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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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毛泽东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已逐步觉察高饶活动的不正常。他一再强调全党要加强团结。但是高、饶仍四处活动，甚至找到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家里去游说。对此，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严重警告。
　　1954年1月25日、2月5日，在高岗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后，邓小平和刘少奇同高岗谈话，继续对其进行帮助。2月3日，邓小平又和周恩来等同饶漱石谈话，对其进行帮助。2月6日，他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批评了一些人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
　　邓小平等在揭发和处理高、饶问题时表现出的坚定原则和正确方法，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在一届人大会议上，根据周恩来提名，邓小平和陈云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此时，邓小平已用极大的精力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所以，在10月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由于林彪还在养病，邓小平兼着中共中央秘书长，因此，他们不担任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和周恩来一起经常去毛泽东处开会，并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包括率代表团出国访问，陪同周恩来同外宾会谈。12月30日，周恩来致毛泽东信中，就全国各省市人民委员会、政协、省市人委会中厅局长名单中###员和非党员比例讲：“已将此情况告邓小平，并取得他的同意。”同时，周恩来也给邓小平同志个人去过信。如1956年1月，周恩来同陈毅商谈组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庆祝活动事宜，事后，他即致信邓小平，介绍商谈的情况。
　　这时，从党中央领导人的排名看，邓小平越来越走近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例如：
　　1954年7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0月22日，周恩来将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审阅。
　　1954年12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关于陈云主持大城市公私合营代表座谈会的情况。
　　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就美国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问题的宣传通知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5月7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在会上介绍参加亚非会议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6月24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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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5）
7月17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汇报并商谈西南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20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召开人代会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参加。
　　9月29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省肃反情况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0月3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明日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23日晚，周恩来又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工商界宣传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2月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通告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名单。
　　1956年4月4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有关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参加；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关于越南情况汇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9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财政部工作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11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曾于1955年10月26日作出一项决定：今后定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将增加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中的一人负责传达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的若干重要的决定或指示。
　　从1955年开始，党中央、毛泽东就开始了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以极大精力组织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并负责修改党章，主持起草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年9月28日，在周恩来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邓小平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形成了。邓小平继早已成为党中央核心成员的周恩来之后，也进入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来了。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主持着中央书记处工作。“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曾污蔑小平同志专权，不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实际情况是，中央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召开会议时，周恩来参加了，小平同志请他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结果由小平同志主持，以后都是如此。书记处经常开会，要管的事情也很多，面也很宽，以后又增加了国务院的李先念和军队的罗瑞卿。
　　6。同处中央领导集体中决策，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奔走。从目前公布的一些材料看，党的八大以后，邓小平与周恩来经常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上和毛泽东在自己住处召集的一些会议上见面，共同讨论一些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1957年2月，邓小平与周恩来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各项问题和增补政协委员问题。议定由周恩来、邓小平等研究后议出名单。在毛泽东召集的有陈云、邓小平等参加会议上，共同讨论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上作的报告。5月，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的报告。6月，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几个地区大鸣大放的情况。9月，周恩来将自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有关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稿批“送小平同志审阅后送刘、朱、陈、彭、康生、定一核阅”。邓小平接到周恩来批来的文件后，在原稿谈到对于自然科学界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一句后加写：“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9月3日，文件发出。
　　1958年9月，邓小平和李富春先后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部队视察指导工作。10月1日，邓小平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庆祝建国九周年。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了目前台湾海峡局势和我们方针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外出东北视察情况的汇报。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6）
这一时期，邓小平与周恩来还共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往来活动。1958年11月26日，两人一起参加了毛泽东和金日成举行的会谈。1959年2月，两人又和刘少奇一起会见了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等。在对外关系方面，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给印度政府尼赫鲁复信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一齐参加。1960年5月初，周恩来在贵阳与邓小平、胡乔木通电话，要《人民日报》准备一篇再论尼赫鲁的文章，在昆明致电毛泽东：鉴于印军趁中印联合公报未提停止巡逻，已在西段开始蠢动。建议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增设哨所。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6日，毛泽东批示“照办”，随后，邓小平当面向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布置。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与周恩来总是观点一致，坚持到底。1960年3月下旬，两人在天津一起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邓小平针对当前报刊宣传中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听到后，严肃地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紧接着又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列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也尖锐地批评这种作法，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了“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一年后，当罗荣桓向邓小平通报与林彪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时，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最后赞同了罗荣桓的意见。
　　关于西藏问题。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实现所谓“西###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从11日开始，刘少奇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西藏叛乱问题，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都参加了。这时，于3月上旬到武昌的毛泽东，于12日、15日连续三次打电报给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中的反动集团，教育下层。3月17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邓小平说，当前首先是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叛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表示赞同上述意见，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23日，周恩来又致信陈毅并转邓小平：今晚某国国庆庆祝会上，如有人问及拉萨事件时，“可约略答之”。
　　进入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以很大精力参加了中共与苏共关系往来的活动。1960年6月，周恩来和邓小平就苏共中央的来信进行讨论，9月，周恩来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中苏会谈情况的通知。10月1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出席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会议，这是邓小平在60年代的首次出访苏联。5日，他在会议上发言，阐述我党对起草案稿的意见。9日，周恩来出席了毛泽东在北京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从莫斯科来电请示今后工作的方针问题，电告邓小平。第二天，邓小平在起草委员会上作书面发言，阐明中共代表团的立场。15日，周恩来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谈邓小平来电中所说关于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方法问题。20日，邓小平又致电党中央、毛泽东。21日晚，周恩来等又到毛泽东住处参加常委会，商谈邓小平来电内容。22日，在莫斯科的邓小平会见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24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回国，晚上，周恩来就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邓小平关于莫斯科会议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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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7）
10多天后，邓小平随刘少奇率代表团出访苏联。临行前一天，毛泽东召开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的会议，商谈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81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代表团离开北京，其后的20多天中，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十分关注着刘少奇、邓小平在苏联的活动，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刘少奇等人来电，通报情况，商谈党中央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复电和信的内容。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信，表示“同意你们对于不提苏联为首为中心问题所采取的立场”。12月3日，邓小平、彭真先期由莫斯科回到北京，周恩来就赶到毛泽东处开会，和朱德等一起，听取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汇报。7日，周恩来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报告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工作的情况。13日，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北京市委举行报告大会，由邓小平报告参加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同样，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赴苏活动也是非常关注的。例如，1961年周恩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提前回国，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就专程前往机场热烈迎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关系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变化。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4月2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同邓小平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答复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苏联会谈，并表示：克服分歧须通过谈判，建议采取另外方式会谈。5月9日，周恩来接见苏驻华大使并请其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彭真为正、副团长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为此，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表声明。公布了有关会谈安排。7月5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而苏共中央却在会谈期间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等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并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邓小平、彭真等电文，提出：鉴于中苏两党谈判毫无结果，同意中共代表团所提的早日回国的意见。同时，要争取发表共同公报，并注意写明“在中苏两党这次会谈中，双方相当扼要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现在双方同意停会，并准备在适当时间再继续举行会谈”。20日，中苏两党结束会谈。21日，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周恩来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22日，新华社发表了两党会谈公报。
　　7。共解国事难题，联名签署文件。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的倡议，邓小平于这一年2月到海南岛等地视察，3月初，周恩来即约邓小平等交谈外出视察的情况，晚上，周恩来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等汇报外出视察的情况，并讨论进出口问题。4月，邓小平又在北京市郊区顺义县等地调查研究，其间，周恩来出席了中央书记处于4月18日举行的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调查研究的汇报。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分别召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和邓小平报告了同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1月11日至2月7日，两人一起出席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并在大会上讲了话。关于两人在会议上的讲话要点，2月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讨论后表示同意。在“七千人大会”闭幕时，周恩来又与邓小平商定，2月8日再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关于粮棉生产和减少城镇人口等6个文件。
　　为使1962年成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周恩来和邓小平进行了大量的工作。2月20日，周恩来致信邓小平，提议2天后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有关清仓核资、国营农场和精简工作等问题的文件，“先在书记处讨论，然后再拿出去”。2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如期举行，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3月16日，邓小平又和刘少奇、周恩来专程飞往武汉，连日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几天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有关情况。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8）
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两个人总是相互支持。6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邓小平等明确表示支持这一做法。周恩来回到北京听说后，表示赞同。同样，邓小平也明确表示赞成周恩来提出的正确主张。11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在讲到教育工作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符合阶级观点。邓小平说，总理的报告是中央批准的。
　　1963年8月中旬，邓小平与周恩来出席了讨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等人参加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下旬，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并发言，表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把“立足现实，瞻望前途”作为研究我国工业发展方针的出发点，并作了四点补充。1964年6月，周恩来出席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此前，关于简化汉字修订方案，周恩来曾致信邓小平等，提出该方案“日内当可定稿，待印出后再报请文教小组转书记处审批”。
　　60年代以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还联名签署下发了许多文件，例如：
　　1962年10月，两人共同签发《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紧当前农产品收购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棉花生产和收购量的初步设想的报告》；11月，两人共同签发关于成立东北林业总局、东北农垦总局的两个决定和两局相互协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
　　1963年3月，两人联名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紧木材生产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两人批转国家科委、卫生部根据周恩来指示提出的《关于北京地区放射性防护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两人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1963年调整物价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邓小平与周恩来不仅一起参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会议，而且还一起公开参加一些重要活动。1964年3月，两人和刘少奇等会见日共中央代表团，并和他们举行了会谈。6月，两人和毛泽东等，检阅了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军事演习，对受阅部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高度评价。9月30日，两人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接见参加国庆十五周年庆典的各国贵宾，同日晚又出席国庆招待会。10月1日，又一起参加了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大会，并检阅了游行队伍。2日，又一起陪同各国贵宾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8日，两人和毛泽东等会见了朝鲜党政代表团。11月，两人同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会谈，介绍苏联新领导的情况。还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首都各界7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刚果（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
　　1965年2月，邓小平和周恩来两人与刘少奇等会见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10日，两人又和毛泽东等出席了首都150万人的###示威活动。5月，两人又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和在京的其他项目的优秀运动员代表，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创造更多的好成绩。
　　8。同中流击水，共相忍为贵。1966年的中国形势，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年初，邓小平还和周恩来一起接见解放军、公安部队、农业部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一些会议的全体人员。1月20日，除夕之夜，两人同刘少奇、宋庆龄等一起出席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并接见了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代表。23日，周恩来致信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今午将去天津治手病，凡有关外交、国防紧急事件送小平批办，国务院日常工作请示件由富春处理。很快地，周恩来回到北京，和邓小平、彭真一起约罗瑞卿谈话。一个半月前，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到上海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等罗织罪名，突然袭击，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随即，罗瑞卿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会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写信给邓小平、李富春：“我在政府各部委传达会上，说了每个单位负责人（有的只是党组或党委成员）回去后，可以向本党组或党委传达罗的问题，但不许下传，也不许作笔记。听说党的各部委和工、青、妇和各级党组只限于本人知道，可否也通知他们在同级中传达，以示一律，妥否请酌。”接到信后，邓小平于同日批示有关同志转告各单位，“照总理意见办理”。这一次，两人和彭真约罗瑞卿谈话后的第2天，周恩来又于1月31日就中共中央批发关于批判罗瑞卿“错误”问题的3个文件事致信邓小平、彭真，建议“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在此前后，两人还和刘少奇等参加全国工业交通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会议，并都讲了话，还一起接见了出席这两个会议人员。周、邓等一起接见了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作战有功人员，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代表团。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9）
3月中旬至4月上旬，邓小平对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考察。当他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根据毛泽东对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批评，书记处会议提出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4月12日会后，周恩来与邓小平、彭真联名写信，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还提出：拟由邓小平等5人向主席汇报西北之行，主要谈五年计划的一些考虑。不过，在杭州的毛泽东于4月16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周恩来同彭真谈话3次，又同邓小平等谈话。5月16日，陈伯达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被通过。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6月9日至12日，周恩来、邓小平和刘少奇等又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
　　7月19日、22日，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了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说：“七月会议”矛头是对着陈伯达一伙的。只是由于半年后发生了“二月抗争”，使“七月会议”表现出来的斗争没有那样引人注意。当时，北京高校情况汇报完后，参加会议的“文革”小组的人立即发言，他们大批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驳斥这种论调说：我们有材料，你们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接着，陈伯达讲了一番话，重弹中央领导怕群众的调子，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小平同志忍无可忍，他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厉声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他还明确地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实际上，派工作组是在北京的常委们一致意见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早在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时，就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次日，周恩来又与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毛泽东当天即批示：“同意这样做。”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6月初，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以扭转当时出现的混乱局面。为此，刘少奇、邓小平还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现在，曾自诩为第一个工作组组长的陈伯达又提出撤销工作组，显然是极不寻常的。7月23日晚，周恩来、邓小平还到刘少奇处谈工作组问题，24日凌晨，周恩来还为此事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谈自己的想法。而在当日毛泽东召集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的工作，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显然是对邓小平等工作的不满。会后，周恩来于7月27日约邓小平、陶铸谈话。30日晚，又同邓小平谈话。31日，又约邓小平等谈话。8月5日至11日，又同邓小平等谈话。
　　8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中央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两人虽然还在常委会中，甚至排名还靠前，但实际上的工作处境是越来越困难了。9月8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先后与邓小平、陶铸谈话。17日，又同邓小平单独通了电话。10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20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次日，又在一些负责人会议上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22日，周恩来又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0）
11月份，周恩来还在竭尽全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11月8日，有电话请示周恩来：刘、邓是否出席12日召开的有千名红卫兵参加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参加，担心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周恩来出于保护目的，批示说：“刘、邓可请假不出席，红卫兵可邀请，事前必须做工作。”19日，周恩来得知某学院要开群众大会，并上追到刘少奇、邓小平，遂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记者去参加。
　　11月也是邓小平公开场合最后露面的月份。12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万人大会。25日，参加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接着就是被无休止的不断升温的批判。此时，心急如焚的周恩来尽自己所能，保护着自己的亲密战友。12月24日，周恩来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的红卫兵准备上街游行，并到中南海揪斗王光美，遂告有关保卫人员，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26日，就吴德请示北京市委如何对待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时批示：可不去。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