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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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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但由于它能比较容易地使当时南方主要种植的“高地棉”脱籽，轧棉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50倍。而在此之前，用人工一天一人只能脱棉一磅，因而这种棉花种植在当时毫无商业价值。由此，佐治亚、卡罗来纳一带的粮农，纷纷改种“高地棉”，并把它由沿海向高地，甚至向墨西哥湾平原推进，到19世纪30年代已建立起一个以墨西哥湾平原为中心、面积约达35万平方英里的“棉花王国”。
建国后在美国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成千上万移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的迁徙，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西进运动”。这是一个集群众性移民、领土扩张和大规模经济开发于一体的运动。当时报刊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小伙子们，到西部去啊！”据统计，从1790年开始的60年内，平均每年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口，在10万以上。由于对土地的需求猛增，除了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之外，美国人把夺取直抵太平洋的整个西部土地视为“显然的天命”，并在19世纪50年代就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见表2）
表2美国大陆扩张过程
单位：平方英里
原13 州（1783年以前）40万
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地区43万
（巴黎和谈时英国转让1783年）
路易斯安那购买（1803年）875万
佛罗里达购买（1819年）65万
得克萨斯兼并（1845年）39万
俄勒冈（1846年）29万
墨西哥割让（1848年）52万
加兹登购买（1853年）36万
总计约300万
“西进运动”本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性运动，但由于联邦政府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公共土地”政策，使群众性移民所拥有的劳动力得以和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从而成就了19世纪西部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这套政策始于1780年10月10日大陆会议关于“公共土地”的决议，形成于1784、1785和1787年三个土地条例，而1784年土地条例就是由杰斐逊主持起草的。其基本精神是：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不管它们是由原有各州转让的，还是以其他方式从别国和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的，其日后的处理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公共利益”，即先纳入美国的“公共土地”储备，然后再向移民开放，供移民购买、使用，或留作他用。这是一种“先国有化，后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政策，令移民在建立家庭农场时得以免除绝对地租的负担，使成千上万的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西部迅速形成，又能把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投资于土地经营，所以，西部的拓殖进展神速。据统计，在1790年以后的最新几十年内，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的移民，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而1860年以后的40年内，西部的新垦地就达252亿英亩，相当于过去270年垦殖的土地面积。这种垦殖的最大成果，是在西部形成了三大农业专业区：一是以中西部为中心的“小麦王国”，二是以墨西哥湾为中心的“棉花王国”，三是以西部草原为中心的“畜牧王国”，并由此奠定了美国农业帝国的基础。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和进展。
第二台阶：扩张与起飞（1789—1865）（2）
但“西进”不仅造就了一个“垦殖的西部”，也为美国的现代化准备了条件。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证明：首先，西部生产的小麦、棉花和牛肉，为东北部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出现的都市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原料和食品，其中棉花尤其是东北部纺织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次，西部的垦殖需要大量的农机具、交通运输工具，这就吸引着许多东部的资本家、企业家到西部投资办厂，甚至直接把一些重要工厂从东部迁往西部就地生产，从而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西移。再次，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1815—1850年运河的开凿和1850年以后铁路网的向西延伸，对钢铁的大量需求，推动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重工业区的兴起和发展，但这里不仅生产钢铁，也生产机器和汽车。由此，一方面把美国的制造业带从新英格兰延伸到中西部，另一方面实现了美国工业的换代升级：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最后，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中西部重工业的发展，以及以铁路为标志的交通革命，使西部的拓荒农业日益深入地卷入国内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浪潮，也促使其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实现了西部农业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换言之，“西进运动”不仅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准备了重要前提和条件，也为它的工业化即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提供了直接动力。
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因为它是黑人奴隶制和自由劳动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北部的胜利和南部的失败，因为东北部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西部自1840年以后由于东西部之间交通运输联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由作为南部的同盟者转变为北部的同盟者。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内战的原因和结果，都与三大区域关系的演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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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台阶：重建与发达（1865—1930）（1）
以“福特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
1865年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有一个“重建”时期。过去，一般只把“重建”看做是内战的一个阶段，也不注意它对以后美国发展的影响。其实，“重建”不仅是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南部的重建，也是对被南部奴隶主破坏了的联邦的重建，并引进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政策和措施，对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运动都起了巨大作用。
内战与重建时期，由于南部奴隶主退出国会，共和党人执掌大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决定：（1）决定对宣布脱离联邦的南方实行军管，各州按国会的重建方案，重新选举并达到一定标准后方可重新加入联邦，这就重建了联邦；（2）从1863年1月1日起实行《宅地法》，让自由移民得以免费获得期盼已久的建立一个家园的宅地，成千上万移民涌入大平原、落基山区及太平洋沿岸，西部开发进入新阶段；（3）将平均关税率从内战初的188％调整到47％，并在1866—1868年间3次豁免了工业产品的国产税，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也加速了国内市场的整合；（4）大量运用“公共土地授予”，特别是给铁路公司的土地授予，刺激了美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并在1890年以4英尺85英寸为标准统一全国铁路轨距，加快了铁路网的形成。（5）1865年年底，宪法第13条修正案获得批准，奴隶制的存在在合众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均成为非法，种族奴隶制被正式废除。（6）1862年，制定了《摩利尔赠与高等院校土地法》，推动了高等院校和实业技术教育的空前发展，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技术支撑。（7）此外，在内战期间，国家还发行了26亿美元国家公债和45亿美元“绿背”纸币，国家先是把利息率提高到5—73厘，后又规定：停止用硬币支付。这些都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因为他们是公债和纸币的重要持有人。总之，内战后的重建，不仅废除了奴隶制，重建和扩大了统一市场，其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全方位地影响到国家农业、工业、交通和教育的发展，是内战后美国走向腾飞的巨大推力。
这个时期美国经济的腾飞或发达，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迅速变革。除了钢铁、汽车和各种电动技术的发展外，托马斯·A。爱迪生的发明活动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一生发明达2000多项，而获得专利的就有1097项，几乎涉及和影响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其次是经济结构的改变：1859年农业产值还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8％，到1889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75％，其中食品、纺织、钢铁和木材等工业，作为美国四大近代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4％。一般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全面实现了工业化或现代化；与此相联系，都市化也在美国取得重大进展，1920年时，全国人口的都市化比例已超过50％，其中新英格兰的都市化比例已高达733％，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南部种植园区，都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生产组织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70年之前，生产主要是由个体来组织和进行的；187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生产已由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来操控了。大企业，最初以“托拉斯”为主要组织形式，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后，迫使企业家改变联合方式，许多企业采取了所谓“控股”的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占有或控制其他公司的股票，而达到支配别的公司的目的，从而形成连锁关系或母子公司。这一时期，在美国经济中独领风骚的大事，是1903年由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的福特汽车公司，它不仅以销售1500万辆T型汽车而闻名，更重要的是它在1913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固定的汽车生产流水线，第二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条流动装配线，从而做到了融标准化、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于一体，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换，一种合股的集体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取代了以往以个体为主的小生产形式。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福特生产方式”或“福特主义”。美国汽车业起步虽然晚于德国，但由于有了“福特生产方式”而使之后来居上；这时候，由于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大，银行和金融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以至逐渐支配了整个生产和经营，进而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八大财团，1882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是它们的典型代表；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发达的最后一个表现，是“科学管理”的兴起，它的创始人是时任来德尔钢铁厂总工程师的弗里德利克·W。泰罗（F Taylor，1856—1915）。此人以对工人劳动进行“动作——时间”研究为基础来确定双份工资制，并在劳动管理方面提出“任务管理”的概念，其管理理论很快在各地传播，并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860年的第4位上升到1894年的第1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已取代英国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
第三台阶：重建与发达（1865—1930）（2）
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角度看，此间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这就是于1898年发动的美西战争。因为这场战争首次以强硬的方式既公开向世界宣告了美国正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也为美国的进一步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为这场战争提供理论依据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的“海权论”。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控制水域，而水域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占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而一旦“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一个扼加勒比海的要冲，而另一个则是通往中国和东亚大陆的跳板，正是马汉所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这场战争如愿以偿，结果美国不仅占领了这两个战略要地，而且还在战后陆续占有了关岛、萨摩亚等一系列岛屿，初步建立起一个海外殖民体系（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这对于美国经济的成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因为正如马汉所说：其中包含着“更大的商业好处”。
表3美国海外领地
单位：平方英里
地名面积
波多黎各（1898年）41404
美属维尔京群岛（1917年）342
关岛（1898年）541
美属萨摩亚（1899年）119
坎吞岛和恩德伯里岛（1939—1989年）70
中途岛（1867年）5
威克岛（1900年）8
约翰·斯顿岛和桑德岛（1858年）13
北马里亚纳群岛（1947年）477
太平洋岛屿托管地（1947年）1380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即老罗斯福。从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角度看，他在总统任内的思想和活动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他通过把政府的监督范围扩大到劳资关系及食品、医药领域，制定《赫伯恩法》以调节收费标准并直接打击垄断的铁路公司，适时地扩大了政府对经济和生活的调控权，并为此提出了“充分的控制权”的概念；其二，他在“制服托拉斯”口号下打击垄断的时候，并未忽视大企业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为此将托拉斯划分为“好托拉斯”和“坏托拉斯”两类，并进而提出了“公平交易”的概念，从而维护了大企业的健康发展；其三，他提出自然资源不能再生、并非用之不竭，对自然资源要进行“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发”的思想，并第一个在美国成立了“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以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把政府的调控由经济领域扩大到自然领域。老罗斯福因此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崛起，被誉为“现代美国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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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台阶：危机与调整（1930—1945）（1）
以罗斯福“新政”为主要标志
这一阶段，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争夺世界的霸权。但这种努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其转折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新政”不仅挽救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也为美国的最终崛起乃至问鼎世界霸权准备了经济和政治条件。
美国改变“孤立主义”，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美西战争实际上已是美国外交转变的开始，紧接着于1899年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1904年罗斯福对门罗主义所作的“推论”，均加强了这种转变。必须注意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年初提出的有关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十四点原则”，因为它包含了三个重要条款：（1）是取消秘密条约，这是要阻止欧洲强国背着美国瓜分世界；（2）是强调民族自决，这是要瓦解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体系；（3）是建议建立“国联”，这是企图操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安全体系。这明明是一个争霸计划，但这时的美国虽然已是经济、军事强国，却弱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结果威尔逊虽“赢得战争”，却“失去和平”。
但美国仍然从参战中获益，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国民生产总值由1919年的742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国民收入总值从1921年的594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872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00年时的480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681美元；资本输出从1919年的30亿美元，猛增到1929年的172亿美元。30年代的繁荣并非虚妄，汽车、电机和建筑为繁荣提供了主要支撑，仅汽车业就为工业总产值提供了8％的份额。但20年代的繁荣业有虚假成分，农业长期萧条、分期付款赊销和过分的股票投机，均隐含着难以预料的因素，而这时的美国领导人赫伯特·胡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却过于乐观，竟宣称：“我国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消灭贫困的最终胜利。”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化解1929年10月23日开始出现的“大危机”。
但这次“大危机”的爆发也有国外的因素。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太过：把煤炭基地鲁尔割让给法国，还须支付战争赔款320亿美元。结果，美国不得不向德国大量贷款，德国则用以支付协约国的赔款，但协约国在拿到赔款后还须支付美国的战争借款，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金融、德国赔款和欧洲重建三者之间的“微妙循环”。1924年，德国发生货币贬值，40亿马克只能兑换1美元，这迫使德国停止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进而迫使协约国停止向美国支付战争贷款，当美国人意识到不能收回给协约国的几十亿美元贷款时，便丧失了对美国经济本身的信心，从而引发了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华尔街股市崩溃。
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大危机，由金融业迅速波及工业、农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危机爆发后的1929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共抛售股票达1640万股。3年内纽约股市价值下降了450亿美元。30年代头3年，银行倒闭达5100家，储户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据统计，从1929—1932年，农产品价格下降了56％，农场主平均收入从962美元降至288美元，产业工人的周工资从25美元降至17美元。总之，美国由20年代的空前繁荣演变为30年代的“空前危机”。美国及世界各大媒体都不得不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形势：“恐惧”。而1929年年底，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仍坚持说：“美国实业从未像今日这样牢固”。他认为“繁荣实无问题。”
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把危机变成了机遇：改革的机遇。他的办法就是实行“新政”（New Deal）。这是他在1932年7月2日接受总统提名时，向美国人民立下的誓言：“我要向你们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什么是“新政”？国内外有关研究“新政”的著述连篇累牍、车载斗量，认为所谓“新政”就是实行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其实，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并不是“新政”的新东西，而是美国及各国早就实行的政策，只不过罗斯福的“干预”和“改革”空前加强罢了。“新政”时期真正的关键词是“调整”（adjustment），这是对几百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后提出来的。“干预”也好，“改革”也好，均是为了落实“调整”。“调整”涉及四个方面的关系：（1）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更加明确劳方的权利和资方的义务，如《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年7月）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的权利；（2）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如《全国工业复兴法》（1933年）反对在生产和贸易中实行垄断；（3）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发展过于“自由放任”的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如《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管理全国经济的权力；（4）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不公。1935年通过的《税收法》对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人征收附加税。有人认为，这类改革已是美国经济的“革命”，那是夸大了。所谓“调整”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修正上述各方面的关系并使之趋于正常化，其实质乃是一种改良。但有一点必须指明，就是“新政”不仅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从此还通过政府拨款和创办企业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发动机”。从此，美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除了个人、集体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国家”。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国家现在既是整个经济的“发动机”，也是许多重要企业的创立者。罗斯福的“新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1）是靠了罗斯福个人的领导魅力，他关于“我们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的宣示正是其领导魅力的表现；（2）是靠了以雷蒙德·莫利为首的“智囊团”的帮助，这些“智囊”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3）是靠了他采取的新的“亲民”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如直接诉诸国民和舆论的“炉边谈话”方式；（4）是靠了他大胆的改革，对经济做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违反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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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台阶：危机与调整（1930—1945）（2）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克服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一场最大的危机，其成功还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准备了物质基础，并为美国最终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创造了条件。那么，美国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爬上世界霸主的宝座的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修改“中立政策”，变“不干预”为“参战”，回到国际事务中来，并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积极力量，这意味着“孤立主义”外交的结束。第二，由于“中立”政策的结束，美国修改对外贸易政策，积极向民主国家提供军事贷款和军事物资。这一方面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另一方面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世界出口总值的324％，世界黄金储备的745％。第三，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世界金融会议，决定以下列三原则成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2）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3）美元可代替黄金作储备，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第四，由于参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战争机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队已有1200万人，军事工业尤其获得巨大发展。据统计，1941年7月—1945年7月，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开支达1860亿美元，4年中生产坦克86338辆，飞机297000架，登陆艇64500艘，军舰、运输舰几千艘。第五，通过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建立了威尔逊未能建立的国际安全机构——联合国，并通过“五大国一致”原则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否决权”确保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50个国家和地区驻军，又以对各国拥有506亿美元的债权作为其称霸的经济手段。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已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其权力在世界历史上超过昔日的英国。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己经崛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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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1945—1990）（1）
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参战不仅为这个国家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机遇，也为其社会经济的新转型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历史走向的主要问题是“冷战”。美国人认为“冷战”是为了对付所谓“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虽然在东欧增加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整个苏东地区百废待举、力量很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尚处于“守势”。
与此相反，早在1941年，亨利·卢斯就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概念，到1945年4月，杜鲁门声称美国已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1946年2月乔治·凯南发自驻苏使馆的反苏的8000字电文，以及丘吉尔于是年3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实际上是内外呼应的冷战宣言。于是便有了1946年9月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秘密报告中“遏制”苏联的建议，以及1947年3月正式宣布对抗所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再接着便是在1948年8月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之对应的《华沙条约》，则晚至1955年5月才正式签订。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敏，充分表现在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的所谓“忠诚法令”并据此成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的“麦卡锡主义”。
“冷战”并不排斥热战。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核威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恐怖平衡”。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冷战”，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5年9月6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今天的‘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1979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提出著名的“天基防御”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发展，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线索。
由于发展高科技被置于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1946年8月1日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同年10月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9月15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等。1950年10月，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10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在1957年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并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决定对美国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个总统特别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联邦政府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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