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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言败-我挑战了麦当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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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让我走入了死穴
正在我为难之时，一位朋友为我推荐一个“能人”，说他是融资高手，一定能帮我筹措资金，渡过难关。这个能人就是弓建军。
弓建军的确是非常聪明的人。自幼喜欢油画、书法、唐诗、宋词；河南大学毕业后，自己经营一家装饰公司，他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说，他非常欣赏红高粱的概念，他认为，这是河南人的骄傲。我告诉他，我正处在骑虎难下的局面。10个分店的租金押金和前期投资都到位了，平均一个店交了40多万的押金，启租期是三个月。启租期眼看到了，我的合作伙伴违约了，合约上规定三个月内到位2000万，可后来一分没到。红高粱已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是进还是退，我不知道。进——至少需要1千万，退——社会影响太大。
弓建军一听就着急了。我没想到这么有名气的红高粱，竟然处在这种境地。他向我表示，愿意想点办法帮我一下，他说不希望看到让河南人为之骄傲的牌子倒下。
那天他俨然拿出了“救世主”的风范，给我指点了“江山”！他说：“乔总，你这是端着金饭碗在要饭！其实你周围到处都钱，总不能活人让尿憋死。就你这个红高粱三个字就是很大一笔财富。”他接着说：“公司那么多员工，每个人集资2000元，你就有几百万了。”
我告诉弓建军，怕员工接受不了，不但没弄来钱，又影响了员工情绪和服务，其不是更糟？
他说，他有把握弄来钱。于是我请弓建军出任了总裁助理，后来任命为常务副总。
弓建军提出了员工集资方案后，拿到了红高粱的高层办公会上讨论，大家认为，只有一种选择，确保红高粱不倒！于是，大家一致通过集资方案。
刚开始，所有经理先带头，每人至少2000钱，多者不限。我当天就把刚拿到的工资全部交给了财务部，接着所有的经理都分别响应了公司的号召。接着我们又动员了全体职工。每人都必须存钱——2000元。
消息传开后，社会上的人也纷纷加入甚至托熟人来〃入会〃，而且他们都是以员工家属的名义来交钱的。此时，弓建军把这个情况电话向我作了汇报，我当时正在为深圳分店没钱发愁呢，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像打了一支强心针似的，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当时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搞好红高粱事业，让那些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
由于资金是慢慢积累的，然而几个分店是同时急需资金。结果出现了既迟迟开不了业，又割舍不了，包袱越背越大、越背越重的局面；比如天津分店整整拖了10个月才开业，海口分店拖延了一年才开业。对业主来讲，只要启租期一到，不管你是否开业，每个月的房租一分不少。你不交钱，很简单：走人。那你以前所交费用就全部泡汤。
于是，红高粱的经营已经出现了恶性循环的局面：一个店本来100万就可以开业的，现在花了200万元还没有开业；人员早已招聘过来，已经开始培训，迟迟开不了业，也给员工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店铺开业了，由于前期费用太高，看着生意很好，就是没有利润。另外，我们总公司又有高息的压力，事实上，红高粱已经不是在正常经营，而是在“铤而走险”。
1998年5月，河南三星非法集资案告破，红高粱公司的集资也因“集资户”的挤兑而终止。没有经济支撑的我不再“四处奔波”，开始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种下的一棵棵〃红高粱〃，我发现几千万的资金已经像水一样地泼了出去，各地的直营店大多负债累累，几近倒闭，公司总负债已接近2000万元。这个时候，每个分店都受到总部的影响，经营遇到困难。这个时候最需要专门为企业服务的风险投资的进入。其实，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麦当劳在第六年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有上千万美元的债务，又面临着的商标纠纷，克罗克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可是有一家小型的金融机构给麦当劳作了一个7年的低息债转股的投资，挽救了麦当劳。我们当时的生意并不是不行，而是债务压力太大，结果红高粱步履艰难，纷纷倒下。
当时，红高粱也有一次被海外著名投资银行挽救的机会，由于双方的“语言不同”，合作没能成功。
中式快餐连锁中的问题
红高粱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20多家分店以后，暴露出来的问题，越发明显，我试图一一解决，可是，解决一个，就又出现几个，我开始静下心思考，中式快餐连锁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到底有哪些，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供应链问题——我认为，餐饮业也好，快餐业也罢，它是一个供应链长而分散、需求链短而多的行业，导致餐饮企业在采购及销售方面因信息流短缺和不畅带来的经营成本高、收益不稳定的经营状况。餐饮业的供应链中最庞杂的是中间环节，即大大小小的中间供应商，就向海洋中的浮游生物一样，游弋在生产商和餐饮企业之间，他们一手托两家，靠信息收集与控制，通过实现对信息流、物流的掌控和资金流的服务获取收益。
同时，由于外部信息的不畅，直接影响到连锁企业内部信息管理与外部信息流“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影响经营管理的改善，也直接影响到成本管理和供应标准化的问题。
第二、管理规范问题：各店要想达到统一的高标准，就需要好的管理人员，而好的管理人员，招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就是品种的口味问题，一个店一个味，同样的配方，不是同样的味，原因是原料不标准。同一个地区还行，跨地区就非常的困难，要解决就要以高成本为代价。
泰坦尼克号
我最痛苦的阶段就是1998年，我已经背上上千万的债务。红高粱的每一步经营都是非常艰难的，已经身陷恶性循环的“绝境”。
正在那个时候，我看了一部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我发现，这个时候的红高粱就像“泰坦尼克”一样，已撞上了“大冰山”。我不仅仅是身背重重的“外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知道，我们公司触犯了保卫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神圣的法律。这个“泰坦尼克”过不了多久可能就要沉入“海底”，我无疑就是那个船长。
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法制经济。以我国新刑法为例，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就有近100条，另外还有民法、经济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国际商法等等。企业经营不会一帆风顺的，做企业难免会失败，也许会有违法的事情发生。你可能是好心，也可能是无意，但你确实违了法。违了法怎么办？这是衡量一个人的关键时候，你是敢于承担责任呢？还是“36计”一走了之，逃避法律的制裁。
这几年在我国，“老板进监”现象多了起来，其实，“老板进监”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企业老板，缺少这种“船长精神”，一出事先保自己，企图逃之妖妖。殊不知这是“二次”犯罪，不仅对企业有害、对社会有害、更对自己不利。
这方面国外的企业家做得相对就好一些。比如美国朗讯公司的CEO里奇马津经营失败同时也有违法现象，他不是首先想着跑，而是担负起责任，辞去职务，雇律师等候起诉。
红高粱被立案
1999年初，向红高粱集资的王涛（化名）等83名群众联名就红高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向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郑州市公安局进行举报。
此时，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受命立案侦查。
2000年10月29日晚上子时，我被郑州市金水区的干警带到公安局。10月31日被刑拘，12月6日被捕，开始了我的囹圄生活。
红高粱赢得“霸菱银行”好感
1996年由于新闻媒体爆炒红高粱，无疑也吸引了许多投资人的关注。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和“霸菱银行”的交往，我懂得了国际企业是怎么运做的，国际投资是怎么一回事。
谈“霸菱银行”之前，必须要先谈一下香港百富勤投资银行和他的投资高手徐新女士。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1996年年底，香港和深圳的新闻媒体也轮番报道了红高粱，引起了深圳以及香港人们的关注。关注的程度是让我难以想象的。比如，我在香港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事情。97年年初去香港出差，出租车司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他马上就问我，你知道北京有个红高粱吗？当他知道我就是红高粱的乔赢时，竟然不肯收我的乘车费。可见，香港的老百姓是多么关注红高粱。当然也引起了香港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重视。
1996年年底香港的百富勤派了一名投资经理徐新女士考察了北京红高粱，被当时的那种火爆场面深深吸引，于是决定要和我见面。当时我正在深圳考察市场准备建深圳红高粱分店。
我和徐新在深圳见面了。她说，百富勤很欣赏红高粱的这个创意，有意向给红高粱投资。希望更多的了解了我的事业理念和未来的目标。经过一段考察后，他们基本决定投资红高粱，计划占25％到30％的股份。正值向实质性合作进展时，亚州金融风暴给百富勤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导致“合资”流产。
直到1997年下半年，我都没有徐新女士的消息。有天下午，我突然又接到徐新的电话，她告诉我现在她已经是香港霸菱银行的投资经理。霸菱银行的前身是巴林银行，总部在新加坡，是英国的老牌银行，有200多年的历史。被一个叫尼克尼森的职员搞跨以后，被荷兰皇家银行收购，现改名为霸菱银行。她把红高粱这个项目带到了霸菱，给老板谈了这个项目以后，老板很感兴趣。而且这与霸菱银行当时在亚洲的投资方向是一致的。当时他们在亚洲主要有两个投资方向：一是投资服务业；二是投资IT业（如网易就是他们投资的一个项目之一）。当他知道我就在深圳时，决定当天下午就要与我见面。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一般情况下星期天晚餐生意没有平时好，我希望她星期一来比较合适。她跟老板商量以后，老板执意要跟我见面，主要是为了有个感性认识，初步了解一下红高粱和我。我们约定六点半在红高粱餐厅见面。
那天我是比较紧张的，生怕生意不好影响下一步，因为人的第一印象是特别的重要。可天又不作美，大约在五点五十分时，突然下起了瓢盆大雨，这下子我更紧张了，本来星期天晚餐就没有平时生意好，再加上大雨，生意会更糟糕。我正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办公室等待他们到来时，大约在六点十分左右，餐厅经理打来电话说：“乔总，你运气真好，今天出奇了，餐厅的生意异常火爆，不仅座无虚席，而且每台收银机前都排成了长队。”
我放下电话兴致勃勃的赶到餐厅，果然如此。我心里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前了10分钟赶到了红高粱。
她老板是美国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专家。到了之后，直奔餐厅，观察食品、服务、卫生、速度。
当他看到这种火爆的场面时，开玩笑似的问徐新：“你说今天红高粱的生意不好，如果好还是什么样子？”
徐新满意的笑了。
“霸菱”决定投资红高粱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和谈判，“霸菱”决定投资红高粱，双方签定了中英文的商业合作报告书。“霸菱”向红高粱总部注入2000万美金，收购红高粱80％的股份，我占20％的股份。
其实，一个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决定给你投资后到资金到位，必须经过四大关，而且每一关都通过了，最后资金才会到位。真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签定这个商业合作书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这四大关是：经营关——财务关——法律关——人事关。而且到了那一关哪些人出面都是有计划、按程序走的。而且，对每一环节的考察，基本上都是国际著名的中介公司来完成的。
他们共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分别考察了红高粱的各个分店。经营关过了，就开始财务审查，然后就是法律；最后就是人事。前几项他们基本通过以后，“霸菱银行”总部的总裁亲自从新加坡来到中国对我考察。“霸菱”的总裁特别欣赏我对未来全球快餐的发展走向的分析。认为我是有事业理念的人。他们已经拿出了对我下一步的任用和培训的计划。基本的打算是，由香港著名猎头公司推荐的亚洲区一位著名洋快餐的总经理出任红高粱总经理，同时也考察了北京几个有名的快餐界知名人士，准备物色地区总经理人选。他们希望我做董事会主席和CEO，先到香港花大力气解决我的英语表达问题。
最后，在财务关和法律关上出现了问题。我在给“霸菱”交往中，事实求是的把我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的盈利、我们的债务等全盘托出。当时徐新和香港“霸菱”的老板更看中我和红高粱的未来以及品牌的价值，对现状是理解的。但是，财务机构和律师楼认为有问题，他们不肯签字。如果他们不签字，资金是投不出去的，这就是国际惯例。
霸菱的“绣球”抛给谁？
因为霸菱投资快餐的计划已被董事会通过，投资款已经确定，突然不投快餐会很被动的。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另一家中式快餐——台湾永和豆浆大王。虽然，徐新和她的老板并不认为这个中式快餐能比红高粱高到什么地方，但是他却符合了“霸菱”的投资模式。最后“霸菱”的绣球还是抛给了台湾永和豆浆大王。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就仿佛听到医生说我患了“绝症”一样的感受，但我很快镇静了下来。我问徐新：“你们投资哪个‘永和’？”因为，“永和快餐”仅在台湾都有好几家“永和”，而且在大陆就更多“永和”了。从颜色上分类，就有“绿永和”、“红永和”和“黄永和”；至于名称的区别，就更多了。徐新给我说：“是叫‘台湾永和大王’的‘永和’。”
管他是哪家“永和”呢，都是从台湾来的，反正不是红高粱。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对我热爱的红高粱事业失去信心，我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会看到红高粱走向全球的那一天！
我始终拿麦当劳为例，他的创始人克劳克55岁才开始经营麦当劳。在麦当劳刚创业的十年间，也有几次险些倒闭、破产，就是因为他坚定的个性和对麦当劳事业的无限热爱，他经过十年的奋斗成功了。
“跳不出碗，走不出店”
我对红高粱快餐的第一次反思，是从秦全跃对红高粱的批评开始的。北京王府井分店开业以后，生意非常火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赞美的文章不计其数，正在此时，有一篇刊登在《北京青年报》上“骂”我的文章，这个“不和谐”的声音是秦全跃喊出来的。正是这个声音让我开始了反思我最喜欢的红高粱烩面：快餐到底是什么？
秦全跃，“臭嘴”，心好，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们经常彼此不说话，我是忙得顾不上，他是生气不想说。商界老板们提起秦全跃，恨得多，怕得更多。他是非常另类的人。他时而像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仁人志士，时而又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有时他又斤斤计较，像个“小市侩”。在策划界他以“骂”见长，颇有美国“福布斯”之风范。在商界他有许多杰作；也有广为流传的“绝骂”之作。比如：“CI败给三片肉”（意思是马兰拉面重视CI，但是生意不如在旁边的马华拉面好，原因很简单——马华比马兰每碗面里多了“三片肉”。暗指，消费者务实的消费心理。他告诫商家要多给顾客实惠）；“非常可乐，非常冤”（非常可乐的味道，一点不亚于可口可乐，因为品牌的认知度问题，造成非常可乐的市场竞争力远不如可口可乐。商家做了一个实验，把两种可乐换一下瓶子，结果，大部分人都说“非常可乐口感不好”，而事实上，里面装得确是可口可乐的饮料。于是，就有“非常可乐非常冤”之说）；红高粱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绝骂”。当时正值红高粱最火的时候，他着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的文章是：红高粱有戏没戏？——跳不出碗，走不出店。
其实，这句话已经把中式快餐的弊病说得淋漓尽致了。
刚看到这个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不懂快餐，我找些理由批驳他一下。
说实在的，我“批”不下去，不仅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反而让我越来越感到他提出的问题精彩、深刻！几年来，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到了今天，我越发感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势在必行。为什么呢？答案是：电子商务时代，中式快餐更需要“跳出碗，走出店”。
因为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物理店铺会逐渐减少，相反，“虚拟店铺”将呈非线性的增长。走出店铺，物流配送，将成为21世纪时尚的生活方式。谁先解决好这个问题，谁就是未来的赢家。
秦全跃的一句“有戏没戏”，使我迈向中式快餐反思的第一步。现在我想说——感谢秦全跃！
“跳不出碗，走不出店”，意见深刻，远见卓识！
顺便说一句，秦全跃还有个“怪癖”性格：决不会人云亦云。当大家都说某某好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出问题来。而要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家真的落难了，遇到挫折了，大家都骂声一片的时候，他又会挖空心思去找“亮点”，去拉兄弟们一把。
当然，由于职业关系，人们更需要他的嘴，而不是他的手。
其实，站得高一点看，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行了，他又多个“客户”，多个“骂”的对象，又何乐而不为？
1998年时，红高粱已经处在十分危机的状态了，当时国家内贸局正要召开全国快餐发展研讨会，会议要求我作发言，为此，我准备了一篇题为《我的十大反思》发言稿。这个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凡响，会后有不少媒体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中央二台《经济半小时》就我的反思进行了采访，作了半小时的专题。后来，全国不少企业和老百姓也关注着这个话题。今天，我在狱中又进行了更深刻的反思。
反省中式快餐的问题，红高粱的问题，我想这些教训是深刻的，对读者、对同行以及对正在创业或打算创业的人，会有参考价值的。
反思
#反思一、政策与法律是企业的最大风险（死穴之一）
企业的经营管理与中医治病很相似。中医治病的基本原理就是使身体周身的经络畅通达到阴阳平衡，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从“无序”到“有序”。企业也是这样，通过企业的各个系统的协调、和信息畅通达到企业各个方面的有序化。然而中医认为，人身上有几个生死幽关的穴位，如果这些穴位不通的话，就有生命危险。这叫作“死穴”。
事实上，企业跟人身体一样，也存在着“死穴”。我认为，企业至少有两大“死穴”。第一个死穴就是政策与法律的风险；第二个死穴是投资的风险。在这里，我先谈谈第一个死穴：政策和法律的风险。下一个反思中，我再谈第二个死穴：投资风险。
这是我进入商界以来，体会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把它列为第一个经验教训。也许有些读者会不以为然，或许认为，跟我们的企业没什么关系。对不起，你错了，这跟我当初的思想一样。我记得搞企业以来，不知道写过多少份商业报告或可行性分析。几乎每当写到风险分析时，对企业面临的政策和法律风险是一笔带过。绝对相信“本人、本企业”是“根红苗正”，遵纪守法，一心一意为社会奉献，不可能出现法律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地方我出了事，公司出了问题。原来自认为最放心的地方，却成了“阿客琉斯的脚后跟”。现在明白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应该高度重视法律问题。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为什么不高度重视法律问题呢？不仅要学好法、遵纪守法，而且还要用法律这个武器保护自己。
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坐到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刑法的判决。我的经历、我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根红苗正”。12岁开始读马克思的书，13岁以后，心中最崇拜的人就是马克思了。15岁当兵，19岁就读解放军坦克指挥学院，成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后又获得南京政治学院的哲学学士学位。又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当了4年教官。在红高粱净赚几百万的时候，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买双袜子都心疼，可是一说是社会公益事业，赞助几十万元，一点都不会心疼。我做红高粱快餐的全部动力，就是决心创建一个国人自己的餐饮名牌。我始终认为，我国的电脑业、汽车业落后了，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国最发达的餐饮业应该有全球名牌吧？不应该与西方有那么大的差距吧？可是它也有那么大的差距。我的奋斗目标就是缩短这个差距。
在红高粱遇到最危机的时刻，我想的不是保住自己的钱财，而是保住红高粱的品牌，因为我知道，红高粱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中式快餐业的一个代表性企业。我当时想，宁愿损失企业自己的利润，也不愿给民族企业脸上抹黑。我的思路没有错吧？
然而，企业还是进入了“死穴”。刚开始我是想不通的，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而且还有一个很高尚的体会：我为我们国家走向法制化而高兴。当时，我心想，尽管我们国家法制化建设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我已经体会到了“依法治国”这个国策的威力，体会到了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他的意义是，不管你的出发点有多好，不管你过去有多少贡献，你触犯了刑法，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法律的制裁。
我想通了以后，不仅不感到委屈，而且还自觉的研究了我国的法律。我读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商法、行政处罚法，婚姻法等。其实，我到希望所有经商的老板和企业家们，再忙也要多学一些法律。不能光学一些民法和公司法的知识，还要懂一些刑法的知识。特别是我国的新刑法，仅经济犯罪条款就有近百条，也许你不是故意的，也许你的出发点很好，并没有犯罪的故意。问题是，还有过失犯罪呀？你如果不认真掌握刑法的有关条款规定，你可能随时就坐在法庭上。就像一首英语诗说的那样：“Life can be dreams Life can be thought Life can mean a person Sitting in court。（……生活意味着你随时坐在法庭上）”
我国加入WTO以后，许多企业都开始重视国际商法的学习，没错，不懂商法就很难在国际上做生意，就很难让你的产品走向世界，更谈不上创国际知名企业了。我记得美国假日酒店的一位前财务总监曾给我形象的比喻过在国际上做生意的规则。他说，国际贸易规则就像墙上有个“洞”，形状是“圆”的，大家都想通过这个“洞”，你通过了，因为你遵循了这个规则：“圆”，你没通过因为你是“方形”。
我跟一些国际知名企业接触时，我发现他们不仅法制观念极强，而且自己还有确保“安全经营”的一系列有效制度，而且这些制度本身就已经成了企业的“法”，任何人都不能“越轨”。比如，对一个项目是否投资，他们必须经过律师楼的严格考察，如果律师楼没有签字，再好的项目，企业也不会投资。这种观念都是法制经济的内容。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们的企业的确应该从中受些启发，这实际就是用法律保护企业安全经营的有效手段。
反思二、投资风险——企业的“死穴”之二
投资不慎或投资失败，导致企业破产的案例实在数不胜数。比如，香港百富勤，就是因投资失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来临时，使企业遭到致命的打击。我们红高粱也是因为投资问题而导致失败的。
事实上，第一家红高粱的开设，从投资角度是非常成功的。我借了40万元，其中押金20万，而店铺实际投资仅20万元，共花了三个来月的筹建时间，结果开业的第四个月就收回了投资。当年获得税后利润189 万元。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不要等有了钱再开始创业，只要项目好，不愁没有钱。两手空空照样可以打天下！
我想这个体会不会有什么错，而且很有点时代意义，为什么有时代意义呢？答案是：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力、信息和知识就是最大的财富。
列宁有句名言：“真理往前多走半步就可能变成谬误”。
由于我坚信我的投资理念——不要等有了钱再开始行动。并且在投资实践中，将此理念绝对化了，后来演绎了一出“骑虎难下”的悲剧。
96年下半年，由于轻信合作伙伴三个月2000万元投资到位的协议，结果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当时红高粱所赚的全部资金投到10个分店的租金押金上，平均一个店交40多万的押金，启租期是三个月。可后来启租期到了，可是合作伙伴违约了，三个月内2000万一分没到。致使红高粱完全处在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进？——需要一千万元，退？——社会影响太坏。
现在反思这种状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深受以前“投资理念”的影响。本来这么大的投资项目，不仅要严格论证，而且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资金没有着落仅凭一个投资协议决不能轻易启动这个连锁项目。事实上，我启动了这个项目，而且由此上演了一系列悲剧：不做吧，红高粱就会被暴光，落一个不守信用的坏名。有的“业主”为了支持自己的民族快餐，本来跟世界著名的西式快餐签过合同书了，知道红高粱要来，宁愿赔违约金也要把店铺租给红高粱；我们经过分析，认为红高粱没有退路。当时媒体对红高粱的定位是：“红高粱已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了，它标志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还有位非常关心红高粱的银行领导告戒我说：“乔赢，现在如果红高粱失败，全国老百姓的吐沫都会把你淹死！”如此等等，我已骑虎难下。我前进不了，后退不得，急得直想跳楼。无论如何，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红高粱不能倒下，我必须不顾一切的保住这个民族企业的品牌。最后，全体管理人员宁愿集体“集资”，也要保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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