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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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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就分手了。每个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盘,只要形势上有需要,利害上有关系就做,这是当然的情形。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而去与人讲道义,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更何况,像三国时候,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以为袁绍也是朋友,去请袁绍帮忙,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因为利害的关系,已经结合了。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对时势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这工作?他想借袁绍的兵,把曹操打垮,这是很危险的。像吴三桂借满清的兵打李自成,结果就成了满人的天下。再以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的思想来讲,不冷静地先求“谋攻”的关键,只是感情用事,以个人忿恨的私见,影响到作战的决策,头脑就昏了,心理上情绪的悲哀、怨恨,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讳。这不只是限于军事,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个人的情绪忿捐之中,特别要注意,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然后才能够冷静,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谋定而后动”而像臧洪这样“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以前战国时候,吴楚之战,楚被吴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但对事情而言,这是没有用的。不能解决问题。这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处理事情的观点、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个人,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但为楚国着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关国,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也不是好办法,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大家都知道一诺千金,是季布有名的历史故事,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他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游侠之士,后来跟随项羽,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把刘邦打垮了,追击刘邦,差一点就可以砍到刘邦的马尾。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也是季布,所以悬重赏缉捕季布,同时下令,藏匿了他的要诛全族。在这样严缉之下,季布就到山东一位大侠朱家那里卖身作佣人。朱家一看见季布,就看出来了,把他收留下来。到晚上再把季布找来,做个别谈话,要他说老实话。季布说,你既然知道了,就随你办,向刘邦报告,就可以得重赏乃至封侯。朱家当时就安慰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同时告诉季布,这样逃匿不是办法,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朱家本来就和刘邦这些人很熟,他和季布商量同意,将季布扮成车夫,朱家带他去见刘邦。到了长安以后,这一班帮助汉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请朱家,问他到长安有什么事,当然,都知道他不想做官,也不会要钱。朱家就要他们转告刘邦,季布这个人,年轻有为,是个将才,是个可以大用的豪杰之士。当年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季布追杀刘邦,是各为其主。项羽完了,就不必再视季布为仇敌,现在通令全国抓他,这样逼迫,他被逼紧了,不是向南边逃到南越,就是往北边逃往匈奴(因为那时刘邦所统一的天下,只限于中原一带,至于长江以南的两广、云贵一带,南越王赵佗,和汉高祖同时起来的,虽已称臣,并未心服;北方的匈奴,也随时要侵犯中国的),这样平白地送给敌人一名勇将,给自己增加一个最大的祸患,这又何苦?朱家说,现在就为这事而来。这班大臣们向刘邦报告以后,汉高祖听说是朱家来说的,就取消了通缉令,并且给季布官做。所以后来季布又成了汉朝的大将,而且非常忠于汉室。可是如果没有朱家这一次出来说话,还是不行。而朱家说妥了这件事,仍然回山东过他的游侠生涯去了,不要功名富贵。所以侠义道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这里是说,季布失败以后,毫无办法,英雄的豪气都没有了,变成窝囊得很,把头发剃光,什么苦工都做不该去躲藏的地方也去躲藏,偷偷摸摸过日子,这样对吗?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失败了就自杀算了。在那个时候说来,季布既是壮士,失败后却窝囊的过逃亡日子,这是对的吗?
  对于上面这种一般看法的问题,下面引用司马迁的话作答案: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司马迁说,当项羽与刘邦争天下的时候,以项羽的那种力拔山兮的气概,而季布却仍然在楚国能以武勇,显名于天下,每次战役中,带领部队作先锋,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多少次冲入敌阵,夺下对方的军旗,斩了对方的将领,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后来项羽失败了,汉高祖下命令要抓他来杀掉的时候,却又甘心到朱家那里当奴隶,而不自杀。从这点看起来,季布又多么下贱,一点壮志都没有。其实,季布这样做法,并不是自甘堕落,他是有自己的抱负,自认有不了起的才华,只是倒霉了,当初找错老板,心有不甘。所以当项羽失败了,愿意受辱,并不以为羞耻,因为还是要等待机会,发展自己的长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最后还是成为汉代的名将。由他的经历做法,就看出了他的思想、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这种人死,太不合算。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见解、有气派、有才具的贤者,固然把死看得很严重,但是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不像一般小人物一样,为了一点小事情,就气得上吊,这种人的心理,觉得没有办法再翻身了,走绝路了,心胸狭窄,所以才愿意去自杀,而怀抱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还是要看死的价值如何,绝不轻易抛生的。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戳,何哉?
  这段历史是刘邦、项羽,作楚汉之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部队,能作战、是名将,有举足轻重的威势,他在楚汉之间,靠向谁,谁就获胜。萧何、张良、陈平,这几个文人,却用反间计,掌握了这些摆来摆去的人。但是魏豹他们,都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的,有如民国初年各地的军阀,有的是贩马的、卖布的出身,可是他已经能席卷千里,南面称王。力量稳固以后,带了兵,喋血乘胜,天天都是他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投机起家的分子,始终怀叛逆之意,始终不安分,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才有办法,社会不乱,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失败了,这种人不会自杀而宁愿被俘虏,身遭刑戮而死,这又是什么道理?
  中材以上,且盖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功者也。
  像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以上的人,都会觉得羞耻,而更高的王者之才,更不会这样。如项羽失败了,就以无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以后,不死而虏,落到身被刑戮的结果,没有别的缘故,他们自视有智慧才略,所以愿意被虏,希望将来还能够上台,抓到兵权或政权,实施他的理想,云蒸龙变(根据《易经》的道理,“云从龙,风从虎”当老虎来的时候,会先有一阵风过来,龙降的时候,一定先起云雾。所谓云蒸龙变,就是形容一个特殊人物出现时,如龙出现一样,整个社会都会受影响而转变),所以他们不愿轻易牺牲,宁愿俘虏。而希望得到机会,能发展自己的抱负、理想,这就是贾谊所说的:“烈士殉名,夸者死权”的心理,只想自己如何建功立业为目标,而至于自己个人,受什么委屈都可以,绝对不轻易牺牲。这也就是乱世多纵横捭阖之士的功利主义。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这里再引用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赞。“赞”是旧式文章的一种体裁,所谓“赞”、“颂”等等都是在一篇传记后面的一个评论。司马迁在《相如列传》之后,评论的几句话说,蔺相如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如今日做敌后工作的人,最后可能就是死亡,明知道做这工作是死,而决心去做,这须要大勇。但是死本身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是对死的处理,对于这一下应该死或不应该死的决定,这一处理,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所以在死以前,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这才是最难的事。现在蔺相如在秦庭和秦始皇当面争论抗衡的时候,不把和氏璧交给秦始皇,手上捧着和氏璧,眼睛看着柱子,准备自己碰上去,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块玉一起碰毁,回过头来骂秦始皇和他的左右。而蔺相如并没有武功,那一种情势的最后结果,不过是被杀头而已,所谓除死无大事。可是,人在这种情形下,能做出这种决定来是最难的。一般人在这个情形下,一定是懦弱胆小,拿不出这种勇气的。其实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胆子小,拿不出勇气来,最后还是死,死了还挨骂。而蔺相如这时,却大发其脾气,反而把秦始皇镇慑住了。后来蔺相如回到赵国,因这件事的功劳,官做得和廉颇一样大,廉颇心里不服气,处处和他过不去,等于首相和大元帅不睦,但是蔺相如不管廉颇怎样侮辱,他都躲开。有人问蔺相如为什么这样怕廉颇。蔺相如告诉他们,一个国家如果文臣武将之间有了意见,国家就危险了。现在秦国不敢来打,就因为有我和廉颇两个人在,如少了一人,国家就完了。后来这个话传到廉颇耳里,他心里很难过,知道自己都在蔺相如的包容之中,因此自己背根荆条去向蔺相如跪下来请罪,而变成了好朋友。由此看蔺相如的智慧、修养,真是智勇双全。而《长短经》的作者,则引用司马迁的这段赞词,从另一个观点批评说,像蔺相如这种人,就是忠贞之士,对于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不怕死,对什么事情应该不轻言牺牲,他都有正确的自处之道,这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并不是盲目的冲动。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这里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来作评论。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齐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情形和季布与刘邦的关系是一样的。管仲本来是帮助齐桓公的劲敌也是兄弟公子纠的,管仲曾经用箭射齐桓公,而且射中了。只是很凑巧,刚好射在腰带的环节上,齐桓公命大没有死。后来齐桓公成功了,公子纠手下的人,都被杀光了。找到管仲的时候,管仲把手在背后一反剪,让齐桓公的手下绑起来,自己不愿自杀,而被送到齐桓公面前。因为他心里清楚,有一个好朋友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做事,一定会保他。齐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气要杀他。鲍叔牙就对齐桓公说,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历史上留名,就不能杀他。鲍叔牙这一保证,齐桓公就重用了他,(当然也要齐桓公这种人,才会这样做。)后来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评管仲,管仲就说:人们认为我被打败了,关在牢里,变在囚犯是可耻的,我却不认为这是可耻的。我认为可耻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活了一辈子不能治平天下,对国家社会没有贡献。人们认为公子纠死了,我就应该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而我认为我有大才,可以使一个国家称霸天下,所以在我认为可耻的,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布于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可耻。
  《长短经》的作者于是作结论说,像管仲这一类的思想,绝不把生死之间的问题看得太严重,因为他自负有才能,目标以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济世功业为范围。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于管仲的这些历史经验,都是说明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的行为,在死与不死之间,有很明白的经验与比较。
  ……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长史,何如?
  这是说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在《滕王阁序》里,提到过宗悫这个人,“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所说的宗悫就是这个人,他是刘宋时代人。(历史上的“宋代”分辨起来很讨厌。宋有北宋、南宋。这个宋是唐代以后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后称南宋,南渡以前称北宋,是赵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赵家做皇帝。而刘宋则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因为这个刘宋的第一个皇帝,也是和汉高祖一样由平民老百姓起来的刘裕。所以后世读历史,为了便于分别朝代,就对这晋以后南北朝的宋朝,称作刘宋。而对唐以后的宋,有时则称之为赵宋。)宗悫就是刘宋时代的人,在《长短经》里只说他是宋代人,但因为作者是唐代的人,绝不可能说到后来赵宋时代的人,所以读书的时候,万一发生类似的疑问,就要把历史的年代弄清楚。这里说当宗悫还没得志的时候,他的同乡庾业,有财、有权、有势,阔气得很,宴请客人的时候,总是几十道菜,酒席摆得有一丈见方那么多,而招待宗悫,则给他吃有稗子的杂粮煮的饭,而宗悫还是照样吃饭。后来宗悫为豫州太守,相当于方面诸侯,军权、政权、司法权、生杀之权集于一身,而他请庾业做秘书长了,绝没有因为当年庾业对自己那样看不起而记仇,这就是宗悫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笔记上记载,有个人原来去参加武举考试的,因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时又转而参加文举,但是这和当时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举考试的这位著名的学官,大发脾气。因为这时已经是清朝中叶以后,重文轻武,对武人看不起,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当时文人进考场的时候,那些武官是到试场为考生背书包的。所以这些学官对这个转考文举的武秀才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后,还是要求改考文举。这位学官盛气之下,当时就出了一个题目,限他即刻下笔。这位秀才提起笔就作好了。这位学官终归是好的,还是准了他考文举。后来这个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抚兼军门提督,等于省主席兼督军又兼战区司令官,他还是带了随从去拜访当年打他屁股的这位学台,而这位学台心里难过极了,一直向他道歉。他却感谢这顿打激励了他,并请这位学台当秘书长。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没有什么事业前途。所以说,器度很重要。而且人与人相处,器度大则人生过得很快活,何况中国的老话:“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段书就是讨论宗悫对庾业的事情,该是怎么个说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话: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门,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责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车身之事则同,居车之情已异。若宗元斡无作于革具,有韩、黥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他说一个人在穷困中,心里不忧不愁;在低贱的时候,没有地位,到处被人看不起,内心也不烦恼,不苦闷,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淡泊于天命和平常,穷就穷,无所谓,而胸怀更伟大的理想,另具有长远的眼光。只有像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有这样的器度、修养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种人,“降志辱身”,倒霉的时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霉的时候就做倒霉的事,乃至身体被人侮屏都可以,头都不招,眉毛都挂下来,眼睛都不看人,佝着背,到处向人家磕头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时候,则像在一些英雄的头上跑马似的,这就是韩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们都是汉高祖面前两位大将。黥布封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时代做流氓,犯过法,脸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后来贵为九江王。韩信则在倒霉的时候,腰上带了一把剑,遇到流氓,流氓骂他饭都没有吃,没有资格佩剑,迫他从胯下爬过去。后来韩信当了三齐王,那个流氓到处躲,韩信还把他请来作官,并且说当年如果不是这一次侮辱,还懒得出去奋斗呢!最后汉高祖把他抓来的时候,本来不想杀他,还和他说笑话。他批评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带多少兵,汉高祖问他自己能带多少兵,他说多多益善。汉高祖说:你牛吹得太大了,那么我可以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可是能将将。韩信当时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对这些同事,也都是身为大元帅的批评别人的那两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实反省过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这句话也形容出韩信在得意的时候,有如天马行空,在一般英雄头上驰骋。
  由此看来,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愿意过平淡的生活,这是高度的道德修养,只有曾子、原宪这一类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类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时候委屈,乃至一辈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时候,就驰骋群雄之上,这就和曾子、原宪不一样。而这两种人,“卑身之事则同”,当不得志的时候,生活形态搞得很卑贱,被人看不起的那个情形,是相同的。可是处在卑贱时,这两种人的思想情操,则绝对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只好委屈;另一种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却认为人生本来是要平淡,并不是要富贵,所以“居卑之情已异”。
  可是像宗悫(号元斡),是兼有这两种修养的长处,当年庾业看不起他的时候,盛大的酒席招待朋友,却招呼他在旁边吃一碗杂粮饭,他井不觉得羞耻,吃饱了就好。因为他有理想,准备将来得志了大做一番,所以有韩信、黥布那样的器度。而当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来做部下,把过去受辱的事都放开,真是一个长者之风。这个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厚道的心地,真是了不起。这是说与臣道有关的个人修养问题。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这段历史故事,是汉高祖死了以后,吕后想夺政权,把自己娘家的人弄上台,而将汉高祖的老部下都撵掉了,是汉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危险时期。郦寄是汉高祖的一位秘书兼参谋郦食其的儿子。后来周勃他们推翻了吕家的政权,恢复了汉高祖子孙的权位,这中间是一段很热闹的外戚与内延之争。在这一段斗争中,周勃他们,教郦寄故意和吕禄做好朋友。这时吕禄是执金吾,等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需先把吕禄弄开,否则这天晚上推翻吕家政权的行动就难于顺利进行。所以这天就安排了由郦寄邀吕禄到郊外去玩。于是由周勃他们在首都把吕氏的政权推翻,接汉高祖的中子代王来即位为孝文皇帝。可是后世的人批评郦寄把吕禄骗出去郊外玩这件事情,在他个人的道义上说来,是出卖了朋友。那么这个道理,究竟对不对,又该怎么个说法呢?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他认为郦寄卖友的批评不对。所谓出卖朋友的交情,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益,而忘了朋友的义气,才是卖友。郦寄的父亲帮助汉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吕家把这个政权用阴谋手段拿去,这才是不对的。他能在这劫难之中,把吕禄骗出去,予以摧毁,他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这不是出卖朋友,只是在政治上,为了对国家有所贡献,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追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注涕曰:不敢有二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这里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靳允是三国时人,当时曹操带兵去打徐州,命令一个大将程昱留守后方的重镇甄城,正在这样用兵的时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员将领张邈又反叛了他,于是曹操这时只好亲自迎战吕布。这时在战争的地理形势上,如果吕布将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设法把守范城的首长靳允的母亲捉来,想要挟迫靳允为了救母亲而归顺自己。所以曹操也赶紧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这个地方。结果靳允被说动了,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这里就引这个故事,问起靳允这样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众说: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作者引用徐众对这件事的评论作为答案。徐众是说,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和曹操之间,还没有君臣的关系,而母亲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直系尊亲,在情理上,靳允是应该为了母亲的安危而去,不应该听曹操的话不顾母亲而守城。
  同时这里进一步引用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以说明这个道理。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构,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这是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汉高祖有一个大将王陵,项羽为了要他归顺过来,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来,威胁王陵。而王陵的母亲,已看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自已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会为母亲而意志不坚定。因此自杀,留了一封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嘱他还是好好帮助汉高祖,坚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为事业努力,心里再没有牵挂,可以全心全意去帮忙刘邦。
  另一段故事: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
  卫国的一位名叫开方的贵族,在齐国做官,十年都没有请假回到卫国去。而管仲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开方在齐国做了十年的官,从来没有请假回去看看父母,像这样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老板!怎么可以为相!把他开除了。
  所以这里就上面的几个故事,为靳允违亲的事,作了结论说:
  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能够对父母有感情,才能对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结合,所以靳允是不对的,应该先去救母亲的。
  接下来,又举了一个例子,就靳允违母守城这件事,作了另一个角度的结论: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亲抓起来,以胁迫徐庶,使徐庶进退两难。刘备一知道这情形,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来,曹操会杀你的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责备,你还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结论就说,一个领导人,应该深体人情,那么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的母亲才对。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刘备是刘备,他们两个的领导器度,绝对不同。
  ……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这段是说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他们:根据历史的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骗他;而西门豹治邺都的时候,一般人不敢骗他。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三个不同的反应,在今天(曹丕当时)看来你认为哪一种好?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划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这是王朗的答复,首先解释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事情,王朗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够真爱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义,不忍心骗他。其次听到领导人任察,所谓“察察为明”,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一个大臣晚上在家里和自己的姨太太们打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雍正就问他昨天夜里在干什么?这位大臣回答昨夜没事,在家里打牌。雍正听了以后,认为这大臣说话很老实,因此很高兴地笑了,并且送了他一个小纸包,吩附他回去再打开来看。这位大臣回到家里打开雍正所送的纸包一看,正是昨夜打完牌,收牌时所少掉而到处找不到的那一张牌。可不知道怎么到了皇帝的口袋里。这说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他如果当时撒谎,说昨夜在处理公事,拟计划,写报告,那就糟了。这在雍正,就是察察为明。偶然用一下则可,但是不能长用,长用总不大好。这样以“察察为明”的作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风。所以做领导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一句谎话,也许他是无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没有道理,有时候装傻就算了。再其次说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过错,重则杀头,轻则记过,完全靠刑罚、法规来管理的话,那么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骗了。这样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规办理,不用头脑,明知道法规没有道理,也绝对不变通处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
  这篇是讲臣道,专门讲干部对上面尽忠的道理,但是尽忠不能只作单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领导得不对,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这里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义,这和《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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