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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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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3）
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两人总是通过电话分析商机，一个星期要聊上很多次。每当一笔交易成交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一方不能到场，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单独执行。“我们都太了解对方的想法，即使另外一个人不在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巴菲特说。
巴菲特遇见芒格的时候才29岁，不过已经在投资方面很有经验了。他从小就听做股票经纪的爸爸说这些事情，在霍华德巴菲特大厦里的经纪办公室玩耍。钱让沃伦着迷，投资是他从小就迷恋的事情。在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念书的时候，巴菲特读到了一本书，是本·格雷厄姆写的《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这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是1949年，格雷厄姆认为算得上是华尔街智囊团团长，是全国最成功最知名的财务管理专家。巴菲特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研究生，格雷厄姆在那里上课，后来他在格雷厄姆的纽约投资公司里短时间工作了一阵。本退休后结束了生意，巴菲特回到奥马哈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的第一批客户都是那些已经知道他有多聪明的亲戚，还有一些是格雷厄姆以前的投资人，他们在寻找下一个本·格雷厄姆，觉得有理由相信巴菲特就是那个人。
芒格为这个财富组合带来了法律观念，不过以他在商业世界中短暂尝试得到的经验，他也理解业务是如何运作的。“查理能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快更准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项交易。他能在60秒内看到所有可能的缺陷，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巴菲特说。
在研究和收购像蓝筹印花和喜诗糖果这样的零售类商店和公司时，芒格和巴菲特都在督促自己去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如何做一对高效率的合伙人。
“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应该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芒格解释说，“你可以做一个主导合伙人、从属合伙人或者一直都是地位相同的合伙人，这三种我都做过。人们不相信我会忽然变成沃伦的从属合伙人，不过的确有人对于做从属合伙人没有意见。我并没有特别放不下的自尊。总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厉害。要做领导者，你就要先学会跟随别人。做人应该学会扮演所有的角色，在不同人面前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和李克·古瑞恩一起工作的时候，芒格和他之间关系就和他与巴菲特之间的不一样，即使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古瑞恩有时是芒格和巴菲特促成的一些交易中的另一位合伙人。
“查理年纪比我大，又有法律经验，”古瑞恩说，“你也许会说他是资深合伙人，但他总是乐于倾听、思路开阔。要是你说：‘查理，别说了，听我说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听的。”
有一位朋友曾经评论道：“在你能够观察的那些方面，查理和沃伦是非常相像的。沃伦的一个优势就是他非常擅长说不，而查理比他更擅长。沃伦将查理作为最后的检验。如果查理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某件事情，他们就会放手去做。”
巴菲特称芒格为“讨人厌的不先生”，不过卢·辛普森（Lou Simpson）说这完全就是个笑话。查理一点都不是个消极的人。“查理没有思维定势，他的想法与众不同，常常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对于决策非常重要的事务上。查理会提出很多否定意见，不过他和巴菲特最终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4）
他和巴菲特思路相近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个错误我们中的一个没有想到，那很有可能两个都想不到。”查理说。
芒格和巴菲特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业合作。虽然芒格任性、固执己见、行事鲁莽，巴菲特说：“他是你能找到的最佳拍档。”
在这个智慧组合中有一个要素，虽然不太显眼却深深根植于内心，那就是老一代投资专家本·格雷厄姆的存在。因为正因为格雷厄姆现在和芒格住在同一个城市，那两个人才得以熟识起来。从某种方面来说，巴菲特的两位最亲密的伙伴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两个人都崇拜而且刻意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三位，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和芒格，他们各自挚爱的大儿子都因病去世，而那种病几年后都变得可以预防或治愈。
格雷厄姆（于1967年去世）和芒格都擅长讽刺性的幽默，两人都有一种傻乎乎的幽默感会时不时地发作。他们都对文学、科学和教育后代很有兴趣，两个人还都喜欢引经据典。芒格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要避免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成功实至名归。”
和芒格一样，格雷厄姆出了名的正直、忠于目标和尊重现实。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在华尔街成功就必须做到两点：首先要正确思考，其次要独立思考。
芒格也非常推崇独立思考：“如果在你的思考过程中你完全依赖他人，总是购买别人的专业意见，一旦离开你自己的小天地，就会大难临头。”芒格认可在需要保健建议的时候应该请一名医生，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一名会计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不过他不会全然听信这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斟酌他们所说的，然后自己研究，看是否有其他可能，最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
正如卢·辛普森所指出的那样，芒格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格雷厄姆是如此相像。不过话说回来，芒格和格雷厄姆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确相距甚远。格雷厄姆一生都绯闻缠身而芒格则没有这种名气。查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就是他的太太和三个女儿，而随着芒格的职业生涯逐步向前，两人有关投资哲学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巴菲特196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科罗纳多组织了一次广为人知的会议，芒格也参与了。巴菲特的一群投资伙伴和格雷厄姆相会，讨论应对股票熊市的最佳方法。在会上，巴菲特把芒格和他的法律搭档介绍给了他在纽约求学工作期间认识的朋友们。格雷厄姆派系中的人包括红杉基金的创始人比尔·鲁安（Bill Ruane）、美国互惠基金公司特威迪·布朗（Tweedy Brown）的汤姆·纳普（Tom Knapp）、沃尔特·施洛斯（Walter Schloss）、亨利·勃兰特（Henry Brandt）、戴维·戈特斯曼（D*id Gotte*an）、马歇尔·温伯格（Marshall Weinberg）、埃德·安德森（Ed Anderson）、巴迪·福克斯（Buddy Fox）和杰克·亚历山大（Jack Alexander）。这些高水准的投资者让芒格印象深刻。
尽管如此，查理并不和巴菲特一样对格雷厄姆特别有感情或者特别欣赏。格雷厄姆的一些观点芒格完全不感兴趣。“我认为很多都是无稽之谈，”他说，“完全无视现实情况。”
芒格特别指出：“本·格雷厄姆思想中有盲点。他没有意识到有些生意值得前期投入。”
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5）
不过芒格也赞同格雷厄姆最基本的理论，这也是巴菲特…芒格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价值的最基本概念就是当你买进卖出证券时，衡量依据是内在价值而不是当时的价格……我认为这种理论永不过时。”芒格说。
虽然芒格对格雷厄姆老派的“香烟屁股”股票理论一点都没兴趣，他对于溢价购买资产还是相当保守的。“我从来不会买超出内在价值的股票……除非在很少的情况下有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在负责买卖，”芒格说，“很少有人值得你多付一点钱以获得和他之间的长期合作优势。投资游戏总是要同时考虑质量和价格，关键就是用付出的价格得到更好的质量。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巴菲特一生都和那年夏天在科罗纳多的大部分人保持交往，他跟格雷厄姆吹嘘后来发生在大家身上的事情。“他们当时都称得上环境尚佳，而现在都很富有。他们并没有成立像联邦快递这样的公司，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这一切都归功于本，就这么简单。”
在科罗纳多的时候芒格正在替代格雷厄姆成为巴菲特的心腹好友和顾问，虽然说不上是显而易见，不过这个过程也已经开始了。《财富》杂志的编辑兼作家卡罗尔·卢米斯（Carol Loomis）评论说虽然巴菲特仍然尊敬格雷厄姆的意见，芒格却帮助他拓展了自己的生意手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芒格遇见巴菲特的时候已经对于好生意和坏生意之间的差别了然于胸。他是万国联合收割机公司在贝克斯菲尔德的经销商主管，看到要挽救一桩内在价值平平的生意是多么的难；作为一名洛杉矶人，他注意到了《洛杉矶时报》的光明前景；在他脑海里没有“便宜货”这一信条。多年来他一直向巴菲特灌输自己对于好生意的概念。1972年，后来并入母公司伯克希尔的蓝筹印花以账面价值的三倍买下了喜诗糖果，开创了好生意的年代。
巴菲特也赞同卢米斯的说法。“本·格雷厄姆教会我买便宜货，而查理把我推进了不要光买便宜货的投资方向。这是他对于我最大的影响。要把我从格雷厄姆有局限性的观点中释放出来需要巨大的力量，那就是查理的意志力。他让我视野变得更开阔。”
巴菲特说他慢慢地在很多事情上和查理的看法一致起来。“我是逐渐改变的，”巴菲特说，“我并没有一下子从猿变人或是从人变猿。”
对于这点巴菲特还补充了一个简单的评论：“好家伙，要是我只听本的话，我可能比现在穷很多。”
说是这么说，巴菲特还是很快就把自己从格雷厄姆和查理那里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我开始非常热衷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优质业务。”他说。
1968年巴菲特在科罗纳多组织的会议演变成了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习小组派对。最早的巴菲特小组由13名投资者组成，现在已经有60多位顶级公司执行官和巴菲特的私交好友参加。巴菲特和芒格会和老朋友阿尔·马歇尔、沃尔特·施洛斯、比尔·鲁安以及新朋友如凯瑟琳·格雷厄姆和比尔·盖茨一起交换意见。
“我们的小组”巴菲特这样称呼，在巴哈马的新普罗维登斯岛、爱尔兰的都柏林、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卑诗省的维多利亚都举行过会议，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更是不止一次。有一年他们把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包下来开到英国去，整个航程中都在下雨。大家轮流做东，谁举办活动谁就可以挑地方。
小组还举行各种研讨会，话题覆盖公共政策、投资、慈善事业、生命中最艰难和最可笑的时刻。有一次芒格做了一个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演讲。没什么人有兴趣，不过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去听一下。一位成员回忆说：“要是巴菲特在，他可能会听得懂。我觉得其他人都不懂他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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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1）
“通常而言，我并不支持社会对那些没有改进制造业的工艺做出贡献、没有发明出更先进的系统的人给予丰厚的回报。当然你可以说我在自己骂自己。我能回应的是，这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
……查理·芒格
芒格家族的成员在星岛度假区齐聚一堂，准备享用在新建成的“超级大客厅”中的第一顿晚餐。这间房间由成年子女们合力设计，爸爸则慷慨出资所有费用。随着芒格家族的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另一半和孙子孙女都加入了进来，要找到一个地方能让所有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玩游戏或是散坐在壁炉边闲聊变得益发困难。这间小屋的各个房间可以发挥这些功能。巨大的用石头砌成的壁炉上是敞开式横梁的天花板，房间的另一边有一张全尺寸的台球桌，已经围满了十几岁的孩子们。屋子里为大人们准备了两张宴会桌，还有一张小的晚餐桌，是给孩子们的。大多数的夜晚，芒格家的孩子们都会一起吃晚饭，不过是在别的地方。他们在芒格的一个船坞附近支起了他们自己的野餐桌。在湖边更凉快，虫子更少还没有父母。
回到主屋，大家正在为这幢新房子的落成举杯庆祝，感谢那些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协同工作规划了这套宽敞得像森林一样的房间的人们。晚餐采用了自助的形式，有各种烧烤，新鲜的奶油玉米，意大利什锦饭和沙拉。甜品则是冰淇淋。大多数人都把手盖在酒杯上防止昆虫进去，那些没有采取措施的人就吃到了一嘴的小虫。不过没关系，大家都在热烈地交谈，享受愉快的时光。
莫莉·芒格坐在爸爸的身边，她扭过头轻声感谢他为这次家庭聚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建造了这个了不起的超级大客厅。查理直视前方，对于她的话完全没有反应，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你听到我说的话吗·爸爸。”莫莉小声而坚持不懈地问。“听到。”他咕哝着说，双眼仍然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忽然，芒格家的一个孩子带着一大盒喜诗糖果出现在大家面前。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有一个箱子就已经从厂里运到了岛上。客人们纷纷在盒子中翻找自己最喜欢的奶油夹心糖或是饴糖，时不时地停下来看摸到的这颗是什么夹心的。芒格的家里人和他们的客人都太客气，不过有些人却被这件事吸引住了。南希·芒格从桌子的另一头向她的丈夫喊道：“查理，查理！”她向她身边的同伴说：“他老是不听我的话。”接着她又叫得更响了一些：“查理，查理！告诉他们管子的故事。”她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就是喜诗糖果工厂里管子的故事。”
现在他终于回到了现实中，开始讲故事。当年喜诗糖果公司新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糖果技师，有人带他去生产糖果的厨房。“这名新员工花了好长的时间在四周张望，显得非常困惑。于是去问经理水管在哪里。这个人只能找到两根管子，一根写着‘奶油’一根写着‘喷*油’。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制造喜诗糖果的时候根本不掺任何水，厨房里一根水管都没有。”
喜诗糖果在洛杉矶召开了一个午餐会庆祝自己的75周年大寿，来宾们见到了两位令人惊讶的客人。有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跳伞服、带着护目镜和一顶古董式的皮头盔，开着哈里·戴维森摩托车到了舞台上。背景是喜诗糖果20世纪20年代黑白两色的商标。骑士跳下摩托车，摘下帽子，脱下跳伞服。同时另一个人从边车上跳了下来，站在大笑的观众面前的是驾驶员沃伦·巴菲特和他的乘客查理·芒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2）
“今天能来到这里我特别高兴，”芒格对齐聚一堂的员工、供应商和顾客们说道，“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看起来比我原本的样子要敏捷很多。要是你把一个家伙像弹簧一样卷起来，然后把他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他就会像一个孩子一样跳出来。刚才我在那个小容器里的时候，想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商业比喻……一只小老鼠说：‘把我放出陷阱吧，我不要那块奶酪了。’世界上有千百万个商业陷阱，你有可能会冲昏头脑、自我膨胀、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而要把一件事搞砸则有千百万种方法。我最推崇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女士在71岁的时候创立了公司，并且尽一切可能陪伴公司生存并繁荣起来。这是一个绝妙而令人惊奇的案例。喜诗历史上躲过了很多的陷阱。”
“普通的糖果公司在太多的商店中铺货，”查理接着说，“你在七八月的时候，积压了太多的存货，在圣诞节的时候供应量却不够。但是喜诗始终了解自己的业务状况，不过顺便说一句，这对于员工来说是很严酷的，圣诞节的时候店里面有大量的喜诗糖果供应，但这只是公司的秘密之一。”
“当然狂热追求产品的质量和优质的服务是公司业务的精髓所在。我非常欣赏今天在坐的都是我们的长期客户和长期供应商。你有优秀而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同时你也如此对待你自己的客户，这样你就成了一张无形的信任之网中的一部分。这才是全世界应该运作的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说更有示范作用。这样才是建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明社会正确的方式。了不起的是，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开始了这种合作关系，完全是出于一种基本而牢固的文化认同。这再一次证明了本·富兰克林的商业哲学，这么多年后在喜诗糖果里仍然行之有效。”
夏天对于糖果制造商来说是最难熬的季节，因为没有一个围绕糖果而设立的节日，在洛杉矶的工厂，夏天员工人数减少到110人左右，而到了圣诞节至复活节的这段时间，员工总数会膨胀到275人以上。
夏天的糖果工人们都是长期工、职业工人，很多都是西班牙裔，喜诗为自己有一种家庭感而自豪，他们让妈妈、女儿和孙女、妻子和丈夫、兄弟和姐妹肩并肩地工作。南部的工厂生产40％的糖果，主要是硬糖，剩下的都在南旧金山的工厂里生产。工厂里的工人拿的是小时工资，同时拥有全额的医疗保险，这是他们的工会……面包及糖果工人联合会为他们谈判得来的。有几百个员工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5年甚至更久。在洛杉矶工厂1999年的颁奖晚会上，有21名工人被授予了长期服务奖，服务年数从30~50年不等。
喜诗糖果的座右铭是“质量百分百”，这更像是芒格精神的代表，而不是晚餐后的一道佳肴。收购喜诗糖果是他和沃伦·巴菲特一起做的最早几桩交易之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收购的公司。不过最重要的是，喜诗糖果给查理和沃伦上了一课，让他们的投资风格大为改变。
1972年，巴菲特和芒格利用蓝筹印花的公积金账户，以2 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洛杉矶的小型公司……喜诗糖果。这对查理和沃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那是当时他们进行的最大宗的收购行动。
在加州，喜诗黑白色调的糖果店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曾经出过一桩大新闻。16岁的雪儿（Cher）在喜诗糖果工作，遇到了索尼·波诺（Sonny Bono），于是辞职搬去他家里做了他的管家。后来他们组成了着名的索尼…雪儿乐队。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3）
1921年玛丽·西伊（Mary See）71岁的时候，开办了这家洛杉矶社区小糖果店，在此过程中还是得到了他儿子查尔斯的帮助。
查尔斯·西伊（Charles ）曾经在加拿大担任药剂师，不过当一场森林大火席卷了他所在的城镇，毁掉了他的两间药房后，就转行了。他当上了巧克力销售员，梦想着有一天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糖果店，店里的糖果都采用他妈妈自制的配方。1921年，他和他的家庭，包括丧夫的母亲一起从加拿大搬到了帕萨迪纳。这个美丽优雅的洛杉矶郊区，后来成了查尔斯安家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是一个蓬勃成长的城市，有50万居民。因为市场上有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喜诗的路并不好走，喜诗和他的合伙人决定集中精力用高质量的产品来建立声誉。
1929年股市崩盘，大萧条开始，喜诗被迫将一磅糖果的售价从80美分下调到50美分。由于说服了房东降低租金，跟他说低租金总好过没租金，喜诗得以存活了下来，不过他也看到了扩展自己市场的机会，因为其他的糖果制造商纷纷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糖的紧缺，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喜诗决定根据配方，利用公司能得到的资源，尽可能地生产高质量的糖果，而不是通过改变配方来降低质量。顾客们在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购买限量发售的巧克力，一旦当日的供应售完，他们就关店。不管店铺几点关门，销售人员仍然得到全天的工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明智的市场策略，排队的人群让糖果店得到了更多的配额。
1951年查尔斯·哈金斯（Charles Huggins）加入公司的时候，喜诗已经30岁了。总部设在洛杉矶，但哈金斯最早是在旧金山工厂开始工作的。
1943年去欧洲参加远征军之前，哈金斯休了个假，第一次见到了旧金山，他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我说，要是我在战争中活下来的话，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做到了。然后就读于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毕业后，哈金斯搬到了旧金山，他从斯坦福大学人员安置办公室得到了一封推荐信，开始在喜诗工作。
他被派到各个部门工作，甚至糖果生产部。在管理包装部的时候，他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临了，员工们觉得他们工作的流程有问题，不过找不到任何人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哈金斯到了之后，采纳了工人们的意见，对流程进行了更改，从而提高了效率。公司一点点地增加了他的责任。玛丽的孙子哈里·西伊（Harry See）在自己的哥哥死后接管了公司，哈金斯负责扩展公司的业务，哈金斯说哈里“非常享受生活，喜欢到全球各地去旅行。还在那帕山谷建了一座葡萄庄园。没多久，家族就决定卖出公司的股权收回现金。我负责协调联络这件事情。“
“1970年春天我们开始着手进行这件事。我们有一些相当合适的买家，例如来自夏威夷拥有C&H以及其他品牌的四大糖业公司之一。因为西伊家族对于公司索价颇高，吓退了好几个买家。”
有一家公司开始进行深入的可行性调查，检查我们的业务状况、拥有的许多合同以及其他一些文件，这种程度即使是哈金斯都觉得他们小心得过头了。“最后一刻，准确地说是这一天的午夜，正在他们应该签署收购合同前的那一刻，他们退出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只是让我白白浪费了许多精力。我们甚至还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希金斯说。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4）
正在那段时期，蓝筹印花的投资顾问罗伯特·弗莱厄蒂（）听到了这家高级巧克力连锁店打算出售的消息，他联系了蓝筹印花的执行官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ey），后者对于购买喜诗非常有兴趣。拉姆齐在弗莱厄蒂的办公室给巴菲特打了电话。
“天啊，鲍勃，”巴菲特说，“糖果业·我可不认为我们想进入糖果业。”
出于某种原因，电话断线了。拉姆齐和弗莱厄蒂赶紧打回给巴菲特。最后在秘书拨错了几次号之后，他们终于重新连上了。还没开口，巴菲特就很快地说：“我刚才看了一眼数字。是的，我很愿意以一个特定的价格来收购喜诗。”
沃伦立刻飞去拜访哈里·西伊。
那是1971年11月，查克·哈金斯回忆道，哈里·西伊热爱夏威夷，“我们正打算在那里开第一家店，我在火奴鲁鲁和美国大陆之间来回往返，忽然接到了哈里的一个电话说‘我们找到了几个非常认真的潜在买家，我希望你能回来帮我和他们一起谈谈。’我们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和他们见了面。”
哈金斯匆匆忙忙地搭了一班飞机回去开会，会议在洛杉矶一家酒店里举行。哈里·西伊、喜诗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喜诗的律师都已经到了。哈金斯走进巴菲特、古瑞恩和弗莱厄蒂都在的房间，第一次见到了芒格。
“我们坐下谈了好几个小时，哈里解释了他们是谁，没有任何作用。伯克希尔，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一家衬衫公司。没有人知道查理是谁。古瑞恩则可能有人知道他开发过地产，和蓝筹印花业务有一些关系。无论如何，沃伦在会上发表了很多评论，查理会不定时地打断，插入他自己的看法。古瑞恩则一言不发。我们认识到这是他们的确想收购喜诗的证明。有两件事要解决：收购价是多少，收购后的业务如何运作。沃伦就和哈里说：‘要是我们买下了公司，我们自己是不会来运作公司的。我要知道谁有能力来负责公司的运营。’”
原来的CEO正准备退休，所以这个问题的出现成了一个难题。“哈里在房间里环视了一圈，看到了我，于是说：‘恰克可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沃伦说：‘那就好。’查理、古瑞恩和我希望明天能和恰克开个会。”
多亏了那些在最后时刻退出的买家，哈金斯对于此类会议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他知道哈里·西伊肯定已经把喜诗所有好的方面都告诉了这几位可能的买家了。
“我准备了一些资料，都是关于公司目前为止做过些什么的。我打算告诉他们我自己看到的一些问题、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我对于竞争的看法，所有不好的方面。我把我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列成一张清单给他们看。”
“沃伦是个非常冷静、脚踏实地的人，”哈金斯回忆说，“古瑞恩从来不多说话。查理则一直都非常主动。沃伦和查理时常同时说话，让我有所顿悟。不过他们三个我都喜欢。他们做过的事情都不会惊天动地地宣传。我知道查理以前是律师。沃伦就像是一双旧鞋子那样令人舒服。查理像是一个大学教授或者最高法院的*官，古瑞恩则让我感觉他对于任何事都无所谓。他看来完全和那两位毫不相干，但事实上有关系。他永远都看来不太正经，其实却非常严肃。”
沃伦告诉哈金斯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收购问题，不过“一旦这件事发生了，我们预计到这样一些后续的事情。首先，我们希望你能以总裁和CEO的身份运作喜诗；其次，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西伊家的人和公司还有关系。有些人会在公司出售后逗留很久，请你安排一下让他们能自行离开。” 。 想看书来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5）
哈金斯说沃伦和查理希望他能全面掌控。“我们希望你能保持公司的道德规范的生产准则。”巴菲特说。
西伊家族要求3 000万美元，但由于账面价值很低，巴菲特和芒格决定出价不超过2 500万美元。他们谈崩了，不过后来西伊又打电话回来接受了2 500万美元的出价。芒格和巴菲特于1972年1月3日正式收购了喜诗糖果，付出的价格是账面价值的三倍，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当时在想，查理住在汉考克公园，沃伦则要回到奥马哈。”希金斯说。他担心自己如何与自己的新老板交流。
巴菲特告诉哈金斯他知道喜诗最繁忙的销售旺季即将来临，因为圣诞节的销售占到了全年利润的一大半。假期过后大家会再碰一次头，讨论下一步的策略。
“我们握了握手，那就是圣诞节前我开的最后一次会，”哈金斯说，“我仍然不太理解沃伦，摸不着头脑。”自此以后，哈金斯对查理和沃伦认识了很多。
“真正的合同签订日是1972年1月31日，”哈金斯说。一个月内查理和沃伦就又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坐在自己的桌子前，他们两个在我面前。沃伦问问题，查理则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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