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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形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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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 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我国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民间疾苦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这些教育手段那么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系统的封闭性决定了，官员不可能对民生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难引起如果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
第一节本章前言
第一节本章前言
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本不应该在中国出现的话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们最终还是共同富裕，但不知从何时起，“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成为了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谈到它，每个人都可以谈上几句，什么“美国是中产阶级社会”了，什么“中产阶级社会最稳定”了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中产阶级社会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欧美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产阶级社会，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现在他们也不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中产阶级社会；我们的近邻日本从70年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社会，90年代初期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一亿总中流”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学家将日本现在的社会城为“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塌陷的社会；在新兴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产阶级社会，新家坡300多万本地人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而其他经济体虽然有中产人士存在，但一直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社会”，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这怎么能算是中产阶级。
而中国，90年代末到2003年也曾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苗头，当时的“白领热”、“小资热”就是体现，但是随着2003年以后高房价时代来临，中国刚刚出现的那点中产阶级苗头被无情扼杀掉了。
美国和西欧的减税政策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的消失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中国阶级社会模式只有北欧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在中国鼓吹中产阶级社会的人不少，但真正懂中产阶级社会的人则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西方欧美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更不知道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崩溃的。
笔者在研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四大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时，发现两个共同点，首先中产阶级社会都是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的，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不可能出现中产阶级社会，其次，中产阶级社会都产生于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环境里，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社会，本章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美国模式——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也税收，败也税收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
美国模式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也税收，败也税收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个时期罗斯福主要是通过征税建立起中产阶级社会，比如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通过大幅的征税，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上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 “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减税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崩溃
美国的减税风潮有两次，一次是里根执政时期，一次是布什执政时期。
里根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被通过，即《1981年经济复苏租税法案》；其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
里根减税几年中美国经济大有起色。紧接着在1986年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有所下降；前者从50％降到28％；后者从46％降到34％。这样；美国的边际税率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成为最低的之一。减税的同时美国也出现大量财政赤字。
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 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9&；#8226；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有美国组织进行过统计，布什减税的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人的口袋。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士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人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在美国减税的同时，其他国家也进行了大幅的减税措施，德国：1999年颁布全面减税方案，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都有大幅度降低。法国以税高闻名，但在2000年减税800亿法郎的基础上，又宣布从2001至2003年再减税1200亿法郎，除了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外，还要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2000年10月18日，加拿大宣布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减税总额近1000亿加元，减税内容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生计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除以上国家外，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俄罗斯。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也纷纷采取了一些减税措施。
而这轮减税风潮是导致美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的根源，首先富人是减税受益最大的群体，因此减税的同时无疑加大的社会的贫富差距，事实发展情况也是这样，自从上世纪*十年代的减税风潮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明显的加大，其次减税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而贫困群体是政府支出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在降低公共支出的同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贫困群体，因此美国和西欧都出现了贫困人口占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减税的客观结果是使那些本来可以靠着国家的福利支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中下产阶级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了贫困人口，而那么原本就属于贫困群体的人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就更加的边缘化，因此说减税是导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社会崩溃最主要的根源。
欧美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是在加税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减税的基础上消亡的，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就指出，“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的原因。里根时代走出经济滞涨，关键是靠“提高利率，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相反的是，在美国及西欧大幅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的时候，北欧国家则逆向而行，继续加大税收和福利开支，结果北欧经济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越发显得强劲，比如瑞典、挪威都是典型的经济强国，也是人均拥有跨国企业最多的地区，北欧案例可以算作笔者“减税并非里根时代经济走出滞涨原因”这一观点的一个反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节 本章前言
1 本章前言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不断的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此举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却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民生问题越来越大。相反，北欧国家不但没有削减福利支出，反而加大了福利支出，而北欧经济并没有受到影响，民众却可以在高福利的保障下安居乐业。
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农民进城，将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低的生活保障。如何才能建立起适合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前最重要的民生课题。现在中国，社保水平远远不够，民众还要忍受高房价的折磨，可惜中国对民生的讨论却不深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基本不关心民生，老百姓不闹事就是他们的底线。而中国的一些新势力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关注金融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问题，在民生方面，也只是关注一下房价等热点问题。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彻底的思考一下民生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其他领域都帮派林立，各有其代表人物及明显主张，而在民生问题上，就很少有人提出像样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主张能够浮出水面，即使是笔者这样长期关注财经问题的人都没有发现。但这并不说明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关注民生，不关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师级人物。关注民生也是经济学家不可逃避的责任。而中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当然这里面原因非常的多，笔者是八零后，属于对民生问题最敏感的一代，笔者根据自己对经济的研究，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本章就主要阐述这个主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七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第七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四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生存仍然是首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抱怨生活成本太高，在物价奇高的大城市更是如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仅对普通民众、对国家整体经济都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低生存成本是最大的社会福利
很多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则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2、“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使国家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除了技术因素外，劳动力价格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消费都是与生存相关的必要性消费。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则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就可以具有优势，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而只能将经济锁定在少数资本密集及知识密集型的经济领域，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这些国家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优势也将不断消失，而对于同一技术发展水平的两个国家来说，谁的劳工成本越低，谁就更具备发展优势，比如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竞争时，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使美国汽车丧失了价格优势，当然美国的工人工资价格高主要是其医疗费用价格太高，”“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就可以大大降低劳工成本。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是由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决定的，而与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关系不大，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
3、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消费能力
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降低了住房、医疗、生存必需品等方面的物价，也就为民众省去了大量的生活开支，而民众剩余的钱可以更多的用于享受性消费，这样也就从整体上提升民众的消费水平，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4、可以让人生活的更有尊严
在福利社会，很多补助都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发放，而这样的发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监督，而且程序相当繁琐，这些都给低收入群体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而这些过程无形中也损害了民众的尊严，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直接降低商品的价格，让那些本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而不用通过繁琐的手续从政府那里获得救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生存的更有尊严，因为现代社会，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决定，而与勤劳还是懒惰已经关系不大，现在国家主张民众应该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非常有必要。
5、可以降低国家的经济风险
对于民众来说，在生活中，会遇到生病、失业等风险，对于全社会来说，则要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而如果生存成本非常低的话，则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增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发展的国情分析
中国经济基数已经很大
首先看一下经济规模。中国大陆有31个省级经济区，如果我们把每个经济区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排名，然后把它们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做个比较，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中国经济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如果被当作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2008年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8位（按照汇率换算的GDP总量，下同），在土耳其之后（相当于土耳其的67％），超过波兰、印度尼西亚（世界第4大人口国）、比利时、瑞士、瑞典、沙特*；
——排名第2和第3位的山东和江苏，经济规模都超过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
——排名第4位的浙江，经济规模超过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
——排名第5位的河南，经济规模超过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
——排名第6位的河北，经济规模超过捷克、香港、尼日利亚；
——排名第7位的上海和第8位的辽宁，经济规模都超过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
——排名第9位的四川，经济规模超过新加坡、乌克兰、阿尔及利亚、智利；
——排名第10位的湖北，经济规模超过巴基斯坦、菲律宾；
——排名第11位的湖南，经济规模超过阿联酋、埃及；
——排名第12位的福建和第13位的北京，经济规模都超过匈牙利；
——排名第14位的安徽，经济规模超过哈萨克、新西兰、秘鲁；
——排名第15位的黑龙江和第16位的内蒙古，经济规模都超过科威特；
——排名第17位的广西、第18位的山西、第19位的陕西，经济规模都超过利比亚；
——排名第20位江西，经济规模超过斯洛伐克；
——排名第21位的天津和第22位的吉林，经济规模都超过越南和摩洛哥；
——排名第23位的云南，经济规模超过安哥拉和孟加拉国；
——排名第24位的重庆，经济规模超过克罗地亚；
——排名第25位的新疆，经济规模超过白俄罗斯、苏丹、卢森堡、卡塔尔、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排名第26位贵州和27位的甘肃，经济规模超过立陶宛、多米尼加、斯里兰卡、乌拉圭、巴拿马等；
——排名第28位的海南，经济规模超过塞浦路斯、坦桑尼亚、约旦、*、冰岛；
——排名第29位的宁夏，经济规模超过加纳、牙买加、乌干达；
——排名第30位的青海，经济规模超过赞比亚、洪都拉斯、尼泊尔、缅甸；
——排在最后面的西藏，经济规模也超过蒙古等国家。。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人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而且这种“加速度”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以后中国的高速增长既表现在绝对值上，也表现在相对值上。经中国人均GDP从几十美元跃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时间，但是再实现下一个4000美元的增长，也许只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优势
1、市场广大是中国发展经济最大的财富
同样一家企业，如果有强大的本土市场做后盾，成长起来就非常容易，那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往往诞生于人口大国，而中国恰好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是世界上这个条件最好的国家。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为我国诞生世界级大企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纷纷投资中国，在看好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因素时，最大的吸引力也是这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才是他们的垂涎之处。
2、政治稳定没有内耗
中国政治稳定，没有内耗，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中没有政党争斗，没有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选举操弄，内耗少，政策连续性好， 这为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中国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管理体制对发展经济相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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