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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皇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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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大清国士兵们也赶到了演庆堂，不明情况的清军准备攻击开化党一派，金玉均赶紧带高宗躲到小山丘的后面，说道：
“若是不愿去仁川日本租界的话，去日本公使馆躲避如何？”
高宗仍旧摇头，不断地说：
“我要和王后在一起，我不离开这里，你赶紧派人去找出她们的下落吧！”
刚好这时，在北庙躲避的闵妃派人来营救高宗。高宗欣喜，不顾许多臣子的挽留，伏在武监的背上，催促道：
“快走！赶快带我去北庙！”
此时情况越发险恶，大清国士兵往这边攻来，枪弹乱飞，已经无法前往北庙了，连保护高宗的卫兵都中弹倒地。
明成皇后12（5）
金玉均忙站在前面向清兵大声呼叫：
“国王在此，你们敢在这里随意放枪！”
清军听到这话，停止射击，大声喊道：
“朝鲜国王在这里！”
事情演变至此，金玉均等开化党要员们只有自寻找活命之路，四处躲避。高宗看到朝廷大臣们都丢下他跑掉了，对金玉均流泪哀叹道：
“像这种危险的时刻，你们要丢下我去哪里呢？”
金玉均流着泪回答：
“臣等无法服侍王上到最后了，为了活命，也为了国家与王上着想，只有以后再与王上相见了。”
开化党主导人物金玉均、徐光范、徐载弼等向高宗告别之后，各自逃命。当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时候，曾侈言自始至终“援助”开化派的日本公使，也违背一切诺言，仓皇命令日军撤退。金玉均等人虽怒斥日本公使的背叛行为，但为时已晚。金玉均等几名开化派要人，只好随着日军逃至日本公使馆避难。是日晚，守旧派和清军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了30多名日本人。日本公使仓皇失措，自焚公使馆，然后再次乘夜逃到仁川。朝鲜人民愤恨这些阴谋暴徒，沿途袭击他们。金玉均等人也随之逃到仁川，后来亡命于日本和美国等地。
一直挟持着国王的洪英植等人都为清军所杀害，国王又被清军和守旧派夺回，被送往袁世凯的军营，之后在清军护送下，高宗还宫，乱事已大致平靖。开化党政权夺取的三日天下，就这样草草落幕了。亲日派领导人非死即逃，日本有十几被杀，而亲清派遂重握政权。这就是朝鲜历史上通称的“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由封建两班出身的少数青年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具有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上层改革性质的政变。
这场政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后亡命海外的徐载弼把政变失败的最大原因，归结为“民众的无知和没有觉悟”。
就一般民众而言，他们虽然没有政治改革的愿望，但是开化派的政变并末在民众中扎下根基。这是因为开化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方针。实际上，民众从门户开放以前开始，多次掀起“民乱”，他们的政治改革愿望曾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甲申政变却没有得到民众方面的支持。开化派在进行这一改革运动时，根本不自下而上地依靠人民的力量，他们不仅脱离了朝鲜民众，而且害怕民众的革命运动。他们不是组织和动员民众的革命力量，用革命方法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而是采用宫廷政变的手段，挟持国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方法来实行改革。这样一个改革运动，不和社会革命的基本动力人民取得联系，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其次，在当时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缺乏一支能够引导这一改革运动走向胜利的新的社会革命力量。金玉均、洪英值等开化派要人，主要是一些封建贵族名门子弟，直接支持开化派的，也只是一些封建两班出身的开明的中小官吏、平民出身的留日学生、下级军官和一部分士兵、中人出身的中小官吏和商人以及小市民出身的开明分子。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能够促进这次改革运动的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参加进来。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能以组织和领导这一运动的早期革命的资产阶级。
最后，由于开化派认识的局限性，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缺乏正确的判断，便依靠外来侵略势力，主要是依靠日本势力，仓促地发动了政变。后来连日本势力也“背叛”了开化派，致使政变陷于绝境。加之又遭到占据优势的清朝军阀的武装干涉，政变终于失败。
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开化派，原想利用清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结果反被狡猾的日本侵略者所利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错误，也是甲申政变本身的一个致命弱点。
虽然三日天下骤然结束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必须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政治方面看，它在外部是试图清算与清朝的从属关系；在内部则是试图进行把朝鲜王朝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清算与清朝久已存在的从属关系，其内容反映在政纲的第一条中，曾受到人们的重视。
关于君主立宪制，政纲中没有直接提出。但是开化派主办的《汉城旬报》，曾介绍过“君民同治”、“合众共和”和“立宪政体”。它与“君民同治”有近似之处。后来亡命日本的朴泳孝在呈送给国王的《内政改革上疏》中曾说：“一个国家要实现富强，如果与所有国家对峙，多少是要弱化君主权的。不如让人民得到应得的自由，报效自己的国家，逐渐实现文明。”从以上这些情况中，可以推知，开化派所希望建立的不是完全的共和主义，而是君主立宪制。
在社会改革方面，其中重要的有：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清算中世纪的身份制度等。开化派在这方面，虽然没有具体提出“贱夫人权说”，但他们确是希望建立平等社会的。特别是他们把按能力选用人才列入政纲，这实际上意味着废除了以两班为中心的科举制度。由于政变失效，科举制度仍被保留了下来，直到10年后的甲午改革时才被废除。
在经济改革方面，首先是土地经济问题，与10年后的甲午农民战争时农民军提出的农民应具有土地和“土地分作”相比，甲申政变时的开化派则是维持地主豪绅制的，只主张改革地租法。此外，在商业方面，也没有制定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和把经济体制积极转变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纲领和政策。
明成皇后12（6）
开化派的政策，特别是政治、经济政策，是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的。虽然如此，但从层次上看，它是把国民主权主义作为方向的一个初期的政治改革运动。资产阶级并没有领导这次政变。但一般认为，它仍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性质的一个初期的政变。诚然，这次改革运动极不彻底，但它却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在当时朝鲜社会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这也就是甲申政变的意义所在。
19世纪80年代初的开化思想和开化派的改革运动，唤醒了朝鲜人民，从而它也就在今后朝鲜人民发扬民族自主精神和开展新文化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先驱作用。因此，19世纪80年代初开化派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朝鲜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甲申政变也招致了清日两国势力向朝鲜进一步渗透的恶果。
这次政变引起若干责任问题，为后来中日谈判的主题之一。竹添为洗服自己的罪责，与朝鲜外署和中驻军营务处反复辩论，就日军入宫是得到朝鲜国王手谕，日本公使来卫朕，后来吴兆有、袁世凯给他的照会，他未及拆封，清兵即闯入宫门，乱发小枪，日军乃还枪自卫；又说日本使馆是朝鲜“乱民”抢劫后放火焚烧的。但是根据袁世凯、吴兆有等访查朝鲜官民及审讯凶徒的报告、朝鲜官方文件及事后吴大激的调查报告，完全证明竹添狡赖塞责。所谓国王召日使来卫手谕，系亲日派强迫国王用铅笔书写的，并未盖印，也没有通过朝鲜外署，而且日军还没有得“旨”就出动了。中国驻军给他的照会，等待多时末见复信。显然应该由他负责。
至于谁先开枪和谁放火焚烧日本使馆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在当时混乱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提出真凭实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驻外公使是国家代表，竹添策划政变，日本应负责任；不但有日本刺客，而且方日本士兵参加了屠杀罪行；召竹添率领日军进宫，是预定的阴谋，强迫高宗写的“谕旨”，并没有法律效力，不能解脱日军责任。所有这些事实，当时主谋者金王均在“甲申日记”中都已经承认了，清军的行动不过是由此引发而已。
竹添在策划政变阴谋失败以后，从仁川向本国发出推卸自己罪责的报告，诬蔑中国驻军和朝鲜人民。这个歪曲事实的报告，提供了日本扩强主义者宣传侵略战争的资料，鼓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高呼“膺惩清国”。对外侵略的阴谋团体甚至还组织了所谓“义勇军”。正在与中国交战的法国侵略者，这时向日本建议合作，法甲从越南，日军从朝鲜，南北两面夹攻中国。日本政府召开会议，“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最后日本鉴于情势对它不利，拒绝于1884年12月与中国进行武装冲突，而选择了另一条对自己更加方便，更加有利的进一步在朝鲜扩张并把中国排挤出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一方面野蛮地强迫朝鲜接受奴役性的条约和协定，加强对朝鲜政府的压力，使它完全屈服于自己；另一方面与中国进行旨在麻痹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的外交斗争。
日本政府决策已定，派外务大臣井上馨为全权代表，随带陆军二大队赴朝鲜谈判。
在中国方面，中法战争尚未了结，当然不愿意与日本开衅。李鸿章和总署大臣此时主张和平解决。虽然高宗多次向中国求援，请速派重兵赴朝鲜，以备日本添兵挟制，袁世凯等亦屡次电请添派大兵以壮声威，而李鸿章终因不欲“另启兵端”而予搁置。清政府的决策，一面派人赴朝查办，并先行告诫在朝鲜的吴兆有、袁世凯等人，勿遽与日本开衅；一面通知日本勿再添兵，静候和平处理。
日中代表相继抵达汉城。这时，早已开始的日使竹添与朝鲜政府的会谈，仍僵持在变乱责任问题上，反复辩论。井上馨看出会谈对日本不利，如若继续追究责任，竹添难逃其罪。他立刻命令竹添停止与朝鲜外务署的会谈，亲自谒见高宗。他的策略是不辩论事变的是非曲直，只谈日本在政变中所受损害的善后问题，并坚决排斥清政府的干预。
朝鲜政府派金宏集为全权大臣与井上馨谈判，最后达成协议，于1885年1月9日签订《汉城条约》，要点如下：
1、朝鲜修国书致日本，表明谢意（后来高宗致书日本皇帝，说明“甲申政变”几使两国失睦，表示惋惜，并感谢日本顾全邦交，派井上馨来朝鲜会议事）。
2、拨款11万元，抚恤遭难日人遗族及负伤者。
3、捕拿杀害日军大尉之凶徒，从重正典刑。
4、日本新建使馆，由朝鲜支出地基房屋，并支拨建筑工资2万元。在日使馆属土地建日本护卫兵队之宿舍。
《汉城条约》的条款，没有像《济物浦条约》那样苛刻，这绝不是日本侵略比过去宽大仁慈，而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形势不利于日本，且中国在朝鲜势力增大，未便过事苛求；另—方面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甲申政变”的情形，使井上馨不得不故示“宽大”，速求订约，以洗脱竹添挑拨政变的责任。
《汉城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在不利形势下运用狡诈外交的胜利。像《济物浦条约》一样，它再一次强迫朝鲜“赔偿”，“惩凶”，企图威吓朝鲜人民屈从于侵略者。《汉城条约》更深远的意义，是通过这个所谓善后条约，实际上是否认了日使竹添策划政变的罪名，在政治方面作用很大，同时也替后来中日谈判事变责任准备了有利于日本的条件。
明成皇后12（7）
《汉城条约》解决了“甲申政变”引起的日朝间的善后问题。但是，中日间仍有苦干问题悬而末决，主要的是撤兵问题和两国军队冲突的善后问题。日本改府内部对解决中日问题议论纷纷，据驻日公使徐承祖的报告，是“文多主和，武多主战”。日本政府举行会议，决定采取“和平”谈判方式，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来中国谈判善后撤兵问题。伊藤博文行前向徐承祖表示，他是一贯主张中日“和好的”，请中国政府不用怀疑，“俾中日如同一家，使西人不敢正视”。这些甜言蜜语，是日本外交家惯用的狡诈手段，旨在
麻痹清政府的注意力。他们在中日亲善和好的外衣掩盖下，实现侵略阴谋。
伊藤一行于1885年3月间抵中国，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言纷纭，都相信日本是乘机要胁，可能提出许多苛刻要求。徐承祖于伊藤起程前给李鸿章的电报，比较能猜透伊藤来华的真正目的：伊藤企图迫使清廷惩办吴兆有、袁世凯等，将竹添的罪责转嫁于中国驻军，并使中国驻朝鲜官员将来不敢轻于开罪日本。至于撤退中国驻军，更是日本最关切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清除日本在朝鲜侵略活动的障碍。
在中国方面，关于惩办在朝武弁一点，清廷自始即认为吴兆有、袁世凯所办并无不合，绝不允日本的要求。后来李鸿章与伊藤对此事责任问题，反定辩论，日本的讹诈没有成功。关于中日撤兵一点，是李、伊天津谈判的中心问题，其影响极为重大。早在“汉城条约”签订后，井上馨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提到撤退中日两国驻兵问题，清廷认为中国驻兵朝鲜在保护属国，且经朝鲜王屡请留防，中国在道义上没有撤兵的理由。但是，李鸿章则是主张撤兵的（在日本撤兵的条件下）。之后，李、伊谈判又由撤兵问题谈到了两国共同出兵互相知照。
1885年4月16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其约款如下：
1、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2、两国均允劝朝解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3、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天津条约解决了“甲申政变”遗留下来的中日之间的问题，矛盾是暂时缓和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李鸿章在《天津条约》中允许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其有害于朝鲜和中国是极明显的。但是，李鸿章在订约时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并且以此约成功而沾沾自喜。
李鸿章认保持中朝宗藩关系和防备日本或其他国家侵夺朝鲜着眼，极力想保留中国派兵权。这正是当时清朝防治阶级比校普强的见解，因为这个缘故，甚至不惜于给日本同样的派兵权。他们完全不了解，这样无疑于把朝鲜置于中日两国“共同保护”之下，有利于日本侵略。清朝统治阶级对当时情势缺乏正确的认识，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因竹添阴谋失败而受挫折，处于不利地位，当时日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对朝鲜的派兵权，倒是愚蠢的清朝统治阶级亲自把派兵权送到日本军国主义手上来了。
明成皇后13（1）
中日双方在不通知当事国朝鲜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朝鲜，闵妃、高宗以及朝廷大臣们，都慌了神。当时的朝鲜政府只是凭借外力维护自身的权力，依赖清军的协助，几次从危机中度过，闵氏政府对清军的信赖有如神坻一般。但是大清国军队依据《天津条约》就要从朝鲜撤守了，闵妃一派怎能不感到慌张呢？心慌之余，闵妃等也感到愤怒，一种被最信赖的人抛弃的耻辱。
闵妃和高宗商量，急忙召集朝廷大臣，针对这个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领议政金弘集、左议政闵泳翊等。由中国派来整理关税的德人穆麟德，此时已获得了高宗、闵妃的信任，兼办外交事务，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高宗语气悲痛的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只信赖宗主国大清国来维持国家，但是，大清国抛弃我们，即将撤离军队。这件事可怎么才好？”
朝廷大臣没有一个人答得出话来。
闵妃也非常担心的附和道：
“大清国军队退出的话，日本一定会乘机进来，这样的话开化党会再次执政，结果是什么，不用本宫赘言了。”
不管国家命运如何变化，闵妃只担心自己的权力与身家性命。
领议政金弘集叹了口气，禀告：
“启禀王上，清军一旦退出，在日本国内保护着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就会被日本人抬出来，国家必将大乱，这是毫无疑问的。”
闵妃语气悲痛，但坚定的说：
“无论如何不能让开化党再次夺走政权。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很难阻止日本，那就应该借助别国的力量。如果大清国抛弃我们，那就算借住英国、美国、法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力量，也一定要阻止日本进来。”
这实在是愚蠢无比的想法。闵妃等统治者整日汲汲于权势的争斗，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情势一无所知，见识自然浅薄粗鄙。想要维持国家不被外来势力侵略，就应该即刻转变国家政策，开始积蓄自己的力量才是根本。英国、美国或法国同日本一样，对朝鲜垂涎欲滴，都想把朝鲜当做殖民地。为了阻止日本势力，而借助其他国家势力，就好像为了阻止从前门打进来的老虎，叫熊从后门进来一样。可是闵妃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高宗看了看大臣们说道：
“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依赖大清国的保护，如果大清国无法帮助我们了，似乎只有照王后所说的，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国家之中，我们应该借助哪一个国家的力量才对我们最有利呢？”
领议政金弘集禀告：
“启奏王上，我国的确无法独自阻挡日本，要借助第三国的力量的话，依臣所见，借助美国的力量比较好。”
闵妃反问道：
“领议政达人为什么将法国与英国放在一边，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呢？”
金弘集跪禀道：
“启禀王上与王后娘娘，国与国之间，帮助他人与接受他人的帮助，一定会附带交换条件。法国与英国的侵略性都很强，在法国方面，很早就通过天主教神父，想要对我国进行各种侵略。在英国方面，他们最近强行占领巨文岛。因此，我们现在要是想借住他们的力量赶走日本的势力，他们一定会要求我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但是，美国原本就富裕，侵略性比较弱，所以只有借住他们的力量才不会带来后患。”
“嗯，这个意见很好。但是，美国是不是会帮助我们呢？”
关于这个问题，大臣们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德国外交顾问穆麟德看着高宗说：
“启禀王上，如果能允许小的发言，将不胜感激。”
“要什么意见但说无妨。就因为穆麟德先生是熟知国际情势的专家，才请您到会的。”
“谢陛下。依我的看法，想要阻止日本的势力，借住俄国的力量会比美国更有效。”
“为什么？”
“启禀王上，美国是比法国或英国较少侵略性。但是在地理上，美国隔着太平洋，距离遥远，一日发生事故，很难即时借助他们的力量。而俄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和朝鲜接壤，而且如今态势，俄国处事与日本对立，所以，要牵制日本，俄国是最适当的国家。”
听了这话，高宗与各位大臣们频频点头，讨论会场开始恢复了生气。
“嗯，听起来似乎是个好方法。”
高宗看看后面的闵妃问道：
“王后觉得穆先生的意儿如何？”
“很好的意见。便依照这个意见似乎也不错。”
就这样，德国人外交顾问穆麟德的一句话，就将外交的基本方向，从亲清政策瞬间转变为亲俄政策。没有任何主见，随着各个时期的风向摇摆不定，这就是当时朝鲜国政治上的失败。
外交政策决定之后，闵妃未与外务督办外务大臣金允植商量，就派遣前英领官权东洙与金用元，携带高宗的秘函前去俄国，面见俄国沙皇。秘密信函的内容为：“恳请对朝鲜国提供保护与军事援助”，以及“依照《天津条约》，日本军与清军全都撤守，所以请俄国日后派遣军队与军事教官来朝，两国互相修好”。
接到这个亲笔信函，俄国沙皇在当年五月回信，完全接受朝鲜国的请求。
明成皇后13（2）
事情疾转直下，此时外务督办金允植的立场变得十分尴尬。因为金允植在清日两国的军事教官撤守之后，就自作主张向美国请求派遣军事顾问，协商几乎已经完成。
俄韩之间互通款曲，立刻引起俄国的死对头英日两国的注意，“俄韩密约”也就喧传出来了。恰好此时英俄在中亚细亚的矛盾尖锐化，因阿富汗境界引起冲突。俄军舰集中海参崴，英国恐俄国南侵危及它的远东利益，遂先发制人，于1885年4月占领朝鲜南海中的巨文岛。
在岛上建筑炮台，设置兵营，企图切断俄国远东舰队南下的通路。如果英国的占领不受任何阻碍，它自然是希望把巨文岛变为自己在远东的一个海军基地。出于英国的行动促使当时形势趋于严重。中、俄、朝鲜向英国抗议，英国借口暂借一用，以防不测，拒不退出。
日本对英、俄的冲突极为忧虑，尤恐俄国借此夺取朝鲜。但日本因“甲申政变”引起朝鲜君臣不满，末便直接干预，因此颇欲与中国合作，防止俄国势力的侵入。井上馨命日使谒李鸿章，面递干预朝鲜内政外交办法八条，在精神上着重中日共同干预。
以下是日本提给李鸿章的对朝鲜八条政治性方案：
一、关于朝鲜国的外交方针，由阁下与本官协议之后，让朝鲜国王依此实施。
二、不深入干涉内政。
三、大臣的任命为求慎重，其人选要获得阁下的认可后再决定，请阁下在事前与本人商议。
四、外交、国防、财政特别重要，这方面的大臣要任命金弘集、金九植、鱼允中等忠贤之人。
五、罢免外交顾问德国人穆麟德，重新任命有能力的美国人为外交顾问。
六、更换驻在朝鲜的责国总办商务陈树棠，并将新人选送来日本与本官会面。
七、新任命的美国人外交顾问也要先送来与本官见面。
八、驻在朝鲜的大清国官员要密切与日本公使馆员联系，一切事物要互相协助。
井上馨最后还附上一条意见：另外，应该将滞留在贵国的大院君放回国去，除去王后闵氏，让大院君重新掌握政权。
李鸿章当时没有摸清楚日本真实的意图，以为日本不过是要防止俄国吞并朝鲜而已，似乎同意井上的办法，也表示中国想变通旧制，代朝鲜主持一切。但是到了后来，李鸿章发觉日本企图利用中国，以达到“揽权干预，并争雄长”的目的时，他就坚决地反对与日本合作的计划。
但是，时势如此紧急，李鸿章事实上是采纳了井上的建议，不过并非中日合作的形式，而是中国单独进行。
有鉴于朝鲜转而依靠别国，李鸿章力图巩固清在朝鲜的势力，便决定按照井上馨的建议，把“壬午兵变”后软禁在保定的大院君送回朝鲜，利用大院君在朝鲜的声势地位，形成亲清势力，箝制官廷的趋向。正好这个时候，朝鲜吏曹判书南定哲来到中国，于是李鸿章通过他送亲笔信函给高宗，告知要放回大院君。
这个信函中李鸿章写信劝告高宗拿定主见，“停止邀请俄国军事顾问，而且现在的外交顾问穆麟德是个无法信任的人，所以要罢免他，并重用金宏集、金允植等忠义之臣。可以聘任美国人教练军队。”
当时美国与俄国为了朝鲜问题，甚至到了引发冲突的地步。俄国也怕美国带来后患，始终不敢与朝鲜正式签定军事协定。而闵妃一派不能不考虑到，此时与俄国交好将引起新的纠纷，再加上清政府的劝阻，亲俄计划就此打消。
至于穆麟德，后来卒被撤去外署协办及总税务司职务，而由李鸿章推荐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德尼为朝鲜政府外交顾问，又荐中国海关税务司美国人墨理贤经理朝鲜海关。
这样的人事更动，完全堕入日本的困套中。亲俄的阴谋家虽然被排斥了，但换来的却是亲近美日的阴谋家。
清政府为了巩固在朝解的势力，向朝鲜委派袁世凯，代替原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并且把名义改称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提高他的职位，便于通过袁世凯之手控制朝鲜内政外交。
高宗22年（
1885）10月，大清国以飞虎、镇海二艘军舰为护卫，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踏上归国之路。派军舰保护安全，是为了显示大清国对大院君高度信任的一种计策。度过3年的流放生涯，重新踏上故国之路的大院君，双眼流下激动的泪水。但是，大院君从仁川码头登陆时，没有任何人前来迎接。连仁川府使都因害怕招致闵妃的怨恨没敢来迎接。
担任护卫大臣的袁世凯与大院君一起登陆，对此大为愤慨，把仁川府使叫来大骂一了顿：
“大清国尊敬贵国的王室，将国太公奉为贵人，如此礼遇回国，贵国却连个迎接使也不派来，这实在是有悖伦常的行为。快将这个意思传给朝廷，等大院君进京时，要摆出盛大的欢迎场面来！”
大院君在大清国水军陆战队的护卫下，从仁川直奔京城。袁世凯将士威风凛凛，但是大院君自始至终都是一副沉痛的表情。
闻听大院君归来的百姓们，出现在京城与仁川的街道上，高喊“国太公返国万岁！”，到了五柳洞时，高宗派出的特别迎接使上前问安，但是大院君根本不见他们。
一行人到达南大门时，包括高宗在内的朝廷大臣们，都到崇礼门前迎接，大院君趋步上前给高宗问安，现场不见闵妃的踪影。
明成皇后13（3）
大院君回到云岘宫3天后，就遍邀各国外交官大开庆祝宴会，再3天，又亲自拜访各个使馆向大使们致意。一向以顽固“守旧斥和”著称的大院君，从大清国回来之后，突然对这些高鼻子的使臣表现得这么亲切，不禁使各国外交官一致感到惊讶异常。
然而，大院君一回来，京城街头巷尾就冒出了奇怪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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