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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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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嚼丛郊性谏偈父龉业氖锥肌Ｈ欢鞣降酃饕宓慕竞岷涂裢粗窒铝说贾伦陨砘倜鸬闹肿印Ｈ鞫ぢ薜滤埂⒎核估蛑饕逭吆桶滦俚酃绱笏列锩褡逯饕澹诓级恕⒉ɡ既恕⑷侨撕头依既酥性斐闪松羁逃跋臁Ｗ魑鹿⒁獯罄骋缓�1914年协约国决定援助比利时的理论依据的民族自决论，很快向东向南传播到埃及、印度和印度###。由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18年打败了德、奥、匈三国，并于1919年挫败了威尔逊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民族主义行动只在部分地区得到鼓励。有些人认为，对东欧各国可赋予民族自治权，因为它们是欧洲“文明”国家；而不能把这种原则扩大到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帝国主义列强拥有大量殖民地，经常镇压民族独立运动。1941年后西方强国在远东利益的丧失，随着战争的发展附属国进行经济动员和征召新兵，大西洋宪章所造成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的衰落，所有这些因素释放出来的能量都推动了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才有这一术语）的发展变化。
第三世界国家是指坚持留在美苏控制的两个集团以外的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任何联系，对它们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例如，土耳其、中国、日本和菲律宾都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把它们称做“不结盟”国家就不合适。另一方面，它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一百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这并没使大国的行动受到制约，因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一权力是在谨慎的斯大林的坚持下确定的）。但是，这却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希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如美国1950年要求联合国支援南朝鲜），它就必须得到其他本来不赞成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观点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殖民化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苏联人巧妙地支持的结束“经济落后”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世界的舆论具有浓厚的反西方色彩。这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及其以后的越南问题、拉美问题、南非问题和中东战争中都可看出。即使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对反殖民主义问题也被日益重视。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1964年在开罗，1970年在卢萨卡）也说明，人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已不在欧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最大军事、经济力量国家的手中。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
不结盟运动最著名的创始人是铁托、纳塞尔和尼赫鲁。令人吃惊的是，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即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未导致俄国入侵，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斯大林死后，铁托更坚定地执行不结盟政策，第一次最高级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就说明了这一点。纳塞尔是1956年与英国、法国、以色列发生冲突后才闻名于阿拉伯世界的。他经常尖锐地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因为他对本国共产党的态度很坏，并于1959—1961年利用电台、报纸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苏运动。泛阿拉伯主义，特别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尽管当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试图使两者融为一体。印度是“温和的”不结盟国家的象征性代表。它经常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后得到的更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尼赫鲁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批评苏联，对印度共产党采取不信任态度，尼赫鲁对英国的苏伊士运河政策的谴责，出于他不喜欢任何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态度。
这些年来，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俄国急于使它们背离西方站到自己一边，却又不很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这就意味着，它在外交上有所“得”的同时，必有所“失”。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国，这在以后将有详述，但也有许多其他事例。1958年，俄国在伊拉克政权更迭之后，当上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友邦，并对其提供贷款。4年之后，伊拉克复兴党领导的政变却导致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莫斯科不断向印度提供援助，不可避免地会触怒巴基斯坦。俄国没办法既使印度高兴，又不失去巴基斯坦。在缅甸，俄国人开始很受欢迎。但后来该国驱逐所有外国人时，也把他们赶了出去。在印度尼西亚，情况更糟。苏加诺得到大量俄国和东欧的援助后，于1963年背叛莫斯科投向北京的怀抱。两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军队又极其残忍地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将苏联大使遣送回国，因为他与当地的一次罢工有牵连。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杜尔拒不让苏联飞机在苏联人帮助扩建的科纳克里机场加油。在1960年的刚果危机中，俄国对卢蒙巴的支持使这位刚果人民领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后来，卢蒙巴的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将万名俄国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对莫斯科的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毫无疑问，必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亲美（如以色列、台湾），另一些国家长期亲苏（如古巴、安哥拉），因为它们感到有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的南斯拉夫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而还有一些国家在比较多地依靠一个集团的同时（因为这一集团向它们提供援助），坚定地保持适度的独立。最后一点是，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权更迭和边界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不知所措。在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和柬埔寨等地发生的地区性争端，也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争端双方向不同的集团寻求援助。俄国和美国像从前的大国一样，也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它们的“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与文化所接受。
四 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从20世纪60年代转入70年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都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在1974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850亿美元和1 09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260亿美元）的3～4倍，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国97亿美元，法国99亿美元，西德137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200多万人和300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大得多，比中国那300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两个超级大国都有5 000多架作战飞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280万吨（美国）和210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投射工具的数量方面，参看表38。
表38。大国核投射工具一览表（1974年）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互相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它们建立了一条“热线”，以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次危机时能够进行通讯；还搞了1963年核禁试条约（英国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试验核装置；1972年搞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使苏联停止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1975年，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进一步扩大了这项条约的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又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会谈（1979年6月签署，但始终未获得美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可是，所有这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和推动双方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特定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动机，并没有制止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有什么效果，也只是禁止或限制一种武器，这不过导致各方把有关资源转用到另一领域而已。从1950年代末期起，苏联稳步地、毫不手软地增加了对武装部队的拨款。虽然美国的防务开支方式因受越南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随后公众反对那场冒险的影响而发生了特殊变化，但其长期的趋势也是不断向高开支方向发展。每隔几年双方就会增加一批新武器系统，每一方的火箭就配备一批多弹头装置，海军增加一批导弹潜艇。而战略导弹方面出现的核僵持局面（这引起了欧洲人这样一种恐惧：美国不会用它的远程导弹回击苏联指向西方的进攻，因为那会招致苏联对美国城市的原子打击），导致美国发展“潘兴Ⅱ”和巡航导弹一类的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来对付俄国人的SS…20式导弹。这场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讨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已，但每一种表现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站在舞台的中心。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0）
在其他领域，这两个对手也以中心角色的面目出现。如前所述，苏联自1960年以来扩充军备的更加令人瞩目的方面之一，是大规模扩充其水面舰队——从其实体上看，建造威力更加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然后是建造中型直升机母舰和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从地理上看，苏联海军开始向地中海和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和古巴（在这些地方可供苏海军部队使用的基地越来越多）派出越来越多的海军舰艇。后面这种事态的发展，反映出美苏竞争已向第三世界显著扩展，这主要是因为莫斯科进一步成功地打入了那些过去只有西方才拥有势力的地区。中东局势的继续紧张化，尤其是1967年和1973年爆发的阿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味着各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直指望莫斯科提供援助。南也门和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向苏联海军提供了海军基地设施，使它在红海获得了新的海上存在。但是，像往常一样，新的突破也伴之以新的挫折：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明显的偏爱导致苏联人及其舰船在1977年被赶出了索马里；几年以后，在埃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进展，受到了美国的抵抗，后者在阿曼和迪戈加西亚增加了兵力，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取得了海军基地权，并且向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增运武器。然而，在更远的南方地区，苏联…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的军事援助，受到苏联支持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时地企图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其他西非国家的出现，都表明莫斯科在这场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正在步步获胜。它本身1979年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首次（在东欧以外地区）进行这种扩张——以及古巴对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左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无止境的。从而引起了华盛顿方面新的对抗行动以及防务开支的增加。到1980年，随着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谴责苏联，说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只有用庞大的防御部队和不屈不挠的政策来对付它，似乎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权的岁月以来，几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是，在美苏关系面临所有这一切重大事态和1960—1980年期间发生过许多曲折的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些有影响的趋势，使得国际力量体系比起较早时期的两极化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不仅第三世界的出现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由莫斯科和华盛顿分别控制的先前铁板一块的两大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苏联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分裂，其影响即使在现在也难以做出充分的估计。回顾起来，事情似乎不言自明：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和“普遍性”原理也要以现实的具体场合、固有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毕竟列宁本人也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来的原理做过许多重大修改，以适应1917年革命的需要。一些研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观察家清楚地了解，至少毛泽东没有恪守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同重要地位的教条主义立场。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莫斯科方面一直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到1946年和1948年还试图缓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人的态度。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样就可以防止“在没有红军的援助下在一个人口几乎相当于俄国3倍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有生气的新共产党政权，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新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与苏联相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角色”。
尽管如此，苏中之间完全分裂的程度使大多数观察家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为多年来因害怕出现全球共产主义阴谋而深感不安的美国所迷惑不解。应当承认，朝鲜战争及其以后发生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权术，转移了人们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冷淡状态的注意力，在这个轴心中，斯大林给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援助总是以某种代价——强调俄国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来补偿。虽然毛泽东能够在1954年同俄国人举行的会谈中重新恢复平衡，但他在沿海金门和马祖诸岛问题上对美国表现的敌意，以及他更加绝对地恪守（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将不可避免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斗的信仰，使他非常怀疑赫鲁晓夫早期的缓和政策。但是，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似乎是愚蠢的，尤其是当后者拥有明显的核优势时；在中国1959年同印度发生的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也会给苏联在外交上带来挫折，而这一点对于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中国人爱好独自行事，支援他们的核计划而不对其计划施加某些控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对中国）的接二连三的背叛。到1959年，赫鲁晓夫取消了同北京的原子能协议，向印度提供了远比曾向中国提供的多得多的贷款。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这场“分裂”终于公开化了。到1962—1963年，事态进一步恶化了：毛泽东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然后谴责他们同美英两国一起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那时，俄国人中断了对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对印度的物资供应；首次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尽管没有像1969年那几次那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消息：1964年，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正在努力地研制投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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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1）
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1945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1964年9月，《真理报》的读者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毛泽东不但要求收回中华帝国在19世纪落到俄国人手中的亚洲领土，而且还遣责苏联对千岛群岛、波兰一部分领土、东普鲁士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的占有。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加之边界冲突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发展——都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不折不扣的警报信号。的确，很可能20世纪60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扩充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这种可见的来自东方的新危险的，以及为了对肯尼迪政府加强防务的行动做出必要的反应。“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作战师数量由1967年的15个增加到1969年的21个和1970年的30个”，1970年战斗师数量的激增是由于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发生的那场严重的冲突而引起的。“到1972年，苏联在沿同中国长达4 500英里的边界线上共部署了44个师（相比之下，在东欧才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由西方向东方部署。”随着中国已拥有氢弹的现实，有迹象表明苏联正在考虑对（中国设在）罗布泊的核设施实施一次预防性的打击——而这又促使美国制定自己的应急计划，因为美国感到不能容许苏联消灭中国。自美国在1964年考虑过同苏联一道用“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制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华盛顿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并不能说毛泽东的中国已经成长为羽毛丰满的第三个超级大国。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有许多问题——而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随之使一切经济发展中断和处于不稳定之中。尽管中国可以夸耀它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但它的民兵可能不是苏军摩托化步兵师的对手。同苏联正在扩充的舰队比较起来，中国的海军微不足道；它的空军虽然规模很大，但主要是由较旧的飞机组成的。它的核发射系统正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如此，除非苏联准备不惜冒险刺激美国人和不顾世界舆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进攻，否则，任何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都可能迅速造成巨大的伤亡——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家们却并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毫不奇怪，随着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要不仅表示出同西方举行限制核军备会谈的兴趣，而且还加快了同联邦德国一类的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同阿登纳时期相比，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似乎更加乐于搞缓和）。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中苏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宫更加进退两难。虽然赫鲁晓夫本人一直愿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始终认为那些道路并不完全背离社会主义！），但是，要让苏联被人们谴责为已放弃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让它的卫星国和仆从国受到鼓舞来脱离俄国的“束缚”，让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北京的敌对性援助和宣传而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自毛泽东品牌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比俄国对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往往更加赢得人心以来，情况更是如此），却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码事。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部分的苏联帝国已处于追随中国的任何真正危险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偏离轨道的政权这么干了。但是，北京对苏联1968年对捷克的解放性改革运动采取的镇压行动和苏联1979年反对阿富汗的行动的谴责，却一直使莫斯科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止苏联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还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批评莫斯科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对美国的斗争中向它们提供充分的支援；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中国警告东京不要在西伯利亚同俄国人进行过分的经济合作。情况再一次表明，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俄国人通常能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多得多的贷款和先进的武器，还能够利用古巴和利比亚的代理人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被迫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伙伴国和美国进行竞争，毕竟要比20年前那种可以预测的两极斗争更加令人烦恼。
这样，中国的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不规矩，尤其是在亚洲。莫斯科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甚至更加刺痛了中国人。所以，北京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莫斯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加入经互会，以及苏联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越南的港口，使它进一步疏远了中国。当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时，中国同它的南部邻国进行了血腥的但不太成功的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苏联武器的大量援助。到这个时候，莫斯科甚至更加讨好台湾政权，北京则催促美国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以对付俄国的海军分舰队。中国在批评苏联对待西方太软弱之后仅仅过了20年，就转而敦促北约组织加强其防御，并警告日本和共同市场不要加强同俄国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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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2）
相比之下，西方阵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的不和，从长远看却没有那么严重——尽管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两个集团的关系正在破裂。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很强烈，戴高乐对下面这一事实十分愤慨：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对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政策表示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类似金门事件这类问题上动不动就以核战火相威胁的习惯了。虽然戴高乐在1958年以后在寻求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这件事情上足以使自己忙碌好几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批评西欧屈从（他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利益。像英国10年前一样，他看到核武器能够提供一种保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法国1960年首次试验原子武器的消息传到这位将军那里时，他高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上起，她更加强大了，更加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完全的独立，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向法国提供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要耗费整个防务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达30％），但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却感到这一代价是值得的。与此同时，他着手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1966年把该组织的总部从巴黎赶走，关闭了所有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基地。与此相配合，他设法改善了法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莫斯科，他的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孜孜不倦地宣传欧洲自立的必要性。
戴高乐令人惊奇的行动并不只是靠高卢人的花言巧语和文化骄傲搞起来的。法国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其他美国馈赠支持下获得了发展，并受益于欧洲20世纪40年代末期之后的一般经济恢复，在近20年间有了迅速的增长。虽然在印度###（1950—1954年）和阿尔及利亚（1956—1962年）的殖民战争一时转移了法国资源的使用方向，但这并不是不可纠正的。在1957年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法国通过谈判争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得以受益于这一规模较大的市场，与此同时着手改组本国的农业和进行工业现代化工作。戴高乐对华盛顿非常苛刻，坚决阻止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在1963年同阿登纳领导下的西德进行了戏剧性的和解。他经常鼓吹欧洲有必要自立，脱离超级大国的控制，记住自己过去的光荣和合作（自然由法国带头），追求平等的光荣命运。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在铁幕两边都引起了反响，为许多厌恶苏美政治文化的人所欢迎，更不用说厌恶苏美对外政策的人了。
然而，到1968年，戴高乐本人的政治生涯因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而受到了影响。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情况和法国经济仍处于相对的中等规模（1963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意味着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扮演此位将军已设想好的发挥影响的角色；尽管他向西德人提出了特别协议，但后者不敢放弃它同美国的紧密联系，而波恩的政治家们知道，作为最后的一着，美国始终是他们所着重依赖的。而且，1968年俄国无情地粉碎捷克的改革表明，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不打算让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政策行事，更不要说让它们成为以法国为首的、全欧洲范围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了。
纵然如此，戴高乐由于过分自信的行为已经象征着和加速了事态的势不可挡的发展。同美苏比较起来，西欧国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它们的武装力量同1945年以后的年代相比仍然强大得多，其中两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正在发展投射系统。从经济上说，正如下面将详细讨论的那样，“欧洲的复兴”已经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事情还不止于此，尽管俄国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时代把欧洲分裂为不透气的封闭集团的格局正在受到削弱。维利·勃兰特奉行的令人注目的同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1969年和1973年间同东德政权（起初是很不情愿的）的和解政策（主要在承认1945年的国界为永久性国界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开创了东西方频繁接触的活跃时期。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穿过铁幕渗入进去，并且这种“经济上的缓和”还扩展到文化交流、（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公约、防止发生未来军事误解方面的交流活动，以及实现共同裁军诸领域。超级大国对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些适当的理由，并且也不可避免地作了某些保留，尤其是苏联方面。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事实是欧洲人本身在推行友好睦邻关系方面所施加的持久的压力，因此，甚至当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的时候，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将来都极难制止这一进程。
就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在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性的国际环境方面，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比俄国人有利得多。不管戴高乐采取何种反美姿态，都比不上下述事件的严重性：中苏边界冲突、取消双边贸易、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以及全球性的外交上的斗争（到1969年，这一点促使某些观察家认为苏中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国政府多么憎恨法国的行为，它几乎不需要因为这种争吵重新部署自己的武装部队。不管怎样，北约组织仍被允许保留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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