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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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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没有任何根据和材料,纯属诬陷《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 。。

平反冤假错案(6)
3为张扬《第二次握手》案###
  张扬一案也是在“四人帮”亲自唆使下锻成的,但由于有些部门和当事人人为设置障碍,致使此案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仍未获昭雪。直到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的一名女记者顾志成收到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后,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名青年工人在信中提到,几年前曾读过一部名叫《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正在收缴这本书,自己是怀着一种“犯罪”心理读完的,并被书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健康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它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这位青年呼吁: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类似内容的信件,报社已收到非止一二封。顾志成找来《第二次握手》,读完后深受感动,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为了寻找作者下落,《中国青年报》派出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派出邝夏渝,于12月赴湖南调查。
  这时的张扬,由于长期监禁,身体日益衰弱,体重仅剩七八十斤,###昭雪已刻不容缓。但种种人为的障碍,却使他依旧被囚系在阴冷的牢房中。顾、邝在湖南查阅了张扬一案全部卷宗,找张扬本人作了进一步了解调查,逐步弄清了冤狱原委。然而,当她们找到省公安局预审处主审张扬一案的当事人时,后者却一口咬定:“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其他几条(指所谓“恶毒攻击”等罪,详前文)也是主罪。”顾、邝又直接找到###湖南省委的一位书记,汇报了调查情况,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尽快解决这起冤案,释放张扬,并希望将《归来》原稿带回北京。这位书记则答复说:公安局的意见,《归来》原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现在必须由他们重新审阅,写出正式意见,才能对该书作出判断。所以人暂不能放,原稿也不能带回北京,要等结案后再说。他还表示,张除了《归来》以外,还有三个问题(指当初罗织的另外几桩“罪状”)要重新审查。
  面对重重阻力,顾、邝二人于12月31日返抵北京,决心从上层推动案件的解决。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7日的第36期《青运情况》上,她们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释放出狱》为题,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文字狱,呼吁尽快解决。文章除揭露这桩冤案的炮制内幕外,对湖南省公安局《起诉书》中强加给张扬的诸条“罪状”逐一加以澄清。
  1月上旬,此案经中央领导人###直接过问确认为冤狱,并通知湖南按中央指示办理。1月18日,张扬离开被关押四年之久的监狱恢复自由。在他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从长沙到北京,不少人为他和《归来》的###奔走呼吁,终于排除了重重阻力,达到了###昭雪的目的。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布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并加编者按,公开为张扬恢复了名誉。
  不久,著名作家秦牧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这一本书的公开###,再次拆毁了“四人帮”留下来的一座文字冤狱,充分显示了初步发扬社会主义###之后带来的崭新气象。老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未停留在对《第二次握手》一书的品评上,而是从这起案件一波三折的###历程中总结出必要的教训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平反冤假错案(7)
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两年多以后,张扬和他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冤案才获得昭雪,说明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它所拖的“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这样的事情也敲起了一个警钟:冤案、假案、错案的清理,还有待于加紧进行。无产阶级法制和社会主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扬。
  秦牧先生将极左思潮的残风余响喻为长长的“彗星尾巴”,的确形象之至。“###”收场了,“四人帮”垮台了,极左思潮及其孪生物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阴魂时隐时现,继续作祟为乱,形成社会进步的阻力。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事业在经历几多风雨后已壮大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对秦牧先生当年关于“‘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的感叹,人们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为任毅和《南京和青之歌》###
  1970年8月3日任毅因谱写脍炙人口的《南京知青之歌》被判刑10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9年劳改犯生活。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那段度日如年的炼狱生活:
  我都不明白这9年中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甚至是以刑事犯来治###。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卑(婢)膝,恃强欺弱,相互践踏等等。能在这里活下来的人,生命力和意志力都得相当强悍才行。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第7期。
  然而,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任毅依旧感受到人世间的友情。负责看管他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原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一次他叫任毅将《南京知青之歌》唱给他听,当时,他凝神专注地听,眼中饱含泪水。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这位战士经常偷偷带一些食物给任毅,在劳动中多方照顾他。人们的关心使他增强了信心,相信“克制就是改造”、“不会一辈子坐牢”。值得庆幸的是:任毅,如他的名字所寓意的,终于以坚忍的毅力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迎来希望的曙光。
  但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昭雪的企盼并未很快变为现实。这样,他又蹲了两年多的大牢。在此期间,他一再上诉,要求###,不屈不挠。事后他回忆:“我在狱中基本上没受什么虐待,只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上诉带来无休止的斗争和饥饿以及肉体上的摧残,我连续每晚被批斗达一个月,白天还得劳动。”寥寥数语,足以概括###昭雪的艰难。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将任毅的申诉书批转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处。8月14日,该院作出《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报告认为,原判认定其犯有反革命罪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是不正确的。建议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公民权,立即释放。不过,报告在承认任毅无罪的同时,对他的评价仍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观念的影响,如认为任毅世界观“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家乡》(指《南京知青之歌》)是有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云云。但不管怎么说,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权利。1979年他终于走出潮湿阴冷的牢房。这时距离十年的漫漫刑期只剩下一年。
  任毅出狱后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他曾无比遗憾地说:如果早一年出狱,还能赶上高考的末班车。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任毅从普通业务员做起,今天已担任南京纺织工业供销总公司副经理。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5为陈卓然烈士昭雪
  “###”期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南京市制造了为数不少的冤假错案。“###”结束后,“拨乱反正”工作也就显得格外繁重。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介绍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的情况。报道内称:经复查宣告无罪的120件,免于刑事处分和减轻刑罚的有18件,合计138件,占复查处理案件的433%,尚有未结申诉案136件。尽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工作成绩突出,但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当时还不可能就所有的冤假错案都予以###。陈卓然等“现行反革命”一案共###5人,陈本人被冤杀,直到1981年5月才予彻底###,就是一例。该案的苏小彬,1970年被判15年徒刑,在江苏省第9劳改队服刑。服刑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结束后,他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由于犯了“恶毒攻击”的“弥天大罪”,以致昭雪之日一拖再拖。
  1981年5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终于就陈卓然一案作出公正判决。刑事判决书说:
  原对陈卓然以现行反革命处死,纯属冤杀,对苏小彬、倪寒予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决定对陈美丽、王茂雅教育释放亦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复(70)军管刑字第102号。
  沉冤11年以后,陈卓然等人终于被宣判为“无罪”。历史宣告了他们无罪,历史是人民写的。而那些在“###”中多行不义的“庞然大物”,则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卓然烈士是不死的。1993年11月南京市20余万老知青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纪念展》。在展厅中,陈卓然烈士的事迹尤其令人瞩目。许多老知青在他的遗像前长久伫立,缅怀不朽的英灵。在他旁边的题记这样写着:
  新一代思想者抬起了沉重的头颅,向如磐的夜气发出了犀利的剑击,尽管一闪即逝,也终将加入了曙光的行列!
  “###”中涉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假案错案不可胜数,从以上五个案例中可以了解到当年复查###工作的艰难。而这种艰难,不过是“###”头几年共和国曲折发展的一段小插曲。为了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为了使被侮辱被###的青年重新恢复名誉,许多干部、群众、知识青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

典型人物的归宿(1)
“###”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间。“###”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的漩涡中。“###”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反潮流”典型的下场
  在众多知青典型中,有极少数人如张铁生、朱克家辈是经“四人帮”亲自简拔而一跃成为政坛新星的。“###”结束后,他们被定性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分别受到法律惩处。
  “白卷英雄”张铁生是最先受到点名批判的知青典型之一。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揭露张铁生于当年2月在山西省煽动“层层揪”所谓“党内走资派”的言行,拉开了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制造这个“反潮流典型”的经过及用心。此后,各地报刊纷纷撰文批判这一事件对教育工作和对青少年思想造成的危害。
  但张铁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他与“四人帮”的政治关系上。1977年9月###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报告称: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报告在列举他“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党的老干部怀有刻骨仇恨;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划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后得出结论说:“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举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他###成现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阶级根源的。
  1975年12月张铁生在法库县作报告时曾慷慨自誓:“不怕当少正卯”。又说:“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此话或出于一时心血来潮,最终却完全应验了。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他在辩论发言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他还自我辩解说:“我那时头脑简单得像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别说野心,连私心我都严格控制着。我的目的正好与‘四人帮’相反。反革命的帽子怎该扣到傻小子头上呢?”法院的判决书则确认,被告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策动武装###,妄图把辽宁变成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的基地,被捕后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辽宁省高级法院。终被驳回,维持原判有关审判张铁生一案的资料见《辽宁日报》1983年3月26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371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典型人物的归宿(2)
1977年5月,张铁生的“知青战友”吴献忠、刘继业同时被捕。5月18日《辽宁日报》讯:锦州市和铁岭地区分别召开批斗、逮捕新生反革命分子吴献忠、刘继业大会。两地各有170万群众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那个一向以“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相标榜,敢于向老将挑战的著名典型柴春泽也在1978年4月锒铛入狱。9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署名共青团辽宁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毒汁四溅的反革命黑信——批判柴春泽利用书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柴春泽同样被冠以“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
  与此同时,曾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器重的上海知青典型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重点对象。1977年3月1日,云南省级党群系统召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集中揭批他“大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当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曾用“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八个字刻画他在接受批斗时的神态。以后,他被当作江青集团在云南的亲信和代理人受到关押审查。
  如上所述,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这些知青典型均被当作“四人帮”的亲信和爪牙,按敌我矛盾作了处理。但在以后年代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各不相同:吴献忠入狱有年,因牢房条件太差,几乎瘫痪。出狱后分配到锦州市农业研究所工作,与一位比自己年轻的农村青年结了婚。相比之下,朱克家则较为幸运。有关部门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后来留在云南沾益的一个煤矿工作,从此销声匿迹。最富戏剧色彩的还是柴春泽命运的大起大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手对历史遗留的各种积案进行清理,国务院知青办出面,提出对“###”中犯过错误的知青典型予以解脱,让他们重新工作。接着,各省开始落实对知青典型的政策。这时,赤峰市所在的昭盟已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了柴的问题,认为他不够“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于1979年12月宣布“无罪释放”。接着,他被恢复了党籍,公安部门同时宣布,当时逮捕他是错误的,给予###。1982年他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当年名噪天下的“反潮流”知青典型中,张铁生是受惩处最严厉的一个。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当时,他对世间的巨大变化恍若隔世。最初想依靠有关部门分配“端个铁饭碗”,奔波数月劳而无功。想开个体医疗门诊,又苦于没有职称。后来进入兴城某饲料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终日忙于工作,还学电脑,搞经营,事业上有声有色。他决心要“重新踩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事过境迁,20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会再纠缠这些知青典型误入歧途时的个人责任,而会更多地探究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显然,将这些青年人陷入政治泥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四人帮”的教唆还是远远不够的。“###”本身不就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颠倒是非的运动吗?###十大制定的党章里不是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反潮流”的内容吗?再进一步讲,这些青年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与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受的政治灌输又何尝没有联系?我们不妨以吴献忠为例进一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典型人物的归宿(3)
根据“###”中有关她的事迹的报道,可知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女青年在读小学时曾经雅好文艺,当时的憧憬是将来成为歌舞演员。小学毕业时获得全优成绩,于是放弃当演员的初衷,立志上大学。“###”中,她曾怀着忏悔的心情忆及当年的志向,认为这是“由于旧学校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熏染”,同时以感激涕零的语气回顾60年代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学雷锋运动,认为正是那场运动的冲击,使她头脑中关于上大学,即“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的错误思想消失殆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时,这个工人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前途的最佳路径,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接着,她以“闹而优”的战绩在同辈人中显山露水,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和红代会主任,成为全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吴献忠,《当一辈子农民开创一代新风》,《扎根农村大有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这就是吴献忠下乡以前的成长轨迹,循着这条轨迹,才能把握她日后在政治陷阱中不能自拔的来龙去脉。总之,脱离“###”的特定政治背景,脱离“###”前政治教育的偏颇,也就不可能理清一些知青典型之所以堕入政治深渊的头绪。
  李庆霖虽不是知青,他的沉浮荣辱却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连在一起。“###”中,他大胆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当国家给知青落实政策的同时,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地位上升,他深深陷入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中。从1973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1977年初被隔离审查,他大红大紫的时光只有3年多。经历10个月的批斗审查后,1977年11月14日下午,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200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大会的批斗发言说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认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这样一来,当年被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的“白旗”又重新插到他的头上,而且不仅是“白旗”,进一步升级为“漏网右派”。
  在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反革命案”作出判决。1979年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省、地、县委领导。1975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联“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1976年10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竟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省委领导。
  判决书还认定他犯有“大搞篡党夺权”;“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建立“民兵指挥部”,“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等罪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典型人物的归宿(4)
判决书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不服判决。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但认为是按照上面部署干的,不应判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这种态度当然于事无补,等待他的将是漫漫刑期李庆霖服刑时因“有悔改表现”,先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再减为八年。今已出狱。徐志耕《是是非非李庆霖》(载《雨花》1994年5期)一文,为全面了解李庆霖其人其事,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可参考。。
  (二)为知青典型落实政策
  除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经“四人帮”及其亲信赏识拔擢的“反潮流”典型外,其他一些著名知青样板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也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如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中在极左势力的影响教唆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仍长期未予解脱。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信,均无下文。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而归。她的错误,还影响到妹妹入不了团,并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途遇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单位即责成她交代与薛喜梅的关系。这种处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剧了知青典型的窘迫处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是闻名全国的典型。“###”结束后,山西仍旧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顺势挂到“四人帮”线上,一些干部为此被关押起来。蔡立坚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入其列,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地区报纸拿出版面对她进行批判;地区知青办、团委联合召开批判会,中心议题是她怎样由红心变黑心;县委揭批查办公室提出给她以严重警告处分。她的县委常委、省团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务也被罢免。问题多年得不到澄清龚晓村:《杜家山的梦》,《中国妇女》,1989年第2期。。
  1979年初,辽宁省一些下乡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访,反映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对他们的定性和处理偏严过重,要求重新作出结论。知青典型高晓天在给省知青办的信中写道:
  向党组织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我任职(注:高曾任生产队长)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由过去的亩产一百###十斤,一年达到八百一十斤,以后又增加到亩产一千三百斤。我对贫下中农和各级领导干部是热爱的。“四人帮”###老干部时,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会”,毛远新一伙妄图利用青年整老干部,我一言没发。我由于疲劳过度患腰肌劳损,但自己咬着牙继续大干。七四年毅然放弃了升学。女朋友抽回沈阳时,我坚持留在农村,牺牲了个人利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典型人物的归宿(5)
“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图把知青作为借用力量,我当时也被他们搬上了银幕、电台、报纸。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识别能力,没有抵制,也说过一些错话。回想起来很痛心。但我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应该一分为二。
  十二月二十日,开原县清查办来了两个同志,向我宣布结论:“犯有严重错误,是四人帮党羽亲信器重的人物,是他们极力培植的一个典型……”看了这些我想不通。说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们称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难道我们生产队连续三年超千斤,多打粮有错吗?为什么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观事实,无限上纲?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确对待因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青年,为什么基层老是落实不了?我要求组织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
  高晓天的信写得很诚恳,反映的问题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类知青典型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随波逐流,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此是应该谅解的,而不应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辽宁省委对高晓天信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在他的来信上批示:对知识青年中老典型的处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意作“假典型”的结论,犯一般错误的知识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结论。省委另一位负责人也批示说:“对毛远新、‘四人帮’路线影响下树的一批典型,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看他们的基本方面,不要过高地上纲上线。必要时可发一通报,使各地注意这一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省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对运动中处理的知青典型认真进行一次复查,重新处理,正确作出结论。
  辽宁省是“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长期控制、经营的地方,知青典型为极左派领导人蒙蔽、教唆、利用的现象也最严重。辽宁省委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问题,对全国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鉴意义。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不少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给国务院写信或上访,反映对他们的处理过重。为此,国务院知青办曾在《情况简报》1978年第21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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