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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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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的活动收到了效果，据他说：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陈立夫在与潘汉年会谈后，对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
有了这些许宽慰，他认为下一步将是迅速出兵###西安了，因此，陈立夫与陈果夫积极活动，促使何应钦尽快向西安方面进剿。
在一片###的气氛中，何应钦即调派大军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的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正当主战派武力###西安的主张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宋美龄于13日回到了南京。
她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宋美龄的主张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坚决支持，于是该派很快压倒主战派，占居上风。
何应钦虽然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不许她管国家的事，但在蒋氏裙带派强大势力下，他也无可奈何。
这样，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
宋子文、蒋鼎文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以使事变和平解决。
宋美龄则亲赴西安，参与处理事变。
宋美龄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影响了国民党中两派激烈对峙的态势，二陈兄弟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态度。
原来，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
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
第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
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入之矣。
”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竟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插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
从###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
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
再加，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考虑转变态度。
12月20日，又是星期日，也是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讲西安事变。
他说：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
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
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这与前一星期大骂逆贼，要平叛、镇压相比，明显已经变了口气。
后来，他再次致电龙云，也委婉谈到：至委座安全问题，俟前往之美顾问端纳回京询明真象后，再熟商营救办法。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以武力###张、杨的。
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二陈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1）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
（2）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
（3）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
（4）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
（5）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虽然二陈作了很多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的准备，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西安，但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西安事变（3）
12月26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
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到场迎接蒋的归来。
陈立夫作为蒋的亲信，被允许跟随到达蒋介石的住所。
蒋介石由于背伤还没痊愈，一进屋便躺在了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陈立夫即向蒋问起西安事变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
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
但陈立夫对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即把武力解决放在第一位。
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
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
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
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
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对机会。
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进军，碾碎共产党人。
”听了陈立夫的建议，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
对此，陈立夫后来颇为遗憾，他认为蒋介石太慈善了，由于被周恩来所感动，就以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抗日，所以就不采纳他的意见。
实际上，陈立夫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历史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围攻共产党，主要决定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方案的否定，这使二陈十分难堪。
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喜，也为了给自己讨回一点面子，他们广造舆论，说什么西安事变的解决是“领袖诚意感召，迫使张、杨回心转意的结果”，是所谓“人心一致之胜利，中央政府处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之胜利”。
刚开始，蒋介石倒没说什么，但过了不长时间，蒋介石便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并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把戴季陶、何应钦等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在内的主战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顿：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得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意断其为健全之行政。
军事上或有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亦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
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二陈被不轻不重地批评一通，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以致几十年后，陈立夫依然耿耿于怀，说“宋美龄毕竟是个女人……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
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
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
”但陈立夫当时是不敢这样说的，他必须慎重对待一切，尽量去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去协助蒋解决面临的难题，以减少蒋介石对他们兄弟的不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致电大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的伟大前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态度，多少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有触动的，再加上他们想到西安事变的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上，二陈的顽固###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他们站在国民党民主派一边，与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
陈立夫主持大会党务组的讨论中，没有再出现###的言论，在其通过的《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方法》中，也没有出现“###”、“###”、“清共”、“剿共”等字样。
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提出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对内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等等。
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开了大门。
面对三中全会出现的这种合作抗日的气氛，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对恢复已经停止了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国共携手（1）
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国民党“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是停止了；对民主方面表示相当的扩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并且主张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为了使以前国共间的秘密接触得到进一步发展，仍然由陈立夫主持两党的谈判。
陈立夫虽然思想较以前有所进步，希望国共合作尽快形成，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也不敢在此问题上有太大的松动。
1937年2月至3月中旬，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是蒋介石在西安时就约定的，原订地点是南京，由于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中共中央为安全考虑，没有让周恩来去南京，而要求改在西安进行谈判。
蒋介石在西安谈判中没有让陈立夫出面，而是派出军方人物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后来又增加了军统方面人物贺衷寒。
由于顾、贺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坚持对共产党实行收编，致使谈判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建议让张冲参加，因为共产党对张冲印象较好，毛泽东曾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就表示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会商”，如派张冲参加，至少可以改善谈判气氛。
蒋介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增派张冲为谈判代表，但在张冲离南京赴西安时，蒋介石向他交待了几条不可松动的原则：第一，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第二，特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相容；第三，红军可以改编成三个师九个团。
张冲到西安后，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严守蒋介石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除在一些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外，整个谈判也无多大进展。
于是，周恩来向顾祝同表示，希望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顾祝同等只好赞同，这样西安谈判结束。
由于蒋介石在实质性问题上寸步不让，后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谈判也没有取得大的成果。
对于这种蜗牛似的谈判，陈立夫心中有些着急，但他也不好过多说话。
自从西安事变以后，蒋陈之间的关系总像渗入了点什么，不如原来那么自然了，蒋介石虽说也还重用二陈，将主持国共谈判的重任依旧委托于他们兄弟俩，但已不是像以前全权相托了。
蒋介石以照顾各方为借口，一方面将军统方面的人拉进来，插手谈判，对陈立夫给予制约；另一方面，自己干脆直接过问，把陈立夫撇在一边。
这种态势，使陈立夫开始明白，蒋介石已不像原来那样信任他了，他如日中天的地位开始面临西斜的趋势，想到这里，他不免自怨自艾。
但事已至此，他还得强打精神，尽力为蒋介石效劳，或许会有新的转机。
1937年5月，蒋介石为了加强与共产党谈判的力量，同时牵制陈立夫，又找来军统四大巨头之一的康泽，命他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康泽时明确吩咐：“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淮南（张冲）一道去和他们谈。
”从蒋介石的谈话中，康泽已经明白蒋要他参加国共谈判的用意了，但他却不敢公开对陈立夫表示轻慢，因为在蒋介石指定参加谈判的3人中，张冲也是陈立夫的人，而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依然是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所以康泽庐山听命后，即与张冲商议如何行动，张冲也有意夸大陈立夫在与共产党谈判中的作用，他对康泽说：“这个谈判，我和立夫先生一道参加很久了。
”他还介绍了陈立夫主持国共秘密接触的大概经过，并建议：“这件事，只有立夫先生才知道得更清楚，我们一道去南京和立夫先生谈谈如何？”显然，张冲还是希望参加国共谈判的几位国民党代表能统一在陈立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康泽无奈，便将汉口禁烟缉私处（当时康泽任该处主任）的事务作了交待后，即与张冲启程到南京，与陈立夫见面。
陈立夫见蒋介石又安排了军统方面的人参加国共谈判，心中老大不舒服，但又不好表示出来，便在康泽面前摆出一副领导者的姿态，他先要康泽谈了自己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构思，然后，便提出了一些指示性的意见。
他冷着脸，郑重而严肃地向康泽与张冲交待：“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他们要求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的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来，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
”陈立夫对康泽的这段指示中，基本原则没超过蒋介石所限定范围，但也有一些表示他自己的态度，如关于边区主任人选问题，他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相反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所提方案的一种默许。
国共携手（2）
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他只是怕找麻烦，才提出隶属陕西省。
关于释放###的问题，他没有完全拒绝。
关于办报的问题。
陈立夫坚持不准，但后来他得知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已经允许共产党办《新华日报》后，便不再说什么了。
应该说，陈立夫表现了比蒋介石稍微灵活一些的态度。
对于陈立夫的意见，康泽显然不能完全接受，他知道，有些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于是他很快找到蒋介石，汇报了陈立夫对谈判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康泽认为，从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选择一人去任边区主任是不相宜的，他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
于右任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
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
所以这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
”这一说，蒋介石也好像突然醒悟，连连说：“他们三个人都不相宜。
”但派谁去相宜呢？蒋介石一时还难以定夺，康泽便趁机向蒋推荐了丁惟汾，蒋介石因找不到更适当的人选，便同意派丁惟汾到边区去担任主任。
康怿推荐丁惟汾明显是针对陈立夫的，其一，对陈立夫在此问题上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无声的批评。
其二，丁惟汾是陈立夫的对头，早先时候，国民党内由丁惟汾主掌党务，丁大权独握，蒋介石也敬他三分，一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后来却被二陈所取代，丁家党变成了陈家党，所以丁惟汾一直对二陈心怀不满。
现在提出丁惟汾，是想让陈立夫不好下台。
开始，陈立夫听说由丁惟汾出任边区主任，心中十分恼火，但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后，便装聋作哑，不再说话了，心中不免暗暗忌恨康泽，认为这是军统方面故意给自己作难。
后来，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国民党所推荐的丁淮汾被中国共产党所拒绝，陈立夫心中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指示张冲等人不要再坚持派丁惟汾。
这样，边区主任人选之事便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陈立夫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之独立自由。
”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提醒当局，注意上海的防卫，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并亲赴江苏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
要抗战，必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必须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因此，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利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以极大的诚意加速完成与国民党的谈判。
9月，中共代表博古从延安来到南京，与原在南京的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进行谈判。
谈判期间，陈立夫一直没有露面，主要是由康泽、张冲直接参加。
但陈立夫要求每次谈判前，一定要见他，由他指示谈判意见，谈判后，也要向他报告情况。
实际上，整个谈判，国民党方面一直由陈立夫所主持。
在有些方面，陈立夫表现了他的顽固性，始终坚持是接纳共产党，而不是对等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活动。
但在有些方面也表现了其灵活性，作了某些让步。
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谈判后，陈立夫不得不指示康泽、张冲等国民党代表同意中共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稿上签字，蒋介石也同意发表这个“宣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谈判取得基本成功后，仍然还遗留着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重要问题，如合作形式、共同纲领及改革政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两党合作，推动全民抗战，均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继续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
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
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
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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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携手（3）
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
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
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
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
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
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
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
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力主抗战（1）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
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民族的危机，全国抗战的兴起，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对二陈是有影响的。
抗战爆发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的民族热情进一步勃发。
当汪精卫等人被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嚣张气焰所吓倒，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滥调时，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
他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
”主张坚决抵抗。
七七事变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记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采访陈立夫。
一美国记者以十分轻视的态度问陈立夫：“中日强弱十分悬殊，你们如何能抗日？”陈立夫正气凛然，从美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侃侃而谈：“你们美国人，应谙美国历史，如果依照你们看法，则美国今日犹为英国的殖民地。
华盛顿在起义时，仅凭几十支乱枪，与英国驻军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别，华盛顿所凭藉者为民意，民意是看不见的伟大力量，远胜于枪杆子，其所以最后胜利者，民意为之也。
今日日本侵略中国，全国民意主张抵抗，蒋委员长顺从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问题不是‘能战不能战’而是‘应战不应战’，应战虽打到一兵一卒仍须顽抗，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得到法国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国之抗战，亦将获得他国之援助而战胜敌人乎？所谓‘得道者多助’是也。
诸君之估计仅从物质一方面作比较，是错误的，须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实较物质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战争，以少胜多，此乃一可证之近例也。
”一席话，说得美国记者直点头，话毕，十多位中外记者鼓掌以示赞同。
正在江苏主政的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建议在上海设防，阻止日本军队从上海进攻。
他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
”同时，他召集各县县长进行训示，要求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
还在省府镇江召集各界领袖人物谈话，对敌我情形及如何准备防卫等，分别提出说明，以提高众人之警觉。
他对山东韩复榘不作抗战准备十分不满，说：“想做英雄者自己不准备，且不许他们准备，致有事时毫无对外力量。
”战争开始后，陈立夫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决策工作。
陈果夫也被推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起先对列强各国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国“主持以道”，认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挽危机。
”但并没引起列强各国的积极响应。
这时，陈立夫建议把目光转向苏联。
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苏联外长季维诺夫便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助中国。
”根据中苏双方商定，苏联将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关于运输路线，当时决定从新疆运进。
为了落实这一问题，9月28日，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新疆，与盛世才商洽，因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维持着半独立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买账。
而陈立夫与盛世才有过一些交情，北伐时，陈立夫是秘书处科长、盛世才是参谋处参谋，在行军时互相认识。
由于都是年轻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时陈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驻地，便开始忙碌文电的处理，盛世才对陈立夫工作认真的态度十分敬佩，而陈立夫则欣赏盛世才的才气。
后来，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领袖金树仁，取代了金，与南京政府关系并不好，陈立夫时常在盛世才与南京政府的争执中作些调解，盛对陈立夫也能另眼相看。
陈立夫到新疆后，对盛世才晓以民族大义，盛终于同意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通过。
陈立夫还对沿途各站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细节问题都作了细致安排。
当时一头骆驼可载8桶油，这可以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运最新式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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