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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鲆慌牛�跪在下面，王公挨个端详，看着顺眼就挑出来。相貌在这里起了几乎是唯一的作用，据说，就脸相而论，“国”字形最佳，“日”字形就差点，如果是“冒”字或者“昌”字形，上大下尖或者下大上细，就玄，如果是“月”字形，有点歪，肯定没戏。传说晚清的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此公相貌不样，一眼高一眼低，主持的王公一见，即大笑不止，说这样的一副相貌居然也来“大挑”。

　　古代社会，女子以色事人，相貌自然绝顶要紧，都说红颜薄命，但又有几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相貌佼好呢？无论社会地位高低，生的好，固然有薄命，被山大王掠走做压寨妇人的可能，但机会毕竟多一些。没办法，谁叫那是男权社会呢。不想，那些被女子所侍奉的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相貌，靠低眉顺眼为官。某些大权在握的男人，偏是喜欢属下的男人，在操持公务的同时，奉献一点色相。显然，这里跟同性恋关系不大，只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怪不得在某些古人的语境里，“臣”和“妾”具有差不多的意义——一边是君与主，一边是臣和妾，风流所被，至今古风犹存，君不见，庐山会议上，“政治贞操”的概念，不仅被发明出来，而且十分管用，爱提意见又不服从领导之徒，“贞操”说一出，立即缴械投降。

　　只要我们的官是为个人服务的，无论这个人是君主，上司，还是别的什么角色，无论男官女官，大概都脱不掉以色事人的干系，相貌，就永远会成为选官的因素之一。




又想起了王大点（1）




　　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2000）的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的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醤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又想起了王大点（2）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衷，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图24）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又想起了王大点（3）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的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1）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战功虽然没有，但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先前的战功，由于后来共和的缘故，在革命党人，是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总参谋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他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帝制的不可能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这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2）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养的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此举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不幸的是，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经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在孝与非孝之间（1）




　　孔融在历史上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知名度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而是人家上了中国古代的儿童教科书《三字经》，而且在几乎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上也有那么很正面的几笔。有谁不知道孔融让梨（图26…1）呢？自从《三字经》诞生以来，中国的父母总是忘不了拿这事教育孩子。不过，对我来说，孔融让梨，却是个不那么愉快甚至有点愤愤的故事，因为我最小，在小时候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分东西吃的时候，如果我实行了孔融之政，同时哥哥们不让回来，那么吃亏总是我。愤愤久了，还多少感到有点不平衡，就分梨要小个的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居然可以千古扬名？当时家喻户晓的古代好人好事还有司马光砸缸，比起来，我总是更佩服司马光一些。

　　孔融最露脸的事，其实不是让梨，而是争死。那是他十六岁那年，朝廷大兴党狱，清流首领张俭逃亡，望门投止，跑到孔融家，孔融当家的哥哥孔褒不在，孔融毅然收留了张俭，后来事发，孔融和其兄并其母亲都说是自己干的，与别人无涉，“一门争死”，最后官府让孔褒顶了罪。这件事情，说明孔融的孝悌之行货真价实，跟那种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猫腻，甚至做彩衣娱亲之戏的伪君子有凤鸭之别。

　　可是，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图26…2），最后却死在不孝的罪名上，而且这个“不孝”，好像还真有根据。说他曾经跟祢衡说过，父之于子，有何情义可言，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跟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也就算了。此话虽然出自给他罗织的罪状，但也不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他和祢衡，都是狂士，都嗜酒如命，狂士喝了酒，什么说不出来？罗织罪名的路粹，原系孔融、陈琳一类的文人，平时就有诗酒酬唱，听到点彼此间的酒言醉语，不足为奇。

　　路粹卖友构罪，背后是曹操。孔融不是应世之才，两次出任地方官，一次北海相，一次青州牧，都丢了城池。在青州时，袁绍的儿子袁谭来攻，虽说孔融在大兵压境之际，表现得相当镇定，“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却无一策御敌，最后还是得“城陷而奔”，把老婆孩子都丢了。显然，汉末乱世，军阀混战，只有像荀彧、郭嘉这样的谋略之士，才是曹操最需要的，所以说孔融虽然名气很大，但在曹操的心目中，地位并不重要。当然，曹操也不是全然不在乎孔融，孔融是文学之士，建安七子的魁首，曹操与这些人有同好，戎马之余，忘不了作诗消遣，同为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草檄骂曹操，辱及曹操的祖宗，曹操却怜其才，收在帐下，官拜丞相府记事参军。但凡有文才的雄主，都需要有唱和之人，而且唱和者须是高手，否则不能满足其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雅兴。

　　可惜，孔融并不安于给曹操当陪酒赋诗的清客，他要提意见。曹操打败袁绍，曹操的儿子曹丕乘机将袁绍的儿媳妇、当时远近闻名的大美女甄氏收为己有。他假借经典，冷嘲热讽；曹操要恢复肉刑，他引“正论”反对；曹操有意拥戴曹操做魏公，他说王畿之内不能封建，暗示不赞成；最可气的是曹操下令禁酒，在战乱之余，粮食紧张之际本是必须做的好事，可他做酒德颂，说古之圣贤都是酒徒。

　　丢了地盘，在曹操手下做官的孔融，已经从昔日的孝子变成了名士。蔑视权贵，嬉笑怒骂，借酒使性，是名士的正常生活。这样名士当时还有几个，祢衡一向轻视曹操，就是不给面子，曹操用祢衡做鼓吏以羞辱之，祢衡就能当着曹操的面脱裤子，“裸身而立”。仲长统平时少言寡语，但作诗述志，则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其离经叛道，放浪形骸，已开魏晋玄学清谈之士之先河。面对当众脱裤子的祢衡，曹操可以将他送走，但是不脱裤子，却总是在耳朵边唠叨的孔融，就只好找个借口杀掉了，虽然借口找的并不高明，而且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即使是曹操，忍耐也是有限的。




在孝与非孝之间（2）




　　两汉、尤其是东汉，是经学的天下，儒生的时代，儒家伦理不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是选官的最高准则，读书人为了获得出仕的机会，竞相在孝行表演上下功夫，最后走到了极致，做起假来。而曹操在扫平了北方群豪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新朝代的开创者，代汉之心，路人皆知，但却依然顶着傀儡的汉献帝不放，未免说的和做的，两两相背，最直接的结果是士人矫情做假之风更炽，嘴上说的仁义道德，做的却是追名逐利，贪财好货。于是，原来那些较真的老实人受不了了，干脆反动，把自己泡在酒里，乘着醉劲，嘴上离经叛道，从大孝走向了非孝。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1）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那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