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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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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氏绾０玻ㄎ骞鹊拿馈⒄宓拿�/大地无尽的宝藏的美、倾覆的美/……那被损害和凌辱的美/腐败和怜悯的美/惊惶与缄默的美〃，在小海的心中积淀着，她是诗人用之不竭的源泉。
多年前，我在南京的时候，收到一些《他们》诗刊，其中几乎每一期都有小海。97年到苏州，小海又将他的组诗《村庄与田园》送给我，这是我和小海以及小海的诗歌的有限的交往，然而也就是这些有限的交往，使我常常记起自己也是一个南通人，我的故乡通州和海安毗邻。那些我所熟知的意象，那些我所熟知的场景，在小海的诗中变化了它们的颜色、变化了它们的声音，变化了它们的形状……它们对小海这样的诗人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们解除了禁忌，在诗人的歌唱中显露着，仿佛地心深处的隐秘已经敞开。
这就是小海，他的纯净、透明、毫无杂质的语言彻入事物的核心。江海平原难道不应为此感到神奇吗？小海、鲁羊、毕飞宇、罗望子……这些名字和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小海，这个时代的乡村诗人，大地的歌手，他是那深藏于睡眠中的乡村的灵魂和奇迹。
魏薇
魏薇的小说在叙事上与她的同龄人是那样不同，那是一种平静、舒缓，波澜不惊的叙述风格。这种平静和她如此年轻的年龄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反观与她同龄的周洁茹、卫慧、棉棉、朱文颖、金仁顺等，她们在叙述上都是非常张扬的，某种因年轻而分外惹眼的激情与夸张在她们的小说中形成了特殊的叙述基调，如卫慧，她的《像卫慧一样疯狂》、《艾夏》等，如周洁茹，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熄灯作伴》等，这些小说在叙述上坚持了一种青春型的节奏紧张、情绪饱满的叙述方式，小说的叙述人往往以都市女性非常自恋的语调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构成故事的情节元素的则是〃DJ〃、〃酒吧〃、〃PARTY〃等现代生活场景。
但是魏薇却似乎完全和这些格格不入，它来自生活的另外一面，那里是黯淡的、灰尘的、隐约的，某种忧伤静静地积淀在生活的深处，魏薇似乎就来自那里，她让我们看到了70年代生作家写作上的另一面：一种深深的怀着伤口的叙述。
例如，她的《父亲来访》、《明孝陵》，前者写父亲的一次来访，后者写姐弟游览明孝陵，这两篇小说在故事性上都没有什么奇异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没有故事的地方，小说的叙述却如油画一般浸染开来，这种叙述因为没有引人注目的情绪节奏，因为没有令人惊异的生活场景而显得非常黯淡，它就如一副已经在灰尘中寂寞了无数时日的油画，画面场景缺乏光泽，画面人物缺乏棱角，但是，细细的读它，某种黯然神伤的韵味便悄悄地散发开来，画面渐渐地变得那么纯粹，那么精致，那么令人回味无穷。
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小说，它不依靠情节，不依靠人物，不依靠场景，而只是依靠一种叙述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了毫无故事性的故事的意义，毫无性格的人物的美学价值。
我个人非常欣赏这样的小说，老实说，要将一个曲折的故事讲好，对于一个基本功过关的写者来说是非常容易的，要将一个奇异的人物写好，也是不难的，难的是在无故事的地方发现生活的真谛，发生人们心理上存在的暗伤――这相当不容易。
对于魏薇的小说，评论界尚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70年代生作家已经热炒，但是对于同样是70年代生的魏薇，我们的评论界似乎冷淡多了。
对于这种冷落我并不感到奇怪。初读魏薇的小说，我曾感到过强烈的障碍，我感到不能进入她那个世界，那是一个有着忧郁的基调，但是又非常克制，非常理性，让人感到作者在深深的回避和躲藏的世界；而且魏薇对小说的外在格局又显得漫不经心，她也不试图在小说中使用各种亮眼的要素――如私感觉，另类生活场景等等，她的小说完全靠着内在的张力而存在，因而读魏薇的小说必须有充分的耐心和长时段的观察。
魏薇的小说像一座森林，在这森林的外围是漫不经心的灌木，它与其说是在召唤着你阅读它，不如说是在拒绝着你，它将自己的核心紧紧地包裹着，但是当你涉过灌木，来到森林深处的空地，你会嗅到那只有这样的森林里才会有的独特的清新的空气，――在她的小说中，某种人性中浮动的不为我们所领略的东西若隐若现地昭示着，在她的小说中，某种生活中被我们埋藏了的忘却了的东西恍惚地显现着，在生活和人性的根基处，在某种艰涩、苍凉的味道中，在某种隐秘的感情的流动里，在平静的无动于衷的外表下面，它的小说静静地存在着，存在于森林中的空地上。
她是我们时代的异乡人，她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生活的边缘，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生活的边缘，在她的笔下生活显出了它异样的面目，变得让我们无法理解，魏薇，她似乎生活在另外的生活中，我们看不到她的文化来源，看不到她的思想源头，她唯一亲近的似乎她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深重的隐秘。
她将带着这个隐秘走向哪里呢？她的小说对她有多大的帮助呢？
张执浩
童年的印记在张执浩身上烙的很深，透过浓浓的墨迹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小男孩：他站在田间小道上看着平原上的太阳将大地映得彤红，他瞪大了眼睛用自己的方式欣赏着露天电影里面的人物，他似乎就这样一直握着他的纸手枪在童年的光线中倘佯。这个男孩长大以后成了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他的纸手枪变成了笔，他的战地转到了稿纸上，但是童年的光线依然没有变。他的小说、散文充满了一种童话般的美好情愫，他的文字是透明的、清澈的，闪烁着晨曦般的光线的。
张执浩非常热爱他的顶儿，他的墙上贴着父女比赛吃饭记录，元宵节前一天去他家看到他在为顶儿做灯笼，听他和顶儿说话让人心里直晃悠……顶儿在他的生活中占多大的分量？有时候我在想，他的这种写作的姿态和顶儿有关，他谈到顶儿的时候，眼睛里、语调里有一种奶酪的感觉，他会说〃不行啊！顶儿不愿意。〃这个时候他就放下酒杯，再也不喝了，他说：〃明天要为顶儿做早点，明天要送顶儿上学，明天顶儿要学琴……〃这样的父亲。他的写作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说：〃一把沉默的纸手枪喑哑在我生命的某个角落里，我多么怀念它，但我更怀念那个手持它奔跑的少年，怀念那一串串从他口中迸发出来的'枪声'。〃记忆中的童年如何与现实中的顶儿迭合，如何使他产生种种感怀？他以他记忆中的童年来写作，同时也以现实中一个忧心忡忡的父亲的角色来写作。〃我对露天电影院的感怀，出于这些年来我的眼睛的劳损。我生活在一座大都市的繁华路段，出门向左拐走十几步，就能够看见一座豪华的电影院……然而夜半时分从大大小小的剧院中传出的打斗声或轻佻的浪声，又提醒我凭窗远眺，透过漆黑的夜空看见一场露天电影正在我的记忆中上演。〃这时候的张执浩是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教师，一个批判者。
张执浩喜欢写哑巴（《水月》）、瘫子（《散步的瘫子》、《赌一赌这个时代还有没有爱情》）等等，他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这种人物，但是身体的残缺在张执浩那里并没有导致对世界的阴暗联想，而是和某种透明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了，这是张执浩特殊的地方，他用身体的残缺来看世界却不给人阴影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他有一种让〃露天电影〃在记忆中上演的能力。这是张执浩感受世界的方式。当然张执浩有时候是感伤的，失落的，他甚至说过〃我怎样度过一个哑巴的余生〃的话。可是这没有影响他，他的感伤和失落也是美好的。
实际上我更喜欢作为诗人的张执浩，张执浩在诗歌中更为精灵，他的灵魂的类型更多地属于诗歌而不是小说，诗歌兵种的张执浩更加直接、更加没有障碍、更加接近语言的源头：神秘啊，这风吹着，这万物颤栗/这小小的欢乐/跑进春天了，举止轻浮，又慌不择路//我想用回忆解开青春的死结/我想与阳光步调一致，用/一棵梦幻的头颅交换前程的虚无//风吹着/老人满头的银丝插入虚空/他看见，大地上尽是风筝的观众/一个小女孩在满跑，在/花园的入口处，被花苞绊倒//我也会加入落花与流水的队伍/但我太重了，只能/一次次弯腰，祝福；俯身/在一片宽阔的树叶上，写下风声/在这正午里的错觉（《吹着》）。
朱文颖
朱文颖这个名字正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视野。近期的文学期刊上，《收获》、《作家》、《人民文学》、《江南》、《小说界》等她频频亮相，出现的密集程度使人讶异。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她凭借什么获得这些杂志的青睐？
一种江南的文体风格，一种久违了的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关于人世的折光的水意的书写方式，这是朱文颖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苏州这个出了苏童的地方，它再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地域在文学上的特殊性。朱文颖的写作从精神上将苏州这个地方的文化个性昭示了出来，这种个性曾经在苏童的小说中凝集成语言上的意象主义，爆炸式的想象将小说语言的暗示能力发展到极致。在朱文颖的小说中，这种江南的风格则生发出一种阴性的气息，某种缓慢的、凝滞的、缠裹的叙述节奏，某种隐秘的、绵长的、曲折的情绪氛围，某种感伤的、暖昧的、阴柔的语言风致……这些使朱文颖在７０年代生作家中独树一帜。
这不能不归功于苏州这个江南城市特殊的地域环境，朱文颖的小说是从同里、周庄这样的江南小镇，是从苏州园林式的曲折的、遮掩的、含而不露的审美趣味中提炼出来的。在朱文颖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评弹、旗袍、长廊、小巷、石桥等等意象，这些意象在朱文颖式的水性的、黯淡中带着光斑的文字的折射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它们让读者陷入无法自制的恍惚之中，一种江南梅雨季节的悠长无止的意蕴从你的心底生发，你仿佛轻轻地把捉了它们。
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她的心里如何能有如此多的感伤？一种苏州小巷里面的阴暗的人生，一种和死亡、绝望联系在一起的感觉，朱文颖是善于传达一种幽暗的感受的，人们生活在曲曲折折的小巷中，人们的意识也是曲曲折折的，是透过水面而产生的折光，随着朱文颖一步步将我们引入那个意境，我们看到这里的一切腐朽着、衰颓着、淋湿着、阴暗着，就像江南三月的梅雨天气，艳丽的、芬芳的、滋润的和阴暗的、潮湿的、锈蚀的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浮生》）。只有朱文颖能将我们带入这种感觉之中，就像她在《俞芝与萧梁的平安夜》中展示的那种巴洛克风格的描写一样，这种浮光的游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动的描写不是作为一种技术出现在朱文颖的小说中的，而是作为一种本地、一种不能不这样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
与《浮生》具有相同意味的是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广场》，如果说《浮生》所展示的世界是封闭的、历史的、回忆的、怀旧的，那么《广场》所展示的世界是敞开的、现实的、观望的，广场是城市的展开部，和小巷那种闭合、隐秘是对立的，可是广场上的主人公并没有获得广场的敞开和明亮，主人公对广场的一切视而不见，她在等待那个来接她的人，广场只是这样等待的背景，在广场上远处的和放风筝的小孩，隐隐约约地走动的人，暗暗的浮动的影子……朱文颖的小巷是苏州的江南的本地的，而她的广场却是异地的、背景的、在等待中蓦然而成为一个事件的。
生活中的朱文颖喜欢旗袍，小说中的朱文颖喜欢张爱玲，朱文颖的写作让人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一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张爱玲，她们的苍凉、柔迷是那么地一致，朱文颖在一个随笔中说，自己有一张照片特别像张爱玲，而这张照片正是她特别喜欢的。
1998年2月
一、惶惑与震惊
刘继明在他最近完成的一篇随笔中说：〃在武汉生活了十多年，我仍然无法将自己作为主人融进这座城市的血液中去，缺少一般人对居住的城市应有的那种亲近感，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个 ' 外乡人 '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郊区的农民，与这座城市互相排斥、互相拒绝，彼此视对方为 ' 异己 ' 。有时从睡梦中醒来，环顾黑沉沉的四壁和窗外这座庞然大物一般的城市喧嚣不堪的市声，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
这个感觉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幸运。我们当悲哀于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孤立，还是当感动于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特立独行，庆幸这个城市在闻一多、黄侃、陈千帆等作家学者被放逐多年之后，依然诞生了他自己的敌对形式？
刘继明和这个城市是敌对的，他和他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当他以一副昏昏欲睡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时，当他默默地坐在我的客厅里，一支又一支地抽烟，他蓬乱的头发，凌乱的衣角，凝重的神情会使我陷入惶惑。我会问自己：这个人，他来自哪里？如今他又在何方？我难道是和一个真实的他在一起吗？我分明感到他并不真正地居住在这个城市中，他在精神上和这个城市的联系是极端地脆弱的，他是个异乡人，他明明坐在我的客厅里而我却常常感到他和我其实离开得很远，在他的凝视中，一切都蜕化成这个城市的某个午后的物质性背景，在冬天清冷的阳光中睡着了的背景，而他这个居住在武汉近10年的人却在某个我很难抵达的远处，他依然在观望这个城市。
他似乎有两种存在，有的时候他是理想主义者，有到时候他是悲观主义者。
当他面对文学，他会变得滔滔不绝，他枯瘦的手指会禁不住地颤抖，这个时候，仁慈、悲悯、彼岸……这些词会在他的语言中奕奕闪光。他说：
〃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趋向，总是以高蹈的姿态超拔于现实秩序的原则之上，并对其提出种种批判或吁求，这决定了它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关系，理想主义者顺理成章地成了这种紧张关系的牺牲品……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无需人为其辩护的。因为他既然将自己置身到这一立场上来，就表明他必须像理想主义一样，在现实中承受哪怕是误解、嘲弄、谩骂的压力……
〃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应该始终面对自己的内心……〃
他说。〃如果理想主义者受到攻击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信奉的理想本身，而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无法身体力行的话，这表明他自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选择理想主义的，而非 以 ' 超人 ' 或上帝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可称之为理想而无法企及的事物，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理想主义者先期到达。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同他一道沿着这一理想的路标，去努力接近它，抵达它。〃
〃守护和张扬的是一种内心的高地。〃这是刘继明生活的最真切的写照：他的真实的生活是多么地简单，除了偶尔的打牌，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生活给予他的是什么呢？他的个人生活简单到了极限，一个人的午餐，一个人的散步，一个人的夜晚，有时候是他80岁的老母，坐在他的家里，灰色调的地面，灰色调的门窗，清冷的节能灯的光线，而墙上是他的妻子正从遗像中凝视着人世，那个满头青丝，长发披肩的女孩，那个有着明亮的眼睛和青春的额头的女孩，她竟然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带着他的爱情她此刻是在另一个世界。爱情竟然是一样可以被人带走的东西。什么人可以将爱情永远带在身上，在什么人的行囊里，我们会看到爱情？这样的人，他在上帝的心目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标志吗？
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一项使命，仿佛需要用全部的精力他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存留自己──有时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他的疲倦的神色，给人一种感觉，他是多么地力不从心啊，他和他的生活处于敌对之中吗？他和想象的距离近，而和现实的距离远。刘继明，此时此刻什么样的词汇可以毫无不妥地用在他的身上呢？他，神色疲惫，表情倦怠地出现在我的印象中，和着他白皙瘦弱的手，仿佛舞台上的聚光灯，将他击碎了。这个时候他成了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电话那一头的他永远是有气无力的，声音遥远而空旷，让人无法琢磨，那个在电话中说话的人仿佛来自地狱。他常常说：〃啊！有什么意思？毫无意思啊！〃
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者而另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的对立物，我有时候弄不明白，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中会对他的身体构成怎样的打击？
二、僭越人道主义
〃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杀戮〃，〃任何人都无权在人道的名义下杀人〃，……这是刘继明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为此激烈地争论。
我不相信正义、真理、勇气、仁慈等等这些人类呼唤的本性可以天然地掌握人的命运，我不相信权利、力量、雄心会和良心、美德、仁爱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人类以背弃未来的方式走向未来，以违背本性的方式走向本性。不平、不公永远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背景。所以我说：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审判，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维护。这就是人类生活中手段和目的的悖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对社会公义是没有信念的，而刘继明他似乎对此有着一种先天的信心。悲悯、仁慈、拯救……是他的中心词汇，这样的词我在和他同龄的作家那里几乎是听不到的。难怪已故知名编辑家周介人先生称他的小说为文化关怀小说，在这个地方，他的小说具有无可辩驳的人文关怀的力量。从他早期的小说到最近的一系列小说，他的终极出发点都是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有的时候看上去，他的小说似乎非常阴暗，写的是人性的残缺形式，写的是美的失落，人的本性的缺失，似乎他正以相反的形式走在他的关怀的反面，但是，在本质上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成熟期是80年代，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背景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人道成了他衡量一切的尺度。
刘继明是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但是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也同时必然是软弱和虚妄的，我们看到太多人道主义者在非人道境遇面前的手足无措。他们失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道主义是一个悖论，人道主义本身并没有反对非人道的能力，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在面对一个持刀杀人的歹徒时，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不是加强了他抵抗歹徒的信念和勇气，而是妨碍了他以暴易暴，拿起武器和歹徒搏斗，用毫无力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歹徒手中的尖刀对抗的结局只有向非人道妥协，不管主观上如何，最后的结局必然如此。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只有在大家都认可人道主义时才能成为力量，而面临非人道时它就毫无力量，比较而言，它较非人道主义恶行要软弱得多。所以我对人道主义者保持万分地敬意的同事也万分地为一个绝对人道主义者感到可惜。面对恶势力的歹行他们剩下的除了空洞的人道主义说词，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像刘继明式的绝对人道主义者生存的环境。因而绝对的人道主义必然给我们带来的是负效应，它成了容忍和接受恶的思想温床。人道主义因为必须〃被施与〃因而也成了等待主义的代名词，人道主义者只有等待高等级阶级良心的突然发现，它成了祈祷施舍的托辞。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以〃分享艰难〃著称的武汉的另一位小说家。这位小说家在〃分享艰难〃之后，又写了《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劳动和仁慈〃这是多么美好而让人心动的词汇啊，然而这样的词汇对谁有意义呢？在一个人人劳动，人人都认可仁慈的平等的成熟形态的社会里它是积极的，但是在一个另外的社会，它则成了不平等的帮凶。被剥削者的劳动是他自己的敌人，他越是勤劳地劳动，他就越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成了剥削者最好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他越发地丧失了为自己的可能而成了一个完全的为他的工具（他成了剥削者剥削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他劳动得越多就丧失得越多。因此在不平等形态中的低等级者，他的任务就不是维持劳动的存在，而是相反消灭劳动的固有形式，这才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谁能谈仁慈，向谁索求这种仁慈？低等级者除了奴颜卑膝地企求高等级者的仁慈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消灭高等级者存在的前提――低等级者的劳动――自己给自己仁慈。
很明显，刘继明的小说写作在立场上和上述小说家是不同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的呼声在效果上的确又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精神资源到底应当是什么？
鲁迅，由此我想到，鲁迅是多么地不容易。他从来不寄希望于所谓的仁慈和人道。他对高等级者是绝望了的，他从来不对施舍感兴趣。人道――在一个不仁慈、不公义的社会，他只是弱势力量摇尾乞怜的托辞，只是强势力量假仁假慈的幌子，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连这个幌子都不要，当年人道主义争论被迫终止就是一个证明。鲁迅说：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企求……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说得多好。鲁迅，他是什么也不希望的，他绝不寄希望于布施，而只是给那些〃自居于布施之上者〃以烦腻、疑心和憎恶。鲁迅是最决绝的，他说：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这是一种最坚定的姿态，从绝望开始，到绝望结束，将黑暗和虚无看成是唯一的实有。与其彷徨于明暗之间不如在黑暗中沉没，与其给自己和别人以虚妄的希望，不如连这希望也从他那里拿走，既然杀戮是必然的命运就不如教他对着杀戮伸出头颅，就让他在这杀戮中死掉，就让他在这被杀戮中体验沉酣的大欢喜……
最重要的是，鲁迅，他从来不将自己当成布施者。他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他不做别人的精神牧师，他知道自己过于黑暗，将在黑暗中彷徨于无地，也将在黑暗中沉没，所以他的抗争才能决绝，他甚至知道自己走在歧路与穷途上也不担心，而是愿意就在在歧路上死掉或者在荆棘里走走。
鲁迅说他自己曾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徘徊过，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因而他成了一个绝对的个性（个体）主义者，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鲁迅的选择在今天依然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更充分的理由，与其用一个虚妄的人道主义理念来蒙蔽自己，不如，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个性主义者，来点〃任个人而排众数〃，来点鲁迅式的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
这是世纪末，是考验我们绝望的能力的时候，而不是考验我们希望的能力的时候；这是世纪的黄昏，是考验我们在太阳西下的时候与黑暗一同沉没的能力，而不是考验我们迎接黎明的能力；黄昏时刻的写作者，要么成为无所不能的预言家，要么成为什么不能的〃影子〃。
三、失眠症患者
鲁迅说：〃我想，痛苦总是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
〃骄傲〃与〃玩世不恭〃刘继明是学不会的，他的性格谦逊而内向，为事又太认真，那么〃就当熟睡〃，这又如何？刘继明依然学不会。
他是一个失眠症患者，他是睡眠的敌人，，黑夜中他醒着，也越深，他醒得越彻底，黑暗中他的耳朵异常地灵敏，他们的眼睛异常地锐利，借着黑暗作祟的鬼魅的行为他看得一清二楚，在暗夜中挣扎、祈祷者的呻吟声他听得一清二楚。他睁大了眼睛在黑夜中守护着自己，等待天明。
这是一个在白天昏昏欲睡，而在夜晚却极端清醒的人；我们的黑夜是他的白天，而他的白天则是我们的黑夜；进而他也成了夜晚的敌人，他注定妨碍我们的睡眠。我曾经读了他大量的记梦的札记，那些令人恐怖的梦魇，死亡、追杀、责难、逃亡、鲜血、老年人掉了的牙齿、沙漠，所以在刘继明的小说中有太多暴力的因子，太多仇恨的因子，太多女色和金钱的因子，这些都不足为怪，刘继明在黑夜中对这些看得过于清晰，我对他说，在你的小说中我看不到欢乐。
是的，刘继明在体验欢乐方面是有障碍的，一个失眠的人，一个在黑暗中睁着他的眼睛的人，如何能写出〃欢乐颂〃？他只能写出这个世界病态的一面，写出〃挽歌〃，因为他自己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治之症――失眠难道是可以治愈的吗？什么样的药物才能治疗他的疾病？他的药物在这个时代的另一面：黎明。
我能感到，刘继明，他作为一个敏感的人所遭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莫名的，它来自各个方面，是精神上的，也是身体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异性充当了另一种压力的中介，她们成了对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的压抑性因素，会晤、领导、同事、旅行、进餐――一切生活的方面都会被他当成压力来体验，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是变态的，他甚至比我们任何人都正常，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地给一个正常的人施加了莫名的压力从而使他看起来像是异类？我们又如何对异类加以无言的责罚，使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变得步履维艰然而却无足轻重？
从通俗的意义上讲，刘继明是幸运的，在经过失学、流浪、商贩等生涯之后，他得到了一个专业作家的职位，在他的同龄人中，他是佼佼者，从世俗的意义上说，他丝毫也没有痛苦的理由，然而什么东西依然在侵蚀着他，什么东西依然在压抑着他？痛苦依然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我能体验到他们急切地盼望精神彼岸的焦急心情，他渴望得到解放，这是一种焦虑症，如何解除痛苦？
刘继明选择了写作，在写作中申诉、祈祷、放弃、收获。但是，这依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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