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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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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在战争期间，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军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数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它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和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那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六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或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祖让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的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为之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出众的。由于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甚至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将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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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7）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进行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作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在这些重要方面，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地产生了迪斯累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以及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转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全力处理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如果一支50万或100万人员的大军不能充分地得到训练、服装、武器和粮食，并被运往决战地区，那么建设这支军队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军队指挥官不能与有关的大批士兵保持联系并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更是浪费人力和资源。
对这支军队实施控制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年长的毛奇［15］的天才领导下，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陆军的智囊”。直到那时，大部分和平时期的陆军由战斗部队组成，这些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实际的作战参谋部只是在战役开始和指挥部成立时才拼凑而成。但在普鲁士，毛奇已经招收了陆军学院最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制订计划和做好准备。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很久，作战计划必须制订出来，并经常修改。图上作业和演习得到了周密的研究，对其他强国进行的历史性战役和军事行动也同样进行深入研究。一个专门机构设立了，它监督普鲁士的铁路系统，以确保军队和供应能被迅速地运往目的地。首先，毛奇的参谋系统试图教导军官团如何去处理大兵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它们将独立地转移和作战，但又随时准备集结在决战性的战场上。如果不能保持与后方毛奇司令部的通讯联系，前方的将领可根据几条地面作战的基本准则，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并采取行动。
当然，上面所谈的是理想化了的模式。普鲁士陆军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改革后，在实际战斗中也遭受了许多暂时困难。许多战地将领无视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进攻或错误的方向中盲目推进——1866年奥地利战役中这种差错比比皆是。在战术上，1870年普鲁士禁卫军在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正面突击（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也表现出他们是愚不可及的。铁路供应体系本身不能保证胜利，它往往只是在边界上堆积大批物资，而需要那些物资的军队已经调离附近的任何铁路线。也不能说普鲁士人科学的计划已经确保他们的军队始终能拥有最佳的武器，1866年时奥地利的大炮显然更好，1870年时法国夏斯波拉栓步枪也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步枪。
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1866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即将在1870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部门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毛奇重点部署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但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地受到严重打击（这在奥普战争和法普战争中的确发生过），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
因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普鲁士人能在1866年夏季迅速地战胜奥地利人，这只有少数观察家能够预料。虽然汉诺威、萨克森和北方的其他德意志邦站在哈布斯堡一边，但俾斯麦的外交确保其他大国不在斗争的初期进行干涉。这又使毛奇有机会派三个集团军通过不同的山路集中到波希米亚平原，并在萨多瓦（柯尼格拉茨）袭击奥地利人。回想起来，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哈布斯堡1/4的军队需要用在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征兵制意味着，普鲁士人口尽管还不到它的几个敌人的人口的一半，毛奇却能部署几乎同样多的第一线部队。哈布斯堡陆军本来就缺乏经费，没有真正的参谋制度，并且受贝内德克的无能的领导；不论个别部队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广阔原野的交锋中都死于远为精良的普鲁士步枪之下。到1866年10月，哈布斯堡被迫让出威尼托，并撤销在德意志的一切利益——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领导下，正在重新进行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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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
“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差不多完成了；但决定谁——是普鲁士还是日益不安和猜疑的法国——在西欧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双方都在测算各自的机会。表面上，法国仍表现得更为强大。法国的人口远远多于普鲁士的人口（虽然讲德语的人数在欧洲更多）。法国的陆军已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取得了经验。它拥有世界上射程最佳的夏斯波步枪，比普鲁士撞针枪射程要远得多；它还有一个新的秘密武器——每分钟射出150发子弹的后膛装填机关枪。它的海军更为优良；它还能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帮助。1870年7月，由于普鲁士人的无耻行为（即俾斯麦对关于卢森堡的前途和关于一个可能登上西班牙王位的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而玩弄的狡诈的外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时机来临时，法国人对于战争的结局很少有人怀疑。
法国崩溃之彻底和迅速给了这些乐观的假设一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4日，它的溃败的军队已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帝国政权已在巴黎被推翻。结果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援助法国，而法国的海上力量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人的陆军，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更加优秀。虽然双方都使用铁路网把大批军队运往前线，法国动员的效率却差得多。应征的预备队必须跟上他们的部队，但部队已经开往前线。炮兵连遍布于全法国，不容易集中。对比之下，3个德意志集团军（大大超过30万人）在宣战的15天内，正在开进萨尔和阿尔萨斯。夏斯波步枪的优势，屡屡被普鲁士人推到前沿的机动速射炮的战术弄得失去效力。后膛装填机关枪留在后方，从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巴赞元帅的懒散愚蠢无法言喻，而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比他强多少。相比之下，虽然个别普鲁士部队在“战雾”中出错，遭受严重损失，但毛奇对各路大军进行远距离的监督以及他调整其计划以利用意外情况的战术，保持了入侵的势头，直到法军土崩瓦解为止。虽然法国的部队又继续抵抗了几个月，但德意志人对巴黎的包围和对法国东北的控制网无情地收紧了。卢瓦尔军无效的反攻和游击队员的袭扰，不能掩盖这一事实：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被打垮了。
很明显，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但是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其整体的一个方面”。支持德意志各路纵队全面猛进和总参谋部有控制地协调工作的，是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装备更好，并且更有准备去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一个国家。在1870年，德意志诸邦合在一起的人口已多于法国，只是分裂掩盖了这个事实。德意志有更长的、并且更充分地为军事目的做好安排的铁路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产量就在那时赶上了法国。它的煤产量是法国的两倍半，它消耗的现代能源也比法国多50％。德意志的产业革命正在建立更多的大企业，例如克虏伯钢铁和兵器联合体。这使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具有军事和工业力量。陆军的短期服役制遭到国内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年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批评是很普遍的），但它为战争的目的动员国家人力，却比放任主义的西方或落后和搞农业的东方更有效率。而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再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惊人而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外交家们注意到，这时条条道路通向柏林。可是许多人都能看到，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强国的因素，不仅仅是帝国宰相的聪明和残酷无情，而且还有以下的因素：德意志的工业和技术，一旦国家统一后，它甚至发展得更快；德意志的科学、教育和地方行政；引人注目的普鲁士陆军。至于第二德意志帝国也有俾斯麦为之烦恼的重大内部缺陷的事实，局外的观察家们则很少注意到。欧洲的每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秉持孤立主义的英国人，都感到了这个新的巨人的影响。俄国人在1870—1871年期间仁慈地保持中立，并且利用西欧的危险来提高自己在黑海的地位，但对这时欧洲的重心移至柏林这一事实愤懑不平，并且暗暗担心德意志下一步可能的行动。1870年当法国人（教皇的保护人）在洛林溃不成军时，占领罗马的意大利人渐渐倒向柏林。奥匈帝国（1867年维也纳与匈牙利人妥协后的名称）也是如此，它希望在巴尔干半岛找到补偿，以弥补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丧失的地位——但它也很清楚，这样的野心可能激起俄国的反应。最后，备受打击和怨恨不平的法国人在妄想重新取得与莱茵河彼岸的强邻平等地位的尝试中，终于感到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改造行政和社会的几个重大领域（教育、科学、铁路、武装部队和经济）。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回顾中，1870年都被视为欧洲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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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9）
在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许多国家感到在19世纪60年代的种种###以后应该喘一口气，还因为政治家们在新秩序下谨慎行事，1871年以后约10年的大国外交史是寻求稳定的历史。美国关心内战后的重建，日本关心明治维新的影响，它们都不是“体系”的一部分，“体系”反而比以往更加以欧洲为中心。虽然这时存在一个重新塑造的“欧洲五头政治”的模式，但均势与1815年以后的均势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普鲁士…德意志在俾斯麦的指引下，这时是欧洲国家中最强和最有影响的，它代替了以前一直是最弱的那个普鲁士。还有另一个新强国，即统一的意大利，但其经济落后得令人失望的条件（特别是缺煤），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被体面地接纳进列强的主要集团，虽然它在欧洲外交中显然比西班牙或瑞典等国家更为重要。由于它在地中海和北非的要求，的确做到了成为一个日益与法国为敌、分散法国力量和给德意志提供一个有用的未来盟友的国家；其次，由于在反对维也纳的解放战争中它的收获和它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野心，意大利还使奥匈帝国恐慌不安（至少在俾斯麦于1882年的奥德意“三国同盟”中冻结那些紧张关系之前是如此）。这意味着奥匈帝国和法国（德意志崛起的两个主要“受害者”）都不能集中其精力去对付柏林，因为两者的后方都有一个有生气的（虽然不太强大的）意大利存在。这个事实干脆使奥地利人更有理由去听从德意志，结果成了一个准卫星国，而且还意味着，甚至法国更强的国力和更大的结盟价值，在未来与柏林的任何斗争中，也因南方存在着一个敌对的和无法捉摸的意大利而受到损害。
由于法国处境孤立，奥匈帝国受到威胁，处于中间的南德意志“缓冲邦国”和意大利这时都统一成更大的国家单位，对德意志进一步扩张的举足轻重的遏制力量，看来只能是俄国和大不列颠这两个独立的“侧翼”强国了。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重视国内改革的主张（1868—1874年），和迪斯累利重视国家的“帝国”命运和亚洲命运的主张（1874—1800年）之间来回摇摆，对它来说，欧洲的平衡问题似乎很难说是紧迫的。俄国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那里，戈恰科夫首相等人对他们的普鲁士保护国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心怀不满。但这种感情中又掺杂着1871年以后存在于圣彼得堡和波茨坦两个宫廷之间的亲密的王朝的和思想意识的认同感，掺杂着俄国人企图从克里米亚战争灾难中恢复元气的需要，希望柏林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和恢复中亚利益的企图。但是总的说来，侧翼强国干预欧洲西部和中部事务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意志自己的行为；如果可以假定第二德意志帝国这时已是得到充分满足的强国，那么它们肯定没有必要再卷入纠纷之中。
1871年以后，俾斯麦本人非常愿意做出这种保证，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吞并几百万奥地利天主教徒、摧毁奥匈帝国和使德意志孤立于有复仇心的法国和有猜疑心的俄国之间的“大德意志国”的意愿。因此，对他来说，赞同建立三皇同盟（1873年）似乎要安全得多；三皇同盟是半结盟性的，它强调东方诸皇的思想上的团结（如反对“共和的”法国），同时冻结奥俄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在1875年“战争在望”的危机时期，当出现德意志政府可能在对法国酝酿一场预防性战争的迹象时，来自伦敦、（特别是）圣彼得堡的警告，使俾斯麦相信，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将引起强烈的反对。因此，出于国内政治和对外外交的原因，德意志依然留在1871年建立的边界内，正像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半霸权强国”，直到德国的军事…工业的发展和俾斯麦之后的领导集团的政治野心再次使它能够对现存的领土秩序提出疑问时为止。
但是，探究这种转变将是下一章的事。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俾斯麦本人的外交是维持现状，因为这时他认为这对德意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在作出这一方面的努力时，这位宰相部分地得到了1876年另一件突发事件的帮助，这是由来已久的“东方问题”的另一个尖锐的阶段，当时土耳其屠杀保加利亚基督教徒的行动和俄国对此做出的军事反应，使各方的注意力从莱茵河转向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确，在多瑙河下游或达达尼尔爆发的敌对行动，如果让这场危机升级为全面的大国战争，甚至会危及德意志。这在1878年初期看来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俾斯麦在充当“诚实的掮客”以使所有强国在柏林会议上做出妥协的外交技巧，加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压力，并再次强调了在欧洲事务中德意志所占的中心的和稳定局势的地位。
1876年至1878年的东方大危机对德意志的相对地位也大有裨益。虽然俄国在黑海的小型舰队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877年俄国陆军的征讨却暴露出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改革没有真正见效。虽然勇敢兵员的绝对数字最后使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和高加索两个战场上战胜土耳其人，但“侦察敌人阵地极不充分、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行动和高级指挥混乱”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英、奥站在土耳其一边进行干预的威胁，使俄国政府又一次意识到隐约出现的破产，从而迫使它在1877年晚些时候同意对它的要求做出妥协。如果后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谴责俾斯麦，说他把持了使那些屈辱的让步合法化的柏林会议，那么事实上圣彼得堡精英中的许多人依然更加意识到需要保持同柏林的良好关系——甚至在修正的形式下重新参加了1881年的另一个三皇谅解。同样，虽然在1879年危机高潮时曾经威胁要挣脱俾斯麦的控制，但次年秘密的奥德同盟又把它捆在德意志的绳索上，就像后来1881年的三皇同盟和1882年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那样。另外，所有的这些协定都起着使签字国疏远法国和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德意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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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20）
最后，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件重新突出了长期以来在近东和亚洲的英俄对抗，这使两国倾向于向柏林谋求仁慈的中立，甚至进一步转移公众对阿尔萨斯…洛林和中欧的注意。这一倾向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系列事件——法国取得突尼斯（1881年），英国干涉埃及（1882年），大规模“争夺”赤道非洲（1884年起），就阿富汗问题引起的英俄战争的威胁重新出现——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这种重新迸发的长期影响将深刻地改变许多大国的地位，但其短期的后果是突出德意志在欧洲内部的外交影响，从而加强了俾斯麦为维持现状所做的努力。即使19世纪80年代他设计的那种特别居心叵测的条约和反条约体系不可能产生持久的稳定，但它似乎能确保：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和平在欧洲列强中占上风。
七 结 论
除了美国内战这一重要例外，1815—1885年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任何长期的、互耗精力的军事斗争。这个时期的小战役，像1859年的法奥冲突或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对大国体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几次更重要的战争也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其局限性：克里米亚战争主要是地区性战争，在英国充分利用其资源前就结束了；奥普战争和普法战争在一个季度内结束——这与18世纪极为漫长的冲突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军事领袖和战争权威所持的关于未来大国斗争的观点，是1870年普鲁士式的迅速打倒敌人取得胜利的观点，这就不足为奇了：铁路和动员日程、总参谋部制订的迅速进攻计划、速射枪炮和大量短期服役的陆军，这一切将被结合使用，以便在几个星期内打垮敌人。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将对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有利，这个观点当时尚无人赏识；也无人意识到美国内战中的不祥之兆，在那次战争中，民众不可调和的原则和开阔的地形这两者的结合，使冲突比当时的任何短期而尖锐的欧洲冲突更加漫长和残酷。
可是所有这些战争——不论在田纳西河谷发生，还是在波希米亚平原、克里米亚半岛或洛林的原野展开——都说明了一个总的结论：战败国是那些没有进行19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没有取得新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这些冲突中，胜方的将领和军队不时在战场上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决不足以抵消那个交战国在受训的人力、供应、组织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这导致了关于1860年以后时期的一整套较为普遍的定论。本章开头已经指出，滑铁卢之战以后半个世纪的特点是：国际经济的稳步发展，工业发展和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大国体制的相对稳定和只限于发生在局部的短期战争的形势。此外，虽然陆军和海军武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武装部队内部的新发展却远不如受产业革命和宪法…政治改革影响的民用事业的发展。这场半个世纪的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不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世界影响方面，它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很可能达到了顶峰（虽然第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政策有掩盖这个事实的倾向）。主要的失败者是欧洲以外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它们抵挡不住工业品和西方军事的侵袭。出于这一根本原因，工业化较差的欧洲大国——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开始丧失它们以前的地位，而新统一的意大利却从来没有进入一等国家的行列。
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这些趋势还在加剧。世界贸易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还有工业品产量，都在迅速地增长。以前局限于英国、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和北美的工业化，正在开始改变其他区域。工业化特别提高了德意志和美国的地位，前者在1870年已经拥有世界工业产量的13％，后者那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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