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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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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冯交恶（3）
１１月２４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总执政”。临时执政的权力很大：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临时执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名为临时执政，其实兼有总统和总理的双重权力。 当天，冯玉祥做出惊人之举，通电宣布解除兵柄，决心下野，所有部下军队如何处置，完全听命于国家。这是冯玉祥的一个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 这一天，张作霖偕卢永祥、鲍贵卿等入京。张作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先派李景林到京妥为布置。李景林安排奉军第一军进驻丰台，第二军进驻马厂，津浦线自天津至德州驻军约有六万人。这就保证了奉军在北京万无一失。事后证明，张作霖这一军事部署，不是杞人忧天。如果没有这个安排，他们张氏父子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大约就在这一天，冯玉祥的部下准备刺杀张氏父子。 事情是这样的。张学良是于１１月２２日，随同段祺瑞、冯玉祥等一同自天津先到北京的。现在，张氏父子都在北京，踌躇满志，得意忘形。 当时，胡景翼正在河南彰德同地方军阀李倬章（济臣）打得激烈，胡景翼一再电催冯玉祥调兵支援。冯玉祥拟调胡部岳维峻、邓宝珊去，可他们都不肯去。冯玉祥说：“笠僧（胡景翼）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他们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冯玉祥不解地问：“什么更大的事？”他们慷慨激昂地说：“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再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冯玉祥听了大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乱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乘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绝不会怀好意的。”冯玉祥虽然这样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的主张。并说，奉军多为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冯玉祥坚决不答应，双方僵持很久，直到深夜３点多钟，才慢慢说服了他们。次日，就接洽车辆，把他们派到河南去了。 这次刺杀阴谋没有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张作霖事先在京外做了充分的军事布置，以便应付突发事件，说明他对冯玉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冯玉祥也不同意他们采取这种刺杀的方式来消灭政敌。 后来，见到了张作霖，冯玉祥说道，他精神不好，要上山修养。张作霖假装很动感情，跳起来说道：“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这是张作霖惯用的口是心非的手段，冯玉祥自然完全知道。他向部下说明上山修养的衷曲，得到谅解，就到北京西郊天台山去了。 与此同时，冯玉祥邀请的孙中山先生正在向北京进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山北上（1）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在孙中山、段祺瑞未到之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１０月２７日，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段祺瑞，答应立即北上。给冯玉祥的复电称：“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给段祺瑞的复电谓：“公老成谋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皖奉军阀的本质，对于第二次直奉战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因此，１１月８日，他对日本记者说道：“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孙中山自己认为，他和段、张之间的主张，“现已大致相同”，其实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孙中山之所以应邀北上，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他认为此时“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他决定抓住不放。因此，毅然决然地“单骑到北京，就是以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１１月１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４日，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张作霖等，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玉祥特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孙中山。 １１月１０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认为国民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必须说明的是，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３年６月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政治口号。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宣传他在《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１１月２５日，他在日本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① 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坚定而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的。 而与此相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欢迎孙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骗舆论。他们一方面做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召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最高级会议，准备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国军政最高权力首先抓到手里，把孙中山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 因此，在孙中山于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是封建军阀惯用的欺骗人民的伎俩而已。 果然，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拥戴，业经一致认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１１月１９日，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解决国是。这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开表态，催促段祺瑞尽快出山。 过了两天，１１月２１日，这位声称“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段祺瑞通电，准于２４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个善后会议，是段祺瑞等军阀的一个发明，用它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第二天，段祺瑞入京。２３日，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 ２４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就职宣言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他提出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媚外的对外政治主张，以与孙中山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治主张相对抗。 至此，段祺瑞亮出了他的两张底牌，对外是讨好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对内是讨好封建军阀的“善后会议”。这是与孙中山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孙中山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段祺瑞等军阀已经在舆论上和策略上做好了抵制孙中山的准备。他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强权政治逼迫孙中山就范。 孙中山对此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重申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向北方的军阀们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实，早在１９２２年４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苏俄代表达林时就透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而奉系军阀也只是把孙中山“当做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和张作霖都是心中有数，心照不宣的。因此，等待他们的会见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山北上（2）
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途经香港、上海、神户，于１２月４日抵达天津，欢迎的各界团体有一百多个，群众一万余人。段祺瑞派许世英代表到天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代表到天津欢迎。 孙中山到天津，住在张园。向欢迎的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由汪精卫代为宣读。表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赴京。到北京的目的，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并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在北上的途中，已经了解到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所作所为。这时又听到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一类的卖国主张，大为气愤，很严正地对许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欢迎我！但是，出于礼貌，孙中山还是向段祺瑞发出一电，表示谢意。段祺瑞也复电致以问候。 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如何处理和张作霖会面的问题，摆在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出于大局考虑，采纳了随行人员的建议，决定亲自访晤张作霖。事先孙中山命汪精卫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了往访的时间。李烈钧曾向孙中山进言：“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去适当？”①孙中山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派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随行。 ４日下午，孙中山去会晤张作霖。张作霖住在河北曹家花园，他得悉孙中山要来拜访，立即传谕部属，严加警戒。孙中山一行到了张作霖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出来迎接，派张学良把孙中山一行接了进去。张作霖这样做，本来是想摆摆威风，但却显出了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到了会客厅，张作霖也没有立即出来见面，等候许久，他才出来。张作霖意气傲然地自己坐在上座，显示出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气势。孙中山哪里受到过这般慢待？看到张作霖的一系列表演，心中自然不快。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陷入僵局。 经过一番静寂和沉闷，还是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开口说道：“我来到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才开口说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了。”张作霖说这番话时，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张作霖的答话，使孙中山一行人十分难堪。 李烈钧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道：“事情虽然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听到这一番解释，才露出笑容。这时孙中山又徐徐地说：“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惟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欢笑，才扭转过来方才的局面。 就在这时，张作霖很神气地举起了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这是端茶送客，就起身与张作霖握手作别。短暂的会晤就结束了。 从这次会晤可以看出，张作霖对孙中山的北上是非常恐惧的。他表现得色厉内荏。面对孙中山一行国民党人，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孙中山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演说家。他的一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卓越人才。因此，张作霖只有摆摆架子的能力了。说不上几句话，只好端茶送客，以免露怯。 １２月５日，张作霖到张园回访孙中山。张作霖一行，二十几辆汽车，卫士足有一百余人，戒备森严。孙中山正在静卧休息，孙科等走出来，婉拒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着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 于是，张作霖便关起门来，和孙中山密谈。“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张作霖并表示愿意代孙中山疏通同外国人的感情，拍胸脯说道：“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这番表白，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太大了，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张作霖还试图通过汪精卫动员孙中山妥协，他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的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他在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公然宣称：“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表明了他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据孙中山的大本营副官马湘回忆，张作霖曾很诚恳地表示，决心追随孙中山，愿做孙中山的一个卫士队长。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张作霖的表态当真。其实，孙中山当时也不会当真的。孙中山不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威胁利诱所动，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１２月１８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怒斥段祺瑞的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主张：“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是日，肝病加剧。１２月３１日，孙中山扶病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１０万人的热烈欢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
南下宣抚（1）
张作霖入关以后，时刻不忘扩大自己的地盘。他瞩目的方向是东南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他垂涎已久。但必须遇有适当的机会，才能下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里必须交代一笔，１２月１０日，应张作霖之请，段祺瑞下令裁撤各省巡阅使，改各省督军为督办，东三省军务仍由镇威上将军张作霖节制。 直隶这个地盘，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一直想控为己有。直隶是他的原籍。李景林，字芳宸，河北枣强人，１８８５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１９２２年任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１９２４年９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并兼第二路司令。战后，１１月任直隶保安司令，执行省长职务。按说，到了这个地步，直隶这个地盘应该属李景林了。 但是，老于世故的段祺瑞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这个地盘给他最信任的皖系部下卢永祥。段祺瑞的理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发难的，而且由于在与以江苏督军齐燮元为首的四省联军的战斗中失败，弄得无家可归，只得栖息于张作霖的麾下。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１８６７年生。北洋武备学堂毕业。１９０９年任北洋第三镇第五协协统。１９１２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９年任淞沪护军使兼第十师师长，后加陆军上将衔。１９１９年７月，北京政府任为浙江督军。 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通电成立浙沪联军，在上海龙华设立联军司令部，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第一军总司令为何丰林，第二军总司令为陈乐山，第三军总司令为张载阳。直系的苏皖赣闽四省军队联合进攻浙沪联军。９月４日，张作霖通电###曹吴。９月７日，曹锟根据齐燮元、吴佩孚等电请，对卢永祥下###令。９月９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声援卢永祥、张作霖，谴责曹锟，略谓：“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１０月１３日，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偕何丰林登日本兵舰去日本。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后，立即电告卢永祥从速回国。２９日，卢永祥偕何丰林由日本到达沈阳。张作霖请卢永祥恢复浙沪联军总司令头衔。这为卢永祥南下恢复原地盘埋下了伏笔。 显然，卢永祥是段祺瑞的坚定而忠实的嫡系。段祺瑞利用其手中的大权，不经协商，于１２月突然发表卢永祥和杨以德分任直隶的督办和省长，主动地给他找了一个好地盘。这其实是段祺瑞在京畿重地有意识地安插自己皖系的部下。张作霖措手不及，事情一时陷入僵局。 但张作霖深谋远虑，经缜密思考，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张作霖以解决长江各省问题为名，在天津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为奉军将领、卢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 会上，张作霖慷慨激昂，仗义执言，为皖系军阀卢永祥鸣不平。张作霖主动提出把苏皖两省地盘划归段派，由卢永祥掌控。张作霖保证派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经费由张作霖承担。张作霖信誓旦旦，要做到为朋友两肋插刀，毫无自己的私利可言。皖系军阀被张作霖深入角色的表演所迷惑，也至为感动。几经折冲，这个方案得到了段祺瑞和卢永祥的认可。这样，直隶督办就由奉系的李景林接替了。按照这个方案，除先数日已任命王揖唐为安徽督办外，江苏督办齐燮元被免职，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随后又令其兼江苏督办。把卢永祥安排完毕，奉军也就有理由组织南下宣抚军了。 １２月１０日，南京传闻奉军将要大举南下，江苏督军齐燮元调兵遣将，布置防务，居民逃难离城者甚多。１２月１１日，段祺瑞下令罢免江苏督军齐燮元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 １２月１２日，张作霖、卢永祥、张学良、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吴光新等在天津曹园会商对江苏用兵计划，决定由卢永祥率兵南下，张宗昌担任先锋①。 奉军组成了南下宣抚军总司令部，姜登选任总司令，韩麟春任副总司令。军队有张宗昌所部１０万人和津榆驻军的一个旅。１９２４年冬，张宗昌把津浦线的货车改装成铁甲车，沿津浦线浩浩荡荡地南下。 一路之上，只有徐州驻有陈调元的一个师。而陈调元和张宗昌原来就很有交情。在很早以前，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南京宪兵司令。那时他们之间就颇为投契，吃喝嫖赌，来往不断。张宗昌出手大方，爱交朋友。嫖娼赌博，都是张宗昌出资。张宗昌还花钱给陈调元买了一个上海名妓花四宝做姨太太。听到张宗昌要南下打齐燮元，于是陈调元就借口奉军大兵压境，难以抵御，把部队调开，让出大路。这样，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徐州。徐州得手，南京门户洞开。张宗昌军顺利到达长江边，准备分路渡江。 原来奉军第八师在师长蔡平本的率领下，由芦台出发跟进，在南进的火车上度过的除夕。第二天越过长江到南京下关。原江苏督办齐燮元欲同奉军一战，但其官兵毫无斗志，不服调遣，不战自降。这时张宗昌部已向上海进军，其先头部队抵达苏州。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已达常州。张宗昌部前锋迅速到达上海，与孙传芳军对峙于上海以西地区，似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吴光新代表段祺瑞主持议和成功，张宗昌与孙传芳在上海签订和约，各自收兵。张宗昌顺利占领上海，第八师先头部队到达苏州。蔡本平师长命令部队进驻常州，以策应上海。
南下宣抚（2）
张宗昌占领了上海这个富庶之地，没有放松警惕，把部队主力控制在龙华。任命他的部下毕庶成为海军司令，掌握长江下游和东海海面。另派亲信王琦掌管财政，包括捐税等项在内。同时，他又与上海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随身卫士可以携带武器进出外国租界。他则住在英租界三马路会中旅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①。 张宗昌这次奉军南下，其名义是护送卢永祥到江苏、安徽就职，名正言顺，也自然得到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坚决支持。因此，南下的奉军一路顺风，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自此，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奉军南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图的就是卢永祥的地盘。卢永祥及何丰林踌躇满志，准备收拾残部，东山再起。但是，在江浙战争中，卢永祥的部队几乎丧失殆尽。这次回南，召集余部，十分艰难。经费无着，军械不济，张作霖早把他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而在军阀割据的时代，枪杆子决定一切。有枪杆子就有军队，没枪杆子就没有军队。有军队就有地盘，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有多大的军队，就有多大的地盘。一旦军队丧失，地盘也必然丧失。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没有任何例外。现在，卢永祥无枪无兵，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宣抚使和督办。他想拥有地盘是不可能的。因此，困难重重，前途险恶，卢永祥的苏皖宣抚使和江苏督办当不下去了。安徽督办王揖唐更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为安徽内部的小军阀很多，关系错综复杂，内部争斗不断，王揖唐穷于应付。奉军也是靠不住的。他们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富贵。跟人家奉军要饭吃，看人家的脸色，总不是长久之计。受气的小媳妇当不下去了。结果卢永祥和王揖唐只呆了不过几个月，就把江苏和安徽两省地盘拱手让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南下宣抚的目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这是张作霖的神机妙算。 对此，段祺瑞心中大为不满。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上了张作霖的大当。他本来寄希望于卢永祥，使自己可以直接掌握一支军队，好有一点发言权。但现在都化作了一团泡影。由于没有任何实力，他也只有忍气吞声，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他失望的现实。 张宗昌在上海，张作霖是不放心的。他担心张宗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挥霍无度，而且这里有外国租界。张宗昌一个粗人，怕他应对不了外交纠纷。同时，最主要的是张作霖也怕张宗昌坐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以鲁人治鲁的名义，把张宗昌调回山东，任山东督办。张宗昌虽然心里不满，但因为羽毛未丰，不敢违抗，只得服从调遣。 在奉军内部，也有地盘之争。直奉二战时，李景林的攻击方向是热河，占领后应该由他来接管，张作霖并没有让他进入长城。这是预定的作战计划。但由于他是直隶人，直隶又是京畿重地，便一心一意要夺取直隶地盘，所以他的部队占领凌源后，即南下猛扑喜峰口，由此直趋天津，很快就给自己造成了占有直隶的有利形势，结果如愿以偿。１２月１１日，段祺瑞任命李景林暂行署理直隶督办。同日，任命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张宗昌也是最先到达天津的，但他自知直隶地盘争不过李景林，就积极南下，成了南下的急先锋。张作霖后来把山东地盘划给了他。 张作霖原来设想让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南下宣抚军由津榆驻军拨来一个旅，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带领这个旅坐镇蚌埠，就是他的伏笔。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杨宇霆自荐要到江苏。不要则罢，要就要包括上海在内的富庶的江苏。他想尝一尝在一省范围内，当个惟我独尊的土皇帝的滋味。张作霖很信任他，自然同意他的要求。这样，就把姜登选挤到安徽，任安徽督办去了。而郭松龄的位置就落空了。据有人分析，郭松龄后来的倒戈和这次地盘的分配有关。起码使郭松龄感到张作霖赏罚不明，待人不公。当然，郭松龄的倒戈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在后面会谈到。 至此，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控制了东三省，以及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和热河特区。势力所及，北到黑龙江，南至长江，拥有全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区。奉军的兴盛至此达到最高峰。好大喜功的张作霖的军阀事业也达到了他的顶点。 奉军官兵的素质很差，在其统治地区作恶多端，激起民愤，遭致反抗。最后，不得不退出他们所占领的部分地区。这是后话。
退出苏皖（1）
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姜登选当上了安徽督办，都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地盘。但是，他们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孙传芳赶了出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诸葛之称。奉天法库人。１８８５年生。清末秀才。１９１１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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