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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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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勾结（1）
张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５月７日，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５月９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１８５２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于１９０６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１９０８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１９１６年６月和９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①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得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１９１７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作为回报，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他们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订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６款，时间是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①据统计，自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１年，１９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１８人。其中军事顾问１３人，私人顾问３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１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于日本人。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军阀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罢课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 。 想看书来
与日勾结（2）
由于张作霖的镇压措施，全国“独奉省当局严加取缔，并添派军警监视，各校学生行动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运动终于熄灭”。对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表示感谢。这些只是张作霖亲日的部分表现。在张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结是主要的。当然，随着张作霖的羽翼逐渐丰满，势力逐渐强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渐激化了，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乃是后话。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同段合作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又是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派最有威望最有实力的头目。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目标，对段祺瑞采取了阿谀奉承的作法。本来对张作霖这个马贼出身的人，段祺瑞是看不起的。但是，因为张作霖拥有军队和地盘，段也不能小觑他。 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４日，直系的冯玉祥在南进的过程中，突然于湖北的武穴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这个主和通电对段祺瑞的主战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在武穴发表通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武穴处于湖北和江西的交界线上，冯旅在此驻足，对主战派两路军队的南进，造成了重大影响。这就打乱了段祺瑞的整个军事布局。段祺瑞手中没有军队，感到束手无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求救于张作霖。 于是，段派他的心腹爱将徐树铮以“接洽国防”的名义，到奉天调张作霖出兵。 张作霖表现积极。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５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进入山海关，开到河北滦州。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绰号“小诸葛”的，带兵到达秦皇岛，他是别有所图。他不费吹灰之力，在秦皇岛港口一举截走了２．７万余支步枪。这些步枪是根据段祺瑞同日本的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中国的。不料想，刚一上岸，就成了奉军的囊中之物。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着实让段祺瑞吃惊不小，也十分心疼。因为这是段祺瑞准备用来装备他的私人武装“参战军”的。２６日，段祺瑞给张作霖发一电，让张把军械送回北京。张作霖也会演戏，同一天，张发一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起行。此次“提去”军火，事先未予请示，因为公文来往费时，只得先斩后奏。 ２７日，张又给段一答电，称“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还振振有辞呢！其实，据推测，这批军火是徐树铮为了讨好张作霖，而故意送给张的。因为没有礼物，很难说动张作霖出兵。事先请示段，肯定不准。所以，徐就来了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提取军火是要证件的，而这个证件就是徐树铮在任陆军部次长期间私自留下来的空白证件。段对张无法，只得不了了之了①。 ３月５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靠近北京。张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让奉军驻扎。张的到来，使人们回想起了张勋的野蛮的辫子兵，由此给北京城造成了极大恐慌。张发表通电，表示自己没有个人野心，“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这才使北京市民稍稍安心。 ３月１２日，在距离天津５０里的军粮城组成了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段、张勾结，才大白于天下。１６日，徐树铮同杨宇霆到天津，召开北方各省督军代表会议，再次敦促大总统冯国璋让段祺瑞组阁。 ３月２３日，段宣布组阁，段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又在大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段上台不久，奉军又在塘沽劫持军火。这是段从日本购进的第三批军火，段只能吞下这颗苦果。 张作霖是想利用徐树铮，借以扩张奉系的势力。但是，徐树铮却企图假借奉军的力量，达到扩展自己势力的目的。在北军南下不利的情况下，徐树铮决定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奉军的６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并命令奉军的３个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速到长沙，布置作战计划。 此举引起张作霖的警觉，他迅速调回３个奉军师长，并要调回摆在前线的奉军。虽然徐树铮信誓旦旦，但张作霖不傻，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当替死鬼，打头阵。自此，张、徐之间产生了嫌隙。 ７月２８日，在天津召开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第一次参加。关于总统问题，张作霖赞成徐世昌担任大总统。这是很重要的一票。会后，张作霖有意留在天津，查一查徐树铮代行总司令期间的表现。这一查，看出了问题。从３月２３日段内阁复活时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费５１５万元，奉军实收只有１８０万元。其余绝大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上了。这就是说，徐树铮在欺骗张作霖。徐口蜜腹剑，心怀鬼胎。 张作霖岂是好惹的。他当即下令撤掉了徐树铮的副总司令的职务，并向段告状。段十分惊慌，除令徐向张道歉外，还答应在短期内归还徐的欠款。后来欠款没有还清，张作霖不答应。只得从徐树铮编练成的５个混成旅中，拨给张作霖３个旅，此事才算罢休。 不过，从此徐树铮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埋下了要杀掉张作霖的阴险的种子。前文提到，徐世昌在当上大总统的第４天，就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既是徐世昌对张作霖赞成自己当总统的回报，也是对这个具有深厚潜力的东北王的一个拉拢。这是徐世昌的一招妙棋。此一时期，张作霖还没有过多地过问关内事务，他的眼光基本是在东北。在关内经过两年的历练，张作霖具有了关于国家方面的相当的军政经验，他想入主中原了。
入京调停（1）
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登上总统的宝座。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寻找机会，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他赴京，对直皖两系的火药味十足的矛盾进行调解。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来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对双方进行调解。那么，为什么直皖两系闹得不可开交，必须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呢？这就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矛盾的由来。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奉系首领是张作霖。这三个军阀构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时而联合，时而争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他们都分别或参错地投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主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一个可以代替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傀儡。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也迷信“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并身体力行。日本人很欣赏他这一点，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看到段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为此，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极力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北京政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４日对德、奥宣战。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利用向日本的借款，编练了一支参战军。参战军的总参议就是日本人坂西利八朗。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参战军迅速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成了一支很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但这是段祺瑞的私人军队，是军阀武装。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当时的大藏大臣是胜田主计。在寺内正毅内阁，“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不采纳。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①。 为了掩人耳目，他所办理的借款都是经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进行的。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８项借款，借款总额达１亿４千５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指使参会代表，对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问题不予提出。这就是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段祺瑞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声名狼藉。但他不顾这些，还是一味地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 世界大战结束了，参战军已无存在的理由。为了保留这支他个人的军队，他把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后又改名为边防军，以欺骗舆论。并派他的心腹和门生徐树铮主管它。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已经下台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经段祺瑞授意，徐世昌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本来徐世昌把他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没想到，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秉承段祺瑞的旨意，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居然成了西北王。徐树铮是个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的人，做起事来，不计后果。他曾诱杀直系###将领陆建章，并收买直、奉系的将领，对奉系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直系首领、四省经略使曹锟都极为轻视。除段祺瑞外，老子天下第一。早在１９１８年，徐树铮在担任奉军副司令期间，就盗用张作霖的军费发展自己的武装，张作霖气愤地把他撤职。那时，张作霖就知道徐树铮不是个省油的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种种作法，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不满。 直系军阀也是很有实力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代之而起的是曹锟。曹锟有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将吴佩孚。这个吴佩孚可不简单，是个秀才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关键的是，他很有大局意识，很会把握局势。在同皖系军阀的斗争中，他的声名鹊起，渐为人知。从１９１８年８月起，他就连续发表“罢战主和”的通电，揭露段祺瑞亲日卖国的罪行，谴责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是“亡国之政策”。 吴佩孚的文武两手策略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人的称赞。直系军阀在国内的地位有所提升。曹锟的地位提升了，吴佩孚的地位提升得更快。从某种程度上讲，吴佩孚实质上已经是直系军阀的首领。吴佩孚的“罢战主和”的主张，其实是扩充他们派系势力的一个漂亮的口号，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是个有力的冲击。
入京调停（2）
当然，皖系军阀还有许多作法，都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反对。诸如，皖系军阀把持国会，安福俱乐部是皖系的一个政客组织，他们控制了国会，人称“安福国会”。还如，段祺瑞操纵内阁，逼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段的内亲吴光新继任，以图阻止吴佩孚撤兵北上等。如此等等，直、皖两系的矛盾愈演愈烈。 此时，直、奉之间也在秘密接触，暗中往来。１９２０年３月，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４月９日，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先后召集八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这八省都督是：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豫督赵倜。他们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表示反对的是徐树铮，而不是段祺瑞。段祺瑞当然不会上当。１９２０年５月，吴佩孚撤兵北上，６月进驻豫、直等军事重地。６月１０日，奉军也借口“拱卫京师”，将驻扎在独流镇的４个营开往廊房。６月１５日，吴佩孚偕同直军的３个混成旅旅长到保定。６月１７日，徐树铮闻讯，也由库仑急忙回京，调动皖军积极备战。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京津地区，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徐世昌才电召张作霖入京，来调停直皖之争的。
逃脱虎口
张作霖本来是站在直系一边的，现在却要亮出公正的面孔，假意进行调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张作霖是很会作戏的。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北京东车站。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徐树铮为了表示亲近，特意到北京以东的廊房车站去欢迎。安福系的骨干交通总长曾毓隽大献殷勤，给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做大帅行馆。 但张作霖对皖系的政客安福系没有好感，不给面子，不在奉天行馆住，而是下榻于北京奉军司令部。到京后，张作霖便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表示此来是向双方说点公道话，以期互相让步，维持和平。徐世昌出主意，让张到保定去征求曹锟的意见，张记下了。２０日，徐树铮来访张，张对徐印象恶劣，托故不见，徐很是嫉恨。 ２２日，张作霖到保定拜访曹锟。曹锟盛宴款待，互通衷曲。后来召开了直系督军代表会议，吴佩孚参加了。吴在会上屡屡发言，言必动情。张作霖和曹锟闻之，“均为动容”。会议通过调停政局５条：解散安福会；靳云鹏复职；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消边防军，改编后改归陆军部直辖。这５条显然都是直指皖系军政要害的，尤其是第５条，更是针对段、徐的命根子军队的。 会议请张作霖把这５项条件带回北京。２３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段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张可以当副总统。张很清醒，谈话渐入主题。张提出保定方面的５条，段说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很难。其他的，可以商量。但谈话没有结果。以后见解互有交叉，但段没有松口。 ２９日，徐世昌请段、张二人到公府会谈。对保定方面的５条适当地进行了修改，老奸巨猾的段没有表示反对。３０日，皖系重要人物会议讨论修改后的５条办法，徐树铮坚持不能越过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皖系在顽固地坚守这一最后的阵地。 这个态度，传到了保定，引起直系将领的极大愤慨。７月１日，立即发布《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内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个通电是很讲策略的。他们把矛头对准安福系和徐树铮，而摘除了“先进泰斗”段祺瑞和西北广大将士，以缩小打击面。 几经折冲，舆论成熟，徐世昌感到可以下手了。于是，大总统徐世昌在７月４日，发布命令，调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护理；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部归陆军部接收。原边疆大吏撤职，给一个有名无实的将军闲差，这是在民国时期处理地方军阀的一个通常作法。这显然是直系的一大胜利，他们可以弹冠相庆了。段祺瑞深感受到了愚弄，十分恼怒。５日，段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以做最后挣扎。 徐树铮对调人张作霖极为痛恨，顿起杀机。７月５日，徐树铮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热情地拜访了张作霖，并亲切地密谈了一个小时。在谈话中，徐对张表现得亲密无间，了无芥蒂。这一招，骗得了张作霖的信任，对徐放松了警惕。徐趁机以段的名义，敦请张作霖７月７日晚，到段祺瑞的驻地团河开会，列席研究###直系的问题。张作霖不知是计，欣然同意。 会议进行中间，徐树铮以接电话的名义，把段祺瑞叫出来，急切地说：“马上把他扣起来！”①段祺瑞不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考虑到受过张作霖的援救，不忍下手，面露犹豫之色。据日人园田一龟写道：“不愧是张作霖，看出段祺瑞的神色异常，直感到将有大难临头，不能久留，遂借口出恭而偷偷溜走。”据说，张从尿道逃走，到达车站，已是半夜１时。徐树铮还不善罢甘休，又生一计。“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得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幸免于难。后来张回奉时，甫下车即慨叹云：‘我又回来了！’”② 张作霖逃脱后，徐树铮顿足曰：“大势去矣！”当时，张作霖逃脱虎口后，回到了军粮城的奉军总司令部，立即宣布“局外中立”。但他对皖系的恶感更深了，因而参加了助直讨皖的战争。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助直讨皖（1）
皖系军阀段祺瑞们已被逼到极致，他们决心对直系兴师问罪。７月８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皖系高层会议，决定起兵###曹吴。会后，段向总统徐世昌递交一份措辞严厉的呈文，在历数曹吴的种种罪行后，要求“上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篇奇文。它哪里是呈文，分明是命令。无兵无权的徐世昌面对咄咄逼人的段，还想讨价还价。但段不给面子，“乃以重兵围公府，强迫总统依允”①。 无奈之下，徐世昌才盖印下令：“吴佩孚着褫夺陆军中将及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第三师由陆军部接收。曹锟督率无方，着褫职留任。”这一回合，段靠军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段派人人称快”。９日，段积极调兵。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都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在团河设立定国军总司令部，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但终因仓促上马，筹备未周。 直系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曹锟于９日上午到天津举行誓师大会，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故所部名讨贼军”。保定为大本营，高碑店为司令部。摩拳擦掌，着力备战。吴佩孚很重视舆论的力量。他每每在战前和战中，都要利用电报这种快捷的传播方式，狠打电报战。这一次，他又尽展丰采。 他连续发表了几份通电，申明主张，痛斥段徐，以争取舆论的支持。诸如：《吴佩孚出师讨贼通电》《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通电》《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等，都是响亮的讨贼檄文。如在申明讨贼的理由时，他写道：“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又表态：“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以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贼死则我生。”还发誓：“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① 他所揭露的段祺瑞卖国求荣的丑行，是很能打动人心的。当时，吴佩孚的军阀本质还掩盖得比较深，人们还没有看透他。直系在舆论和军事的准备上，都要好于皖系。这为他们战胜皖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直系还得到了奉系的支持。张作霖在７月９日，从军粮城回到了奉天。他也用电报这种手段宣传自己的主张，为奉军入关参战找理由，作掩护。张作霖先后发表了几个通电，冠冕堂皇，欺世盗名。 这些通电有：《张作霖派兵入关通电》《张作霖劝段祺瑞勿袒护徐树铮电》《张作霖等共举义师通电》《张作霖揭破段派阴谋通电》等。张阐述率军入关的原因：“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他的率军入关，完全是为了人民。这是欺世盗名。 １０日，张又进一步阐明奉军入关是为了“清君侧”：“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视为公敌，誓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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