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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财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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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1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带着贡物朝拜汉天子，汉天子回赠的礼物是：黄金20斤，钱20万，衣被77套、锦绣杂帛8000匹，絮6000斤，米34000斛，第二年呼韩邪又来了，这次汉天子又赏给了他衣服110套，锦帛9000匹，絮8000斤。
叫声“大哥”这样多甜头，这比当年靠打架拼死拼活的抢东西爽多了，那还有生命危险。从此以后匈奴人就经常来拜大哥了，单于带的随从也越来越多，带的人越多，赏赐的东西就越多啊。汉廷一般规定单于只可以带200名随从来，公元前1年，单于要求带500名随从来，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汉廷答应了匈奴访问团500人名额的要求，结果这一年赏赐的礼物有了惊人的增加，锦帛达到了3万匹，絮3万斤。
期间，匈奴单于没事还老向汉王朝要经济援助、要赞助，这大哥不是好当的啊，虽然不打仗了，银子还是哗哗的流啊。
余英时曾经对东汉的部分时期（公元50年到公元100年）的纳贡支付数据进行过统计，让我们来看下余英时统计的结果：
胡族 年支付总数（钱）
鲜卑 亿
匈奴 亿
西域 亿
合计 亿
余英时认为，此外至少还需要增加对羌、乌桓两个民族的支付额，总体计算下来，每年支付给各胡族的费用在7个亿左右，这一估算还没有考虑维持贡纳体系运转所必需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开支。纳贡体制肯定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东汉、西汉的政府收入、开支还是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由此类推计算大概可以一见端倪。
东汉文人桓谭在《新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据此计算，东汉初年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23亿。
还有史料记载，汉元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据此计算，汉元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3亿。
按当代一些专业人士的考证，汉代财政年总收入平均大约120亿左右。要注意，这120亿是已经搞了盐铁专卖之后的收入了，扣除日常行政费用、军事开支（前文已经算过了，汉百万大军一年开支最少70多亿，政府公务员工资20亿，就算汉武帝之后，军队裁员，军费支出有所下降，在扣除掉军事开支和官员薪水后，此外还要有大量的抗洪啊、工程啊、救灾啊等等支出，政府财政结余并不多）为平息各胡族，每年最少7个亿，把盐铁制度废了，这7个亿从哪里来？
对中华民族来言，这北方的少数民族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恐怖片，头一百年是武戏，天天打，后来大家都打的吃不消了，改拍文戏了，感情戏也出大场面的，钱也没少花啊。这种噩梦不光局限在汉代，放眼魏、晋、唐、宋、明、清，以后都是这样，五胡乱华那就别说了，唐有突厥、宋有辽、金、蒙、西夏，明有瓦剌、女真，就元、清两朝没有北方蛮子捣乱，因为他们就是蛮子，但清朝迎来了洋蛮子。这种巨大的边境压力引发的财政输血，是中华民族财富的一个无底洞。
放眼世界，极少有民族在这样大的异族压力下，持续生存、发展两千年的，处于类似情况的绝大多数民族早都被武力强大的民族给灭了。这种独特的发展经历，即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心理韧性、民族向心力，也让这个伟大的民族疲惫不堪，始终缺少一段休养生息、安定繁荣、没有外族压力的历史阶段。这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财经运作、文明发展方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不可不察。
还记得文首最早讨论英雄的哪个问题吗？
汉武帝四处征伐也罢，此后汉帝纳贡也罢，这都是应对压力的刚性、或柔性反应而已。在百万骷髅之上，在百万血水之上，能有英雄存在吗？看看整个民族的财务压力，看看整个民族承受的苦难，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能否换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法呢？这道题很沉重的。
第一批职业文人浮上水面（1）
早年间，孔子是靠当老师混的饭招；墨子偶然弄点科技发明、作些木匠活，靠这些过活；孙子得打仗；老子、庄子都有份底层公务员的小职位、小薪水；苏秦、张仪这帮人主要是玩政治，文学都是副业，不靠舞文弄墨混饭吃，放眼春秋战国、大秦帝国，真正的纯文人似乎就一个屈原，这还是个失意的政客。纯粹的职业文人团伙还没有产生呢。
等到汉帝国一统江山，叔孙通已经开始带着一干儒生以职业的心态，靠诸家学说、制定礼仪蒙饭了，在此之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一干人等相继浮出水面了。这些人与孔、墨、老、庄等前辈的最大区别就是，诸子文以载道，他们的文章尽管蕴含着极高的文学性，但这些文字饱含希望，希望文字的主人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大展宏图，那才是文章的目的所在；而职业文人弄文以求闻达、求富贵，嘴上虽然在论道，但文学才是目的，讨主子欢欣才是目的，为文学而文学，为欢欣而文学，诸子的手段演化了几百年后，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呵呵。
为什么先秦散文，动不动还能看的人血脉膨胀？因为文章里有诸子的一片心胸、一腔豪情；汉赋之中，除了贾谊等个别作品外，气势蓬勃，大量的汉赋四字瑰丽满纸，看完后，困啊，啊——哦（打个哈欠），为文学而文学的东西，除了文字雕砌外，实在缺乏精气。不过从作品上看，这些文人的作品到真是得了屈原祖师的真传，一个风格的，只可惜屈原还能愤然一死，还能问天，这些汉代职业文人团伙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软绵绵啊。
软饭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这辈子干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蒙到了卓文君这个富家女。
按照另一些意淫富家女而不得的后代文人的描写，司马相如听说卓王孙（记得咱在汉代富豪榜里面提到过的钢铁富豪吗？这卓王孙就是这个家族产业的继承人，富甲一方）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便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司马相如入仕途后，出差回了趟四川，排场很大，把老丈人震得一愣一愣的，于是在遗产分配上，厚待卓文君，“与诸子同”。相如临死前，做的最大的文章，就是建议汉武帝要“封禅”。一点先秦诸子吞吐天下的气派都没有了，最大的临终志愿就是建议皇帝老子该出去巡游、该告祭天地了，看皇帝老子是多么的文成武德。看司马相如这点出息。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回首诸子时，只觉得中气充沛，看司马相如，气为之沮丧。
负气朱买臣
朱买臣也是后代中国戏剧界热爱的一个典范。《朱买臣休妻记》、《渔樵记》、《烂柯山》、《马前泼水》一串戏剧都是根据朱买臣的事迹改变的。 。 想看书来
第一批职业文人浮上水面（2）
朱买臣出身贫寒，四十余岁仍然不事产业，仅以卖柴为生，却酷爱读书不辍，而下山担柴公然疯癫路吟，并负薪高歌。朱大嫂无法接受朱买臣在卖柴时展示的行为艺术，劝他别唱了，朱买臣反而越唱声越高，从流行唱法换到了美声，从“妹妹你坐船头”一直唱到了“山路十八弯”，朱大嫂觉得你穷没关系，反正也跟你这样多年，但你穷疯了，穷怪了，穷的不听话了，弄的一群人围观，羞之啊，这生活就没意思了，于是要求离婚。
朱买臣笑着说“我五十岁一定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辛苦的日子很久了，等我富贵之后再报答你。”妻子愤怒地说“像你这种人，终究要饿死在沟壑中，怎能富贵？” 朱买臣无法挽留他，只好任凭她离去。
后来，朱买臣困饿于道路之上，他的前妻和新任丈夫去上坟，看到朱买臣又冷又饿，便召唤他，给他饭吃。
对一个男人来说，屈辱莫过如此吧？
后来，朱买臣发家了，官拜会稽太守。“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唉，一场悲剧，真不知道这个月里，朱买臣和他的前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朝夕相处多年的人，也就一条白绫去了，她和他一起，过了许多的青春年华，她离他而去，她最终还是为他而死。他贫贱，他受她屈辱，他富贵了，而她是复仇的、出气的对象。
确实很有戏剧性，但这段故事里深深的展示了一对贫穷夫妻的悲哀与无奈，“贫贱夫妻百事哀”，一起一落，人生啊，只是富贵后的朱买臣会觉得幸福吗？他会想起那时，背担柴，老婆在身边，在山道上放声而歌吗？
悲哀东方朔
东方朔父母早亡，靠兄嫂养大，凭借文采入选宫廷，但一开始人微言轻，收入微薄。
东方朔对此很是不满。为了让汉武帝尽快召见自己，他故意吓唬给皇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快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大为惶恐，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这才让东方朔获得了一个直接面对皇帝的机会。他风趣地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株儒身高3尺，奉一囊粟，钱二百四，我高9尺，所挣傣禄却和侏儒一样多， 侏儒靠这些收入要撑死了，而我要饿死了！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白米。” 东方朔诙谐风趣的语言，逗得汉武帝捧腹大笑，遂任命他侍诏金马门，不久又擢为侍郎，侍从左右。
在出任公职的历程中，东方朔屡有诤谏，劝汉武帝不要大肆扩建上林苑，不要过于放纵爱宠。也是做了一些实事，但终不得大用。
为此，东方朔自己作文章，自我幽默了一把，文章中客问：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大夫（指东方朔自己）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其故何也？东方先生叹曰：苏秦、张仪之时，并为十二国，而今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苏秦、张仪并生于世，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司马相如、朱买臣、东方朔，综合来看，不管这些人有才无才、有志向无志向，相比于前辈文人，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的本身素质、志向已经不是个人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了，个人成败完全取决于上意。皇上喜欢你，你就行，不行也行；皇上不喜欢你，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第一批职业文人浮上水面（3）
为什么？因为这些文人的仕途、饭碗、乃至生命全握在皇族的手中，各个文人展开激烈角逐，明争暗斗，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给皇帝拍马屁的优先地位，只有如此，你才能获得施展的机会。但靠着讨皇帝喜欢，小意殷勤，得到这个宝座的人，还有以天地为棋盘、挥斥方遒的气魄吗？几十年宦海，什么都平了吧？
这些文人已经不能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不能像墨子那样纵横四方、不能像孙子那样打造强吴了，就象东方朔总结的那样——时异事异。在大一统的帝国里，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文人团体，注定就是一个和侏儒争饭吃，类似帮闲的东西而已，能出个不做“帮闲”做“帮忙”的，已经是民族幸事了，
离开执政者，就丧失经济来源的一群人，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在大一统的帝国里，圣帝流德，你还想了不起？轮得到你吗？你了不起了，那皇帝摆哪里？大一统是政治、行政的幸事，是民族生命力强盛的表现，但这种大一统对民族思想的影响需要多角度的去分析。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一段描述颇有意思，对比来看汉帝国的大一统，更具意义。
罗马帝国当时幅员广阔，西方历史所罕见，当然比汉帝国版图还是比不过的，面对罗马帝国如此庞大的疆域和统一啊，吉本对其有一段感叹，呵呵，共勉一下：
现代的一位暴君，尽管在自己的思想中和在人民群众中听不到反对他的呼声，但看一看别的国君的作为、对马上遭到指责的戒心，同盟国的劝导和对敌人的恐惧，都使他不能不稍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在逃出他的狭窄的国土之后，将很容易在一片更安适的土地上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重新聚集一笔财富，获得发泄自己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进行报复的手段。但罗马帝国的领土却遍布全球，只有这帝国完全在一个人的掌握中，那整个世界便成了他可以禁锢他仇家的万无一失的监狱……反抗只能招致死亡，逃跑根本不可能。他的四周无不处在大片海洋和荒野的包围之中，他绝无可能超越过去而不被发现，并被抓住送还给他的更被激怒的主人。在他囚禁地区的边界之外，他不论如何搜寻，所能看到的也只有海洋、无法生存的荒野、怀有敌意的野蛮人部落和一些独立国土的首领，他们只会十分乐意牺牲一个可厌的逃犯以换取罗马帝国的保护。“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被流放的马塞卢斯说，“记住你同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把这段话中的“罗马帝国”替换成“汉帝国”之后，有什么感觉？身处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下，有些东西必然承受。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呵呵，在巨大的统一场下，异议就是异数，多元化是必然的被打击对象。
汉代的两起经济大案（1）
小偷偷了局长，局长连案子都不敢报，因为这钱来的不正啊，呵呵，这种段子近几年频频流传。《汉书》里有两起经济大案，和这个段子都真是有得一比。
大侠弄垮丞相世家
公孙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重臣，曾经高居丞相之位。其子公孙敬声掌控太仆，父子俩都是公卿，高官。
高官就有高官的脾气了，公孙敬声骄奢不法，后来因为擅自挪用“北军”的军费一千九百万，被逮捕下狱了。
儿子有难，老子自然着急，刚好这时候，汉武帝急着要逮捕一个名叫朱安世的人，此人是京城大侠，追捕难度很大啊。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向武帝恳求，情愿亲自捉拿朱安世归案，以赎儿子的罪。
公孙贺为了把贪污犯儿子捞出来，费尽心思逮住了朱安世。
然而让公孙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朱安世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听说公孙贺是要用他的命来换出自己的儿子，就笑着说：“丞相就要祸及宗族了！用完终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完我的状辞；砍光斜谷的树木，也不够做桎梏我的刑具！”一代大侠朱安世，怎么肯就这样背人拉去垫背呢，他要跟公孙贺玉石俱焚，拼个鱼死网破。
于是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还说他们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皇上。经有司案验，“穷治所犯”，最后公孙贺和他儿子公孙敬声死于监狱之中，全家灭门。
拿大侠垫背，捞身为贪污犯的儿子，结果有被人整出了新案情，不但儿子没捞出来，还把全家都赔进去了。
奸商斗死酷吏
汉昭帝时，茂陵有几大富户，焦氏、贾氏，有一天，这几家人突然花几千万钱巨额资金，大量的收购、垄断了木炭、芦苇等修造坟墓的物资，并蓄积起来。
没过几天，汉昭帝突然死去了，因为汉昭帝年纪轻轻就忽然去世了，所以皇室事先并没有预备好修造陵墓的物资。皇室要想把这场葬礼办下来，只好到焦家、贾家那里高价去买。
看到这，着实得佩服焦、贾家的前瞻性，这帮家伙怎么就得到消息，怎么就算到要有一场大葬礼要举行了呢？真是服。
当时，大臣田延年是主管财政的，他不但不肯花钱从商人手里购买，反而向皇帝上奏，说“焦氏贾氏等商人蓄积建陵物资，盼其急用，欲以求利，非臣民所当为，应该全部没收”。继任的汉宣帝同意了，这肯定同意啊，什么商人啊，莫名其妙的突然囤积葬礼用品，盼皇族死人了，靠这个赚钱，其心可诛，那皇帝能不恨吗？
这一没收，焦氏贾氏等商人，赔了个血本无归。
但焦氏贾氏这些富户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吃亏之后，恨死田延年了，出钱让人调查田延年的罪行，要伺机报复，出钱让人寻找罪名，要搞倒田延年。
很快，机会就出现了，报复田延年的时机到了。
为了替汉昭帝修建陵墓，要用大量的沙土，运输沙土，又需要大量租用民间的牛车。拉一车沙土，汉政府要付给百姓一千钱的租金。田延年在这里面玩花帐、报虚账，拉一车沙土按两千钱的价格报销的。前后共拉了三万车沙土，在大司农府报销了六千万，其中三千万，就这样装进了田延年自己的口袋。
焦贾两家富商，花了许多钱，终于掌握了田延年贪污的真凭实据，便上书告发。汉宣帝下诏，命丞相调查这宗贪污大案。过了几天，丞相下了逮捕令，田延年在家里听见外头警察的鼓声（类似于现代的警笛），就自刎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汉代的两起经济大案（2）
看看汉代的这两起经济大案，想想现在流行的段子，古今有时候好像毫无距离，虽隔两千年，大家都是一个心思，都是一般肮脏，外面道貌岸然，私底下，一查全完蛋。真幽默。
最后形而上学的拔高一下，怎么这监管机制还是不完善啊，大侠、奸商不闹的话，这些贪官不就都滑过去了！监管机制要加强啊！要加强啊，虽然已经加强快两千年了！呵呵。
西汉长安外贸杀人事件
汉代的外贸生意那也是非常火的，地球人都知道——丝绸之路嘛。
其实不光是丝路，边境上的士兵也是边境贸易的一个主要参与群体，从现在发现的一些汉简上看，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士兵你卖给我丝绸、我卖给谷子的记录，有的士兵还把家里人都拉来做生意，“军市”、“私市”搞的不亦乐乎，类似词汇经常出现在居延汉简中。这些士兵不但买卖丝绸、粮食这些合法的物资，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有的士兵还玩走私，给境外分子们卖铁器，哈哈，这在当时属于政府明令的管制商品啊，典型的“军火范畴”的。现实总是很精彩的。
这种贸易氛围是非常浓厚的，连匈奴人也深深的陶醉在这种贸易的利益之中，匈奴人经商氛围大大增加，按记载，匈奴单于因税务问题，有一次派使者去谴责乌桓，结果“匈奴人民妇女欲贩者皆随往焉”，好嘛，一个外交使团带了一群商贩随行，呵呵，由此就可见这种贸易氛围有多浓厚。
不过贸易往来活跃的同时，一些贸易法规也越来越严密。
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就纷纷制订法律，禁止铁器、农具、牛、羊、马出口，就算这些牲畜出口，也只能卖给外国人公马，母马不准卖！有些法规还是很严厉的。
汉武帝时，匈奴单于进京访问，带了大量的随从，这些随从直接就在长安大街上摆摊做起生意来了，自然很多中国人也就和这些匈奴人做起生意来了，最后主管部门一核查，有五百多中国人都把违禁商品卖给了匈奴人，对这些人按律当斩。在这些人的生死关口，汉武帝手下的名臣汲黯进言：这些老百姓怎么知道在长安买卖个东西，还要遵守外贸法则啊，为了这种条款一次杀掉五百人，太多份了！就靠汲黯的一席话，活命五百啊。
但由此案例也可以看见，汉代外贸的活跃程度以及管制之严厉。
当时汉帝国不光和匈奴、西域外贸往来频繁，和西南诸国也是贸易不断，在玉门关遗址的一个烽火台中曾经发现了带有婆罗谜文字的丝绸残片，这是中印贸易的直接证据啊。和海外生意也是频频，番禺（今广州）、合浦都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那商人的生意直接做到日南、爪哇、罗马了，《汉书》记载当时汉帝国海上贸易繁荣，和“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干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都有贸易往来，但汉书里记载的这些国家都是现在的什么地，专家们还在争议讨论中呢。
汉代富人的困惑——家在何方？
如果在汉代做富人，你会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家在何方？
西汉的二百来年间，随便翻翻《汉书》就可以看见十来次、在政府指引下的富人集体大搬迁。
刘邦那就不说了，天下平定后，向都城引进点人口是应有之义；
汉惠帝时曾经两次发长安六百里内的人口入长安，两次合计迁徙了三十来万人；
汉武帝时，两次把郡国豪杰以及资产三百万以上的富人都迁徙到了茂陵、云陵；
汉昭帝时，则募民迁徙云陵，这次好一点，是募集，不是强迫迁徙，随后有迁三辅富人到云陵；
汉宣帝时，又迁郡国吏民资产百万以上者到平陵、杜陵；
汉成帝时，又迁郡国豪杰和资产在五百万以上者到昌陵……
土是王土，臣是王臣，王让你迁一迁，没问题吧？呵呵
只可惜这个生意还是要讲究地利、人脉的，过个几十年，全国富人就要来一次半强迫性质的举国大搬迁，虽然都搬到了一起，或许能够发回聚集效应、能建设几个总部基地，但每次搬迁，就意味着原有的营销体系、人脉都要推倒重来了，这在汉代那种人流、信息流条件下，对一个企业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别说那时候，就是搁在现在，你把上海的富豪硬搬到北京来，他那生意也未必能继续做的那样好了。
家在何方？业在何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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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1）
儒家：从江湖到庙堂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之后，儒家登堂拜相的人数越来越多。钱穆大师总结过，汉朝开国时，担任丞相的先后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几乎都是部队出身；文景之治的时候，也主要是开国军人、或者周亚夫、刘舍这些*做丞相；汉武帝一开始用的丞相也主要来自于公候世家，只有公孙弘是以布衣资格拜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公孙弘是真正的“儒家第一相”，从此之后，儒家力量越来越大，汉昭帝、汉宣帝时，只有出身儒家才有资格当丞相。
从军功、到世家，到儒家，在这种人事制度变迁背后，实际上体现着儒家力量的逐渐增强，汉初，儒家不过是黄老大政方针下的百花之一；汉武帝时，已经是国家钦定思想；此后，儒家已经从思想领域，堂而皇之的切进政治领域。
回首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悠悠三四百年啊，儒家学术终于从江湖之远，走到了庙堂之上；完成了从草野向冠冕堂皇的转变。儒家学术地位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民族的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先哲讨论已多，本文不想做太多涉及。
之所以在文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儒家的庙堂历程，是因为在西汉后期，儒家学术是如此的兴旺发达，是如此的势不可挡，是如此的纵横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在这种任意驰骋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复古主义思潮，终于掀起了一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风暴、大悲剧，这场悲剧的第一号男主角就是——王莽。
从政治复古到经济复古
货币主义的当家人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表示：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公元9年到23年，王莽创立“大新帝国”，在全社会近乎疯狂的复古主义思潮下，在政治领域复古主义的驱动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以王莽为首的一干政客“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开始从政治领域试图逆向驱动经济，终于搞了一次经济大复古，不顾人口质量与数量的现实情况，不顾知识存量，只想在激励机制上做手脚，志向是远大的，但结果是他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
王莽这孩子成功就成功在能把儒家的那套假道学玩得出神入化，翻翻史书，王莽的文章、诏书中随处可见引用的子曰、诗云，一会《孝经》、一会《春秋》什么的，儒家的东西领悟的很透彻、学习的很到位，也就是靠着儒家学术的支持、烘托、炒作，他才成功取得了禅让的资格，值得强调的是，王莽是尧、舜、禹禅让传说之后，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大秦直到汉朝，两千年时间里，唯一一个完成禅让的杰出人物，堪称是千年一见的神奇现象啊，依托于这种成功路径，所以导致王莽对儒家学术难免有些过度依赖。回首前几代帝王，汉武帝嘴上喊独尊儒术，实际上征伐不断、削刮四海；汉宣帝则思考的是“霸王道杂之”，对政治家来说，“儒家”是面旗，挂出来是必要的，但旗子就是旗子，代替不了实际征战的军队，只有到了王莽这里，才把“旗号”当作了“实体”。
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2）
拿“钱”逼死你
王莽立国，国号为“新”，想在大新朝混，计算能力不好，那彻底是混不下来的，按王莽搞的那套货币制度，算死你。
从王莽摄政到王莽执政总共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王莽先后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
在王莽摄政的时候，他就对货币改革充满了兴趣，雄心勃勃，要把货币制度恢复到周朝旧制。
按照当时的文献记载，周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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