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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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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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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华传媒
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当然，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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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躁
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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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报道
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我不是记者，也从未在任何新闻媒体担任过正式的编采工作，我只是一个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湾的记者节）和11月8日（内地的记者节）；我都觉得这也是属于我的节日。因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记者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列；它应该是的，它本来是的。
2007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到了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于是有些内地学生就提出疑问了：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假如方凤美不是华人，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还好方凤美只是马亚西亚华人，如果她生在中国，而且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说不定这些问题还会变得更尖锐更锋利。因为我们通常假设记者心中不可没有祖国，她的调查她的报道都不应该损及国家的利益。可是什么叫做国家的利益？谁又有权去界定一篇报道何时才算有损国家的利益呢？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称她做“卡波”（Kapo，集中营里协助纳粹的“犹奸”）。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原题为“新闻人的良知”，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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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战（1）
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中国却表达不出一种胜利的感觉。二是近期各种国际媒体竞相吹嘘中国的强大崛起，《经济学人》甚至以“中国统治了世界经济”为题做了个专辑。而东南亚各地的传媒和民调也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日益增加，仿佛王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随时再临。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我们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中国威胁论”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也有很多国人对当前中国的地位深感骄傲。但是巡视一遍中国各大网站的网民言论，我们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韩国要求中国人以后改称“汉城”为“首尔”，有人立时上升到民族尊严的层次，说些“我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韩国人凭什么？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类的话。少数更极端的言论甚至要合并蒙古、越南，好“振我汉唐天威”。另一方面则是无日无之地讨论美国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时时处在被威胁甚至灭国的危机之中。这两种表面矛盾的情绪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都是无法确切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没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同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这一连串的创伤通常可以简单地归结成四个字：内忧外患。而内忧与外患不只互为因果，并且相互缠结在集体记忆的根干上，剪不清理还乱。在这一系列的外患里，由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战沦丧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国外患史上最大的创痛，其伤口至今淌血，其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因此抗战似乎仍未结束，中国也没有一种战胜国的气度。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日本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壮大土壤，令其国民历史认识不够透彻的冷战体系，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记忆。二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冷战固然使得许多日本战时政府的官员再度出山，占日美军当局也以保持社会稳定的理由没有彻底清算天皇体制。就算是蒋介石也要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不敢开出适当的赔偿条件，反而“以德报怨”，甚至还请日本战犯当军事顾问好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日本成为盟友，中共也曾不断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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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战（2）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这尊著名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阴朝北，饶是如此，观众向它献花致敬也往往要经官方批准和组织。近两年来，曾有人民自发向其献花却被公安问话阻挡的事例，请注意这些人还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据知他们只是想悼念抗战英烈而已。何况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非专为抗战而设，它纪念的是“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典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现代民族国家用来纪念其创基人，然后凝聚民族认同的常见手段。其无名可以形成一种意义上的空洞，让民族国家的建立超乎个人行为，诉诸集体的牺牲与经历。简单地说，每一座无名的民族英雄纪念碑都在诉说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国家诞生的故事，一段现政权合法由来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它表达了一种从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故事。抗战在这1840年以来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片段。
那么八宝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纪念个别死者的方式保存记忆，但一不是专为抗日战争而设，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战英魂。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开始，民间史学界陆续挖掘国民党军队史迹。近年政局以“民族统一大义”为前提，以对抗“台独分裂分子”为要务，大陆媒体重新处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开了。甚至有官员公开说“蒋介石也没有投降啊，他也坚持了抗战”。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在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记不只仍有战争受害者活到今天，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还留在民间，许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地方传诵。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港英时期的“重光纪念日”在回归之后改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只持续两年，到了1999年就干脆取消，为的只是维持《假期条例》里十七天公众假期的上限。政府总是想推动爱国教育，难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吗？
原题为“如何纪念抗战”，刊于《明报·笔阵》2005年08月17日、2005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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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话
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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