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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学问-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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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略地，当今之计，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每天都到他那里拜望，并不断送以金钱美女，但过了一段，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对他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就是我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就是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就自刎而死。太子丹闻讯，前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一并交给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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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侠客（5）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弑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他。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
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的缘故，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慷慨激昂。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来到秦国，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了秦王的信任，于是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宫内。荆轲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抽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而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报答知遇之恩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那么，侠客何为？侠客与文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源。如果我们借助现代新武侠小说，更能说明这一道理。
在浩如烟海的新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是其杰出的代表，其中又以金庸小说最具文化意蕴，借传奇表现传统，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创造。他的小说往往把侠客置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亦幻亦真，亦史亦奇，把传统侠客的文化品格凸现无遗。
纵观金庸的十六部小说，融历史与传奇于一炉的共有六部，这六部小说中的一些侠客形象，足以说明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木讷近仁，先是行侠仗义，后则助守襄阳，这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不论他的行动还是华山之下的苦思冥想以及最后同成吉思汗的辩论都一致表明，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龙八部》里的千古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弭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物，更显示出他以侠客的身份去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企图。《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以书生的出身而成为草莽英雄的首领，自然打不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及归隐异域却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主，空有绝世武功，空对明教有生死存亡之恩，只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为爱人画眉窗下，把好端端的一个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至于《碧血剑》，则更为特殊，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拟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曲终人不见”，《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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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侠客（6）
原来千古侠客所做的竟是这样一个桃源梦！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共同愿望，都是要拯民众于水火，救生灵于涂炭，建立一个清平无争、德化淳美、民与为乐的桃源世界。老子、庄子崇尚返朴归真，孔子、孟子教人实现美政理想，侠客们与至圣先贤做的是同一件事，与千古文人学士追寻的是同一境界，只不过前者用“剑”，后者用“书”而已。
建桃源世界，为理想献身，原是真正的大侠精神。侠客的变异，因世事推移而无一定之规，且历史上的侠客与人们观念中的侠客也有差异，但这真正的大侠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真正的大侠必定有此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成为真正的侠客。逞匹夫之力、血气之勇而不计民生疾苦、不思国家民族者，至多只能算是好武之徒，永世不得进入大侠之列。
然而，大侠的长剑虽利，终不能杀尽不平而除旧布新，更不能把处在痛苦轮回中的传统社会改造成永恒的桃源乐土，所以，他们死难殉节或归隐山林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其志难遂，实在是每一位真正侠客的历史宿命。道理很简单，大侠的祈求是永无止境的，而现实社会的具体存在却总是滞后的。渊明醉归图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其一
大侠精神总是代表着破坏现实秩序的理想力量，总是希图建造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历代封建帝王多对游侠采取禁绝或屠戮的政策，便是极好的注脚）。其实大侠精神的意义也就在此，它把美好的图景以极其有力的方式昭示给人们，使人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至灭绝了纯真的希望，在心灵的一隅保留着一块永不凋零的常青地，这也是大侠精神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乱世天教重侠游”，即使在所谓的清平之世，人们对大侠精神的渴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时隐时现罢了。在束缚太多的中国，人们欲想一展身心，学剑行侠恐怕不失为一条捷径，即便行侠不成，亦可得到虚幻的满足。据说李白学剑杀过人，陆游则终生是“虏血未染锷”，至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行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则纯为抒情。至今天，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获得了如醉如痴的满足，也是渴求大侠精神的表现。不过，这已是一种最为无奈的方法了。
文人自感无用而祈求侠客、创造侠客，但侠客的长剑实在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做不成桃源梦，文人与侠客，实是一对孪生的患难兄弟，也正是这对患难兄弟的无数次殉难，才使漫长的中国历史不至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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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学者·政治家（1）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就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话也还是含有辩证因素的，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的确是中国封建官场里的一条守则，但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却是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许，这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国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也多次想和他的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优游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年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官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曾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但其思想又有法家的成分，其徒李斯正是发展了法家的一面。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李斯辞去小吏职务，前往齐国，去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是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
“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尚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发展的机会。”
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入仕，但他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摩了秦王心理，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
“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自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如今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
法家·学者·政治家（2）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李斯还未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历史上外国人才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使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销“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的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他写这些著作，本是因为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还未决定，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地是要赶尽杀绝，他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就他羽翼未成之时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知道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刚统一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国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出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秦皇行宫/右阙楼复原图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食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按照李斯的建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法家·学者·政治家（3）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残酷迫害。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廷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步秦廷了。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作为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实可谓天良丧尽。对这样的“读书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皇威，镇抚六国百姓，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出游，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渭水、汉水到云梦，再经长江东下直到会稽，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纪念。在北归咸阳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即病死在沙丘。
当时随行的有李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胡亥的老师赵高。秦始皇临死之前，曾有书信召长子扶苏送葬，按当时的习俗，长子承位是天经地义的，况且扶苏刚毅勇敢，较得人心。但赵高为了掌握大权，极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让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车内伪装成始皇，让人照常送水送饭。赵高趁此机会拉拢李斯，采取攻心战术，他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赵高说：“皇帝生前写了一封宣召扶苏来送葬的书信，未及发出，便死了，这您知道。但现在这封信和符玺都在胡亥手里，皇帝驾崩了又没有人知道，决定由谁继位，全看您和我了。您的意下如何呢？”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这哪里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话？您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赵高说：“如果按始皇的意思去办，也未尝不可，对我毫无损害。我只想问您，您与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呢？”
李斯说：“我不如蒙恬。”
赵高说：“那好。扶苏刚毅勇武，又曾坚决反对您和始皇焚书坑儒。他即位之后，必定任用他最为亲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时，您怎么办呢？”
李斯默然。赵高就这样开门见山，紧紧抓住李斯贪恋权位富贵的心理，争取了李斯。于是，两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的书信，指斥扶苏“不孝”、蒙恬“不忠”，令二人自杀。扶苏接信后自杀，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终于服毒而死。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李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良知来换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顾享乐，不理国政，秦朝已如厝火积薪，十分危险，但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也不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能如何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摩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尧、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峻法。胡亥一听，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勾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视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务，全让赵高办理。一天，赵高往访李斯，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唏嘘。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犬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法家·学者·政治家（4）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却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入宫，没想到正撞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就十分气恼李斯，怪他败坏了他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谗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也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多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合谋反叛，虽未有确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胡亥虽然糊涂，但毕竟还知道事情重大，就先派人调查。赵高暗地里嘱托使臣，让他们诬谄李斯。
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希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就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在这里“督责”起自己来了。再加上赵高在一旁怂恿，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冯去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竟致昏过去。李斯曾上书申冤，但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罪。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了。”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矣！”
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这就是中国第一位集政治家、权谋家、学者于一身的人物的最后下场！
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故其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奉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了。李斯谋取名利富贵确有其术，只是抽身不及，弄个全族覆没，不免令人叹息！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就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整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既可看出读书人的本色，又可以看出，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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