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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香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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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犹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二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车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时期，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便奔赴耶路大学任教去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2）
克鲁格曼在耶路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原因，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便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来，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用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起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3）
克鲁格曼历来是一个处在漩涡中心的人，当20世纪90年代初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却于1994年发表了那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的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不久以后，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一定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样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而克鲁格曼的专栏则是针对小布什政府。当然对于小布什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自他上台之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接连不断地对现政府进行声讨。克鲁格曼认为小布什就是个骗子，并且一直玩弄着愚昧大众的把戏。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事件、国土安全部的设立到后来的减税政策以及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大众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一针见血——2001年3月他指出加州的能源危机是假象，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对于市场的操纵显然是罪魁祸首，而并不像媒体普遍认同的那样，一切是因为官僚机制和环境法案的限制造成的。“那些公司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奸商”——12个月之后安然倒闭，接连三次针对加州危机的联邦调查和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证明克鲁格曼在此之前的论断完全正确。关于布什的减税计划，克鲁格曼冷嘲热讽的专栏加起来足足有一本书。他说40％减免的税收会流向1％的美国富人，可布什却说减税的收益者会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指责布什减税的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人像克鲁格曼那样坚持不懈保持极高频率的抨击，并且还列举出充分的数字进行证明。他确实在2001年5月针对布什的减税政策不依不饶地出了一本书：《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
会写作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决策者的红人，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到福山，从这点上看克鲁格曼很不幸。他历经了三届政府，但是从里根到克林顿到小布什，没有一个人觉得克鲁格曼可以真正值得信任，尽管他早在1982年就加入了里根政府的经济咨询委员会CEA，在1991年得到了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奖章并对新时代的贸易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2年克鲁格曼为帮助克林顿竞选，曾经应邀在《时代》杂志上为克林顿的经济计划作出解释和辩护。当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当然人选。最后克林顿如愿胜出，而当上经咨会主席的却是劳拉·泰森。克林顿政府的官员透露说克鲁格曼太随心所欲了，他曾经在拉里·金的脱口秀中说克林顿的小石城经济峰会毫无意义，而这显然不是克林顿想要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4）
后来这位在耶鲁和MIT受过专业经济学教育的犹太裔美国人在普林斯顿长住。他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埋头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他自己做事实积累和数据分析，很少引用别人的话，也不参与社会活动，更不用说各处去采访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在华盛顿两次失意之后，克鲁格曼坦言政府工作经历最大的好处是让他真正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指导经济决策。他称那些人为“政策经营者”——一群缺乏学术背景的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真正的经济学家懂得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而政策经营者则喜欢在一些半通俗的报纸杂志上写评论，不负责任地对系统的知识分析含糊其辞并导致了所谓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克鲁格曼认为那些华而不实、不读教科书就企图分析世界贸易的人正在给公共讨论造成极坏的影响，而辨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经营者的意义和辨清左右派之分一样基本——克鲁格曼为了抵抗流行的国际主义，开始决心用他的方法为大众写作。他说：“这些文章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论证，不带专业术语、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因为这些文章的宗旨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分析。”
他从MSN的Slate网站和《时代》杂志开始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在Slate上的文章通俗、泼辣。1999年克鲁格曼受到《泰晤士报》评论版主编雷恩斯的邀请，为他们写商业评论，比如说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比尔·盖茨现象以及股市反应之类的问题，他的文字还是那样通俗易懂，但是因为带上了强烈的编辑意识，多少有点枪手的味道。
尽管克鲁格曼一再说自己不想再写任何关于布什政策的评论，但他还是忍不住——布什的政策在克鲁格曼看来实在荒诞不经而且祸国殃民。克鲁格曼认为通常新闻记者和流行国际主义者只会强调事实呈现的状态，而对于过程中出现的数字从不加以怀疑；而学者们在学术杂志上夸夸其谈，所有的见地不过是在极小一部分人中间流传。他开始为公众剖析数字。克鲁格曼说2000年小布什上任前夕在MONEY LINE的讲话中作了三个错误的数据性陈述。克鲁格曼在他的专栏里说媒体不应该只是报道表面的计划数字，应该看看让这些计划行动起来的资金缺口有多大！三年来克鲁格曼从未间断过批评：在2003年3月21日的专栏里，克鲁格曼以“到底是谁丢了美国的预算？”为题再一次清楚地指出了布什在减税中犯下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美国现在的入不敷出。他讽刺道：“在国内，我们必须为我们最富有的15％的人群减税而浪费鲜有的财政盈余；在国内，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敌人，并不遗余力地打败他！”他计算出由于布什减税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今后75年时间里将达到12万亿至14万亿美元，而这些钱足够支付美国政府在同时期所有社会安全（万亿美元）以及医药开支（万亿美元）。
克鲁格曼对于流行国际主义者提倡的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嗤之以鼻。他说国家又不是公司，哪有什么竞争优势可比！那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国家像公司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参与竞争”（克林顿所言）被克鲁格曼批评是政客们的一种托辞，而把美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归结为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缺乏竞争力不过是无稽之谈。因为尽管现在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比如贸易量），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仍然主要由国内的因素，而不是由某种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造成的——美国的出口额现在仅占GDP的10％，也就是说90％的美国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更何况如果欧洲经济保持强势，必将为美国市场带来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并可能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把它们的重大经济问题归因于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失败！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5）
没有一个活跃在知名媒体上的著名专栏作家像克鲁格曼那样孤独。人们很少在圈内的晚宴或者酒会上见到这个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经济学家。除了一些*党人，说到克鲁格曼，很多人显然都是怒气冲冲。理由很简单，那些活跃在政界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很少没被克鲁格曼骂过的。
他刚刚骂过切尼，他又含沙射影地说切尼这次又在胡说八道，告诉民众美国大兵是解放者。但克鲁格曼是用切尼的老账来说明问题——2001年的加州能源危机。那次切尼对于能源危机假象视而不见的表现，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要么切尼只听从了能源巨头们的建议而没有咨询任何人，要么他思索再三决定还是由肇事者来平息这次危机。美国政府似乎一错再错而且屡教不改，克鲁格曼嘲笑说，切尼的问题在于他的谬误总是和他的盲目自信一样显而易见。
他讨厌那些粗心的计算和不求甚解的盲目结论，一旦发现会连名带姓地指出并且习惯地加以嘲讽。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他挑刺的对象。
《纽约书评》曾经邀请克鲁格曼为劳拉·泰森写书评，但是最后编辑告诉他说：“你是在攻击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而不得不放弃发表他的文章。只要是他认为错的，不管左派右派他统统攻击。他从来不像其他的专栏作家或者学者，秉承一派的作风，并且为之坚持到底。当然也正因为这样，他得不到任何一派坚定的拥护。当然，他也要承担成千上万人的反击。对于很多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忠实卫士，包括一些中左派的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憎恨克鲁格曼的作品就好像克鲁格曼对于小布什政策的厌恶。有一位美国高中生建了一个网站搜集所有克鲁格曼的专栏作品，专供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回敬克鲁格曼的文章同样犀利。
所有读过他文章的人都承认克鲁格曼的能力，很多人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克鲁格曼在专栏里能够不那么狂躁地对待小布什和美国政府，那么他的情况也许会比现在好得多。也许克鲁格曼对布什太不留情面了——谁知道呢？克鲁格曼如果真的要做幕僚，他也已经等了三届政府，也许下一届美国总统会喜欢他，前提是小布什不能连任。可是克鲁格曼真的在乎吗？也许对于克鲁格曼来说，通向大众的专栏才是最重要的。他自嘲道：“我是堕落之海中孤独的真理之声。”
1999年2月18日上午，克鲁格曼终于接受了中国大陆一家媒体的采访，就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看法：
记者问：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到底有哪些重大影响呢？
克鲁格曼：对所有卷入这场危机的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抵消了多年的进步。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上最大的灾难。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这场危机对西方的影响实际上相当有限，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我最基本的想法是，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重要的不是情况如此糟糕，出了这么多倒霉的事情，而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令人吃惊，他说明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记者问：在您的一篇文章中，您将亚洲金融危机描述成一个泡沫经济的“三部曲”。您能不能简单谈谈亚洲的泡沫经济从生产到破灭的过程。
克鲁格曼：泡沫的成因很多。仅仅因为人气过旺，泡沫就可以产生。我认为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因此，人们实际上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这种泡沫与别的地方的泡沫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这次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都是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当世界其他国家热炒这些泡沫时，它们能够引进大量资本，于是泡沫就越变越大。你可以说，难道这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弱点吗？答案是，对啊。每个国家都有弱点。我不太清楚这些亚洲国家的弱点是不是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弱点更严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6）
现在让我们看看泡沫是如何破灭的。肥皂泡破灭的一个原因是，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忽视一些基本要素了。我想泰国就属于这一类情况，泰国的过度建设实在太多，那种热度根本就不可能持续；另外，当人们突然变得悲观时，泡沫也会破灭。悲观情绪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一悲观，事情也就真的变得糟糕起来。而事情越糟糕，人们也就越悲观。我认为其他亚洲国家便是如此，它们都被传染上了。泰国使人们联想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泡沫于是也就破灭了，最终大家全都陷入了危机。
记者问：亚洲危机标志着亚洲奇迹的终结吗？您认为亚洲国家什么时候能从危机中复苏？
克鲁格曼：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许多错误，我现在自己都有点糊涂了，不过别人也不比我强多少。我想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不会再谈论什么奇迹。我现在打个比方，在我看来，今天的亚洲有点像债务危机高峰刚刚过去的1984年的拉丁美洲，它离完全脱离危机还有5年。这是我的对比，但这种对比也有可能是错的，我们都作过许多错误的预测。我现在的看法是，会有复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大规模的复苏。有可能在10年或15年之后，我们会再提起亚洲奇迹，但不是现在。
记者问：您推广了一种观点，即亚洲的增长模式是投资型的，而不是生产率型的。您是否认为亚洲国家将来应该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
克鲁格曼：我不清楚究竟谁知道如何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将来的投资大概会减少很多，所以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但我当时谈的不是从政策角度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而是如何解释亚洲的增长及为何我认为亚洲的增长将会减缓。提高生产率十分不易，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高生产率，整个世界会比现在富裕得多。
记者问：一般来说，提高生产率的诀窍何在？
克鲁格曼：我认为充分的竞争、创业精神，以及鼓励创新的、灵活的资本市场会起作用。
在记者问及中国的金融及外汇制度时，克鲁格曼仍然是那么地胸有成竹。
记者问：中国经济是亚洲危机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包括目前的资本监管制度和银行体系？
克鲁格曼：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金融上一团糟——差不多完全破产的银行体系，严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账。多亏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使金融稳定得到了保障，也从而使中国幸免于危机。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会阻碍商业的繁荣，而且会招致*。但中国幸亏没有两年前就允许自由兑换货币。中国需要一步一步来，中国首先需要清理整顿国内的金融体系，然后才有可能允许其货币自由兑换。谢天谢地，这次危机前中国没有允许货币自由兑换。很多人曾建议中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制度，但中国没有这么干。我认为，中国的官员们有些赞同这种说法，如果亚洲经济危机迟两年发生，中国可能就卷进去了。
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摆脱通货紧缩，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凯恩斯式的问题——消费不足，尽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一样危险。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和经济改革，在没有经济衰退时效果应当不错。但在确保高需求的同时，应当同时着手于解决产业结构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有效地刺激国内的需求。克鲁格曼那极富预见性的话，至今让人听来仍然回味无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7）
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取消资本控制之后，中国应在实行浮动汇率的同时，采取措施控制资本流入以避免过高的外汇债务……我认为人民币不应当贬值……中国应加大货币发行量，同时进行持续的财政刺激，竭力刺激需求……
药方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十年前说出这样的话，堪称精辟，尤其是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不一定那么了解。但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却非常深刻，在他2008年出版的新书《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这两种方向的发展却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在针对刚刚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一大问题时，克鲁格曼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金钱换垃圾》的文章，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归纳为四步：
住房市场泡沫破裂使拖欠贷款和丧失赎回权的案例激增，继而使抵押支持债券的价格暴跌。
金融交易亏损众多金融机构所持资本相对于它们的债务而言太少。泡沫时期大家都欠下巨额债务，资本短缺变得尤其严重。
资本短缺，致使金融机构不能或不愿提供经济运行所要的信贷。
金融机构一直试图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债券在内的资产方式减少债务，但这会导致资产贬值，令财务状况变得更糟。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去杠杆化悖论”。
克鲁格曼批评美国政府的最初救市计划直接从危机的第四步入手是错误的。这样做，恶性循环得不到遏制，金融体系仍然会面临资本短缺。由于楼市下跌，令银行所持次按在短时间内大幅贬值，引起相关衍生工具变得毫无价值。银行间因缺少流动资金而收紧同业借贷，形成融资困难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大银行和不少中小型银行相继倒闭。流动资金不足这点如果得不到马上解决，金融海啸可能会引发另一次大萧条。华尔街所代表的美国金融体系就像一位处于重症监护的病人，病人的身体在努力抵抗着不断扩散的疾病，与此同时，身体却在平静一段时间后开始痉挛。对于这样一位靠自身免疫力已无法抵抗细菌入侵的病人，必须住院治疗，而医生还必须“重症下猛药”，甚至对感染严重的地方实施手术切除。
一战后，法国的克里蒙梭曾有名言：“战争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不能把它完全给将军们来决定”。在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前，同样是如此的重要，不能把它完全交给华尔街那帮贪婪的家伙和许多惟利是图的金融家来左右，更需要像克鲁格曼这样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来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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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与和谐社会（1）
按照神学的观点，上帝创造人是有顺序的：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水和各种蔬菜，第四天分开昼夜和节令，第五天创造出大鱼和各种鸟类，第六天造出昆虫和各种野兽，然后才开始造人。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土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早晨，是第六日。
上帝对自己创造的世界非常满意，用《圣经》的话说就是，“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让一切都“各从其类”。第七天是安息日。紧接着，上帝又在东方立了一个伊甸园，并让他创造的人“亚当”修理和看守伊甸园，还担心亚当寂寞，在他沉睡之际，从他身上取下两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陪伴他。
上帝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就应该从此美好，万事万物按照自己制定的秩序“各从其类”，这就是一个和谐的世界。但万万没想到，女人经不起蛇的诱惑，怂恿亚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破坏了和谐的秩序。② （）这使上帝很伤心，也很生气。
这个和谐的秩序，从犹太教的角度说，就是以《摩西十诫》③ （）和《托拉》或《塔木德》② （）中的613条诫律为基础的。“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见证陷害人”等，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戒律和道德基础，只要人类不遵守这“十诫”，社会就不会和谐，人类就会走向灭亡。
律法的本质就是道德，律法的延伸就是法律，道德和法律构成了和谐世界的基础。所谓的道德，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③用康德的话说，道德的最高原则被称为“绝对命令”， （）④从最高原则中可以产生人们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康德认为，人类有着“本质的价值”，例如有尊严，这使他们具有“无上价值”。但是，人类是有理性的行为人，要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为。如果没有理性的存在者，世界的道德维度就会消失。 （）⑤这意味着，在最肤浅的层次上，我们对他人有严格的仁慈责任：我们必须为促进他们的福利而努力；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避免伤害他们，并且通常总是“努力尽我们所能，促进其他人的目的的实现”。因此，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政府尽可能为人们谋福利和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犹太教及其改善世界的目标差不多始于4000年前，是随着亚伯拉罕和一种革命性的思想——一神教的出现而开始的。亚伯拉罕获得的这一启示使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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