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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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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灿欣嗨频那榭龇⑸苤档弥厥印Ｖ肚嗄晗孪绾突叵缡羌忧颗┮到ㄉ瑁敌信┐逦幕锩闹卮蟠胧侵肚嗄旮锩闹匾缆贰Ｕ馓醯缆犯崭湛伲枇艽螅秤忧苛斓肌６杂谥肚嗄晗孪绲男卸Φ被С帧！�###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的批示》，1964年5月9日。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5）
批示还提出了四项解决措施：
1对于来自习惯势力的阻挠，应予说服教育。
2对于那些官僚主义分子的压制、报复、打击行为应当严肃处理。
3对于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应当依法严加制裁。
4必须迅速加强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批示并要求有关的领导机关，对于团中央所发的四件案例，认真地加以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的办法和结果报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还决定将以上典型案例和中央批示下发2万余份，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是很大的。
本着这一文件的精神，1964年10月，农垦部特地发布了《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规定中承认，据各地反映，有不少农场发生了歧视、刁难、捆绑、打骂、扣工资、扣饭、诱婚、逼婚甚至奸污下场青年的不法行为，严重地破坏着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上山运动，摧残着青年们的身心健康，给党的农垦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不良政治影响。该部表示要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严肃处理，并且特规定了以下几条纪律：
1要对下场青年一视同仁。对女青年在住房、劳动保护方面加强管理。任何人都不准对下场青年歧视、排斥或刁难，违者应给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
2对下场青年的缺点应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不应简单从事。对他们犯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以适当纪律处分的，必须经农场党委讨论决定。任何人都不得对下场青年擅自停餐、饿饭、扣发工资或拘禁，更不许捆绑、打骂或施加其他变相体罚，违者除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或斗争外，还要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行政纪律或法律处分。
3必须贯彻婚姻政策，开展晚婚教育。青年下场后，任何人都不准给他们强行介绍对象，更不准诱婚，骗婚或逼婚，如有违犯，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应给予纪律处分，特别严重的应依法论处。
4必须加强法制观念，尊重下场青年的###权利。不准扣压，私拆下场青年的来往信件、电报，非法搜查人身衣物，不准阻挠越级反映情况或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违者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给予法律处分。对由于虐待、###造###身残疾、死亡或###女青年的违法乱纪分子，不论资历高低，职位大小，都必须严肃处理，不得姑息迁就，情节严重的应依法严惩。如系地、富、反、坏分子，更须加重治罪。《农垦部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1964年10月21日。
这是迄今可以见到的“###”前对于这类问题最具体、最严厉的一份纪律规定，它对于那些为所欲为的农场干部，无疑是有震慑威力的，但它毕竟不是法规，而且下面一旦具体执行，就有松有紧了。
从1965年农垦部党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湖南省湘阴杨林寨、江永县回龙圩、铜山岭、桃川等4个农场歧视、虐待和侮辱下乡青年的严重问题的检查报告来看，这一规定并未能有效制止该部所属农场中此类犯罪事件的发生。当时中央对此问题所作的批示说：
农垦部这个检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严重违法乱纪、干部压迫、剥削青年，对下乡青年生活漠不关心。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如果不把这些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整好，那么，这些农场的领导，就永远会同贫下中农、同下乡劳动的青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就不会办好社会主义农场。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6）
批示还要求各地把所属农场的工作都检查一次，对这类违法乱纪的行为，应在查实后严肃处理《###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湖南有些农场干部###下乡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1965年5月20日。。
从这份批示看，即使是中央，对下面干部的这些作为，也没有明确认为是在犯罪，而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既然严重违法乱纪、压迫剥削青年的行为，都只不过是“官僚主义”，至多也不过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话，那么干部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农垦部对于这类问题，还是重视的。它所属的国营农场，毕竟属于“王法”可以管得到的地方，而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地方农场，问题则更为严重。即使在中央有关文件发布之后，仍然是“尚未引起领导重视”。按照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5年4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既不上报，也不检查处理。还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严重污辱和###下乡青年的案件，不告不理，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议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可见，在其他有些地方，问题可能比农垦部所属各国营农场更严重。
这类问题在农村生产队也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除了像农场一样对知青政治上歧视之外，主要表现在与社员同工不同酬、劳动强度大和女青年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几个方面。亦即如当时中央文件所指出的，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劳动“底分”过低，加之生产队派工不合理，同工不同酬，生活不能自给；有些年少体弱的青年，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而影响健康，特别是有些水田地区，百分之###十的女青年患妇女病，甚至发生死亡事故。这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民的物质生活在当时已经十分贫困，但有些地区的知青，甚至达不到一般农民的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不愿知青分沾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城里人”的一种敌视心理。有的地方对知青在劳动上要求过急过高，甚至专派重活给他们干，理由便是“让他们尝尝当农民的味道”。据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如陕西扶风县黄浦公社89％的回乡青年口粮都比一般社员低，而且质量差。又如不少地方给知青的自留地分得很少甚至不分，有的地方按社员一分五、知青一分的标准分配自留地，甚至如安徽肥东县电站大队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回乡的4名知青，到5月还没分到自留地。还有很多地方的知青，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住到生产队的办公室或仓库甚至马棚里。
插队女知青与农场女知青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央文件谈到：
现在，有不少下乡青年，尤其是女青年，早婚的很多，对他们的进步、劳动影响很大。应该加强晚婚节育的教育。有的地方发生过逼婚、骗婚、污辱妇女的现象，应当及时处理，并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类问题。《###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1964年4月24日。
如果说国营农场尚有国家的纪律管束的话，对于农民，则连这点约束都难以奏效，事实上直到“###”以后，对于下乡插队知青的处境，始终无人能拿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7）
总之，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为了能够将这场运动顺利地、长期地进行下去，国家就十分重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始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种种政治、经济的大原则的制约之外，关键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知青无法将保护自己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只能企盼于“上面”的眷顾，即靠得到中央的注意和中央发布文件。而中央即使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再大，做法再严厉，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阵风。大风刮过，依然故我，这已是多年来干部群众都习以为常的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结果便是知青的状况，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期间这类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直至中央不得不采取将几名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以平民愤的方式，却仍然无法杜绝，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清”运动的开展，使知青在农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
1963年5月###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后的1964年9月，中央又发布有关这次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规定这次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在农村引起巨大震荡的“四清”运动，下乡知识青年也受到这场运动的深刻影响。许多工作组将农村中组织阶级队伍等一系列做法运用到知青身上，结果，第一是使一部分青年被作为运动的依靠对象，参与了对当地干部的斗争和冲击，恶化了与干部与社员的关系，甚至到了难以在当地立足的地步；第二是使相当多出身不好或有一些不良习惯的知青，被当作阶级敌人和被整顿清理的对象，遭到打击；第三，它也使知青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恶化了。
我们这里引几个当年四川知青的回忆为例：
1964年4月从成都下到四川省会理县鹿厂公社的知青回忆说，当年收完大春后，县里来了知青整顿工作组，把鹿厂公社209个知青统统集中在公社进行整顿。七整八整，有个14岁的小知青被整得魂飞魄散，哭着交代了曾偷砍生产队的包谷秆吃，还偷盖公章私自开条子到公社割肉吃的“罪行”，然后在身上一无钱、二无粮的情况下，横越大渡河，竖攀万丛山，历时一个月，硬是一步一拖回了成都黄新生：《杨瓜娃儿》，《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工作组还将知青按照出身不同划成三六九等，1964年从四川合州下乡的知青回忆说：
知青农场办起没到一年，便驻进了四清工作组。于是，农场一百几十号知青顿时分了等级，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立马有了区分，对红、黑两类出身的知青召开了内容及形式都不同的会。
工作组长是位湖北佬，复员军官，说起话来声震屋瓦。他的口头禅是“枪打出头鸟”，每说此话时，二目放光如手电筒般四射，使人心惊胆寒。依了这位工作组长的分等划类，我们农场里便有了一个应予诛灭的黑帮，这个黑帮由27名黑五类子女构成，为首者便是其父解放前曾任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的何姓知青，被定为农场最大之黑堡垒，由工作组长组织知青围而攻之。戴克学：《老知青###读书梦》，《龙门阵》，1993年第4期。
更有甚者，1963年10月，曾有300多名成都知识青年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叙永县后山茶场落户，一年以后，省、地、县三级的“四清”工作组进驻茶场，不知出于什么背景和动机，便将这批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的知青“娃娃”当成了妄图变天的阶级敌人：
县委工作组长，一位姓王的局长有一次对二队的同学们训话，竟说：“不怕你们这些成都娃娃，你们休想变天！我们有监狱、警察、军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接着，背靠背的揭发、检举、批判会陆续开始了。
很长很长时间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动用那么多人，无缘无故地来对付这几百名种茶的少年，扼杀他们青春的梦想，把他们之中的数十人，直接投入罪犯和贱民的地位，饱受人格的屈辱，丧失青春、幸福、健康，乃至生命。而谁都知道，确定不移地知道，这些人是无罪的！余下的两百多人，无疑也饱受惊吓，紧接着又带着受伤的心灵，接受了随之而来的“###”的洗礼周永严：《下乡周年祭》，《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想看书来
回乡知青的处境（1）
与城市知识青年一样受过学校教育，然后一样上山下乡的农村青年，也就是“回乡知青”，人数始终多于城市知青。虽然他们并未被国家划入安置工作的范围之内，对于动员他们回乡，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期工作以后，也几乎不再成为问题。但他们回乡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惑，从性质上说，与城市青年是一样的。这里之所以将他们专门列为一节，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也存在一些特殊问题。
虽然国家自1954年起就大力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但回乡知青数目的迅速增长，是在1960年以后。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青年回乡的走向可以用上下波动的###表示的话，60年代以后则一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了。这当然是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紧密相关的。
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的实施，城乡间裂痕的扩大与加深，都大大减少了农村到城市谋求职业的可能性。甚至原先许多农村女青年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改变自己身份的出路，此时也被基本堵死。因为即使与城里人结婚，也极难改变原来的农村户口，而且如果母亲是农村户口，孩子即使是在城里出生，户口也要随母亲一方，并且会随之遇到诸如没有粮食副食供应、无法在城市入学等一系列困难。
于是，农村青年想要成为城里人亦即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便只剩下三个，一是参军，二是当干部，此外就是读书、升学。只要读到中专、大学毕业，自然就可以由国家将工作包下来，当然也就获得了城市户口。而参军，大多数人复员后仍需回乡，提干只是极少数政治条件好的人才能得到的机会，而且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可见，考中专、读大学，是农村青年实现自己当城里人、挣工资并进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选择，也是当时农村青年的家长最大的愿望。为此，许多父母不惜节衣缩食，卖猪卖粮，送子女到学校去，而当这些子女苦读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又回到家乡种地时，其父母的失望、愤懑和对这个事实的不能接受，都是不难想像的。
可是，对农村子弟来说，走读书这条路，到60年代以后也越来越艰难了。在第六章谈到过，国家于1960年作出规定，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此后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按这个比例规定，能够升学的农村中小学生只有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学生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从农村考入大专和中专的学生，在学校停办后也被一律要求回乡，而这时数量特别多的还有几乎全部停办的农业中学的学生。这都造成愈来愈多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不得不回乡生产的局面。
据团中央1962年统计，全国农村已有高小以上知识青年近3000万人，大体上在1亿农村青年中，4个人中有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生。1964年，全国知识青年总数达4000余万，其中城镇下乡知青仅几十万，在知青总人数中仅仅是一个零头，其余的，都是回乡知青。再举几个具体数字：据北京市的统计，到1962年底，参加郊区农业生产的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回乡知青达11万余，约占郊区农村青年总人数的1／3；上海市川沙县统计，自1957年到1964年期间，陆续落户、回乡的知青达52000余人，占全县农村青年总人数的2／3以上，占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以上，有的公社70％以上的农活是由青年干的。在河北省宝坻县，至1963年底，全县回乡知识青年总数达15000人，占农村青年总数的36％。在教育事业特别发达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解放后陆续从中小学和大学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到60年代初已达7万，占全州农业第一线青年劳动力总数的85％。再有，广西召开回乡知青积代会时提到，到1963年为止，几年来全区回乡知青已达上百万。1964年广东省报道，近3年有56万多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如果从1958年算起，回乡知青总数已达76万人。而据同年湖南省的统计，全省回乡知青人数更多达300余万。
回乡知青的处境（2）
与50年代相比，回乡知青群体的构成，也已经有了可观的变化，不仅有高小、初中毕业生、肄业生，而且包括了高中生，甚至因病或其他原因退学辍学的大学生；不仅包括正规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也包括从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批涌出的民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因学校停办而返乡、随父母精简而回乡的学生等等。由于回乡知青与农民一样，不存在户口、城市供应和日后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算不算回乡知青，也就毋须像对城市下乡知青一样，有那么细致的规定和明确的界限。
作为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并多少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青年，回乡知青在农村人口比例中的增长，对于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国家对此也寄予厚望，即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
这不但对于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不但对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并不只是要他们起增加劳动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起增加革命力量的作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65年5月5日。。
广大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后备技术力量，为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增添了力量。他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贡献，不仅要继承老一辈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新的技术，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
这个评价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但与“###”后主要将知青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再教育”理论相比，对知青在农村所起作用，期望仍是较高的。
这是些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一是回到自己家乡，一是离开家乡到农村去，而更在于前者是农民子弟，后者则是城市干部、工人及市民子女，二者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问题。这一区别源于解放后一直存在且一度扩大的城乡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是五六十年代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且不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事实上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因种种措施的实施，而成为几乎无法填平的鸿沟。于是，回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中的大多数便只能重复他们那些未曾进过校门的父兄的命运，他们与60年代全国的农民一样，被牢牢地禁锢在家乡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难有离开的可能。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本应该使他们成为农村中一支最先进、最有生气的力量，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回乡本应该极大地促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的改进，但在60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排斥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他们的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了。
回乡知青的处境（3）
与城市下乡知青相比，回乡知识青年对于农村的环境更易适应，又因有家庭和亲戚的帮助，往往能够获得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尤其是如果家庭在当地较有势力，则招工、提干、入党，都可以较他人优先，这是一些回乡知青的有利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有利条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比城市的外来知青更不利的因素。诸如，正因为环境更为熟悉，回乡后所受到的家庭、亲戚、朋友的冷眼、奚落和歧视就更难以承受，所以每当动员中小学生上山下乡时，总有农村的知青提出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最好是到边疆垦荒一类要求。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常使青年陷入其间而难以摆脱，如果家庭在该村没有势力尤其若是地富子女，处境就更糟糕了。
当然，回乡知青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与城市下乡知青共同的。但回乡知青更少得到上级单位的重视和关心，在有些文化不太发达地区，他们单枪匹马，比有同学一起下乡的城市知青更显孤独，这使他们在遇到困难和产生思想苦闷时，更难于化解。尤其是比起城市知青来，他们更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希望。只是他们往往在经历了几年的情绪起伏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与自己父兄一样的普通农民，再不奢言抱负和理想，加之他们居住分散，一般不会像城市下乡知青那样，一遇机会，就发泄出来甚至激起事端，因而也就不太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山东省莱阳一中的一个回乡知青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是颇有代表性的：
自接到没考取大学的通知书后，每天无精打采，又急、又愁、又恨、又苦闷、又吃不下饭。前几天我到县人委去过，我县没有工作分配，我在家里真是坐立不安，真把我急坏了，焦躁坏了。现在人家考上学校的人多幸福啊，愉快啊，进步又多大啊！而我却在家蹲着，干上了农业劳动。由于长期求学，庄稼活十分生，身体非常弱，干起活来十分吃力。通过这几个月，我感到农业社的劳动真不轻，劳动强度真大，天天起早拉晚地到田野劳动，简直把我累得有些瘫痪了，全身痛，腿也麻木了，腰杆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实在抗不了。而这又不是干一天两天，好家伙，而是要干上它几年几十年。别人不知怎样，我可尝够了。熬到高中毕业，多不容易啊！当了12年学生，又硬逼着推粪登山，参加农业生产。想到这里，气得我脑子有些胀痛，好像要炸开似的。
在家不仅抗不了那样大的劳动强度，而且也受不了群众舆论的讽刺、打击。我母亲和我哥哥也常气我，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我下庄稼地干活。因为我上了这6年中学也不容易啊！全是我哥哥省吃俭用供给我的，现在我哥哥那里困难也不少，家里没烧的，也没钱买，拾吧？又没有时间。
我天天想，倘一直这样干下去，能学点什么哪？能有什么进步呢？将来能成个什么样的人哪？
你来信还批评我，说我悲观失望，发牢骚，不满，我坚决不接受。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哪一个不想在黄金的青春时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是充满理想并一时不停地向正确道路前进的人，不愿白白度过一生而愿给祖国增光的人。但是国家不给我适当的工作，这怎能不使我因为不能为祖国工作而感到十分失望，悲伤呢？倘若国家给我工作，给我一件有出息的工作，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将欢天喜地为祖国工作，为祖国献出所学的知识，并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革命前进。
回乡知青的处境（4）
现在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在家里没有一点学习时间，原来学的东西也会忘尽了的，这就浪费了6年中学教育。这多么可惜，多么伤心，又多么残酷啊！
老师，倘叫我这样下去，脑子会生锈的。
敬爱的老师，我真过不惯这种生活，我请求您，哀求您，望您费心地叫学校给我找一个工作吧！
这封信虽然是1958年写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后的苦恼，同样反映在60年代的回乡知青身上《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的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回乡知青总数的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深感在农村“没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灾害之后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分短暂的恢复阶段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困扰，农民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尚且无从发挥，知青个人的才干、他们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又何来用武之地？尽管各种宣传机构一再宣传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并树立一系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知青典型，但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大多数知青都能具备，何况有些典型本来就是人为树立的结果。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对农村的现实往往比城市下乡知青更了解，许多人在考不上学，知道自己只有回乡生产一途时，就已十分消沉，回乡之后的现实更使他们失望。这种现实虽然是回乡和下乡知青所共同面临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动员下乡的情况下，回乡知青明知自己进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会“围着锅台转一辈子”，因而更为悲观。
除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外，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与农民难免发生种种矛盾冲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属于知青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对农民的理解，对周围环境期望过高，因而做出过激行动，甚至不自觉地为极左路线充当了马前卒，导致了自己与农民的对立。如据当时报道，经常有青年因对队上干部和社员私分粮食、做投机买卖不满而提出批评，遭到干部的报复。还有报道说安徽宿县有个知青，父亲是铁匠，由公社工厂下放回到农村自由营业，他回乡后就和父亲一起干，对父亲看人议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不满，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将来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今天来看就未必全是农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是因农民本身存在的种种落后性，以及农村干部的作风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各种因素错综纠结在一起。1964年团中央青农部曾在辽宁省盖平县九垄地公社古家子大队对回乡知青的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这个大队到1962年为止，共有96名知识青年回乡，其中高小以上84名，初中、高中17名。知青们爱提意见，对不合理的开荒、劳力分配不当和党团工作都提过意见。1962年1月，知青又和队里闹了一场“大字报风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队里有13户人家纺草绳，其中9名是干部。他们用的草是队里以每斤15角卖的，纺成绳后，每斤的议价是3角，一天可挣20来元，而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挣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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