贷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
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以迅事切，并示公开。
”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当地地主豪绅手中，他们怎会把这种好处让给农民呢？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
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愿偿还没有见过面的借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仍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
所以，陈果夫所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还以主持苏政时期的经验为由，将中国农民银行变成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农行的经济优势，要各地分支机构大建粮食仓库，然后由农行出面收购粮食，他们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所谓粮食库来收购，农民将粮食交给农行后，便得到一张粮食库券，然后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去兑换粮食。
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
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
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
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
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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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取豪夺（2）
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
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
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
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投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任，以100亿元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在农产品中，一是棉花。
农行一方面以低价强迫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收购的资金还不必由农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拨给，即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获得大量利润。
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
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
二是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是工业品原料。
陈果夫对此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缴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
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周转期，盈利45亿多元。
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杉桐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示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
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海盐和精盐，行销湘、鄂、豫、桂、皖、赣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
该公司资本额在登记时为法币2000万元。
1947年增为1亿元，后又增至10亿元，“该公司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元、资本总额按年终账面数额10亿元，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其资本增殖率已属不低。
但是账面上的数额还仅仅是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副牌’。
‘副牌’是利用同一资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马和设备来经营各种盐业投机买卖的”。
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1945年，参政员黄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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