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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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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的。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他们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2000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被从宫廷中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第四章 访道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书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老子的《道德经》。根据记载,《道德经》是老子在终南山写出来的。于是我们从函谷关开始,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去终南山访道。在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我们终于得以聆听道的真谛。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道”的意思是“道路”,它的引申意思是“生活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道”并不是旅行家或哲学家的用武之地,而是部落萨满的专利。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没有比在月亮的盈亏——也即阴阳上体现得更清楚了。
根据杜而未教授的语言学分析和文本分析,“道”这个字最初是指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更生、亘古长存的秘密。在中国早期的萨满和他们的道教继承者们看来,太阳是永恒不变的。在变化的世界里,月亮掌握着所有的秘密。所以,探索道的秘密就是探索月亮的秘密。而要探索月亮的秘密,就要住在月亮神居住的地方,也即生活在城墙之外——因为那些城墙是人们修建起来以阻挡变化的。
将近5000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西北的群山里,黄帝遇到了中国一位早期的道教徒,他的名字叫广成子。在他们晤谈期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长生不死的秘密。广成子的回答被记载在2000年以后的《庄子》一书中:
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庄子·在宥》第十一
黄帝从广成子和其他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家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中国北方。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每年四月初,在中国人专门留出来为祖先扫墓的那一天(清明节),中国西北的地方显要们仍然要祭拜黄帝墓,以表达他们对黄帝的敬意。因为黄帝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
尽管像道教这样一个散漫的宗教很难说有什么创建者,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归于黄帝的名下,一来是为了显示道教的古老性,二来是为了把道教的发展与中国最早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但是尽管道教可能在黄帝那里孕育过,可是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它仍然保持着胚胎的形式,直到老子在终南山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由他把这个孩子交到尹喜的手上。
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以及公元一百年左右,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他们给很多观点极其相左的军师、政治思想家、文学人物和哲学家都贴上了道教的标签。最开始的时候,道大得足以含容天下万物。在这段“大道”期间,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们将老子列于此类人物之首。
与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黄帝的情形一样,老子无疑也是在传播着过去曾经由其他人表述过的智慧。比方说,老子的观点常常被用“无为”这个词来概括。但是2000年前,在黄帝消失于云间之后不久,据说舜帝仅仅通过面南就实现了他对中国北方各部落的统治。不过,将这种智慧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荣誉还是应该归于老子——尽管连老子自己都承认,这种语言实际上无法表达出道的玄之又玄。当然,把老子当作自己始祖的道教徒们宣称,老子所教导的远远不止于无为,他还教给人们修行的秘诀。这种秘诀向来都是通过师父的口头指点以及借助晦涩难懂的经文传授给弟子的。那些经文如果不经过师父的指点,人们根本就看不懂。
根据最早的老子传记,他出生于公元前604年,一生下来就已经须发皓白了。后来他供职于东周都城洛阳,为周王室作守藏室的史官。老子学识渊博,他所掌握的学问中,有一门不寻常的学问就是“礼”。但是对于精神上与萨满一脉相承的人来说,这门学问也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老子88岁的时候,年轻的孔子为了增长古代礼仪方面的学识,特地从鲁国赶到洛阳来拜访他。在《史记》里,司马迁记下了老子对来客的忠告: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与孔子会面的故事,还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庄子》和其他早期的道教经典里。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老子的唯一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老子消失在终南山的故事。
周朝迁都,从渭河平原向东迁到黄河平原边缘,标志着历史学家所谓的东周的开始以及周王朝权力的衰落。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力的衰落,它的统治者们相应地也显示出了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此时他们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主人——那些小国的诸侯们同样缺乏懿德,却在争先恐后地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与孔子会面之后不久,老子决定遵行宿愿,悄然骑上青牛,远走隐退。
几天后,老子到达函谷关。在那里,他受到尹喜的欢迎。尹喜也是一个修道者。在此以前,尹喜在终南山的瞭望台上,看到一朵紫色的云在天空中从东向西飘来(紫气东来)。他根据自己的天象知识推断,不久将有一位圣人从这一带经过。而后他就谋得了看守函谷关的职位——从东方来的行人一般都要经过函谷关。他认出了老子,认为老子就是他正在等候的那位圣人。老子到了以后,他马上辞去了自己的新工作,邀请这位圣人与他一起,到他在楼观台的瞭望台上去。尽管楼观台在函谷关西面250公里处,但它与老子所走的路是同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人就一起到那儿去了。
关于他们的会面与旅行,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更多了。只知道最后,老子把《道德经》交到了尹喜的手上。《道德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它。20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学习古汉语的时候,《道德经》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当我得知它是在终南山里写出来的时候,我决定追随它的作者的足迹。
我们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位司机,开始在函谷关狭窄的道路上行进。这条路从黄河和灵宝镇(音译)附近终南山东端之间的黄土丘陵中穿过。路面很窄,仅能容下一辆手推车或者一头牛。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南面几公里外新铺的那条路。从函谷关开始,我们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向西经过陡峻的华山之巅和骊山温泉,追随着圣人,出了西安的西大门。经过一次警察检查以后,我们在三桥镇拐向西南方。
中国的警察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巨人。不管在哪里,警察检查一次,一般都要花上20~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相当于20美元。交多少钱取决于哪些证件出了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司机的所有五套证件都没有问题。
又被警察检查过三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叫马王镇的村庄,走上了村右的一条路。这条路经过一个大门,门里锁着几座1955年出土的皇陵。这一带是周朝的两个都城丰和镐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前8世纪,二都被入侵者毁灭,而为洛阳所取代。200年后,在老子去楼观台的路上,当他经过丰都和镐都的遗址时,他一定曾经想起了人类这短暂的辉煌。在《道德经》里,他写道:
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大门上有一行手写的字迹:“游人止步。未经许可,不得擅入。”大门没有锁,于是我们就进去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要找的建筑物。那座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深坑,坑里有两辆考古学家撂在那里的战车。这两辆战车是陪葬品,是为周王室死后的生活服务的。门锁着,但是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战车的轮子和车体仍然留在原地,与六匹马的遗骸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御者的蛛丝马迹。从另外两座建筑物的窗户望进去,除了空空如也的展柜,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想起了12年前在台湾见到的几百件走私的周代陶器,当时它们正通过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朋友的手,流向外国买主。几件完好无损的、有3000年历史的周代陶器,仅售100美元。不幸的是,那些日子我正住在寺庙里,手上连100美元也没有。
我们离开了丰都和镐都被埋葬了的遗址,继续向西进发。在大王镇,我们掉头向南,停下来接受又一次警察检查,最后到达户县县城。在县城中心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我们停在一座展览馆前。1958年,中央政府开始鼓励农民从事艺术创作和手工艺制作。从那时起,户县农民就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中的一个族群。无论何时,只要农活儿不太忙,他们就会骑上自行车,来到当地的艺术中心。中心给他们提供纸、画笔、海报画和少得不能再少的指导。
春播还没有开始。在展厅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洛志俭,他把他的作品拿给我们看,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是否画过终南山,他说没有,于是我请他试试。四个月后,一位台湾朋友在户县逗留,拿到了那幅已经完成了的画作——蓝色的天空滋润着蓝色的群山,一条蓝色的河流从群山中流泻而出。
在户县,经过最后一次警察检查之后,我们转头向西,渡过了涝河。10公里后,我们离开大路,向附近的一个叫祖庵村的小村庄开去。祖庵村是重阳观的所在地。重阳观是中国过去最著名的道教中心之一,它建于13世纪,供奉的是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
王重阳从军以后不久,就看透了生命的虚幻。于是他搬到这一带,开始修习佛教禅定。几年后,当他在附近的终南山里漫游的时候,遇到了道教仙人吕洞宾和汉钟离,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道教方面的秘密口授。从那以后,王重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他和吕洞宾、汉钟离三个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岩洞里。那个岩洞,王重阳称之为“活死人墓”。在王重阳的著作里,他把禅宗、理学和传统的道教重点——养生三者结合了起来。公元1170年,王重阳辞世。此前他成功地把自己对道的领悟,传给了远在山东的七位弟子。这七位弟子中的四位弟子,把他们师父的遗体运回了他过去“坟墓”的所在地。
按照儒家哀悼父母的习俗,四位弟子都在坟墓附近搭了茅屋,并且在这一带待了三年。三年后,他们才离开这里,去弘扬师父的教法。1222年,四位弟子之一的邱长春终于成功地到达了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军营,并且从他那里争取到了一道诏书,保证全真派及其信徒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享有特权。从那时起,全真派就被认为是中国道教火种的主要保持者。在传统的道教修行如炼金术、瑜伽和禅定之外,全真派又建立了道观制度。
重阳观修建之后不久,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宗教建筑。它得到蒙古王室的支持,容纳了一万名道士和道姑。在我们参观期间,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大殿在暗示着这座道观昔日的辉煌,还有几十块石碑——或者说大石板,镶嵌在北墙里。这些石碑都是13世纪的文物,其中包括王重阳和他七位弟子的肖像。陈列的石碑中还有王重阳的书法,字迹粗犷流畅,以及他的七位弟子的书法,连同蒙古文原文范本。与中国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场所一样,这个地方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只除了两位老道士在那里看管大殿。负责管理的官员对于我们的出现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一浏览完石碑,就离开了。
在重阳观的西面,我们的车掉头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前走。村妇们正在岸边的石板上洗衣服和床单。向南望去,可以看到这条河的源头在终南山附近的山岭上。走了一小段之后,我们重新回到主路上,再次向西进发。大约15公里之后,我们在田河边停下来。在田河宽阔的沙质河床上,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平地凸起。这座小山就是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
在古代,统治者们认为,掌握天道的知识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是至关重要的。战役的胜负常常得取决于天气;而朝代的盛衰则要看彗星的尾巴。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创建之后不久,据说康王曾经命人在这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瞭望台,离丰、镐二都骑马要一整天的路程。公元前10世纪,穆王参观了这个地方,并命人修建了一座祠堂。这座小山后来以“楼观台”而知名(也即瞭望台的意思),而它最著名的守望者就是尹喜。当尹喜在函谷关遇到老子以后,是他把老子带到这儿来的。
我们过了田河,掉转车头向那座小山开去。车左路经一堵墙,里面是过去皇室的宗祠。公元前219年,即在穆王修建了第一座祠堂之后的800年,秦始皇也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祠堂,那是为了纪念老子的。100年后,汉武帝亦在此处修建了一座祠堂。这个地方也曾经得到其他皇帝的垂青。但是这些早期的祠堂,没有一座能与唐高祖修建的那座大型建筑群相比。它包括50多个独立的建筑物,是唐高祖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之后不久,命人修建的。
高祖姓李,与老子同姓,于是他的祖宗很容易就被追溯到了圣人那里。随后,楼观台也变成了皇家宗祠,被重新命名为“宗圣宫”。如今,除了记载着楼观台早年历史的几块石碑和一棵据说是老子手植的古老的银杏以外,在这座崭新的灰砖墙后,什么也没有。银杏生长极其缓慢,这一棵枝干粗壮,依然枝繁叶茂,只是它的主干因为遭受火灾而变成了空心的了。
看过了老子的银杏树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林荫路,继续向上走。穿过一座小村庄,然后经过一道拱门,上书“楼观台森林公园”。路右是一座新近建成的、可是已经破败不堪的两层楼的旅馆。它荒凉得就像我们刚刚在下面的路上离开的那座石碑林立的墓园。经过这座旅馆,我们进了道观大门,停下来在道观旅馆里登记。一张床每晚10元人民币,也即2美元。
旅馆上面是一个泥地院子,里面也长着一棵古老的银杏,还有一眼井。井后是一个大厅,里面石碑林立,石碑上记载着楼观台周期性的复兴。我们沿着一条过道,穿过大厅,然后顺着一条石阶,沿着楼观台南坡,向山顶的主殿进发。据说这里是老子给尹喜上课的地方,后来他的教导被记录下来,就成了《道德经》。就在主殿的门内,立着两块刻于13世纪晚期的石碑,上面是《道德经》中的“道经”和“德经”。
正殿面对大门,里面供着《道德经》的作者。右首是一间偏殿,供着后期的道家哲学家庄子和列子。左首也是一间偏殿,供着太白金星,也就是傍晚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的那颗星。我停下脚步,与一位坐在石阶上的道士攀谈。他的名字是任法周,原来他是楼观台住持的助手,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副会长。他说,1958年,当他初次来到楼观台的时候,道士和道姑的人数已经衰减到150人。解放前,这里曾经有500多道士和道姑。“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1976年),只有大约12人千方百计留在了道观里。任法周说,红卫兵不但赶走了道观里的大部分出家人,而且还摧毁了所有的建筑。楼观台上的那些建筑物,都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
在老子殿后,我们沿着一条石阶,从楼观台的北坡下去,来到一座与老子庙相毗邻的祠堂。祠堂里面供着斗姥。斗姥掌管着人的寿数,以确保人们活完分配给他们的年岁。因为我的儿子红云与斗姥的丈夫北斗神君的生日是同一天,所以我上了一大把香。尽管如此,它的香气还是远远不及殿外桃花的芳香。
在斗姥殿后,我们沿着另一段台阶往下走,来到另一座祠堂。这里供着虹云公主,她是主管送子的,因此我也为女儿艾丽斯而感谢了她。
在回入口处的路上,我们沿着一条拱廊,穿过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院子。墙上镶着石碑,碑上刻着昔日著名的来访者所留下的诗歌、书法及绘画作品。在9世纪的参观者中,大诗人白居易留下了下面这首诗。它的开头是一句引言,这句引言在五千言《道德经》的结尾处:
言者不知知者默,
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
缘何自著五千文?
下来回到主院里,我们要了面条。我开始浏览在正门那儿得到的游客手册。1982年,楼观台附近的土地,大约有640公顷,被置于省政府森林管理局的管辖之下,种满了竹子、黑槐、胡桃和松树。楼观台位于西安城外70公里处,乘车大约要3个小时,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它离西安有点儿太远了。很显然,政府正在把它变成一个森林研究中心。
阅读游客手册的时候,我在想,在楼观台这些分散的建筑群后面,它的布局意图是什么。此时这个念头浮上脑海:这种安排很可能是代表三个内在的精神中心,即上、中、下三个丹田——道教徒们把他们体内的气息循环都汇集到这三个地方。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坐落在向北两公里处、平原上的过去的皇家祠堂就是代表着下部的精神中心,就在肚脐下面,即下丹田;老子发表关于道的演说的那个地方附近的那座小山,就代表着中部的精神中心,在心脏附近,即中丹田;位于那座小山向南两公里处的山上的祠堂,则象征着上部的精神中心,在头上,就是我们如今注意力集中的地方,即上丹田。
从院子里开始,路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砖路。最近下了很多雨,沿途路上积满了水。一个小时后,我们遭到一群工蜂的针刺“欢迎大典”,然后终于到达炼丹炉。据说,老子动身回仙境以前,就是在这里炼制长生不死药的。
这座孤独的祠堂小得仅能容纳一张供桌和三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老道姑。她说,她每天从早到晚坐在这里,为道观看守这座祠堂,由此可以得到面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她姓张,是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人。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祠堂里的光线以后,我发现,她缠过足。缠足使得她从儿童时代起,走起路来就颤颤巍巍的了。她说,她每年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下山一两次。她79岁了,出家也已50多年了。近20年来,她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开始是在西面的太白山上,最近则是在这座能够俯视楼观台的山上。她说,为了修习禅定,她宁愿一个人生活。但是她说冬天很冷,下雨的时候,祠堂的屋顶就漏水。沿着小路再往上走100米,有一间小土坯房子,茅草苫的屋顶,那就是她的家。那是几十年前另一位隐修者盖的。
当我问及其他隐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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