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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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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住房问题。如此怵目惊心的前景,并非无稽之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些基层干部超标准建房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增刊(2),1978年3月17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知青政策的调整(2)
第三,大龄未婚现象突出。“###”结束后的1977年,全国已婚知青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同期在乡知青总数的10%。但在这两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掩藏着一个严峻的事实:成千上万进入晚婚年龄的男女知青未能完婚,才会导致如此低下的婚姻率。另外,考虑到大批未婚青年已陆续调入城市而已婚青年却基本滞留乡间的现实,下乡知青的实际已婚率应该还要低于10%。
  “###”初期全国城镇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400余万,其中半数以上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至1977年,他们的年龄介乎25岁至30岁之间,这意味着其中年龄最轻者也已步入晚婚年龄。尽管知青的已婚者主要出自这部分人,但不少事实却说明,“老三届”中的未婚者仍数量惊人。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关于历年下乡知青婚姻情况的调查称:本地区尚有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4650人。在这个主要由“老三届”组成的群体中,北京知青1525人,天津知青2006人,外省市知青422人,本省知青697人;他们中已婚者2505人(占总数的539%),未婚者2145人(占461%);在未婚者中,女性1276人,男性869人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1972年底以前至1975年底下乡的在乡知青人数统计》1978年9月30日。。从全国范围看,大龄知青,尤其是未能完婚的女知青,已经形成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1977年国务院知青办对7个省的统计结果表明:26岁以上的未婚知青有59万人,年龄大的已过30岁。进入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仅黑龙江一省就达30万人;江苏省达到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占全部人数的2/3;在第一大城市上海跨省安置的70多万知青中,多达90%以上的人属于上述情况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7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大力提倡晚婚,使男女青年的初婚年龄逐步提高。以女青年为例,5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02岁,到70年代,提高到2150岁《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333页。。同期,男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略高于女青年。据此,不难发现下乡知青与同代青年在婚姻方面的显著差距,一方面是他们的婚龄普遍滞后,另一方面是许多大龄青年未能解决婚姻问题。这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知识青年已婚率的过低水平。
  造成大龄知青婚姻问题难以顺利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知青主观意愿来考察,在“###”十年中,已婚知青是被排斥在招工、招生、征兵对象之外的。在农村结婚无异于与“扎根”划了等号,这被大多数知青视为作茧自缚。此外,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知青一旦结婚,就不能享受病退、探亲假等待遇,所以许多知青不愿意在农场结婚。
  其次,缺乏结婚安家的物质条件。除插队知青普遍收入偏低且不稳定,很大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住房困难更是农场知青、插队知青决定结婚时首当其冲遇到的问题。
  再次,男女性比例失调。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具体表现形式则因地而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男多女少”的矛盾尤为突出。反之,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等地国营农场则受到“女多男少,女大男小”问题的困扰。在各地插队知青中,“女多男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主要是由于历年招工、征兵时男女比例差距大造成的。在吉林省怀德县,1970—1975年招工中,男知青共走了5000多人,女知青仅走了2000多人,占招工总数的289%。截至1976年,全县还有1970年下乡的老知青1645人,其中26岁以上的大姑娘1010人《国务院知青工作调查组胡梦洲、刘德胜同志在怀德县调查结束后和县委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1976年6月30日。。随着一些地方的男知青被抽调一空,越来越多的集体户成了“三八点”(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此处意指集体户由清一###性组成)。该省辉南县1976年还留有1973年下乡的知青465人,其中男的只有38人,女的多达427人,形成了14个“三八户”,女知青占70%以上的集体户有43个吉林省知青领导小组:《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8月。。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在一份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仍旧留在乡间的20508名知青中,女性占2/3。“为什么这么多?主要是历年招工、征兵要男不要女”;女知青本人没有“扎根思想”,因年龄大,招工招生征兵又不要,“是工作中的一大负担”。

知青政策的调整(3)
无论在兵团(农场)还是社队,越来越多的大龄知青,首先是女知青,在为姻缘难觅而倍感苦恼。韶华易逝,光阴不再,许多老知青从未体验过初恋的激情,青春便已离他远去。上山下乡运动,以其无形的利爪制造了许多并非自愿的旷男怨女,他们用热血青春殉了那个理想主义的神坛。
  下乡知青中的种种棘手问题究竟如何解决?由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不同,采取的对策也不一致。
  一种做法,是在继续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的前提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1977年底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建议,通过以下办法,解决下乡青年的生活困难问题:
  第一,因地制宜地兴办一批亦工亦农的青年场、队,把分散的青年适当集中起来,在资金方面国家给予一定支持。
  第二,通过招工和顶替,收回一部分年龄大、生活困难的下乡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对于多子女在农村插队的,优先给予照顾。同时也可以安排一些到社队企业。
  第三,下乡青年重大病残的治疗和已婚青年的建房,国家要给予一定补助。
  第四,下乡青年找的对象不在一起的,婚后允许到另一方农村落户。在农场的符合条件,可以吸收为职工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以上建议是否得到全面落实,不得而知,至少一部分大龄或生活有困难青年的返城条件有所放宽。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能扭转知青工作中的被动局面。
  再一种做法,则是改弦易辙,放弃上山下乡的安置模式。这是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但由于知青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又注定了这条途径充满风险。1978年3月28日,###中央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页。。就目前所知,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以来,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对这种做法明确表示了异议。千百万城市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充分证明,用组织上山下乡的方式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是行不通的,合理的途径只能在城镇中寻找。这年7月,###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也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的。安置去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的思路与###完全一致,只是表述得更明确,构想更清晰。
  自50年代起,特别是60年代初以来,国家始终把农村作为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场地,至此转而提出由城市自身来消化这部分劳动力,这无疑是指导思想上一个带有战略性的转变。不过,在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的问题”上,暂时还没有具体方案,所以###指示“要研究”。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统包统配”的劳动管理制度下,在城市中国有企业“一花独秀”的格局下,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把经济改革步步推向深入的进程中,才可能摸索出一条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合理途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知青政策的调整(4)
当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给上山下乡运动打上一个沉重的句号的同时,有关部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新的调整,主要宗旨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
  首先,适当调整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以来,上山下乡始终被当作毕业生分配的主要方向。1978年5月,国务院知青办就有关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方针问题通知各地说:今年应届毕业生分配,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实际出发,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统筹安排。方法上可考虑采取逐步、适当扩大留城的办法,是选留或是放宽留城条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定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2期,1978年5月29日。。各地相继做出了一些新规定:
  四川省规定,年满17周岁的高小毕业生不再列入动员下乡对象,也不办免下手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知青不再下乡;两千人以下未正式成立相当于公社一级镇革委的场镇中学毕业生,可以不再下乡;一户有两个子女下乡,可再留一个子女;一产有两个子女在乡,同时又有两个年满17周岁的中学毕业生,都可留城。
  吉林省确定,应届毕业生分配,实行升学一部分,城市安排一部分,下乡一部分的办法,避免过去的“大上大下”;同时放宽留城条件,扩大留城比例;林区、矿区、野外地质勘探部门、铁路沿线小站及小三线工矿企业职工子女中学毕业生不列为下乡对象,由本部门自行安置;机关、企业、部队自办的农副业基地安置知识青年。
  辽宁省知青办规定:按中发〔1973〕30号文件中规定的4种人,不动员下乡。其中凡属明残(如盲、聋、哑、四肢残废),生活不能自理者,发给“明残留城证”,不按父母身边有子女对待。凡患有各种较严重疾病的,可缓期下乡;如因病不宜参加农业劳动,可以给“因病留城证”,一年以后安置适当工作,按父母身边有就业子女对待;长子长女中弟妹都在12周岁以下的,不动员下乡;有一个以上子女下乡在农村,又无子女就业的,不动员下乡;毕业生中家庭属“特困”的,以及本身是孤儿的,不动员下乡;已有三个子女下乡的,应届毕业的子女允许留城。
  贵州省委以省发〔1978〕61号文件转发了《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纪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对毕业生的留城条件进行了调整,扩大了留城面。除原规定不动员下乡的“四种人”外,无子女工作的多子女家庭,一户可选留一个年满16周岁、中学毕业的子女;有两个上山下乡子女的家庭,也可选留一个子女留城;多子女家庭虽已有病残留城子女的,还可另留一个健康子女;孤儿不动员上山下乡。
  从四川、吉林、辽宁、贵州4省的规定可以了解到,各地在掌握留城条件的宽严程度时是因地制宜的,但总的变动趋向又是一致的:其一是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多渠道安置,不再把上山下乡作为毕业生的主要分配方向;其二是普遍放宽了留城的条件。1977年,全国城镇中学68%的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1978年,这一比例缩小到192%毕业生数字据《中国教育年鉴》,第1006页;上山下乡人数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3—14页。。政策调整幅度之大,据此可知。
  国家调整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的出发点,是既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照顾上山下乡政策的连续性,尽管上山下乡的方向还没有被放弃,但是重提“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明确“逐步、适当扩大留城面”,都使人们感受到政策的明显变化。
  在大力缩小上山下乡规模的同时,国家开始多方疏通在乡知青的返城渠道。重要措施之一,放宽病、困退条件。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市、镇家中的,经市、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审查同意,准予落户。在此以前,病、困退制度虽然行用有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由中央正式形成文件,还属首次。通知下达后,各地陆续放宽了知识青年病、困退条件。1978年,国家又陆续采取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简称子女顶替)、扩大。“两招一征”名额等措施,为下乡知青返城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一大批本人或家庭有困难的知青,年龄偏大的老知青,人多地少或生存条件恶劣地方的知青,调离了农村。1978年共有255万知识青年通过“两招一征”,病、困退调出了农村,明显超过了上年的103万人。
  

恢复高考制度(1)
“###”中文化知识贬值,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悲剧亘古未闻。1977年初,###中央开始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为“###”前17年教育路线正名,将被“教育革命”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随之,恢复被废除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成为教育领域中水到渠成的一件大事。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职务的决议。在此以前,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已把教育当作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这年5月24日,###在谈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设想: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把发展教育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以便把最优秀的人才发掘出来。循着这条思路,“###”中建立起的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的荒谬做法理所当然地要被否定。
  ###复出后,主管科技教育工作,使这些“###”的重灾区率先现出生机。他在这年8月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页。直接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最初是周恩来于1972年提出的。那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李政道从关心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出发,建议要像培养文艺、体育方面的人才一样,从小就参加劳动,从小就进行特殊的训练。周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你称赞年轻人二十多岁最容易发展,这跟主席思想是一样的。周还说,学生中学毕业后,定期劳动一个时候,比如,一两年,然后选拔好的上大学,另外如果中学生中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这两种办法是平行的。但是,周恩来的指示未能贯彻落实。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来华访问,重申了他1972年的建议,强调基础科学人员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训练,学习要有连续性。周恩来郑重表示: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并告知:你的信和建议书我已经送呈毛主席了。据说,毛泽东在5月30日接见李政道时,对他的建议表示了赞同。后来,张春桥却声称毛主席的讲话记录有误《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到了1975年冬他们便把周恩来的指示当作“奇谈怪论”,进行攻击。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抛出《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攻击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招收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是“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也因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疾风暴雨式的攻讦。1977年,###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实现自己振兴教育、科技,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夙愿,把恢复高考作为一项当务之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恢复高考制度(2)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同时规定,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
  在这年六七月间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原提出继续采取前几年“群众推荐”的招生办法,并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千—1万人直接上大学,仅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5%。以后因###发出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指示,###于8月13日重新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上述文件。###原订招生方案显然过于保守,如果付诸实施,下乡知识青年中一大批被压抑多年的人才势必会因家庭出身以及其他一些个人无法把握的外部因素而继续荒废,以致抱憾终生。
  新的高考制度从几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影响:
  第一,知识青年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直接报考大学,而不必等待什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或凭借什么关系通过什么“后门”。考大学——成为知识青年摆脱农村生活的一条最理想最光明正大的途径。
  第二,允许部分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是上山下乡规模将逐步缩小的一个明显迹象。随着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比例的逐年扩大,上山下乡人数必将大幅度减少,构成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调也就不攻自破了。它准确无误地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世道变了,一个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尽管姗姗来迟,但终于来临了。
  第三,长期以来,封建血统论的罗网牢牢束缚着那些“可教子女”的手脚,使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困难重重。“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入学。”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时,明确提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被舆论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比较平等的竞争机会,不知有多少被剥夺上学资格的青年望穿双眼,而当它成为现实时,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他们不过是获得了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接着,在招工时也贯彻了“择优录取”的方针,使知青工作中的血统论因素进一步被剔除。
  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共有570余万青年蜂拥进考场,其中知识青年约有半数左右。对1000万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扑面而来的和煦春风,使他们心中蛰伏已久的大学梦重新复活,犹如划破黎明的嘹亮号角,唤醒他们对光明前途的企盼。一位下乡知青在高考作文中这样写道:
  坐在这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的考场,我的心潮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平。用握了三年锄把的手,又拿起这支小小的笔头,竟觉得有千斤重。我想说:是华主席挽救了我们青年一代,使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次考试,更重要的是能够无顾虑地为革命学习了;我想说:是飞速发展的形势和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使我前来参加这次考试——战斗。《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作文讲评),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120页。

恢复高考制度(3)
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文化学习,刻苦钻研,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这次高考,共录取了278万人。但是,由于“教育革命”的恶果和上山下乡造成的青少年教育过程的中断,也使大批知青考生###出知识荒疏、文化基础差的问题。
  然而,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某种神圣传统的挑战,也必然会遇到来自后者的阻力。同样,恢复高考制度的做法也受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人民日报》,1978年5月17日。因家庭出身问题限制知青报考,或加以歧视、刁难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很普遍。
  据说,首届高考结束后,天津市发现根据“择优录取”方针招收的新生,60%以上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而工农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于是该市某负责人写了一份报告给###,指责新的高考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看罢立即在报告上批示:“救国要紧。”胡宗华:《###的故事》,《明报月刊》,1978年12月号,总156期。此说不知确否,但把恢复高考提到“救国”的高度来认识应是恰如其分的。“###”###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成百上千万的青年荒废了学业,使国家整整少培养了数百万高中级专门人才,造###才青黄不接的恶果。1977年,中国的专业科技人员只有20万,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1965年为28%,到1973年下降为21%。而联邦德国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经历“###”十年以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不是差距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在这种情况下,顽固维护那种带有等级制烙印的“阶级路线”,只能使大批人才继续被埋没、荒废。因此,不管倡导者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以政治传统的卫道士自居,实际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误国、害民。
  当年站在“左”的立场上对恢复高考的做法横加指责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有人危言耸听地说:高考实行择优录取,会“扩大三大差别”;有人错误地认为,录取知识分子子女,就是排斥工农子女。会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针对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各种谬说和误解,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负责人就去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标题为《改革招生制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阻力不仅来自“左”的思潮影响方面,还来自农村基层单位领导的本位主义。后者认为知识青年准备高考复习,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以对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不支持、不鼓励,甚至人为设置种种障碍。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和###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通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恢复高考制度(4)
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人民日报》在刊载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署名薛生的文章,批评阻挠、压制、打击青年报考的现象。强调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妨碍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工作,而且也是违背宪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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