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打"运筹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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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三十年“有话要说”
散打“运筹学”

　　四川农民工　洪正举

　　
　　10年田间挣扎，29年风雨兼程——见证十年###，见证农村改革，见证经济特区，见证老少边穷，见证大成都大上海——见证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有话要说！

　　
　　
　　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故事说明：在已有的条件下，经过研究、论证、筹划，选择最佳方案，可取得最好的效果。

　　“运筹学”在企业管理中主要是将科研、生产、营销、管理诸要素加以提炼，然后利用数学方法进行解决的一门实用性学科。

　　本章散打“运筹学”仅从思想方法上讨论研究社会经济及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不涉及数学分析，旨在引导有关经营管理者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经济“考手艺呵！”
中国经济“靠手艺呵！”

　　
　　
　　从前苏联、到日本，到东亚许多国家，包括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的中国，无一例外——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

　　为什么投资能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解决许多发展问题，包括就业、居民收入及其他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因为世界经济相对短缺，特别是始于日韩等东亚国家，兴于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廉价商品大举占领世界市场，包括中国市场。

　　出口依赖似乎已走到一个高度，后劲不足，甚至出现严重下滑。对此，中国怎么办？华尔街金融风暴以至实体经济危机风险，中国又该怎么办？

　　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的“乘数效应”和“信心工具”等宏观调控理论还能继续使用吗？是继续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之路，还是开辟消费拉动增长之路呢？前者，虽未走到尽头，但已是强弩之末——有的地方已经出现投资过剩，许多二级城市大马路可以随便飙车，巨大的新城规划的后面是玉米和甘蔗甚至极端奢侈的丢荒。

　　为什么各地喜欢摆弄“开发区”这个东西，因为抓城市建设，抓工业容易出成效，正如，我那些作县领导的哥们说的“农业最好不要碰”，几乎“谈农色变”。

　　我有位曾经当过乡长，不知道从那儿发了财或者融了资，反正人家开发了将近80亩的小区。2007年10月开盘，卖了一年卖了100多套，零头都没有卖脱。后来见到我想检讨一下。我说“你娃以为是当年小娃儿的时候办‘家家酒’——‘任点江山小诸侯’。你那点家当只能顺势而为，也就是房地产上升时期，顺道卖，做‘短平快’，你那有引导市场甚至创造市场之力，你娃慢慢等嘛。”

　　这位哥们问我拐点在哪里？

　　我给他说：“十七届三中全会”，理由是世界经济疲软，中国经济也不太景气，当家人总会拿主意。

　　如果这个“主意”与上届再上届班子相似，那么，我那位哥们就有希望，否则，他娃拖不起。

　　现在看来，我那位哥们的确踩到马尾巴了——当然后果自负——惨！

　　显然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越来越明显，就是始于十六大的消费拉动——和谐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一句话“科学发展”。

　　城里的房子贵了，城里有些人买不起，有人出“馊主意”，财政拿钱或者土地出让金减免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土地是国家的，是全体人民的，一个户口你就可以占国家的便宜，凭啥子嘛？——谁规定了城镇户口就必须住城里，城市资源，特别是优先建设的城市资源也是全民的呀！

　　所以，个别有良心的城里人说“前三十年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后三十年是土地出让剪刀差”——你这叫“损不足以奉有余”嘛——下下都整咱农民嗦？！

　　在另一篇文章我谈到资本家培植新的“被剥削者”，为什么不可以权且把咱农民当成新的“被剥削者”呢？

　　九亿农民，包括临时在城里打工的，也包括像我这样在城里定居的农民，如果他们一部分回到县及以下，是啥子概念——庞大的生力军。

　　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为什么长期“两地分居”，一年摸一次女人的手，娃娃留守，父母留守，女人成了“山”，男人变成“水”也不回去——因为农村机会少，效益低，没有活路儿干——就像就象历届四川领导都“无赖”地抓劳务输出一样——自己办不了那么多厂，家里“娃娃”又多，不推几个“招嫯为婿”，自己扯不伸展。

　　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在四川办很多厂，假如我们有能力在县及县以下开办比较多的项目——是啥子观念？

　　我的县干部兄弟伙说“办不到”。的确，单靠他们很难办到，但，如果中央“承头”，胡总书记和###“承头”——举全党之力，全国之力，全民之力——怎样呢？

　　绝对“得行”！

　　我们先不要看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先看现实——中国经济问题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

　　我发表这些意见，绝不因为我是“准农民”，而是国家命运之所在。

　　我相信现在的总书记、总理不是从大学才分出来的学生，一定真真切切的体验了若干个“一号文件”。好多年都没有研究“一号文件”，也不知道写些啥子，反正，效果不好是肯定的，因为我是“农民”，我一家几十口人都是农民。

　　县乡干部说效果不好，兄弟姐妹说效果不好——城乡差别那么大，农村经济那么脆弱，成效在哪里呢？

　　不好就不好吧，现在该好好从心灵深处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一、怎么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总之，单单叫“刘永好们”搞一个“建设新农村”倡议肯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二、###掌控的票子能陆续拿多少出来——很关键。

　　三、“规矩”怎么定。比如：农村存量资产、资源怎么盘活——很重要。

　　四、搞什么事情都得“慢一块”才可能“快一块”，块块都“快”等于都不快——取舍很重要。

　　五、关于“反哺问题”——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说到底还是“以城市为主导，以工业为主导”的政策——要变——这里有一个概念问题：什么叫城市？什么叫工业？——不要搞那么复杂，账本本在你荷包头，杠杆在你手头，你真想倾斜你做得到，老百姓看得到——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孰轻孰重，要有明显的分界；否则，像前几个一号文件那样打“咽屁”，到农村闹腾一阵又缩回来，在城里继续过一步三摇头的慢生活——因此扯清楚这个问题也很重要。

　　六、财政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中央的“包包”比较硬，但为什么“硬”要搞清楚——如果土地出让收益占的比例大了，房地产及基本建设方面收益比例大了，这种“硬法”就可能是“把国民多年积累的钱，包括他们给银行借的钱，转移了一部分到财政口袋里——如果真是这样，明年，后年，你的税源又在哪里呢？——农村，还是城市？

　　七、基于税源及民生现实考虑，投资拉动还真不能随便撒手——考手艺呵？

　　八、具体怎么操作提几点建议：

　　1、城市大的投入控制下来。像成都，上一届搞了“五路一桥”，这一届搞地铁，下一届就不要搞“宇宙飞船”了——你一个“成彭高速”车都没得几辆，还有绕城高速随便飙车，而我们乡下雨天还得叫家里送筒靴才敢走路——城里的兄弟伙——悠着点。

　　2、给城里有钱人把信心树立起来——该买房子继续买，亏不倒。股票“麻麻咋咋”，我参与过，吓死背时。政府再没有钱，企业下岗职工再多，就算是你家儿子开的公司，都不要哄老百姓，老百姓认共产党这张“脸”呐——不要干缺德事。

　　3、继续抓休闲产业——我知道城里人确实有钱，至于从哪里来的，只有天晓得，总之就是有钱——随便到大中小城市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好一点的企业去问：一套、两套，甚至三套房子是有的，银行头十万八万取得出来——他们的钱要花——怎么花——他想怎么花就搞什么事情让他几爷子花个够——允许无益无害嘛。

　　4、中央搞这么大的“公案”应该把国际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怎么动员我没有经验——要想办法。

　　5、把刘永好这样有政治理想，兼济天下的老板动员起来；把我们这些仍然有点“酸”，在城里摔打了几十年的秀才请回去——漫说你一个乡镇，就是一个县、一个市也可以给你揉成“面团”——你“体制”内的兄弟伙都是“一个老师教的”，说经验没有经验，说胆子没有胆子，喝酒的时间远远多于读书的时间，别看我是个“农民”，像我写这些东西有些国家干部看都看不懂，也没有兴趣看，干得成啥子事情——不要怕伤自尊心——瞧不起是因为确实干得不太好。

　　6、干事情要下得起手，碰倒坛坛罐罐很正常，狭路相逢勇者胜。

　　中国经济整不整得好牵涉咱老百姓，特别是咱农民兄弟能不能继续吃“光干饭”，所以我尽管一直在家里喝“秋茶”，也不免关心一下，与读者共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金子”可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吗？
“金子”可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吗？

　　
　　
　　我说的“靓女”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新名词。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除关乎民生的一线国有企业外，国家对二线国有企业改制的指导思想一般来说都是转让原则。这就有个先转什么的问题。

　　是“靓女”先嫁呢，还是老女、丑女先嫁呢？

　　稍微本位一点，肯定是先嫁老女、丑女，这丈母娘才好当嘛。事实上，这不明智。因为靓女留在家里久了也会变老、变丑。

　　我曾经服务过的“希望”也好，“迪康”也好，还有“普瑞”，他们娶回家的都是“靓女”。

　　安徽蚌埠希望饲料公司前身就是安徽，甚至全国饲料行业的典型“靓女”：全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十条生产线之一，苏、豫、皖及鲁西南等历来养殖业就很发达，饲料工业前景未可限量。蚌埠市决策英明，甚至还希望“希望集团”帮助他们建类似四川新津、上海嘉定那样的“希望城私营经济开发区”。

　　迪康兼并重庆###长江制药厂也是如此。长江制药厂的大输液名气很大，技术成熟、工艺先进。加之三峡题材明摆起就是中央关注的重点，后来###同志亲临视察，可想而知。“靓女”嫁了个好“丈夫”，迪康长江制药厂活了。

　　普瑞原股东兼并内江制药五厂同样如此。

　　总之，是“靓女”就要快嫁，除非你有本事让她重获新生。等久了，一家子的老女、丑女，看你这个丈母娘咋个当。

　　到新世纪，有人还想打国有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的注意。转了几圈，发现要么产品单一，技术、工艺落后，就是设备老化、人员老化，已经跟不上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滚滚洪流，垂垂老矣。

　　我说，哥们，想想别的吧。比如：你不把它看成一个厂，看成一片空白，怎么样？

　　于是，老枝再发新芽。临路、临市、临水，甚至临山的老厂似乎一夜间全变得亮丽起来。

　　“老女”也没有逃过精明商人的眼睛。难怪，先哲说：“金子，黄黄的，闪光的。可以让白的变成黑的，让丑的变成美的；可以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

　　是钱厉害，还是人厉害。你说呢？

私营企业怎么建立“主人翁意识”？
私营企业怎么建立“主人翁意识”？

　　
　　
　　我经常给老板们讲：“企业是什么？企业是社会资源和企业利益总的协调者和分配者”，有些老板就是听不进去。当老板就应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天下之财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大家创造，天下之利公平分配，合理分配，和谐分配。”一句话“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钱，大家分！”

　　1994年，金阳县分管经济的副县长马海瓦尔委托我代表他参加凉山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四大”体制改革》培训班。我有幸聆听了当时国内一线专家讲课。从那时起我就醉心于研究思考企业治理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

　　这个马海后来作了凉山州布拖县县长，与我同岁，我的工作时间稍微比他长一点，因为他是正式工，该入党就入党，该提干就提干，所以得志得早。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秘书。他说：“现代企业制度和四大体制改革是培训县长的，你就代表我去接受培训，回来后，该怎么整，还要你拿主意呵！”

　　人家马海县长在用人上还是有一套呕。

　　1996年，成都商报约我写篇民营企业改革的文章。我当时想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成功，还需要改革吗？

　　我当时刚好离开“上海希望”，准备去“迪康”。正好，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总经理王长清离开“希望”后，准备搞一个“王牌”饲料。他让我帮他参详。在闲谈中，我们一边总结私营企业的得与失，一边解剖自己的沉与浮。

　　我们感到私营企业开始出问题了。

　　一是高层劳方与资方没有建立利益机制，也就是管理者与企业没有利益关系，像1995年，你几爷子“司刀令牌”都甩完了，弄了个2000多万，结果拿了1000多元的奖金。第二年大家就没有什么心思干了。

　　为了说服大家，我和当时的总经理还给大家来了段佛理：“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远处看，往高处走，靠平处坐”。道理是很有道理，特别是和平时期要多宣传这些东西，把大家的性子搞柔和一点，这也许就叫“和谐社会”吧？

　　但我老实觉得像是我妈经常教育我们“气力干了是有的”一样；有点宿命，有点忍让，有点“老好人”的味道。

　　其实，对普通人员来说，要走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按人才市场的规则就是同样的钱请得到人就行了。但掌握技术、掌握关系、有领袖形象的人走几个问题就大了。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呵。

　　二是责任没有落到人头上，人人都在负责，人人都不负责，主人翁意识极端淡薄。

　　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很快找到症结。于是一种叫“共享经济”的东西就在王长清办的长青饲料厂里实行了。

　　王老板搞的那套就是核心层依其在公司的价值给予股权，让公司主要操心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理由是我帮他找的，即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创造的”。因此，代表可变资本的劳动者，起码现阶段公司操心层应该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拥有分配权，即股权。

　　这样一来，一向公认的股权认定办法，即资金、设备、场地等折算成资本参与股权分配办法就被打破了。

　　1988年9月5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企业界解决了技术入股问题。管理入股仍然没有解决。怎么办？能突破吗？

　　人家王长清当时已经差不多60岁的人了，刚从新津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却把这个“砍”迈过去了。

　　有些国内同僚看不惯美国等国家大型企业给职业经理人动辄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年薪，认为没有必要。现在都还有人对善经营会管理，兢兢业业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多得一点年薪“红眼”。可知，企业系统是谁在控制局面，是谁在启动航程，是谁在鼓满风帆。

　　一句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靠人。

　　关于怎么对待企业人的因素我的心得是：

　　一、一般员工不应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而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行情。也就说，你企业亏本也要保证工资；企业赚钱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

　　二、经营者要与企业效益挂钩，同时与风险挂钩。通常20％…50％以现金支付，50％…80％靠年底效益提成。具体依据劳资关系而定。

　　王长清弄的那套共享经济第一年效果很好，后来情况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企业出了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新世纪以来，与“共享经济”相类似的企业治理方略很多。迪康集团对待员工的办法大概也可称之为“共享经济”。

　　迪康集团的做法是：针对不同层次人员，利用相关手段，解决“三大共同体”的分配及价值取向问题。即：

　　“利益共同体”；范围为公司普通员工，为其支付与自身价值相符合的工资报酬。

　　“命运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研发、经营、管理中层骨干，为其安排期权股份。

　　“理想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导入合伙制，使其在利益上有更大的保障。

　　据了解，希望集团现在的激励机制效果也很好，早已摆脱当初个别子公司人浮于事，离心离德的局面。

　　总之，“共享经济”无非就是希望建立利益共享，事业共创的劳资和谐局面。实现：企业利润，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利益分配，效益优先，贡献优先。

“大锅饭”破了，“小锅饭”怎么吃？
“大锅饭”破了，“小锅饭”怎么吃？

　　
　　
　　中国近代社会经过百年步履蹒跚的岁月蹉跎，总算跨入了继往开来的新世纪。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苦心探索，反复试验，终于无须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的理论利器。

　　可是中国企业界还是在大把大把的交学费：旧的秩序打破，新的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

　　——讲理想，讲道德，讲纪律，讲贡献等价值体系连同“三铁”受到冲击，那么现代企业应该讲什么？

　　——过去，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今天企业的使命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把职工叫“主人”，非国有企业视员工为“打工者”，那么怎样增强国有企业职工的“危机意识”，怎样减少非国有企业员工的“雇佣思想”，共同提高全员“主人翁意识”呢？

　　——那些自诩从市场中成长起来的私企老板怎样才能摆脱“企业是我的”，从而建立“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理想共同”的劳资合作关系呢？

　　——企业组织流程通常是：乡镇企业学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学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照搬书本。现代企业制度最关键一条：管理科学怎么落实呢？企业观念、企业组织、企业流程，还有许许多多“估堆堆”的环节需要再造吗？

　　——私企中坚力量（包括老板本人）多数来自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他们的老师是“一大二公”，他们的经验是“计划经济”，他们的管理理念多数是“行政”、“处罚”、“镇得住堂子”。更多表现为“暴力和金钱”过渡时代，离知识经济时代尚有很远的路程。那么，怎么解决“管理思想衔接”？

　　——国有企业几十年，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理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那么，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又怎么解决？

　　还有企业的科研、生产、营销以及企业的诸多内部制度是否已经适应产品战略、营销战略和企业形象战略了呢？

　　前几十年，我们的企业，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走了很多弯路，甚至犯过致命的错误，美其名曰“交学费”，今天民营也好，股份制也好，不能再交学费了。上面提到那些问题但愿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让我们试目以待。

“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
“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

　　
　　企业为什么存在，许多老板都回答不上，在实际运作中更是稀里糊涂，或者就根本没有打算弄明白。

　　办企业就是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说来很简单，真像这样“操”下去，有几人真正把钱赚到了，又能赚多久的钱。

　　这里我要说的是企业使命，即先把赚钱放一边，而把赚谁的钱搞清楚，即把市场搞清楚，把赚这个钱需要经过的程序、环节、难点搞清楚。因此，我们主张企业家一只眼睛看到生意，一只眼睛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和变革。

　　在“变”中把握机遇，在“变”中求得发展，与时具进，既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又为我们这个社会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政治大局贡献一分力量。所谓得人心得市场，你真的被公众公认为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有爱心的企业，顾全环境、行业、社会总体平衡大局的企业，你想不发财，想不发展都难。

　　所以，我几乎每一次接手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都会习惯的问问老板“企业为什么存在？”

　　矛盾在《子夜》中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将中国第一轮自由经济的罪恶作了描写。这部里程碑式的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企业家可以操纵军队，要股票跌价就叫守军打败仗，为了让股民重拾信心，他又可以叫进攻方后退三十里，让城里出现暂时稳定局面，增强股民入市积极性，从而抛售低价买进的股票。

　　“权力寻租”做到动用专政工具——军队了，还有什么生意做不成，还有什么企业做不大。

　　在为成都几家企业做策划的过程中，我已隐约感到资本的力量，真的可以“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所以十多年前有位坐上县长岗位的小兄弟告诉我：“以后做县长就不是我这种人了，没有钱你是坐不稳当的”。当社会矛盾激化到需要少数拥有控制权的老板出面摆平的时候，我那位县长兄弟的担忧就不是多余的了。

　　如果所有的老板都把“企业为什么存在”搞懂了，经济发展质量会提高一大步；但如果每位老板都发展到足以用军队进行“权力寻租”，其他社会力量还能对他有所制约吗？

　　但愿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何况，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发展经济，而非别的什么。

　　当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继续做好，也有相当的难度，做不好，经济和社会事业也很难发展。　。。

“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
“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

　　
　　
　　天上星多月不亮，

　　地上坎多路难行，

　　河上滩多行船险，

　　世上官多不太平。

　　还在生产队种地的时候就听过这一段民谚，因查不到相关资料，因而作了修改。总之，这段闪耀朴素辩证法思想光辉的民谚给了我大半生的启示，或者给了我大半生的误导，让我对“官”的印象一直不太好。

　　我和所有传播这段民谚的老百姓一样，没有想过或者很少构想把“官”推翻，只希望这个世界“官”少一点。

　　单就财政支持而言，这官多了就是负担。我有位做汉区县委书记的朋友，他告诉我，他们县财政收入1个亿，财政支出5个亿，需要上级财政作4亿元的转移支付。

　　我给他开玩笑，你叫你那帮“文武大臣”像农民一样安排外出务工，不说多了，每年给县上寄回1个亿，那么这5亿元可以买稻谷5亿斤，全县人民人均可无偿分配500斤，温饱不就解决了吗？吃饭问题解决了，农民不就可以轻松奔小康了吗？

　　书记付之一笑：你尽出“馊主意”。

　　还有位作县委副书记的朋友，他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县财政支持个亿，财政收入3300万元，仅财政渠道国家就要解决亿元，这个县人口只有15万，如此计算，人均可以无偿分得2000斤稻谷，干部们也别出去打工，就在当地组织老百姓退耕还林，要不了几年不就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水土保持、长防长治和建设秀美山川的目标了吗？

　　这主意“馊”吗？

　　尽管我出了一道极端数学题，但“官”多粮饷不够的确是历朝历代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如果“官”们只吃饭倒还简单，殊不知还会形成“繁文缛节局”，就是狄更斯在《小杜丽》中描述的社会现象。

　　狄更斯在小说中成功地杜撰了一个“繁文缛节局”，该局的工作原则是“想法子不干事”，它是英国官僚政治机构的缩影，多少人被它拖垮而破产。英国整个官僚机构为少数豪门所控制，它们像蚂蟥一样吮吸着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血汗。“繁文缛节局”由一个意近蚂蟥的巴纳克尔的家族所控制，地球上哪里有“繁文缛节局”的踪影，哪里就有巴纳克尔家族的代表。

　　不知道是不是“巴纳克尔”到了中国，反正似曾相识。比如：一个事情拖几年，办一个立项文件要盖几十，甚至几百个公章，不就是这只“蚂蟥”吗？

　　当然现在好多了，有政府办事中心了，不过“官”们又会生出其他许多事来。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权力寻租”，中央要求“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毕竟权力太多太大，特别是因信息不对称，加上老百姓对“官”的习惯依赖，就像有的患者不给医生送红包不敢上手术台一样，也许是自己多心了，多得来成心病了。因此，“官”们还是有法生事。

　　还有“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某些行业形成“潜规则”，你想“官”多了，还了得。

　　看过电视剧《纪晓岚》的朋友都知道，皇上批评纪晓岚：“你把肥鸭子给我杀了，又弄来一批瘦鸭子，以此往复，我这江山还不给吃垮吗？”

　　无独有偶，有些单位给“官”发廉政补足，或者年初收廉政保证金，年末双倍发廉政奖金。

　　另外，深圳有家名气很大的企业老总说：“我给主要干部发高薪，高薪养廉，高得超过普通员工18…20倍，红塔山香烟随便抽（当年红塔山香烟是上档次的商务烟），我看你还收不收红包”。说得振振有词，可这家公司的问题多多。

　　对此，我与四川大学一位哲学学者做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

　　他说：“只要财富达到极大的丰富，实现各取所需了，廉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什么叫极大的丰富，什么叫各取所需，我想到银河系去旅游一下，不过，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同船”我狠狠地幽了他一默。

　　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穷性决定了“必须抑制没完没了的欲望”，只是抑制的办法未必只有所谓廉政建设。办法多的是。

　　一是通过政策的、宣传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弱化“官本位”。据说深广地区“官本位”就不是太强。让人的价值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体现，就像我们农民，如果国家早几十年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我上什么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