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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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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加上资本家子女、历史不清白分子的子女，再后来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还有###党派、富裕中农甚至一般职员的后代。最初只是指直系子女，后来扩大到孙子孙女、侄儿侄女以及其他亲属。在有些地区甚至“左”到凡亲属中有一人成分不好，那么即使这个青年的父母是“红五类”，他也会被视为不可靠。尤其不公正的是，直至“###”结束之后，在很多地区，出身和成分都是混淆不分的，许多干部认定出身就是成分，成分就是出身，或者将出身看作成分，将成分看作出身，不明白每次填表时何以会设有“出身”与“成分”两栏。奇怪的是，对于这个在当时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人予以认真的说明和纠正。很多高级领导人在对青年讲话时也总是强调：“我们是：一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表现。”显然也把出身和成分混为一谈。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终使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实质上变成了和他们老子一样的阶级敌人。他们成为准专政对象，成为先天的罪人，以至到“###”时，“狗崽子”这种侮辱性的称呼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之上。
歧视剥削阶级子女的现象在各地的迅速冒头，使中央认为有必要在政策上作出解释和调整，1965年7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3）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为了宣传这一政策，团中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了一批勇于改造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姗玲。
鱼姗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在香港。1962年她从上海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父母几次三番要她回香港读几年外语，但她认为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愿意到香港去。她曾回忆说，在去新疆前的那一年除夕，姐姐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饭菜，但她一点也吃不下：“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十分空虚，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毫无意义而痛哭起来……”1963年6月，她决定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里知道后曾竭力劝阻，她母亲特地赶到上海，对她说：“考不取大学也不要紧，只要你不到外地去吃苦，家里就是养你一辈子也可以……”她想，妈妈是爱我的，但母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她不愿走“离开党、离开革命，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死胡同，终于冲破家庭重重阻力，来到塔里木的农一师胜利十七场参加劳动。她克服了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等困难，到新疆几个月之后，她曾作出总结说：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4）
我深深地感到，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变化……劳动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鱼姗玲：《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中国青年》，1964年第11期。
几乎所有升学落榜的青年，都有过她曾有的苦闷。“###”前上海这批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心底仍残存着昔日那种优越感，他们一向是将到外地劳动视为畏途的，更何况是遥远的新疆。不仅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上海市民，也都是一谈“新疆”就色变的。作为第一批踏上这条艰苦道路的青年，鱼姗玲的确不易，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到疆仅短短几个月，还未及品尝到人生的另一面，她心里充满自豪和喜悦，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年，周总理在新疆发表讲话以后，鱼姗玲这一典型，其意义已不比从前，而迅速升级了。她不久入了党，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改造得最有成效的标志。8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鱼姗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加入共产党》为题，对她进行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被团中央树立为全国的知识青年典型。
鱼姗玲后来的道路并不平坦。“###”爆发，她又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她所在的农场，一度只剩她一个女知青，但她咬牙坚持下来，“###”结束后中央于1979年召开最后一次知青座谈会时，她还是33名代表之一鱼姗玲所在的连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最偏远的农垦十四团场九连，到1979年为止，她在那里已经生活了16年。她“###”时被打成“黑典型”，遭到批判，排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当时垦区内武斗严重，生产停顿，生活困难，知青们纷纷返回上海，伙房也关闭了，她顿顿吃包谷馍馍就凉水，却不肯回上海。棉花该收了，她动员职工去收。1979年有记者去时，她已重新担任九连的副指导员，虽有孩子拖累，身体非常瘦弱，却主动要求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但她所在的单位却仍不同意将她登报，说她“###”时犯过错误，影响不好。那年2月，她所在团场的知青曾###要求返城，有人劝她当上访团团长，被她“严辞拒绝”了。参见：《她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新疆青年》，1979年第4期；《鱼姗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入党、当模范的事例，确实打动过相当多单纯的、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心，但这毕竟只是他们中极少数的几个人。
且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命题本身的荒谬性，仅就这个前提下引申出的这一言论来看，就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尽管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极力否认，但它确实是建立在十分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之上的。当时和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样表现在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身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选择人生道路时，决定的力量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绝不可能是早已陈旧不堪的“父死子继”。其次，尽一切可能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中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是一个政权具有自信心、具有生气的标志，何况是对甘愿追随自己的朝气勃勃的广大青年，更没有要排斥、冷落的道理。再者，人为地将社会分成等级，在历史已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时期，其反动、落后和不合潮流，已不必详说了。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5）
结果是，在这种政策之下，别的青年尚可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几乎是除了下乡别无选择的。绝大多数青年在下乡前都有过鱼姗玲所曾有过的那种空虚、悲观的精神状况，如一位家长所说：
儿子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沾染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高中没毕业就休学，早晨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床，放下饭碗就出去，在外边胡吃乱花，逛到深夜才回家，我成天为他的出路发愁朱洛筠：《我儿子走上了光明大道》，《天津日报》，1965年7月1日。。
直到将他送往边疆，这位母亲才算松了口气。
在“###”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这类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1962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有半数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夏晴：《抹不去的岁月》，《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963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在近2万名赴疆青年中有近2000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其中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很好的。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
他们与一般社会青年不同，有不少在校时品学兼优，不乏像遇罗克那样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曾有负责知青工作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说，“###”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成右派，当时遇罗克15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报高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报考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遇罗克。后来有人查看了###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操行是中，而未予录取。
遇罗克此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决定边准备功课，边参加工作。他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1961年春节前夕，他下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他被社员选为记工员，与社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他穿起老蓝布###，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应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到旧伤口上，使他备觉疼痛和惶惑。。 最好的txt下载网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6）
1964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不公遭遇，使他在“###”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止。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3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他尤其提到街道居委会的问题，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出身压死人”，一点不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中学###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与鱼姗玲相比，遇罗克的经历可能更为典型。
到1966年为止，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一百余万人，这是一个以社会青年占多数，以普通市民子女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所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在升学、城市就业中几被“淘汰”。虽然也有出类拔萃者，但从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来看，与“###”期间的“老三届”知青，自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上所受注意的程度，与后者更是无法相比。
但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毕竟是形成了，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国家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尽快融入、消失于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谁也没有想到，要做到这点，竟如此地难。
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就可能是别的什么。1964年以前上山下乡还未被作为长期性的任务时，很多地方的知青在下乡一两年后便回城或在当地分配了工作；1964年以后，也仍然无法断然地堵住这个口子。在“###”前，知青回城的途径，很大一部分属于自发“倒流”，一些人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回到城市当临时工，或者做小买卖，甚至“投机倒把”。也有些人因疾病等原因，通过正当手续回城，但仍找不到正式工作，重新成为社会青年。
在当地分配当工人、当教师的，为数也不少，也有少数青年入党，被提拔做了当地干部。1965年以后，表现特别突出的部分青年典型，也有被保送上大学的。结果是，不断地动员新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不断有老的知青从乡下回城，川流不息的流动，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付诸流水。这是个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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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改造谁（1）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周恩来曾经设想，要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进行15年。他大概料想不到在他讲话后仅仅几年，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安置工作脱离了原来设想的轨道。但也许是巧合吧，从他讲这番话的1963年算起，15年后就是1978年——我们知道，这正是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将下决心把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如此说来，这场运动果然进行了15年。
“###”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来当年预期的那样，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控制了人口的发展。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切变化，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按照原来的方案实施，它就真的能进行下去而且得到成功吗？
事情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尽管这一愿望有时是非常良好的。到“###”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不仅安置城市知青工作的各种问题已日渐显露，农村回乡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也令人颇感不安。上山下乡的动员，已经初现难以进行下去之虞。
一谁改造谁？
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大背景，也就是说，指导这一工作的理论是否正确、可行；二类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一般来说，知识青年可以分为两类，即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和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在下乡知青中，又因去向不同，可分为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和到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农场以及兵团的两类。他们由于地位不同，境遇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当然，就其问题的根本性质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前面已经多次分析过，解放后一次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质性的原因都是经济问题，具体说就是人口与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应归结于决策上的失误，这里所说的失误指两种，一种是指导性的：如计划经济使城市就业门路越来越窄、对农村人口的长期禁锢等；另一种是政策性的，如解放初期的片面学习苏联，盲目发展重工业，更如1958年的“大跃进”。但还有一些，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如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等问题。这里且不说“大跃进”以后，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已找不到比精简城市人口更迅速有效的缓解危机的办法，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格局无从更动的前提下，想通过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他们寻找一条广阔的就业出路，这一方案至少从动机来说，也还是积极的；而通过组织在城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部分青年上山下乡，来探索这一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更是无可指摘之举。至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每一次动员知青下乡，都要从意识形态上开路，不过是解放以来一切行动都要如此的习惯性做法。
问题在于1964年以后，安置工作被涂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第七章谈到过，从这时起，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作为一场改造一代人的政治运动，作为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必经之路。基本理论是：知识青年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在现阶段主要是与农民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是与贫农下中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三大差别”，而这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
谁改造谁（2）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
（一）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
上述一整套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知识青年若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农民相结合。1967年12月，毛泽东更将这一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叫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回乡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农村后，最感困惑、最难以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说：
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要提高农民的觉悟真是不简单的事哪！
这封信写于1958年初。显然，1964年以后，报刊上是不会再公开发表这样直率的文字了。但即使后来树立的知青典型，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不必再多举例子，因为每个下乡知青，都有过同样的体验。
既然证明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革命、更进步，是让知识青年向农民学习、与农民结合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对于上述的前一封信，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回复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农民的确是有缺点的，但是，你把农民的缺点过于夸大了，你在上面所列举的有些缺点，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不是存在的更严重吗？何况，农民虽然有缺点，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生产者，是自食其力的人，是为人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劳动者和生产者正是农民最大的特点，他们的优点是：诚恳、朴实、敦厚、勤劳。你应该首先学习农民身上这些最主要的品质。谭启龙：《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
这是1958年的说法。再看1966年初的：
一些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从道理上也知道农民群众很伟大，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到了农村以后，却又觉得农民自私、落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农民。农民，主要是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他们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因此，在农村中，他们最革命，他们最听党的教导，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为什么有些农村知识青年看不到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呢？胡建良同志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个思想感情问题。在你还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以前，总是容易看到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你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才会真正了解他们，对他们可贵的优秀品质，就能看得清了……胡建良：《我向老贫农学习了什么？》一文编后记：《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关键》，《中国青年》，1966年第6期。
谁改造谁（3）
上述两段话中回答的三个问题，正是解放以后始终存在于理论上的几个误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所以他们最有阶级觉悟，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事实上，这是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后所产生的“感恩”思想片面地拔高了。
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马列主义觉悟，何况这种所谓阶级感情，常常也只是宣传中一厢情愿的说法。只是在当时，谁要敢对这种论调产生怀疑，马上就会被扣上“思想感情有问题”甚至“立场有问题”的帽子。这是其一。
其二，农民是劳动者。这话固然不错，劳动者、劳动，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它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农民的对立面而言的，农民是劳动者，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农民学习，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劳动者吗？难道只有农民所从事的那种直接劳动、简单劳动才是劳动，才值得赞美，而同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间接劳动、复杂劳动、文化性劳动就不是劳动，就应该遭受排斥和无情的践踏吗？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三，将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农民意识，与农民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混为一谈。潜台词是：农民自私，知识分子就不自私吗？可是农民身上所有的优点，知识分子又哪里具备呢？
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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