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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资本主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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蕖⑷毡竞椭泄惭У拿拦醚Ъ宜蚪蚶值馈５牵幢闳嗣嵌哉庑┝夹缘木糜跋毂硎救贤且参幢啬芑卮鹫庖灰晌剩憾杂�*资本主义来说，金融业的成长和主导力量是否是好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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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那些平衡包括员工、公司经营地社区的居民以及整个国家在内的各方利益的公司政治家已无立足之地。可口可乐公司的前CEO罗伯托·C。 戈伊苏埃塔明确地阐述了一种新的逻辑：“公司天生要追求经济效益”，当公司“试图要为所有人做一切事时，离失败就不远了……我们只有一项职责：就是为我们的所有者创造出像样的回报……我们必须专注于这项核心职责：创造长期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使股票价格最大化。
今天的CEO们再也没有精力关注其他事情了。如果他们没能达到“业绩”要求——为投资者掌管资金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司的经理对每股收益的预期——就会被别人取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CEO们不必去满足股东或者机构投资者的特别需要，他们的工作很稳固。年度股东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CEO们拿出事先写好的简短陈述报告，回答几个提问，就可以离开了。今天的CEO却从始至终都要参与其中——或本人亲自到场，或通过电话、会议以及正式的陈述报告——不断地向大股东作出保证，打动华尔街的分析家，减少银行家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忧虑。 。。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5）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对现代CEO的困境过于担忧。尽管他们丢掉饭碗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同时还要不断面对竞争对手侵占市场的威胁，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生活仍然非常舒适。他们的私人飞机保养得非常好，高尔夫俱乐部和SPA会馆会为他们自动更新会员资格，并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几章探讨超级资本主义的后果时所看到的，他们的薪水远非普通人可以想象。就算他们被解雇，得到的安慰也是丰厚得惊人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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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超过1/3的美国员工隶属于某个工会组织。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不足8％。这使美国员工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福利待遇的谈判力量急剧下降。从1945年到1980年，工会的工资协议几乎总是围绕着上调工资而定；而后来，工会协议总是包含着工资和福利方面的下降。非工会组织的员工也受到了影响，而隶属于工会组织的员工也不再具有足以提高全行业现行工资水平的影响力。
隶属于工会组织的员工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把工会成员数量的锐减归结为由美国公司和它们的CEO主导的暴烈的反工会激进主义急流，而1981年8月5日，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开除组织全美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首先因为他们没有*的合法权利）并永远禁止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则点燃了这次反工会激进主义浪潮的导火索。根据这种观点，美国的大公司把里根的行动看做是一种“现在可以与工会对抗”的信号，从那以后，大公司开始了报复行动。
但是组织工作困难重重，因为即便在小地方，消费者仍然拥有大量的选择机会，从网上零售商到沃尔玛等大型卖场，包罗万象。沃尔玛非常强硬地反对工会，甚至当加拿大一家分店的员工通过投票决定成立工会的时候，关闭了该分店。随着沃尔玛进入日用零售和医药品领域，连锁零售店和药店由于高昂的工资成本而应声倒闭。这引发了预料中的反应：在2003年，加利福尼亚有大约6万名零售业员工举行了反对三大连锁超市的*。在经历了漫长的停工之后，员工们所获寥寥无几。在2005年夏天，超过1000名芝加哥药剂师举行*，反对医药连锁企业沃尔格林。后来，随着半数的药剂师穿越*警戒线重返工作岗位，*归于失败。
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谋求最佳交易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压力下，工会组织日渐式微。这一结果对于那些员工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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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顺序总结一下，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始于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集装箱、货轮和货运飞机、光纤电缆和卫星通信系统等。这些科技为全球供应链系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刺激了计算机和软件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无须大规模生产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因特网提供服务。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旧有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瓦解，带来了愈演愈烈的竞争。这使大型零售商凝聚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对供应商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实惠。这也为企业家们创造了获利机会，使他们得以打破电信、航空、货运、海运和金融服务领域的规则障碍，同时也加强了竞争力。日新月异的科技和金融业的放松监管相结合，为投资者开辟了新途径，用银行存款投资购买大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迫使公司追求更高的回报。那些获得更好业绩的CEO得到了丰厚的收入，业绩不尽如人意的CEO则被解雇。最终，为争夺消费者和投资者而展开的白热化竞争迫使公司削减工资支出，这对加入工会的员工们的打击最为明显。
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大型寡头公司、按照行业组织起来的大型工会组织，以及通过监管机构代表社区和地方利益的政府等——日渐式微。所谓的公司政治家失去了他们以前拥有的平衡所在社区和公司员工利益的能力。权力转移到消费者和投资者身上。超级资本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
我们赞同这一切吗？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坦率，大多数人对此都难下决断。
难下决断（1）
近些年，华尔街的金融业从业者、华盛顿K街的说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纽约名流、大多数共和党人、众多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的主笔和全世界的自由市场论者，所有这些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都难以抑制他们对美国经济的热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增长了3倍！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从1000点增长到今天的万多点！再看看这些令人惊叹的发明创造和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新服务！这些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蔑视那些他们认为抑制资本主义进一步繁荣的障碍，包括税负和监管、劳动工会、“老派欧洲”式的低效率等所有妨碍消费者权益和投资者收益的东西。
但是另一些趋势也使那些员工领袖、社区活动家、大多数*党人、一些经济学家、众多社会学家、《纽约时报》的主笔、贸易保护主义者和左翼平*义者感到忧心忡忡。看看那些正在被边缘化的员工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财富不平等！工作的不稳定！社区的消失！环境的恶化！对海外*的践踏！保守主义者有时候也会加入其中，特别是在论及所谓的美国文化的荒漠化和娱乐业流于庸俗谄媚的*和暴力的时候。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始作俑者往往是那些贪婪的CEO、不道德的公司和一小撮富有的国际精英。
这两种看法——“哦，它是多么妙不可言！”和“哦，它是如此不堪入目！”——都只描述了21世纪超级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如果孤立来看，每一种看法都极具误导性。每一个故事都忽略自己的另一面。我们每个人在蔑视或者谴责自己想象中的对立面时，内心深处几乎都会产生一丝疑虑。
这是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截然对立的两种想法：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想要好的交易；作为公民，我们不喜欢这些好交易带来的诸多不好的社会后果。在那个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平衡，那时，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的状况不比现在好；不过作为公民，我们的状况却好于现在。
什么才是恰当的平衡呢？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固然得到了许多好处，但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真的值得吗？我们无法判断。*资本主义的旧有制度和发生在那种制度下的谈判，都已经随风而逝。但现在又没有出现能取代它们的新制度，因而我们没有实现平衡的工具。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欲望往往成为胜利者，因为我们身为公民的价值观缺乏有效的表达方式，最多不过是以激烈的言辞直接批评错误的对象。这是在超级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危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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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人士圈子里，抨击沃尔玛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参议员乔·拜登在得梅因的衣阿华州历史大楼的顶层大声疾呼：“我对于沃尔玛的质疑在于，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关心中产阶级民众命运的迹象。”这发生在距2008年总统选举还有两年多的时候，拜登是*党内有望当选的候选人之一，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关怀美国人工作和工资状况的领导人。“他们在谈论支付10美元时薪……以这样的工资水平，你怎么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呢？”
沃尔玛俨然成了美国资本主义所有问题的典型代表，因为该公司已取代通用汽车成为美国经济的化身。回想一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用汽车是世界上利润最丰厚的公司，也是美国国内最大的雇主。通用汽车向员工支付达到中产阶级标准的稳定工资，并提供优厚的福利，以现在的美元计算，一年要支付大约6万美元。而今天，按收入计算，沃尔玛成了最大的美国公司和国内最大的雇主，它支付给员工的平均工资约为每年万美元，每小时不足10美元，它的附加福利也少得可怜——没有保障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福利少之又少。而且沃尔玛极尽所能地维持低工资和低福利水平。公司2005年的内部备忘录建议，雇用更多的兼职员工来降低公司在医疗保险方面的开支，同时还建议给长期员工设定工资上限，这样他们的工资就无法继续增长。同时，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沃尔玛非常激进地反对工会。
难下决断（2）
2007年，沃尔玛的CEO是小李·斯科特，他绝非“引擎查理”威尔逊式的人物——那位20世纪50年代通用汽车的高管认为，国家的命运与本公司的命运休戚与共。斯科特对沃尔玛的定位远没有那么伟大。他认为：“一些善意的批评家根据我们的公司规模，认为今天的沃尔玛应该扮演通用汽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继续创造国家为之自豪的中产阶级。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零售商无法在经济体系中扮演那样的角色了。”斯科特是正确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由他造成的——在于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继续扮演那个角色。
如果我们明白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与其针对沃尔玛展开争论，不如考虑一下我们自己头脑中的争论更有趣。我们中有数百万人都在沃尔玛购物，因为我们喜欢它的低廉价格；我们很多人也通过持有养老金或者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沃尔玛的股票。沃尔玛岂不是由于我们的罪过在遭受严厉的批评？毕竟，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和他的后继者们没有拿枪对着我们的脑袋，强迫我们去那里购物，或者强迫我们把存款投资于他们公司，他们并非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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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股票交易所、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资本市场，尽管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但都比几十年前更有效率了。股票价格反映的是预期收益而非现期收益，投资者有时候也会犯大的群体性错误——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许多人投资网络公司，随后在2000年泡沫破灭的时候深受其害。公司可以通过投机取巧的会计方法来粉饰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掩饰得很好，比如安然公司高管们的所作所为。受托管理我们资金的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并非总能代表我们的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它们和以我们的名义投资的公司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时，就更是如此了。而且华尔街对于未来的看法总是急功近利，这一点众所周知，他们通常只看每个季度的业绩数字，而不考虑更长期的业绩表现。
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投资者仍然与消费者一样取得了成功。要想知道公司高管们是否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压榨出价值，回报我们这些投资者，资本市场就是最为敏感的晴雨表。另外，数字也是最好的证明。随着旧有的寡头经济体系让位于自由竞争——金融企业家可以为获得更高利润而压榨公司——股票价格开始飞涨。1972年11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了1000点；1987年1月8日，达到2000点；1991年4月7日，突破了3000点；在1995年2月23日，达到4000点；1997年7月16日，冲上8000点；1999年5月3日，飙升至11000点。此后，道琼斯工业指数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而急剧下挫，后来又在2006年10月19日反弹到12000点，2007年4月25日，达到13000点。尽管冲上每个整数位都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其中一些投资活动实际上属于投机行为，但是投资者还是变得更加富有了。
财富的巨幅增长并非一些保守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罗纳德·里根的供给方减税政策造成的。在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增加税收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频创新高，这说明公司在朝超级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利润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公司高管们有了提高效率的强大驱动力：作为消费者，我们提出警告，除非他们的办事效率最高，否则我们就转向其他商家；而作为投资者，我们提出警告，除非他们能为我们的投资带来最好的回报，否则我们就把资金转到别家。我们施加的压力——通过沃尔玛这样的消费者中介，或者通过华尔街的投资者中介——如下文将要讲的，使成功的CEO和金融企业家们获得了惊人的巨额财富；又如前文所述，让失败的CEO和金融企业家们突然间丢掉饭碗。
难下决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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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不仅仅是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同样也要为维持生活而工作。如果我们的工资和福利没有随着整体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加，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发展。
除非是完全陶醉于自我的人，否则我们所关心的绝不仅限于自己的工作、工资和福利，我们还会关心父母或者孩子的工作，还有兄弟姐妹和他们孩子的工作，朋友、同事以及他们的父母与孩子的工作。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专注于与个人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被严格地限定在政府数据分析机构的分析家们所定义的“家庭”或者“家族”内。但是这种分类太过武断，人类的移情能力——责任感、忠诚以及简单的人际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制。
我们也是社区的成员、邻里生活的参与者、*成员、爱国者，许多人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牺牲个人利益。标准的经济模型很少涉及这些无私的思想感情。然而作为公民我们可能会关心很多问题：是否大多数人的工作都不稳定并且工资停滞不前？是不是少数人垄断着大多数国民财富？由于小型零售商无力与大卖场抗衡，我们也同样担心小镇主街会因此而消亡。也许我们还会为许多其他事情感到不安：工业中排放大量污染物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国外的践踏*事件时有发生、刻意迎合*暴力等原始本能，或者拼命用垃圾食品塞满孩子们的胃（我们自己可能也吃了大量的垃圾食品）。
在这些方面，狭隘的自我利益和广泛的社会同情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比如说，我希望穷人也能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否则犯罪率就会攀升，我所爱的人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我的孩子或者我本人就可能被某个穷孩子抢劫，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合法经济活动中没有成功的希望。同样，我也对小镇主街的消亡感到忧心，不仅是因为我关心小型零售商，还因为我曾经享受过流连其中的乐趣。全球变暖不仅威胁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还有可能吞噬掉我喜欢漫步的海滩。我不希望网络上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内容，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孙辈看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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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买到便宜的汽车、冰箱、相框或者其他各种价廉物美的产品，通常是由于那些铸造、修理、安装、固定这些东西的美国员工们接受了工资和福利的削减，或者丢掉了工作。在通往超级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他们的工资下降了或失业了，这是因为，就像我们在前一章所谈到的，运用新软件、雇用外国员工或者某个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美国员工，企业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完成同样工作。大多数失去工作的员工可以找到新工作，但通常是在当地从事服务业，比如在零售商店、餐馆、旅馆和医院里，这些工作的工资更低、福利更少。2002年劳工部再就业员工调查显示，由于进口竞争而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找到的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平均低了13％。因其他原因而丢掉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比如雇主用自动化机器和软件取代了人力），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低12％。
当我们发现更经济、更实惠的服务时，可能也间接地影响了某些美国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如我们会在网络上搜索，选择低价票，如果几百万名旅客都这样做，就会影响像莎侬·韦勒姆这样的空中服务员。29岁的莎侬·韦勒姆是西北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服务员，她在2006年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当时破产法官正在就是否允许西北航空公司进一步降低工资并禁止举行*一案作出裁定。为西北航空公司工作7年之后，韦勒姆的所得收入终于在2005年超过了3万美元。但是在2006年，如果按照西北航空的要求减薪，她的工资可能不足万美元。她在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擅长量入为出地生活，我没有空调、有线电视、呼叫等待、高速网络或者汽车。我住在哈林区第142街的一间约21平方米的单间公寓里。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付完购买食品的账单之后，我就身无分文，不得不靠透支信用卡吃饭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下决断（4）
在我们为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把存款从一家基金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基金公司的时候，我们也间接造成了某些人工资和福利的下降。大型慈善机构、大学教授养老基金和工会养老年金的经理人们也在要求公司大举降低成本之列。为了争夺委托人的投资而展开的竞争日益激烈。是谁迫使他们去追求更高的回报呢？包括我，可能也包括你。如果一名受我委托的教师养老基金的资产管理经理没能为我的存款带来最佳回报，我就会更换基金。而且，现在我可以比过去更加便捷地改持其他基金了。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点击另一家回报更高的基金而已。因此，是我在间接地迫使CEO们去压榨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甚至我还可能在强迫CEO们和工会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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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间，美国的整体经济蓬勃发展，而中产阶级家庭的实际收入却没有增加，新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财富都流向了最富有的阶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伊曼纽尔·赛斯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托马斯·皮克提共同研究了纳税记录，他们发现，截至2004年，美国人群中最富有的1％拥有国民总收入的16％，比1980年的8％增加了一倍。美国人群中最富有的的收入所得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1980年的3倍，高达7％。收入不均的状况在欧洲和日本也同样有所加剧，尽管表现得不如美国明显。收入位于美国全国前20％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大学文凭并不是高收入的保障。即使是那些收入处于前5％的人（他们的收入比20个美国人中的19个人都高），从1978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的收入涨幅也不足1％。
在这数十年间，收入最高的阶层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情况是，极少数人握有绝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少的人握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速度日趋加快。从20世纪初期开始，曾出现了一次影响重大的收入平等的倒退，并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达到高潮。到了2005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所得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于1929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除了2000年短暂的股市泡沫期间）。
大部分财富以投资收益的形式流向了已经非常富有的人群。富有阶层拥有的股票远多于中产阶级投资者，因此资本所带来的回报让他们获得了极高的收益。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是新近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2001年，最富有的的人群申报纳税830亿美元，哈佛大学的卢西恩·别布丘克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亚尼弗·格林施泰因教授对此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金额——480亿美元——来自美国公司职位最高的5位高管的收入总和。企业高管们包含股票期权和津贴在内的平均收入为640万美元；CEO的平均收入为1430万美元。研究者把高管的收入与所在公司的总收益逐年进行比较，发现其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支付给5位高管的薪酬一般占总收入的5％。到了21世纪初期，高管的薪酬达到了10％。到了2006年，CEO们的收入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比重是20世纪80年代的8倍。
如何来解释这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轨迹呢？是高管们变得更加贪婪了，还是公司董事会更不负责任了？是CEO们更狡诈了，还是投资者更驯服了？又或者，是华尔街更容易*控了？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对此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40年前，在大公司，包括高层在内，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受到强大的企业、壮大的员工队伍还有政府间接参与的谈判的影响。寡头公司和行业工会直接就员工的时薪标准进行谈判，白领员工知道他们的工资级别间接受此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大公司类似于公务员系统。这些寡头公司中的高管必须与有组织的员工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必须与政府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自由设定工资和价格，得到关于运费、税率或者许可证的监管许可，继续取得政府合约。如果他们的薪酬过高，就显得很不得体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下决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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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其他后果，包括对于环境、社区以及基本礼节的影响，我们同样具有两面性。三四十年前，*资本主义对这些实施了保护措施：积极立法保护环境，公司没有因经济压力而舍弃故土，电视、广播和电影中的言行受到严格规范，法律严禁传播**内容。但是从那以后，我们这些新获得权力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可以找到更加实惠的交易了。
我认识不少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他们对大气中一氧化碳排放量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后果深感忧虑，对继续向空气中排放一氧化碳的大型能源公司和不作为的政界人士愤慨不已。可也正是这代人，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在使用运动型多功能车或者四轮驱动汽车代步。更富有的一些人会驾驶悍马，而且家中还有第二辆甚至第三辆汽车。他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要消耗这些能源就会向大气中排放更多的污染物。他们的面积近400平方米甚至更大的住房终年维持适宜的温度，他们还购置了超薄型液晶电视、无线声控系统、按摩躺椅和漩涡按摩浴缸等。他们把资金投资到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而不去理睬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会遭到怎样的破坏。作为公民，他们对全球变暖异常焦虑；而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他们却积极地制造更多热量。
同样，我们大多数人珍惜传统社区的和谐环境，也正是我们在推动它们消失。在我们的年龄，不少人都应该记得美国许多小镇的传统主街，记得那些各具特色、独立经营的店铺，甚至记得我们的父母和店主之间其乐融融的关系，以及一路上与邻居、朋友的寒暄。近些年来，全美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一直试图重建这些几乎被遗忘的美国小路所具有的氛围和吸引力。你可以在封闭式住宅小区、中产阶级的商业公寓群、都市景观中的“新城”，甚至在一些机场商店和公共住宅群中，找到以前在小镇主街上出售的手工艺品。新奥尔良的旧圣托马斯住宅区，曾经是该市最难治理的贫民区，现在却变成了“河流花园”，相当于19世纪后期新奥尔良地区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的开发区。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建造的Celebration居民区，是对怀旧潮流的贡献，用Celebration网站上的话来说，Celebration模拟了“富有怀旧风味的社区”，“在迷人的湖边漫步区，坐落着独一无二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店铺和美味诱人的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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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我们可能为公众道德标准的沦丧而忧心。如今的娱乐公司不断地散布*和暴力。电影比以前更庸俗，有更多暴力画面；音乐歌词则更加*，更具*性；有线电视里播放的内容更是肮脏下流；网络就是虚拟的污秽源头；电子游戏中则满是炸开的头颅和四分五裂的肢体。
信奉保守主义的专家大声疾呼，美国文化正流于低俗，并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无处不在的恶魔——自由主义。后来成为道德改革家的保守主义法学家罗伯特·博克这样写道：“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流行娱乐……为自己的无法无天而欢欣鼓舞，攻击那些认为应当有所节制的人……美国不断生产和传播的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所有的变态与荒淫。”对于博克和其他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这头野兽的心脏就位于好莱坞。“好莱坞的很多人坚持在电影中使用泛滥的污言秽语，因为他们把残忍和*看做‘真实’的象征。” 。 想看书来
难下决断（6）
就个人而言，我痛恨流行文化把女性变成了性对象、宣扬嗜血成瘾的侵略，并把这些垃圾传播到我们的家中。但好莱坞并非要对此负责的罪魁祸首，这种颓废堕落与自由主义也没有关系。流行文化的传播是由美国的巨型传媒集团资助的，这些集团中包括福克斯娱乐集团（顺便提一句，该公司由右翼分子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掌管），以及庸俗不堪的《飞越情海》和《飞越比佛利》的发行商。其他大公司也在以*和暴力为卖点，通过广告来兜售从运动服到厨房用具在内的所有商品。
在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问题要简单得多，那时候传媒公司数量不多，每家公司都必须得到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许可，以确保节目内容不至过于偏离美国家庭的接受尺度；那时，电影也必须通过好莱坞审查委员会的评审，而且当时的最高法院颁布法律禁止传播*内容。（法官波特·斯德沃特有一句名言，他说，虽然他难以明确定义究竟什么是*，但当他看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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