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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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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一群新闻媒体执行人发表讲话时再次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假如经济力量果真如总统所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冷战早期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尽管国际间的贸易与繁荣难免受到偶然###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可能构成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可以探测的。
正如本书前面所有的部分一样，此处用以进行比较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不精确。更何况自从马尔霍尔统计学字典问世以来，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所聘用的专业统计学家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技术日趋复杂，要进行确切的比较又谈何容易！“封闭”社会不愿公布统计数字，各国对收入和生产的统计方法不同，汇率动荡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决定放弃黄金汇兑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这一切给任何一个系列经济统计数字的正确性都投下了怀疑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蛛丝马迹，又可以用来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而推导出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贝罗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点，正确地描述为“一个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953—1975年间，年均总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6％（人均产值为4％），即使在1973—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一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贝罗克本人计算的“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与罗斯托的“世界工业生产”数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组令人目眩的增长数字（见表39）：
表39。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1830—1980年）
（1900年为100）
贝罗克还指出：“1953—1973年间累计世界工业产量可与1800—1953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总产量相媲美。”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将工业化扩展到第三世界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影响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被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
（1913年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参看表41）。
表41。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1950—1960年代，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欠发达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贝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1963年上升为，1973年为，1980年达12％。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增至1970年的，再增至1980年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 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1 580美元，而像扎伊尔那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事实上，欠发达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单一产品的经济停滞不前。频频上升的利率或美元的增值，更使这些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西方医学在防治疾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国家人口数目扶摇直上，它增加了粮食紧张的压力并使新增的国民收入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它们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改良作物与植物品种，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另外，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吉星高照、收入颇丰的产油国，经济上变成了另一种类型——所谓不发达的欧佩克国家（石油输出国），尽管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油价下跌而吃了苦头。在所有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斯克兰称之为“贸易国”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模仿日本、西德和瑞士的企业家精神，为世界市场生产工业产品。
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表明，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工业大国还是落后小国，都是如此。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曾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它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如何，值得仔细考察。
毫无疑问，1945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几十年来在持续进行现代化方面树立了蔚为壮观的榜样。日本在商业和竞争方面成绩突出，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独执牛耳，而且也为亚洲其他“贸易国”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模式。事实上，日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是亚洲第一个模仿西方经济，效仿西方的军事和帝国主义（这对它来说是致命的）的国家，并因此而令人刮目相看。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并丧失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追求上来。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日本作为一个被占领国，服服帖帖，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50年，形势开始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庞大的开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许多出口型公司的生产。例如，丰田公司当时已面临危机，但美国国防部的首批卡车订单使它得救了。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的经历。
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的军事开支对日本经济起了刺激作用外，造就“日本奇迹”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通过对日本发展道路及成功经验的探讨，可以看出工业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日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对获得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具有坚定的信念。它从西方移植了（并不断加以改进）复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在全国大力推行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因而拥有大批电子、机械工程师和汽车迷，和大量规模虽小但属于企业型的小工厂以及大财团。日本社会崇尚勤奋工作的精神，人们忠于自己服务的公司，主张通过相互妥协和彼此尊重来调解劳资纠纷。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日本获得了这种资金。其方法是，一方面借助于美国的战略保护伞，实行国家“非军事化”，在防务上花费极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行鼓励个人储蓄的金融税务政策，使个人储蓄额高得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钱可用来投资。日本的成功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对新兴企业和技术发展的扶持，以及对陈旧和衰败企业进行的有条不紊的淘汰”。所有这些与美国自由放任的做法大不相同。
对日本的奇迹无论如何解释（某些日本问题专家更加强调其文化、社会因素，至于国民的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附加因素”就更不用说了），谁都不会否认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1950—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难以置信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工业国。即使在1973—1974年间，世界经济受到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之时，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受到阻碍。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一直保持着高出竞争对手一倍。作为世界制造业稳定的主要生产者，日本生产的产品很多，有照相机、厨房用品、电子产品、乐器和摩托车等等，并且不断有新的产品问世。日本的产品已经向瑞士的手表工业提出了挑战，也使德国的光学工业黯然失色，并使得英、美摩托车工业蒙受损失。日本的造船厂十年之内所生产的吨位数，占世界下水船舶吨位的一半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现代化的钢厂的产量已与美国钢铁工业持平。日本汽车业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1960—1984年期间，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从1％上升到23％——结果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小汽车和卡车都是数以百万计。日本锲而不舍、咄咄逼人，产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迈进：计算机、电信、航天、机器人以及生物工程等。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咄咄逼人的努力，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成为金融和工业的巨人，它在世界生产和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随之扩大。1952年，当盟军结束军事占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比英国或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3略高一点。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以及美国的一半以上。”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3％上升到约10％，并且从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苏联在192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曾达到过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日本却来得更加轻松自如，既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更加令人瞩目。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9）
与日本相比，其他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缓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诞生之后，开始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观察家没有认真看待它。这部分地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所谓“黄祸”的忧虑，因为，这个东方巨人一旦组织起全国的八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在同列强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说敢作敢为的）作用，尽管也许这是由于它感到自己被包围而做出的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它同美国在朝鲜和金门、马祖的冲突；它进驻西藏；它同印度进行的边境冲突；它愤然同苏联决裂，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交锋；它同越南进行流血的反击作战；它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以及促进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通常使用一种好战的宣传调子（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所有这些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树立了一个比言行谨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为重要、更难以预测的形象。仅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这一点说，其政治倾向如何，就必须予以认真的对待。
但是，如果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衡量，中国似乎又是典型的经济落后国家。比如说，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仅有，其工业潜力仅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71％！中国的人口每年以数以千万计的高速度增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其人均产值低得可怕，上缴国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过许多干扰：军阀混战、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内战等等，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农民才从地主的手中夺回了土地。然而，中国经济的前途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中国过去就拥有公路、轻型铁路等基础设施，它的纺织业很有潜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为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满洲地区20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开发过。中国的工业要想腾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长期的安定和巨额的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有共产党执政和苏联的援助，上述两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煤产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集到的还是从苏联借来的资金，都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终止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外，毛泽东错误的决策：鼓励开办乡村钢铁厂以求取“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受尽凌辱）等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实行敌对性的外交政策，与几乎所有的邻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这意味着其有限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军事开支。
当然，就经济而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技术，给乡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但是，中国只有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行工业现代化，并进行长期的投资——这些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休养生息和同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贸易——才能使国民生产获得重大提高。中国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贵重金属矿产一样，正在被迅速开发。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3 70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或法国，其现代能源消耗相当于欧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能耗的两倍。同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从1973年的）到5％，接近于西德所占的比例。但是，近年来在这种喜人的增长形势中并非不存在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已不得不调低了国家的“四化”目标。而且值得重提的是，如果财富和产值按人口平均数统计，中国又会重新显现出它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当然，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第五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是“西欧”。比起中、美、苏这些国家来说，西欧显然更多地具有地理上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就因人而异——西欧可以是指在俄国控制势力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也可以是指最初的（或者扩大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机构）；它还常用来代指那些老牌的强国（英、法、德、意）。如果美国国务院要实行一项新的对苏政策或中东政策，它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协商而自行其是。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人一般认为，“欧洲”起始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概念在语义上含糊不清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许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把194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分裂看作不过是一种暂时状态，主张将来把两边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联邦。因此，从政治和法规上说，使用“欧洲”或“西欧”一词来表达超出词义和含混的人文地理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有困难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0）
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速度持续增长。到1949—19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恢复到了它们战前的生产水平，其中一些国家（主要是战时的中立国）的生产还明显超过了战前水平。紧接着，欧洲的工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相当充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投资金额创历史的高水平，其结果是使欧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间，欧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人均产值增长，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与3％。工业的增长率还要高些，达，相比之下，世界增长率仅为。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欧洲的人均产值几乎相当于1950年的倍。极其有趣的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遍及整个欧洲，包括西北欧这个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国家，连一向发展缓慢的英国经济，此时也以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快步向前发展。20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下降了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回升。“1950—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探究起来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侵略、长期战争与外国占领之痛苦，城市、工厂、公路、铁路遭到轰炸；封锁导致食品与原材料匮乏；千百万人民应征入伍；千百万生灵惨遭涂炭。即使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国主义的阻碍。所谓“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新的能源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市场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的发展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扩展。不断增高的关税壁垒曾使产品供应国与市场相隔绝。政府的补贴使低效的公司和农场主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相互封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1945年以后，不仅莫内、斯佩克和哈尔斯坦等“新一代欧洲人”决心创造能免蹈覆辙的新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心肠不错、乐于助人的美国，它愿意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复兴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制定国家计划时，其重点都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旧的结构解体或被怀疑和否定，使革新变得更加容易。美国不仅按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被恰当地比喻为“雪中送炭”——而且在军事上还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使欧洲各国得到庇护。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非殖民化前的时期里，英、法两国确曾把巨额资金用于国防。假如没有美国的保护，它们和所有的邻国就要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因为贸易壁垒少了，公司和个人便能够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发展。在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欧洲国家本身即是如此），因为它们相互间的需求更大，所以总是比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假如说，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比其他事业的增长要快，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各国的买卖主要是在邻国之间进行的。1950年后的大约3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一个半世纪增长额的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吃惊，比如：西德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下降为1973年的；同期法国则从降为（1980年进而降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急剧增加；西德的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320美元猛增至1978年的9 131美元；意大利从1960年的638美元增为1979年的5 142美元。西德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1948年的辆增至1970年的227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252辆。无论你对此作何估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该国国民生产总值1948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3年才减慢下来。在此期间，除日本和西德以外，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比任何国家都快。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意大利一直属于“欧洲四强”之末，换言之，它以前从未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意大利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荒唐的经济政策，加之美国的有力援助，企业家们利用国家规定的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和设计方面的声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出口业，特别是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意大利利用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补偿了本国煤炭供给的不足。汽车制造业的成就则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催化剂。由于意大利汽车需求与消费量增大，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经久不衰，这为它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出口汽车奠定了有力基础。与此同时，制鞋业和优质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至60年代，意大利冰箱畅销欧洲所有国家。但是上述成功绝非毫无缺陷。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依然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远不如北欧国家；政府不稳定；大规模的“黑市经济”；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高于各国平均值的通货膨胀率，等等。这些都影响了里拉的价值，并且表明意大利的经济复兴是脆弱的。每当同欧洲各国的收入或工业化程度做比较，意大利总是比不上其发达的邻国，但若拿增长率做比较，情况就好得多，这又说明意大利经济的起点较低。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1）
相比之下，1945年的英国经济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也许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往后40年中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缘由。也就是说，由于英国（同美国一样）没有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其增长率不可能像那些从军事铁蹄下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一样高。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正如前面所述，英国并未被打败，它依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并重新获得了其世界帝国的一切，这种事实使英国国民很难产生彻底改革其自身经济制度的愿望。英国战后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机构，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工会、行政机构和古老的大学。虽然工党政府1945—1951年推出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非更加深入地对经济机构和工作态度进行重新调整。因为依然自信在世界上居于特殊的地位，英国继续依靠所猎取的殖民地市场，竭力维持英镑价值，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英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并拒绝加入欧洲统一进程。在北约国家中，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
1945年后初期的英国，因为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缺陷，以及它深谋远虑地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在中东与非洲的帝国地位得以维持，这一切都使得它在国际和经济上的真实地位被部分地掩盖起来了。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症。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加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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