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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风云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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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是从中原向各地扩散的。根据闻一多（1899—1946）的研究，三皇中的伏羲和女娲，原本是苗族的祖先。
在NHK（日本国家电视台）的《丝绸之路》第一集的录制过程中，我在和日中共同采访组同行的时候有个感触。在日本，只要文化是由国外传入的，人们就会寻找文化的根源，这引发并提升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热情。但与此相对，在中国除了佛教，人们毫无向西方寻找文化根源的意愿。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原——黄河中游流域，才是他们应该前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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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接连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过殷遗留下的甲骨文记录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舞台还在中原，这种看法在目前还是不可动摇的。
还是神话世界的故事。舜六十一岁时接替尧成为天子，治理天下三十九年，巡幸南方时死于苍梧，埋葬于九嶷山。按现在的地名，舜死在远离中原的湖南，埋葬于广西。
鲧治水失败后被幽闭于羽山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禹治水获得成功，曾“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因此，舜推荐这个勤奋的禹为他的继承人。舜还有个儿子叫商均，所以舜死后禹对权力的继承很犹豫，但据说各部族的首领都没有选择商均，而是齐聚禹的帐下。
禹把政治委任给一个叫益的贤者，并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禅让制还会持续，但事实上却没能实现。和舜一样，禹也是死在巡幸途中远离中原的地方，地点是现在浙江省的会稽。
神话中的这两位圣人，如出一辙地死在远离中原的南方，可能是中国文化圈扩展之后，在神话中加入这一段情节以取得南北方的平衡。
禹指名益为接班人，但是益不情愿，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就这样，世袭王朝开始了。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把禹说成圣人，在神话中加入了他曾禅位于益的情节。
禹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但古代的记录中都以夏后而不是夏禹来记述。夏的第一任王是禹的儿子启，被称为夏后帝启。所以，在疑古派的史学家中，也有人采用了禹和启无血缘关系的神话解释。
把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神话相对照，原始共产社会便正值三皇时代。人们掌握了农耕、畜牧、狩猎的方法——在神话中就成了神向人传授了这些技能。从仰韶文化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仰韶文化的上层也存在很多类似龙山文化遗址的情形。实际上，仰韶村的遗址就是如此。对彩陶出土兴奋不已的安特生看漏了这一点。龙山文化在墓葬等部分显示了贫富差距，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此前居住区内是没有阶级的，有能力的人被推举为“公仆”，做着首领的工作。如果这个人死了，人们就推举出另一个有能力的。所有物资都是公有的，所以就算是首领也没有任何特权。而从仰韶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后，首领的位置慢慢就变成世袭继承的了。
从三皇五帝到禹的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史记》中记述禹“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过，《楚辞·天问》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禹的原形是头熊，妻子涂山氏不小心看到后就变成了石头。禹对着石头大喊：“还我儿子！”于是石头面向北开启，儿子诞生了。这个神话解释了禹的儿子名叫启的原因。
虽说是世袭王朝，但起初也是从小规模聚居群的首领世袭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在中原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居住范围不断扩大，具有事务决定权的首领会议议长的地位也从推举转向了世袭。
禹是扩大人类居住范围的神，尽管这是神话的说法，不过成就了类似大事业的大首领理应也存在过。即便是现在，中国还有个别名或雅称叫“禹域”。禹踏足过的地域意味着这里就是中国。我们揭去神话的幕帘，就会觉得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勤奋的大英雄的影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姿势像熊一样，正在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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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青铜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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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
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己有。
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
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
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他。通过这第一次###，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
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
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
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字与青铜器（2）
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
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
——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白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
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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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文字与青铜器（3）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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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
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
《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
文字与青铜器（4）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
那么，存在过的殷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呢？
从海量的卜辞及其内容来研究，殷王朝是个祭政合一的国家，每件事情都会向上天和祖先求问。有大量的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认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还是他们的头领。殷王根据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说殷是个神国，根据神意而行动的王也就是神圣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虽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持续时间约500年的殷代（《三统历》中为629年，《经世书》中为644年）也曾历经盛衰。《史记》中说，诸侯即各地部族首领，当他们接踵入朝就是盛时，不怎么前来的就是衰时。如果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还带有首领同盟盟主的性质。
从远祖契受封于商，到汤成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迁都，前文中已提到。汤之后到十九代的盘庚，其间也迁都五次。首次迁都是十代的中丁迁往隞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周边发现了两个青铜器工房，其中一个工房内出土了1000多个铸型。1950年建设新市街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多处遗址。
龙山文化拥有制造和卵壳一样薄的黑陶的技术，但没有留下制作铜器的痕迹。殷代终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铜制作祭祀用的器具，不过，铜也可以被制成农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革新。
如果把制造黑陶所用的旋盘看作龙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制造青铜器所用的坩埚。
迁都到隞的中丁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要迁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没有记录遗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于中丁的记录已经散佚而未能流传下来。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史记·殷本纪》中记述如上，说的是家庭内部争斗不休。对比卜辞和《史记》，王名虽然一致，《史记》中却有两处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弄错了。这两处都是九世时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马迁，大概也没到利用卜辞的程度吧。
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的形状 ，“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 。据此，就可推断出殷代也将正式记录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甲骨占卜的是实时遇到的问题，充其量是个备忘录。正式的竹简、木简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时就会消失。而并未受到重视的甲骨却因很难腐坏而保存到了现在，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说中丁时期的记录散佚了，指的应该就是册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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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代王盘庚，被认为是个有能力、有决断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诸侯久不入朝，盘庚决心要让王朝再度强盛。为此，他决定迁都。
《史记》中记载，殷的人民虽然长吁短叹非常悲伤，但为了让人心一新，恢复建国时的上进，盘庚说服人们渡过黄河南下。盘庚选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现在我们称为殷墟的安阳县小屯村。
在此之后二百余年间，殷再也没有迁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时期也迁过都，但那是因为河水泛滥什么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之后立刻还都。武乙时期以及之后的卜辞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发现。《史记·殷本纪》把盘庚迁都称为“南下”，如果没有“北上”，就没法把话说圆。
除了甲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墓里面有很多陪葬的青铜器。据说二战之前进行发掘调查时，还不得不防备前来抢夺出土青铜器的强盗团伙。
殷代青铜器是世界级的谜题，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类的制造工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稚拙的阶段开始，再逐渐加以改良、洗练，最后攀升到高级阶段。对殷代青铜器来说，并没发现有这样一个先行过程，就毫无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是西亚已经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通过斯基泰人游牧民传到东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郑州出土的工房和铸型比殷墟的青铜器显得稚拙，稳定性也欠佳。看来，殷代青铜器是在中原通过某个适当的阶段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非常有力。不过，郑州也没有发现更早阶段的青铜器，所以“中原起源说”还需进一步证明。
没有被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甲骨文字，绝不是稚拙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是由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明显已进入表意的阶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可能是写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没有存留下来。用兽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们偶尔在兽骨等利于保存的材料上进行占卜，记录的文字就被遗留下来。也有很多甲骨被钻灼取割纹，却没有上刻文字。
突发奇想要在甲骨上写入文字，应该把这理解为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否则就会跟研究青铜器一样，也出现其先祖来自西方的看法。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提出了汉字西方传来之说。
殷代青铜器令人倾倒，比起之后的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即使采用现代的技术，也制造不出和殷代青铜器完全一样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而且绝大多数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仪式，人们和神一起主要以饮酒为乐，可能他们认为在醉酒时的恍惚状态下就能够和神接近。总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饮酒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酒器。虽说这些是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却是毫无疑问的。有些尖刻的中国史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论调，认为殷因酒灭国。
殷周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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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代大墓中发现的大量殉葬者遗骸，可以说更加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性质。战后第一个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有两层，上层东侧有17具男性遗骸，西侧有24具女性遗骸，这41具遗骸中有13具被收入棺内。墓室的东西两侧埋有34个头颅，墓道内有22匹马，南北各埋有一名手持不同戈的武士。墓外还有排成一列的无头遗骸。
殷代被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甚至现在都无法制造出来的殷代青铜器，实际上是由奴隶们制作完成的。除了既是贵族娱乐也是战斗训练的狩猎以外，社会生产的核心力量正是奴隶。卜辞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占文
——羌得？
羌指的似乎是游牧的藏系民族。有说法认为“羌”字下面的“儿”代表辫发，说明羌和殷人风俗迥异。殷人狩猎的对象不仅包括飞禽走兽，还有主要叫做羌的异族。他们事前占卜能不能活捉大量的羌人，期望捕猎羌人也能如同捕猎鸟兽那样获得丰收。
重视祭祀的殷人在献上禽兽牺牲的同时，还杀人献供。可能是认为比起畜生，人牲更能取悦神灵和祖先。卜辞中频繁出现“杀几名羌人合适”的记录，也有杀羌人以求雨的事例。
可见殷人需要牺牲，故抓捕羌人。有说法认为这些羌人不被驱使参加劳动，但按常理思考，他们应该也从事些简单劳动才对。卜辞中的记录不会细致到那样的地步。
奴隶制社会同时也是阶级社会。武官村大墓的主人，不是王就是王族。上层殉葬的41人是近臣和妻妾，而其中13具棺则表明，近侍的妻妾也有各自身份的差别。守护墓道的武士仍被期望能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为君主的府邸紧守大门。
一般认为被砍掉头颅的是奴隶。他们究竟只是供物，还是死后继续为君主工作的奴隶？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头和身子分开，就不能再生，纵使在阴间也不能复活。所以，他们不再是作为劳动主力的奴隶，而仅仅是供物。
调查报告中称，在殷墟50多座宫殿的台基遗迹中的前庭，原封不动地埋有850人的军团，其中包含五辆战车，从司令官到兵卒一应俱全。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建筑，对于推定这是宗庙的说法而言，是很有力的证据。这个地下军团的成员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也分有头还是无头，俯卧还是仰卧，帽子的装饰是铜铃还是贝壳等。从这个守护宗庙台基的地下军团遗骸群可以看出，殷代的阶级制度森严。司令官和战车长应该是身份极高的人，他们被杀和掩埋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或许他们的心理超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理解范畴。可能他们觉得，成为守护宗庙的干将，死后也能为殷效力，这是无上的光荣。说不定他们还是从大量的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也可以想见人选是由甲骨钻灼来决定的。甲骨上出现的裂纹是神意，谁都不敢违抗——殷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觉神就在身边，可能并不认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么悲伤的事情。
殷人觉得食用献做牺牲的牛、羊，是在和神一起享用，这是神人共食的世界。但殷人们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感觉的那样，觉得地上和地下的距离相当遥远。墓上不留坟丘是因为没有必要，可以说这也有“神人共住”的意味。
殷的远祖受封商地，到成为天下之主之前十四代的时间内，八次迁都；入主中原后，又五次迁都。而盘庚迁殷后，二百多年定居于此，这意味着什么呢？
殷周革命（2）
屡屡迁都的那段时间，主要生活手段可能是游牧，也有可能是依赖于刀耕火种的农业——刀耕火种无法对同一片土地进行持续利用。
到了盘庚时代，人们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生活了。农业应该有了进步，套在牛身上的犁出现在甲骨文中。郭沫若（1892—1978）认为，殷代是畜牧时代，而盘庚以后，农业所占比重渐增。青铜器造型中常用的“饕餮”这种想象的动物就综合了牛和虎的特长。一般认为，殷在迁殷后，以畜牧、狩猎、农耕三者为生。此外还应该加上一项生计，那就是用战争掠夺物资和人口。
殷人的特点是：认为神就在人身边；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此外，因畜牧和狩猎而对动物有亲近感。不畏惧死亡的殷人都是勇敢、优秀的战士。要养活因王朝繁荣而增加的人口，从战争中掠夺奴隶是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殷逐渐变得好战，可以说它因此而灭亡。
通过战争，殷可能得到了一时的财富。但另一方面，掠夺物资、人口，也必然招来受害者一方的憎恨。在殷的周围，对它怀有敌意的部族开始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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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话。周远祖是后稷（官职名，管理农务的长官），名字叫弃。他的母亲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脚印，心中欢喜就踩了上去，于是有了身孕。她原以为这是个不祥的孩子，就将他丢弃在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的时候都避开而不践踏他。再把他丢弃到原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山林，却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看到发生在婴儿身上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她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这个孩子起初是准备丢弃掉的，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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