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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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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红兵
希伐若的自我介绍
我关心卡夫卡笔下的小人物。一个叫希伐若的人。可能很多读卡夫卡的人对这个人物都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真正的地是一个小人物。
他出现在卡夫卡小说《城堡》的第一页，只是在第一页他还没有名字。他的名字叫做〃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穿得像城里人一样，长着一张像演员似的脸儿，狭长的眼睛，浓密的眉毛……〃这是卡夫卡在希伐若出场的时候为他定制的相貌――一张小丑式的脸。为什么要说〃他穿得像城里人一样呢？〃因为他不是个城里人，但是却极端地希望自己是。他对城堡里的〃伯爵〃尽心尽责，他是个终于职守的人，像一条狗一样终于职守。对地位比他低的人，他采取的是狂吠，无论这个人是如何地希望他通融，他都会因为对职责的尊敬而不同意；对地位比他高（即使这个人只是在他的想象中地位比他高，他是绝对不会对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不恭的）的人他则的是摇尾。
让我们看看他对待K的态度。起先他对K是彬彬有理的，甚至因为惊醒了他而向他表示歉意。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他主动地作了自我介绍，请注意，虽说是自我介绍，他却并没有真正地自我介绍，实际上他只是介绍了他的父亲是谁，他说自己是城守的儿子，而关于他自己的职位、姓名等等却不置一词，因而对于他是谁，我们其实还是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个真正的小人物，他是没有自我的，他对自己是那样地不自信，因而他在介绍自己时，总是通过介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介绍自己，仿佛将自己同某个大人物联系起来，他自己才能获得足够的自我，才能在这个世界立足。
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希伐若其实并不是城守的儿子，而只是副城守的儿子。在这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个小人物，他的不自信的程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拔高那个大人物的地位。就像一个开小车的司机，他常常会对人介绍说自己是军长的司机，而他实际上只是一个旅长甚至团长的司机一样。
好了，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希伐若在发现K尽然没有〃许可证〃并且试图连夜去伯爵府办一张〃许可证〃的时候他对K的态度的改变，他恼火了，他嚷道：〃你少耍这种流氓态度！〃〃我坚决要求你尊重伯爵的权威！我叫醒你是通知是必须马上离开伯爵的领地。〃在他的心目中，K不尊重伯爵的权威，就等于不尊重伯爵的副城守的权威，不尊重伯爵的副城守的权威就等于不尊重他的权威。因而，我们现在发现个这小人物，他发火了。他为他的伯爵而发火。
但是，且慢以为他真正地发火了，当他得知K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时，他一下子犹豫不决起来，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充分表示他关心K的睡眠。这个时候他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恼火。接着他打电话给城堡，向一个副城守请示，当他得到了否定的答复的时候，他再次将他已经忘记了的火气拾了起来，他生气地叫了起来：〃就跟我原先说的一样！什么土地测量员，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一个普通的招摇撞骗的流浪汉，而且说不定比这更坏。〃
但是（请允许一个叫葛红兵的人在这里不断地使用〃但是〃吧，因为我们的希伐若变化真的是太快了），当他正要将他的火气进行下去的时候，城堡中来了电话，部长本人亲自证实了〃土地测量员〃的存在，现在，我们的希伐若怯怯地向K走过来，他准备向K道歉还是忏悔呢？只有天知道了，因为K挥挥手将他赶走了。
一个小人物也许他是没有自己真正的感情的，他实际上只是在为了他的大人物表演着自己的感情，例如发火，例如兴奋等等，否则，像希伐若这样的人怎么能这么快地抑制了他的火气，人抑制了以后又怎么能这么快地重新激发起来，激发起来以后有立即压抑了下去呢？
乡村教师的理想
这是一位真正的乡村教师，他在卡夫卡的《乡村教师》中生活，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乡村教师。他一生都在贫瘠（物质和精神都是如此）的乡村生活着，本来他将在这种生活中渐渐地销声匿迹，但是上帝给了这个村子一个奇迹：这个村子里出现似乎出现过一只特大的鼹鼠。村子也因此名噪一时。但是渐渐地人们还是将这个村子遗忘了。
现在，我们的乡村教师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伟大事业——证明这只鼹鼠的存在。向人们阐明这件事情。他正是这样做的。他将此当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然而他虽然在一些普通的读者中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响，但是毕竟那只是些猎奇的人，他渴望的是权威人士的认可。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再次见到了卡夫卡笔下的小人物的一个普遍的主题——他们无法自我确认，他们渴望在权威人士、大人物的肯定中存活。没有大人物的肯定他们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感觉。
然而，大人物天生就似乎是小人物的对头。小人物越是期待他们的承认，他们就越是不承认。〃学者〃说这样的鼹鼠是不存在的。这位乡村教师所得到命运就是如此。所以，乡村教师数落他们说：〃不是我，而是他们说话像一个乡村教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人物，他是如何抱怨，如何骂人的，他用贬低自己来贬低别人，他通过骂自己来骂别人。
乡村教师的败运因为〃我〃一个富于同情心（特别同情小人物）的人的出现而出现了某种逆转的可能。因为〃我〃准备帮助他。就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论证大鼹鼠存在的过程。然而，乡村教师并不领情，他开始了和〃我〃作对的旅程――因为在他看来，我插手鼹鼠论证，就是抢了他的饭碗，是要推翻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发言人地位……
乡村教师——我们的乡村就是就这样悉心地保护着他的成果，他不让任何人触碰它，即使是想帮助他的人。触碰它，就等于触碰了我们的乡村教师，因为他的存在已经和鼹鼠存在这个事实同一了。
〃大鼹鼠〃存在这个事实已经成了的他的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一个乡村教师，他的私人财产寥寥可数，太少了，他不得不认真地以自己的全部心力来保护他的财产。
琼瑶，请你放过我们
有一段时间，我爱人每天都要看《环珠格格》，开始我试图支撑着舍命陪君子，看就看吧，可是越看越不是味道，捏着鼻子看，捂着耳朵看，打着呵欠看，终于还是支撑不住，落荒而逃。逃到哪儿呢？我到大街上作长途散步，街上倒是寥无人迹，但是街边的百货店里，小饭店同样是琼瑶的天下；世人仿佛一夜之间结成了琼瑶热爱者同盟；他们茶饭不思、废寝忘食地对着琼瑶的形象替身〃小燕子〃顶礼膜拜。
想一想这是一副多么可怕的图景：琼瑶化装成无数的〃小燕子〃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你上厕所都躲不开，你一进去，就发现那儿正蹲着两位先生在争论〃小燕子〃的相貌。
10年前的琼瑶也就是利用了一下国人文革后渴望情爱的冲动，红火了一回。那个时候，琼瑶笔下的女人也就是那两把刷子。一种女人，会留个长头发，会穿个牛仔裤什么的，那时候国人刚刚开了点儿眼界，特土，没见过什么世面（当时的中国本土女孩留披肩发的，穿牛仔裤的实在少），看到这样的女子不能不砰然心动。另一种女人，往往缺胳膊少腿，或者神经兮兮的有毛病，但是她往往有特殊功能，比如会弹弹钢琴，会流流泪什么的，他们最终获得白马王子的青睐而富贵不已。但是今天，到了《环珠格格》琼瑶已经了变了招法，这里的小燕子不再是神经兮兮的弹钢琴的女孩了，而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上得朝堂、下得草堂的〃女大侠〃，进而是深得皇上宠爱、白马王子倾慕的〃女情圣〃了。
不过琼瑶再怎么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她的故事骨子里都是一样的：都是女人取宠于老爷子，同时又勾引白马王子的故事。在琼瑶的意识里女人千般好万般好比不得有个好老子，千般才万般美比不得有个金龟婿，所以她的故事全是往这方面想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她的笔下出现过一个真正将精力集中在学习（吸收知识）、工作（创作价值）上的女人形象。就拿小燕子来说吧。她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常闹笑话，可以说什么都不是的女孩，可是她有一个本事——将皇上老子哄得团团转，她有一个法宝——将她认定的白马王子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于是她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最终大福大贵。
通过小燕子的现身说法，琼瑶一直都在告诉电视机前的女观众，学习、工作是没有用的（女人不要什么才、干），问题是你会哄男人吗？你会哄小男人吗？进而你会哄老男人吗？琼瑶给所有渴望幸福的女孩子开了一个处方：你是丑小鸭吗？没关系，练好女人功，马上就是白天鹅。琼瑶是一个制造幻觉的教唆大师。
想一想琼瑶的年纪也不小了，都是做奶奶的人了，至今还作少女科，用这一套封建的东西来诱惑年轻女孩上当，赚她们的钱实在是荒唐的很。
琼瑶实在是没有什么知识可言的，《环珠格格》中的历史背景不伦不类，她根本不懂历史，但是她有抄袭的功夫――小燕子的形象其实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形象的翻版，小燕子无论是在活动的时代背景还是在人物的性格、行事的方式上都模仿了韦小宝。两个人物在骨子里如此近似，不得不让人怀疑。
可是就是这样的琼瑶竟然让全国上下为之倾倒，竟然也有批评家以大众喜欢为由吹捧她。由此我想到大众和文艺的关系，现在这个命题已经被污染了，成了一些人向低级趣味靠拢，赚廉价眼泪和高价酬金的借口。但是为大众服务，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跟在大众的马尾巴后面，拍着大众的马屁股走路，这是为大众服务；另一种是走在大众的前面，牵这大众的马缰绳走路。我想文学家，作为大众中感觉特别敏锐、思想特别活跃的人，还是直起身子做后一种人较好，文学家和饭店跑堂在为大众服务方面也就这点儿区别， 但也就是这个区别很重要。
这个〃手势〃不太冷
大概是6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登载了一篇题为《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的文章，谈张爱玲。此后，张爱玲这个〃手势〃就一直这么举着，一直没有放下来，一晃也就举到了现在，而且还有继续举下去的势头。现在市面上关于张爱玲的传记类书少说也有7、8种，而张爱玲的小说、散文改头换面地出了多少趟，几乎无法统计。当初张爱玲这个〃手势〃刚刚举起来的时候，许多好事者说，张爱玲真是很有远见，你看人家，跑到香港去了，老舍、沈从文留在国内真是没有眼光；前年，张爱玲死在美国，死得寂寞，于是又有人为张爱玲打抱不平，这么大的作家在你们美国，你们也不照顾照顾？让她自顾死了，而且这么寂寞？于是国内又热闹一阵。
关于张爱玲，她的小说我倒也是喜欢的，但是真正的精品也就是6、7部中篇，她的大多数短篇和长篇都很难读。从写作技术和描写深度言，当代的王安忆、方方等都有可以和她一较高下的地方。但是人们大多数对同时代的人苛刻，而对历史中的人，尤其是已经死去的人宽容——中国人是喜欢圣化死者的（中国人惯常的说法是〃历史地看待问题〃）。
不过暂时，张爱玲这个〃手势〃还没有放下来的迹象，她还将既〃苍凉〃又〃热烈〃地举下去。这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悲哀——20中国文学史上实在没有什么女性作家可以讲。丁玲，《莎菲女士日记》外，余者无足可观，庐隐、石评梅等都早逝，冰心实在长寿，但是《繁星》、《春水》也不适合真正成熟的读者，如此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留给女性看的作品实在不多，能说出一点儿女性的心里话的更是寥寥无几。她们——只能不断地说张爱玲，爱张爱玲。
乌壳虫的电话号码
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的结尾写道：〃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话机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这是小说的主人公在犹豫是否给他在电车上邂逅的翠远打电话。
小说并没有交待宗桢到底打了这个电话没有。但是，小说结尾的这一节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意象：一只乌壳虫正从房的这一头爬向另一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就停了。等到主人公再次开灯，乌壳虫已经不见了，——它爬回到窠里去了。
这只乌壳虫，是张爱玲小说中最有意义的小人物形象。我们似乎记得这样的虫子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出现过。只是张爱玲让它具体地象征了《封锁》主人公，一个试图爬出自己的窠，但是终于被灯光重新吓回窠里的人。《封锁》这个小说的名字仿佛也是一个暗示，一切都在上天的封锁之中，重新回到窠里，才是乌壳虫应当有的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看《封锁》这篇小说的故事是怎么展开的。在一辆因为封锁而停在路当中的电车上，外面是高声乞讨着的乞丐，里面有拎着熏鱼的丈夫和她的妻子，有正在议论同事的公事房下班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的主人公宗桢出现了，他齐齐整整地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包的人，而他的手上则抱着一只装满了热腾腾包子的报纸包。
这个人似乎是不应当有什么故事的。但是，他为了躲避和电车上另一个讨厌的人可能出现的见面，他情急之中转到了一个女性乘客的身边，这个乘客成了他的工具。
他将手插到了这个女性的身后，然后开始和她说话，竟然，她没有拒绝，进而甚至他们相爱了。在封锁的电车上，在封锁之中，他们就这样相爱了，甚至这个女性还为宗桢的一番话流出了眼泪。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刻，就在这位女性流泪的那一刻，宗桢，这个有妇之夫，我们的小人物主人公他突然害怕了，他谨小慎微的性格一下子暴露无遗，他怯懦的人格一下子垮台了。他用哀求的语气对那位女性说，别哭了，我们电话中谈。接着，他乞求她给他留下电话号码。
现在，我们看到了乌壳虫，它开始停下它的步子了。接着那位女性终于给了他电话号码，这个时候我们想乌壳虫还是真诚的，他至少记住了这个电话号码，然而，当叫做宗桢的乌壳虫回到家里，他一边看着女儿的成绩单，一边吃着饭的时候，我们就该看到墙角边的那只乌壳虫开始退却了，到最后，乌壳虫终于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它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窠里。
在窠里的乌壳虫，他记住了一个电话号码754369，这个电话号码代表了他的理想，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去打这个电话。的确，乌壳虫都是些有理想的人，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有一大堆理想，一大堆他们不准备实现的理想。
《羊的门》施虐与受虐
中原文化的施虐和受虐倾向在《羊的门》中反映得相当充分。一个人的人格的高大和他施虐以及受虐的能力成正比。例如，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近乎半人半神的呼天成，他在情欲上面遵循的就是施虐和受虐的路子。
他对待小雪儿以及她的母亲（请让我们忘记这个受污辱以及受损害的的女人的名字吧，她的一生太不幸了）就是这种态度。一方面对于他呼天成自身这是受虐，自我折磨，她让小雪儿的母亲脱光了衣服玉体衡呈在他的眼前，但是却并不和她做爱，他一次又一次地仿佛就要要了这个女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他没有要。他让这个女人忍受情欲的烧烤、自尊的磨蚀，他在折磨这个女人中其实已经获得了性的极致的变态的快感。但是这个受损的女人，她对这一切却并不知晓。她体验到的仅仅是呼天成不想要她而给她带来的耻辱和忧伤，她感到自卑，感到自惭形秽，她在呼天成的施虐中感到的是呼天成伟大的不为女色所动的人格。于是她爬起来，拎起了裤子，怀着对呼天成更加的崇敬的心理穿上衣服离开了，当下一次，呼天成再次重演这套把戏的时候，她再次地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她就这样被呼天成当作施虐的对象使用了一辈子，她满足了呼天成变态的性欲，而她自己却一无所获，她得到的仅仅是耻辱。
呼天成越是不要她，她就越是想要给他，以至于最终，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想她自己已经人老珠黄，她自己已经是不洁之身，那么让我的女儿小雪儿（以处女之身）继承我，去完成我的意愿。这是多么可悲的文化——它孕育了可悲的受虐狂的人格。
然而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如果不是用呼天成这种方式对待女人，一个男人，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看呼国庆和谢丽娟之间的感情纠葛。呼国庆对谢丽娟的感情是真挚的，谢丽娟对呼国庆的感情也是炽烈的，他们这种爱的关系应当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幸福生活的报偿，但是恰恰是这种常态的爱情，在中原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却是不能发芽，不能生长的，它坏导致家破人亡，甚至牢狱之灾。
这就是中原文化的要义。变态的将得到尊崇、常态的将得到唾弃。在施虐和受虐中，中原文化完成了它辉煌的乐章。
《日光流年》中的耳光、下跪……
司马蓝对待不服气的人，采取的最有力的征服手段是什么呢？打耳光。
打耳光和行刑室里的严刑拷打是不一样的。打耳光是一种针对人格的行为，它不是作用于你的肉体，而是作用于你的精神，它让你的精神垮台，让你的人格萎缩，它不会让你的肉体有多少忍受不了的痛苦，但是却让你突然间失去了自我。司马蓝就是这样的一个精通耳光术的人，他从来不用什么体罚一类的惩罚手段，他所用的只是一个耳光而已，但是也就是这小小的耳光，使他在三姓村通行无阻。他用耳光征服女人，他的老婆、情人、下属村民，也用耳光征服男人，征服那些男人的懒惰、精明、怯懦、抵抗、疏离、绝望……，三姓村的人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
然而，也就是这个司马蓝，他还有另外一手杀手锏，在用耳光征服别人的同时，他还长于用下跪来征服别人。他知道，什么乞求都比不上下跪，比不上用自己的人格做代价来得份量沉重，所以，他治病需要钱，他希望他的情人出去为他卖身，这个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领着他的三个女儿到他的情人的面前跪了下来，他不仅仅用自己的人格，同时也用他的女儿的人格来赌一把，他赢了，她的情人怀着对他的爱带着他的大女儿离开了三姓村，怀着壮烈的心情蹋上了异乡卖淫的旅途。
……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它用来征服别人的两套工具。如果不不用下跪那么就大耳光，如果不能打耳光那么就下跪，这些手段都是针对着人的人格去的，它一会儿消灭你的人格，一会儿又膨胀你的人格，如果你能消灭你的人格，那么他就消灭自己的人格，反正不能同时有人格。
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是不能容许两个人格平等的对等实体进行人格对等的对话的。人格对等的实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契约为基础，它是在保全对方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要求对方以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为信用担保，承诺信守契约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保护他拥有契约所规定的利益。因而，人格对等型的人际交往，往往以保护对方的人格独立为前提，因为契约只能发生在人格对等的实体之间，没有人格的担保，信用就无法落实。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这一切恰恰来得相反，我们的体制中人格的独立、自主恰恰是不被允许的。它需要的是没有人格的主体，进而是失去自尊和自我意识的主体。
消灭人们的人格好还是保护人们的人格好？和人格对等的主体交往好还是和没有人格的主体交往好？是将对方的人格消灭以后将对方当成没有自我意识的驴来使用好？还是塑造了对方的人格以后将对方当成独立自主的人来合作好？
我们的文化应当回答这个问题。
凡人的文化旅游
有关大雁塔，如果是 X X X 大文化散文家，他会写些什么呢？他会追溯到遥远的大雁塔还不存在的日子，对大雁塔的文化进行历史的扫视，进而，他会爬到大雁塔的顶端，不，这里不是大雁塔的顶端，而是中国文化的顶端，因为在这里，他看到的不是什么大雁塔，而是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奇迹，世界文化的痛苦与欢乐，都进入了他的脑海，他会为此掬一泡热泪。
可是，我这里，不是要谈文化散文。我这里要谈的是其实是韩东的一首有关大雁塔的诗歌。在这首诗中，韩东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韩东的意思是说，对于大雁塔，许多来到这里的人对它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一无所知也不要紧，这并不妨碍我们游览它，于是韩东让我们来到了大雁塔的顶端，四周看了一圈，然而，又让我们冷静地从它顶部下来。游览过后，我们对大雁塔依然一无所知，但是，这也不妨碍什么，并不妨碍我们离开这里，结束游览。
是的，韩东在这首诗中原谅了我们，这些凡俗的人，我们这些凡俗的人游览一个地方，我们没有感动，没有感想，我们爬到塔顶，看了一圈然后又下来，我们冷静地离开了……
做一个凡人，即使，我们在旅游，游览最有文化的东西，即使，我们爬到了大雁塔的顶端，这个常常适宜于高瞻远瞩的地方，还是让我们做一个凡人，韩东没有要我们做什么圣人。
姚先生的操劳
这是张爱玲笔下（《琉璃瓦》）的另一个小人物，这个姚先生有一位特别会生产的太太，而且给他生的都是女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人物常常会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命运大多和一位能生产的太太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而陷入了抚育子女的无底深渊之中，因为当他竭尽全力将一个子女抚育成人之后，紧接着另一个又来了，他就这样一个子女又一个子女地抚育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琉璃瓦》的结尾写道：〃第四个女儿纤纤，还有再小一点的端端、籁籁、瑟瑟，都渐渐的长成了——一个比一个美。他太太肚子又大了起来，想必又是一个女孩子。亲戚们都说：〃来得好！姚先生明年五十大庆，正好凑一个八仙上寿！〃可是姚先生只怕他等不及。
他想他活不长了。〃
这就是姚先生的悲观主义。姚先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抚育子女的任务却是无限的，此生也有涯，而子女无涯，这是一对矛盾。姚先生在力所能及地为他的那些女儿们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但是他的那些女儿们并不能理解他，她们在和姚先生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滑行，她们无论是完全按照姚先生的设计生活，还是完全不按照姚先生的设计生活都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都让姚先生揪心。
张爱玲就是这样善于写出市民生活林林总总，有一些琐碎，有一些无奈，甚至有一些无聊，没有大起大落的生活。
同样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庐隐等生活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激情主义年代的人们，其笔下就绝少《琉璃瓦》似的小说。在激情主义的五四年代，小说和理想、信念、反抗、爱情联系起来，要么是绝然的希望，要么是绝然的绝望，市民主义的、庸常的、琐碎的东西是不容易唤起她们的写作激情的，因而，她们笔下常常不容易出现姚先生这种父亲形象，在她们的笔下，父亲的形象都是反面的，都是抵抗的对象，反对的对象，他们是压抑者、统治者……例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中，父亲就是禁锢儿子的革命激情的凶手，是压抑儿子的死敌，这里父与子的冲突是信念和理想的根本性冲突。（自然张爱玲也写到了这种冲突，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父与女的冲突就不是如此，而是一种生活冲突。）
庐隐在小说《父亲》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爱上了父亲的妾，也就是庶母，因此我恨父亲，认为是父亲害了她，也损害了我们的爱情，最终，她的死也要父亲负责……这样的故事出现在五四那样的时代背景中似乎很正常。
疯子，又一个疯子
鲁羊在他的《1993年的后半夜》中写了一个疯子。这个人，他不知道是怎么来到世纪末的后半夜的，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世纪末的后半夜是一个狂欢已经到了尽头，人们开始疲惫，激情已经丧失，但是，人们依然向身体敲诈着激情的时间段。然而这个人，他是一个疯子，在他的意识中，他之这所在处是只有地理位置而没有时间的。
那么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所处的位置。他被弃置于大柴垛的顶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对刺他有两种记忆，一种是他自己自愿地选择了这个地方，另一种是他被几个人强制性地送到了这个地方，最终，他在这个地方安置了下来，在这里，他开始了他的独坐），这是一个接近天空，而远离人群的地方。是的，人们害怕疯子一如他们害怕自己――他们消灭疯子的方法就是将疯子从他们的视线中清除出去，他们将疯子放到了大柴垛上，放在了地平线的上端，这样这些匍匐在地上的人们就看不见他了，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将疯子流放了。如果这个对于自己的记忆中的〃被迫〃是对的话，他的命运的确是这样被那些巨大的人群所掌握的。
然而对于疯子的地理位置，他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答案。那就是他自主地选择了这里。的确，人类历史上的疯子大多有两种处境，一种是他们被人群唾弃，他们被人们发配了。另一种是疯子自我发配，他们自己离开了人群，孤独地来到了人群无法看到的地方。他们对人群失望了，因而，他们来到了大柴垛上，在天穹下过着疯子的生活。他们在冥想中度过余生。
葛朗台的意志力
小说中，吝啬鬼的形象，过去，总是被人嫌弃的。读者大多将他们看成是笑话，作者也大多将他们当成反面人物加以嘲讽。例如，葛朗台，这个人物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可悲。作者让他穿得破烂、吃得穷酸、过得拘谨。几乎是有点儿可怜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葛朗台的吝啬是出于他自己自主的选择，完全是他自己的意志力的产物，由此，我感到葛朗台的吝啬倒是有一点儿值得我们钦佩，至少，他不是因为外力的强制而选择了吝啬。另外，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巨大的意志力的，能将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信念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种选择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种吝啬。这会儿，我们都看到了，私人购买摩托车、汽车需要缴纳附加税，私人购买空调要缴纳增容费，如此等等，用电超额要加纳加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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