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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全集)下-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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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
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1284＇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
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
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
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
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
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
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
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1285＇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
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
“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
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
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
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
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
并不新鲜。 ＇1286＇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
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1287＇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
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
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
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1288＇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
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
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
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
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
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1289＇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昀终的胜利。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1290＇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1291＇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
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
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
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
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
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
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1292＇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
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的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
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
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
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1293＇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1294＇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开疑主义者，见谁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
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
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
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
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
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1295＇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 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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