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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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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又是博尔赫斯，得罪，得罪！）笔下常常出现巴格达，伊拉克人也决没有因此而认他是自己国家的作家。
8，〃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这里似乎应加一个'所'字才通顺——闳按）左右……〃。
首先，什么样的生活是中产阶级的，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尚无标准。其次，为什么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定就是〃可耻的〃呢？我不知道中产阶级之生活的〃可耻〃之处何在，因为我很〃无知〃，我甚至不知道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究竟如何。由于〃无知〃，我就不敢妄下判断。但我觉得，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他所面对的生活首先并不是以〃耻〃与〃不耻〃来划分的。生活就是生活。艺术家倘若硬要给生活安置一个道德的〃过滤器〃的话，那么，他（她）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干瘪的、虚假的（而不是像你所希望的〃真实的〃）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就算是〃无耻〃，它也是生活，并不能为了道德廉耻而消灭一种人的生活。即使要消灭的话，这也不是小说家所能办得到的，除非他借助于某种政治权力。
9，〃工人、农民形象〃与〃中国生活本质〃。
文学中缺少〃工农形象〃，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只是一个现象，而不能成为扫荡〃新生代〃的依据。工农是中国人的大多数，这是没错的，而且，文学家也确实应该给大众生活多一些关怀。但文学作品是否就一定要描写工农生活才算是触及所谓的〃生活本质〃（如果生活有一个〃本质〃的话），则很可疑。如果一定要用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来检测的话，你所推崇的文学名著质量也难过关。《红楼梦》分明是写才子佳人的小说，《金瓶梅》就更不得了，简直是在为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张目，《三国演义》则是为统治阶级的战争树碑立传，哪里考虑过农民的死活，更不用说工人了。《水浒传》似乎与农民有一些关系，但〃实实在在〃的农民也没几个，说起来还都是些流氓无赖呐。《龙江颂》倒是写了农民，《海港》则写了工人，而且，似乎也触及了生活的某种〃本质〃，但连工人农民自己也不爱看，他们倒是宁愿去看那些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你还列举了杜鹏程、杨沫等人的作品为你理想的文学作证，这也未免太藐视工人农民了吧！难道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只配读这样的货色么？为此，我不得不怀疑你对工人农民的感情。看来，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倒更像是一架道德的火焰喷射器，是美学的可怕杀手。
10，中国城市生活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
为什么你会认为西方的城市文化就一定是所谓〃麻药、朋克、雅皮士〃的文化呢？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吧！西方的无产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军人和资产阶级等社会阶层的文化又到哪里去了呢？你还开具了一份长长的西方作家的名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塞林格和艾伦·金斯堡与你所说的那种西方文化略有关联之外，其他12个人则几乎毫不相干。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将博尔赫斯、黑塞和马尔克斯与〃麻药、朋克、雅皮士〃联系在一起？即使是生活在与这些事物关系密切的国度里的福克纳，也与这些东西相当隔膜，他整个儿就是一个农民。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否听说过这些名词都很难说，要知道，他是一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
11，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与〃跨国资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远在几千年之前，这种交流就已经存在，那时，〃资本〃尚未产生，更别说〃跨国资本〃了。另外，一位作家接受另一位作家，包括外国作家的影响，也未必一定是看其携带的资本的多少。比如，在〃跨国资本〃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日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很小，而几乎没有多少〃跨国资本〃的拉美、东欧以及〃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国家至今也尚未掌握多少可以〃跨国〃的资本，而他对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影响，据我所知，早在1970年代（即〃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12，〃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
〃章回体〃小说当然不是现代小说，这用得着〃肯得鸡（基）〃来教吗？事实上，承认这一点，丝毫无损于《红楼梦》之类的古典小说的声誉。我觉得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其实，没有一个像点样子的作家会在乎哪个小说是现代的，哪个小说的古代的，也很少有什么像样的作家是为了〃现代化〃而写作的。人家也没有傻到那种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位作家的写作肯定是失败的，因此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了。我看，倒是学者们和批评家们常常会惦记着什么〃现代性〃之类的事情。
用不用〃章回体〃来写小说，我觉得这完全是作家个人的事情，如果他觉得在艺术上有必要采取某种体，他就会这么做。如果没有必要，而硬要通过外部的某种力量来强制执行某一体式的写作，这恐怕很荒唐。
13，究竟是谁为《红楼梦》而感到自卑呢？我觉得，这似乎是你为了立论而臆造出来的一个无头冤案。纵然有个别人为此而感到自卑，恐怕也无关大局。你也犯不着拖出个《海上花列传》来帮腔，我觉得这完全是多余的。试想，如果有人连曹雪芹都看不上眼的话，又哪里会在乎你的那个什么韩邦庆呢？
14，你反对模仿〃大师〃，这是对的。但要说中国作家模仿博尔赫斯是不好的，就说他们是不好的，犯不着去贬低博尔赫斯。因为你这样说就有些自相矛盾。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换一个真正的〃大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模仿呢？
15，关于博尔赫斯，〃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圭臬……〃
你其实是在〃退一步说〃。不过，无论是〃进〃是〃退〃，这〃一步〃都是踉踉跄跄的，单是词句就能将人绊倒好几次，好在这摔不死人。但观点很呛人。既然说他〃伟大〃，又如何一过了〃大洋〃就变得〃不伟大〃了呢？要么就还是不够〃伟大〃。你坚持就说博尔赫斯〃不伟大〃不就得了吗？我们说《红楼梦》、《聊斋志异》〃伟大〃，但到了〃大洋彼岸〃的博尔赫斯那里，它们也是〃伟大〃的，博尔赫斯甚至还为此而望洋兴叹，他似乎不像你那样去计较〃大洋〃对文学之〃伟大性〃的妨害。博尔赫斯虽然眼睛瞎了，但他对文学的〃伟大〃与否，真可谓是洞若观火。如果他说出〃（曹雪芹、吴敬梓）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这样的话来，他倒真是〃不伟大〃了。
16，〃新生代笔下的人物，那（这个'那'字似乎是多余的——闳按）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
这个罪名似乎很难成立。文学人物似乎未必一定要是时代的弄潮儿。阿Q难道不是被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吗！贾宝玉也一样。〃对时代的茫然无措〃，恐怕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的真实的心理状态。至少我就是这样。这也许像你所说的是〃不合时宜〃的，但却是真实的。是这样就是这样，难道说为了迎合这个时代的〃本质〃，为了使你所说的〃人民〃接纳我，为了不被这个时代抛弃，我就要说谎话吗？就要装作很能理解这个时代吗？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这个时代的一切吗？与其这样，不如就让这个时代抛弃我好了！再则，要求一个文学人物有〃坚定的信念〃，以便〃抵抗这个时代〃，这种梦想是不是过于虚幻了呢？即使有了这样一个文学形象（这也没什么希奇的，我们曾经有过很多，现在依然有不少），这与〃画饼充饥〃又有什么两样？
好了，已经写得太长了，就此打住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愿意与老兄当面谈谈，争执一番，哪怕是大吵一通也无妨。我觉得，文学上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谈论的，所以，我愿意将此信公诸于众。由于你我是朋友，我也就不客气，实话实说（在上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你就坚决地主张知识分子应该〃说实话〃）。况且，本着〃精神平等、自由论争〃的原则，也没有什么可客气的。言辞间若有得罪之处，则请鉴谅。
此致。祝
一切都好！
张闳
2000。3。18。
张闳：
你好。感谢来信。我想就几个问题解释一下我的观点。
一、启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理性，坚持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把握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获得自由，主张人类通过总体革命获得类解放，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五四以及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路。而在这一思路的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潮，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者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在中国，这是80年代后期新启蒙思潮所坚持的路线。自〃文化寻根〃以来的先锋小说，其思想基点基本上立足于主观人本主义思路的，因而，我认为他们依然可以划归于启蒙思潮之中。先锋小说在中国是启蒙的延续而不是启蒙的终结。这我们可以从苏童、莫言等先锋作家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张扬中可以看出来。在文学上，结束了启蒙的是新生代小说，新生代小说基本上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以及解放的启蒙主义大叙事，而代之以一种无深度、无目的的后现代主义的小叙事――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写作潮流。
另外，我感到你可能对〃先锋文学〃概念仅仅做了形式角度的理解。这是片面的，在中国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文学本体论者――特别是将形式看成文学本体，不仅仅对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是不现实的。从这个角度说，80年代〃回归文学本体〃的口号，现在看来是极其虚妄的，从历史的角度回头看，也是不成功的。以前我也曾经认为，文学有一个纯粹的本体，这个本体可以是语言，可以是形式等等，就是不应该是政治，现在看来，我那个时候是错误的。
二、我依然坚持新生代作家存在〃生活资源〃以及〃写作资源〃的双重问题。〃生活资源〃谈的是作家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个别性问题。因为当代作家的日益知识分子化，在城市生活中的边缘化，和农民生活、工人生活、军旅生活甚至和城市市民生活的隔绝，他们正丧失和民间生活资源的联系，这是生活资源的枯竭。当然，从理论上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写作资源是不受其生活资源的限制的，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同情心将帮助他越过自己的生活，在和大众结合起来，但是，新生代作家中并没有诞生这样的人物，而是相反，我看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以中产阶级趣味粉饰着生活，他们在〃布老虎〃这种为大众提供玩偶的书商们（――想一想〃布老虎〃玩偶这个名字，这类书商只为买得起他们因为高额利润的需要而定价过高的小说书的城市中产阶级服务）的操纵下制造着中产阶级生活的假象。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
所谓〃土生土长的生活〃之说，我只是用它来强调中国作家应当表现中国当下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用他们幻想的甚至捏造的生活〃假〃、〃大〃、〃空〃的生活来粉饰、代替甚至抹煞当下生活的真实面目。这种东西我们在文革文学中见得太多了，我们应当警觉。
现在的问题是，新生代作家其作品反映生活的面已经太窄，他们大多沉溺于对城市中知识分子多余人的狭窄的生活境遇以及相应的趣味，这已经构成了对绝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遮蔽，甚至粉饰。
三、关于你提出的第7点，我完全同意。中国当代城市生活并没有西方化，中国当代城市生活也不是〃麦当劳〃、〃肯德基〃的天下，但是在某些新生代〃另类〃作家笔下，它却是这样被渲染的。本来〃中产阶级的生活〃并无可耻之处，甚至它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想生活的样板之一。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是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不思进取的、享乐主义的中产阶层。他们是怎样富起来的，富起来之后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这只要看一看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就可以知道了。我曾经渴望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出现。但是，现在我是失望的，他们更倾向于自私自利，他们更软弱，和他们压抑他们的力量妥协甚至媾合，他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下层人民的地位。
四、我在想我的那篇文章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将个别现象夸大了；二是将信念、殉道等价值系统看得太绝对；三是有些概念把握得不好。但是；当代文学正在一步一步地丧失它应有的〃自由〃、〃人性〃以及〃信念〃，压力是双重的；过去我主要看到了来自体制的压力。现在；我更看到了来自我们自身内部的压力；我们内心深处的做一个有钱人的冲动；做城市中产阶级的冲动；和书商们的金钱主义结合起来了。――从这个角度讲；扼住了我们的咽喉的更是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这种内在的压力面前妥协。进而；我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体制只是个外因；更多的是内因。
葛红兵
3月27日
《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文学中国》后记
这个集子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纪念，也是一种惜别。回首往事，当初大学本科毕业被迫到一个中等学校工作，其时压抑的心境已经模糊，没有痛楚，但是伤痕依旧，当时〃抵抗〃的决心也依旧：是现代文学给了我抵抗命运的力量。现在我已经在这个专业方向蹒跚行走了7年，虽然目前我的方向已经转到当代文化思想、文学思潮的研究，但是我还是决定出一本现代文学方面的集子，将它献给我的两位导师。也和我的学生时代告别，和一种经历，一种心境，一种已逝的理想告别。
收入本集的论文都是现代文学内容的。照理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是我的〃专业〃，但是硕博连读以来我似乎不是和它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这种状况我曾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也想改变它，许志英老师曾经对我做过多次警告，希望我回到〃专业〃的轨道上来。我的硕士导师曾华鹏、博士导师许志英先生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他们给了我无数的教导，希望我在〃专业〃方向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但是，我的书橱里〃专业〃书的份量还是越来越小，我的文章中〃专业〃论文的比重还是越来越轻，为此我常常感到愧对两位先生。
也许我是一个只能做〃志业〃，而不能做〃专业〃的人。7年前大本毕业的我，处于只有职业而没有〃专业〃的状况，为了寻找〃专业〃我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一个毫无背景的人要和一个庞大的体制搏斗：它使我身心俱损。然而一旦我拥有了〃专业〃我又发现我需要的实际是〃志业〃。曾经因为〃举业〃而选择上大学，曾经因为〃专业〃选择硕博连读，现在为了〃志业〃我将选择什么？
我很喜欢西蒙·波娃的一句话：〃我将埋身于抵抗之中〃。我愿自己是一个〃思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我不能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无动于衷，我不能用冷漠的平静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我来自平民，我知道平民的意愿，知道一个平民在这个世界生活着的种种感受：我的学术姿态来源于此，它决定了一切。当然更多的可能是我一事无成。我的一个很聪明的朋友，他的思想力远在我之上却放弃了理论工作。我很理解他的选择，汉语言思想本身积贫积弱，更无谈林林总总人为的钳制。
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强迫症的，明知道不可能，明知道无意义但是依然去做，而我或许是那种强迫症更利害的那种人。常常，我能看到我的身体，它在这个世界瘦削地疲倦地走着，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总是好象要奔向某个目的地。我知道它没有最终的目的，它的终极之地将只是一只小小的黑色的盒子。可是我不能告诉它，我不能让它停下来──我的身体，就象大地不能没有植物一样它不能没有理想，它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它，我只能回报以理想，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眼中我的理想也许微不足道，但我将和我的身体一起坚持这微不足道之物，因为它是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点。
葛红兵
1998年春
于南京汉中门寓所
《颓废者及其对立物》后记
出版社要求我为这本书写一个〃一定篇幅的、学术性的、随笔体的〃后记。重新审读一遍书稿，此刻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呢？写作这本书是在2年前的冬天，那时的记忆中继明总是在电话线的那一头，黯淡而悠远，常常我们会莫名所以地通上1个甚至2、3个小说的电话，然后是沉默。这一切，给我的最深切的感觉，此刻依然在我的体内隐隐作痛的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那我会用一个极端的让人压抑的词：〃受辱〃。
现实中，任何人都不愿意和这个词汇联系在一起，地上的法则是避免受辱。
而天空中的法则则是为受辱而来，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时候，在夜晚的城市的高处，我能看到这个词汇，它在我的内心里，也在刘继明的内心里，从这个词汇出发，我感到这本书实际上说什么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有问题被接近了吗？有那个悬而未决的本原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吗？
有些时候，人们活着是受辱的，例如，陀斯托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中国的顾准等等，他们被监禁、被流放，或者如凡高，没有人理睬他，没有人监禁他，但是他依然受辱，人们对他的侮辱也许更为本质，前者是通过侮辱而成为英雄，而后者，如凡高的侮辱则是在道德上被击垮了，他成了一堆垃圾。但是这样的生活对于他们并不可耻，相反这种受辱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倒是荣耀的象征，是那些流放他们的人，是那些监禁他们的人，漠视他们的人的可耻使他们受辱，而不是相反；另外的一些时候，人们活得相当可耻，但是并不受辱，他们可耻的行经使他们避免受辱，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想的，他们自己可耻地活着，但是并不以为这是一种受辱，例如，文革期间，那些所谓的作家、文人们，那些靠揭发自己的同事、亲人、情人、朋友，靠批斗自己的同胞，折磨自己的家人而活着的人，他们的苟活是非常可耻的，但是他们竟然就这样忍受了，甚至还因为他，人活了下来似乎就认为自己有了理由而嘲笑那些因不愿意受辱而选择了死亡和反抗的人。
然而，对于一个生活在和平的非激情主义时代的人，他的耻和辱常常是莫名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无法区分什么是耻，什么是辱。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我在想尊严的事情。一个人怎样才能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首先，他应当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一个被自己决定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想一想，一个无法自我决断，他总是处于另一个人或者一个异己的力量的控制之中，他不是他自己的目的，而是别人或者别种事物的工具，那么，他如何有尊严──一条狗，它的尊严不属于它自己，而只能属于它的主人，它再勇敢、再机敏都是如此。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人，他要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首先必须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才能将尊严加之于自己的身上。
封建时代的臣子为什么活得没有尊严？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皇上最怕的是他的臣民不忠于他，所以〃谋逆之罪〃是封建时代最严重的罪行，对谋逆的惩罚比杀人、放火、抢劫还要严重，那些残酷的刑罚，比如凌迟、鞭尸、灭门等等大多是针对谋逆而来的。杀人、放火、抢劫只是人民之间的互相侵犯，说实在的对皇上老人家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对于他老人家来说，最多就是财产从这个人的手里转移到那个人的手里，或者死掉一个〃人民〃――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一旦谋逆，这就不得了了，这是直接侵犯皇上老人家的身家性命了，所以，谋逆就得死。皇上都害怕人民谋逆，害怕的要死，人民有了谋逆的行动自然要惩罚，即使没有什么行动，只是脑子里想了想谋逆，也得死，谋逆这东西连脑子里的一闪念都是不允许的。为了让人民脑子里都不产生谋逆的想法，皇上就在精神上要求人民〃忠于〃，所以封建时代在皇上的鼓励下人们的最高道德要求是〃忠于〃，〃忠于〃皇上、进而〃忠于〃朋友、〃忠于〃家庭……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不要〃忠于〃自己。比如皇上要你死，你就得死，这个时候你就要义无反顾地出卖自己才行，否则就叫不忠。
民国时期，共和了，皇上没有了，讲忠君行不通了，就开始讲〃精忠报国〃，用忠于国家来代替了忠于皇上，看起来似乎进步了一些，但是实际上，报国只是忠君的变体，封建时代怕的是你不忠君，共和了怕的是你不报国，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谋逆，忠君很明白，那是封建玩意儿，知道那是蔑视个体生命、个体价值，就是讲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将异己之物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但是对〃报国〃这个忠君的变体，许多人却不了解。
要尊严地活着，首先得找到自己，自己先就成了一个人，而且是为我的人，自己为自己的人性的尊严负责的人才行。
为了和耻辱的生活告别，我们现在得想一想，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属于自己，或者说，我们在多大地程度上，是自由地属于自己的？在户口等等级制的夹缝中，我们如何找到自己，那个天富的自由的自己的自己？
其实尊严不是别人给他的。尊严来自他自己。如果尊严意味着别人的尊重，那么我们说，这尊重不是因为别人，而恰恰是因为他自己值得别人尊重。所以尊严在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我决定，你决定自己是一个有尊严的，因而你才获得别人的尊重。许多人在面对屈辱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自己试图看不见他自己，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内心的眼睛已经告诉他，他已经知道自己正在自己怯懦的言行中失去尊严，然而，他依然没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他闭上了外在的眼睛，他让别人知道，他看不见自己。这样，他的尊严仿佛就在这个过程中别自己虚妄地保护了──他通过看不见自己的尊严而保护了自己的所谓尊严。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活在毫无尊严的境地，然而他们却依然活得相当好，因为他们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有的时候是闭上了自己外在的眼睛，例如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行走，他看到一个歹徒正在强奸一个少女，这个时候，他加快步伐从歹徒的身边一溜而过。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闭上了自己外在的眼睛。当第二天警察找他调查强奸案件，这个时候他说：他没有看见。他因为害怕歹徒的报复，而说自己没有看见，现在他不仅闭上了外在的眼睛还同事闭上了内心的眼睛──他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自尊：这个自尊如果存在，他将要求自己说实话──一个有尊严的人他时刻都为自己内心的正义而说实话，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常常丧失尊严，我们猥琐地卑微地活着。开始是因为怯懦，我们偶然地闭上了眼睛，我们发现这原来是一种极好的逃避的方法，后来我们在遇到尊严的问题时就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一种心理上的定势。
人类给猪判死刑。给马判终身劳役。给动物园里的大熊猫、狮子、老虎判终身监禁。那么人类的刑罚呢？谁来审判？尊严以及对尊严的信念。动摇、没有信念、崩溃──就这样我们失去了争取的意志和勇气，因为孤独，我们放弃了原则，因为蝇头小利，我们放弃了道德，因为小小的挫折，我们放弃了目标，进而，我们丧失了尊严，我们只能忍受耻辱，用自己的一生为耻辱支付罚金。神，那个为我们安排一切的神，他在哪里？他依据什么安排我们？谁能把握神的感觉？在神的心里，谁是上等人，谁是下等人？万能的神。给我力量让我和生活斗争到底。生活这个敌人，这个疯子，你看他正在对我们干什么？此刻信念是多么重要啊！？因为没有信念我们面临崩溃。
谁能拯救我们？这种耻辱的生活将延续到什么时候？但是，不要去死，最好的自杀的方法是不自杀：慢慢地在耻辱中死掉，让它自然地走在死亡的路上，自己结果自己。生命自己就是要死的，它存在着就是为了自找死路。让他自己去死吧，让他走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已经走在死亡的路上的它已经上路，你，对此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谁能在这个世界上过高贵的生活呢？
那么就让耻辱和我们同行吧，也许，有一天，终于我们会发现，耻辱者才是高贵的，上帝将归还他本来的面目。人类历史已经在它自身的运行中忘记了人们到底是因为道德上的欠缺而低贱还是因为低贱而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常常人们认为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但是，历史上，低贱者在道德上居于劣势。例如低贱者在大多数的时候被认为是懒惰、愚钝甚至赌博、嫖妓、滥吃、酗酒等道德恶习的结果，因而，低贱者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
如何回到个体的真正的尊严的状态，如何从耻辱的状态中解放自己，这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是，我想我们都不能解决好，我和刘继明都无法解决它。
继明是非常复杂的，要想完全说清楚他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他尚处于发展之中，他的巨大的才情才只是刚刚露出了冰山一角。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充分地体验了这个人的巨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才华，也同时体验了这个人无以伦比的只有天才才可能拥有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博大悲悯，更体验了他沦陷于这个时代在误解漠视和绝望中无法自制的痛苦与屈辱。我知道在他的内部正发生着为这个时代所不能容受的非凡的思想裂变，它将吞没我们这些在屈辱中苟活着的人，但是仅仅是这一点也将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它将在我们不能知道的时刻来临。就此，我知道这本书对我是有意义的，而对于他是什么意义也没有的。
我只是愿意我的这本书是对他的祝福。此书是我们青春以及友谊的明证。
1999年9月10日
鲁迅：被误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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