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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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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就是后来邓小平讲这番话的由来：“《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7月，他又向有关同志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后来，他又在谭震林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上写了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也是为沸沸扬扬的争论作的正确总结。
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一，不管是谁批过的，错误的就要纠正。对毛泽东生前做过批示的错案，邓小平态度明朗，要纠正过来。假如自己以往批示中有不实之案，也要纠正，总之，不管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应推翻。
第二，无论是旧案新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面纠正。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为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批判康生等6个问题，邓小平也很快就表明自己完全赞同的态度。他首先就1959年定的那起错案说起。11月27日，他会见美国专栏作家时说：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当日晚，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插话说，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两天后，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重申了这个说法。对康生错误，邓小平话虽不多，却很明确。认为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为党和人民做的巨大贡献，同时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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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
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潘汉年被定为“内奸分子”是我党建国后处理较早的一起错案。陈云在调阅了有关材料后，认为潘并无投敌确证，便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提议党中央正式立案复查，复查工作可由中纪委办理。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中纪委经过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决定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追认其历史功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受辱含冤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1978年8月，他的夫人写信给党中央，请求给老舍平反。几天后，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指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结论，不可拖延。”举行老舍追悼会之日，他又专门送了花圈。
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平反，邓小平也有过明确指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陶铸夫人、女儿为此事曾奔波了两年，当她们找到邓小平时，他并没表示什么态度，陶铸的女儿甚至觉得冷淡，感到失望。实际上，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很快地作了批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间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后来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虽然邓小平当时不讲一句话，但要解决问题时，就很干脆。
为共和国历史最大的冤案平反，也是邓小平所力主的。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他在会上对刘少奇夫人说：是好事，是胜利……
是啊，刘少奇生命垂危时留给世人的一句名言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邓小平对刘少奇夫人的话则简明地道出了人民必将胜利的历史逻辑。在此前后的两年中，邓小平参加了13次这样的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在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得到了平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仍旧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具体说来，他坚决支持陈云于1980年前后力主进行的经济调整。
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于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没有肃清，经济工作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陈云提出要进行经济调整。比如钢产量到2000年达到8000万吨就比较合适。邓小平觉得，陈云的这些意见“有道理”，“很值得重视”。他在1979年3月23日会议发言中强调，钢铁生产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把钢产指标由二亿吨减下来，搞得好，八千万吨钢不一定比二亿吨作用小。相反，即使搞二亿吨，质量差也解决不了问题。钢铁生产速度的过快，其他方面也负担不了。他指明：三年经济调整工作，是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个大方针、大政策。
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5）
由于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的力主，党中央于同年4月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经济建设要真正做到按规律办事，讲求实效。
为了说明陈云意见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党内多次讲话，充分肯定陈云在60年代我国经济调整时期的巨大作用，称赞他提出的措施非常得力，办法“非常有效”。邓小平还谦虚地表示：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够懂，这方面还是要由陈云、李先念来下决心。在制定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时，他几次嘱咐有关部门同志，对积累与消费比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要充分重视陈云的意见”。
但是，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对经济调整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也很不得力，这种状况一直到1980年底才有了基本变化。1980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听取国务院关于调整1981年经济计划的工作汇报。陈云在这次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十二月工作会议上，批驳了阻碍经济调整的“左”倾错误思想，反复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在上述两次会议上，邓小平也先后发表讲话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他请大家在考虑和制定经济计划时要着眼于切实可行，通过调整把生产搞扎实，把产品质量搞好。特别是在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陈云的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很赞同陈云关于调整是“健康、清醒”的说法，指出这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当前，重点要抓好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步骤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真正得以贯彻落实，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健康、稳步地发展，并为今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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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1）
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重大课题。在为###平反、恢复邓小平职务，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过程中，都间接或直接地涉及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必须澄清部分人中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因为“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邓小平说完这段话不到半年，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就来到邓小平身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问题。
谈话从早些日子把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巨幅画像摘下来的事情谈起，时间是1980年8月21日，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
女记者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自若，连手中的香烟升起的烟雾，也显得那样缓慢。他回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心中很清楚：对方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尽管天安门上的画像那样令人瞩目。她提出问题的真正意图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怎样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所以，邓小平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要迂回提出的问题首先摆出来。他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女记者没有想到，邓小平回答了是否保留天安门上画像的问题后，又主动地把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概括出来。于是，她把自己要提的重要问题也开诚布公：“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显然，西方人士是把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同一起。这恰恰说明了“局外人”的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对此，邓小平觉得有必要给予全面的解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邓小平加重语气，双目直视对方，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钧之力：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奥琳埃娜·法拉奇作为西方著名的记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对古老的中国在几十年前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变化是了解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在这场历史巨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她就不甚清楚了，而且她觉得，西方的一些舆论焦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似乎猜透了对方的想法，他面带回顾的表情，向女记者解释自己刚才谈到的论断：
“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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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2）
女记者注意到，邓小平在讲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时，表情十分开朗、自豪，显然，他为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过而感到自豪。讲到毛泽东的错误，他又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接着又点燃了一支香烟，继续按照原有的思路讲下去：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女记者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不陌生，知道这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那么，后来中国的建设事业遭受的严重挫折又该如何解释呢？女记者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记下去，因为邓小平的话正好解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说到这里，邓小平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坦诚宽阔的政治胸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陪同人员、翻译和记录人员，也感染了女记者。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邓小平用发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对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客观评价。
不过，邓小平清楚，会见不会这么短时间就结束，就是说，女记者的问题恐怕不止这么一个，围绕着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对方还要提出一些尖锐问题。
果然，女记者从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谈起，直接问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问题。她接着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的话头说：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
女记者谈锋甚锐：“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于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问话像连珠炮似地接踵而至，虽然语音不高，其中还搀杂着女性柔软的音腔，甚至脸上也不失女性温和的微笑，但所提的问题却是分量很重。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中，完满地回答上述每个问题，决不是件轻松的事。当时，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这种严肃、紧张的气氛。
邓小平镇定自若，像当年指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时那般从容，只是侧了下身体，想使对方更容易看清自己的全部表情。他停顿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说：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又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讲了“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也讲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来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应当提到，于是，邓小平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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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3）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产阶级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女记者通过翻译，得知了邓小平谈话内容，明白对方在逐一地、毫不含糊地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难题。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了，那么“文化大革命”错在何处？这正是她想进一步询问的。没想到，邓小平又主动地触及到了这个在1980年别人还难以全面回答的问题。他说：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女记者马上提到与林彪的关系：“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小平接着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女记者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放下茶杯的邓小平用近乎论断性的语言告诉注视着自己的女记者：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伸出手指表示着自己的话意。
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女记者明白，邓小平是在批判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很聪明的回答。
她继续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回答：“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显然，对方问得得体、尖锐，邓小平答得机敏、准确。忽然，女记者问完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关系的问题后，话题一转，转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上面。
女记者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是作为他的“罪状”开列出的。消息灵通的记者知道这些不足为奇。
他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女记者的提问是按照设计的既定思路，邓小平的回答也有着“一定之规”。对方问刘少奇、周恩来，以至于自己，邓小平就讲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好关系，讲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点，女记者敏锐地感受到了。所以，她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4）
邓小平平静地说：
“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女记者：“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平和地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时间已快到了中午，访谈仍在继续，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邓小平讲到毛泽东去世以后，粉碎“四人帮”的事情，话题一转，谈到了建毛主席纪念堂问题。他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女记者问道。
邓小平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的，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邓小平与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是分两次进行的，时间分别为8月21日、8月23日，都是在上午，共达4个小时。
在第二次交谈中，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是，仍然涉及到毛泽东。问题是这样由女记者提出来的：“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小平明白，这是在问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实际是第一次交谈时最初话题的继续。他毫不掩饰，直截了当地回答：
“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女记者：“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将慈禧和江青作比较，说明了女记者对中国近代史也有所了解，对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飞扬跋扈也有所耳闻。但是，对她与毛泽东的复杂关系，女记者毕竟无法详知。
还是邓小平告诉了她：“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女记者承认：“我们不知道。”
邓小平进一步解释：“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他用手指着对方的记录本，不知不觉中，女记者感受到了对方不只是位长者，不只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位历史的巨人在向记录历史的人讲述深刻的道理。只听到邓小平一字一句地说：
“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万变不离其宗，4个小时的长谈，以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始，也以此为终。可谓是出色的采访，精彩的答辩。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访谈的内容，世界各国报刊也纷纷转载、评论：
“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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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5）
1985年，即这次访谈的5年后，邓小平对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提及了他同女记者的这次谈话，他讲：“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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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1）
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
应该说，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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