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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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南方都市报》）

同时，广东本地资深传媒人士钟路明则认为，广东乐坛的衰落是因为一直未能有专业经理人的产生：“放眼香港乐坛，大家说起张学友就自然会想起陈淑芬，说起王菲就会想起陈家瑛，但是广东乐坛这么多年来，除了培训出陈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经理人，许多所谓的经理人都不过是高级保姆而已。乐坛光靠音乐人创作是不够的，也要靠经理人专业运作的支持。”

音乐人李广平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除了乐坛本身的机制不健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本地特殊的语境。

林依轮说：“广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语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后起之秀如张敬轩出来后，我更发现，南方乐坛可能更适合会粤语的本土人士。而且，现在演艺界的南北概念已经模糊了，之所以还有‘南北对立’一说，是因为人历来好斗，当北方涌现出那英、田震这些优秀歌手时，所谓的‘阵营’也就出来了，有了‘阵营’，‘抗衡’的说法也就出来了。”

广东乐坛从一开始受港台音乐的影响也很严重，不管是曲风、创作、商业机制上都有明显的“复制香港”的嫌疑。

最先，出现了一批“广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广州罗文”之称的李华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粤剧团演员的他以罗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广东家喻户晓；广东省民间乐团的歌唱演员陈浩光则被称为“广州郑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广州第一手粤语原创歌曲《星湖荡舟》。此后几年间，这种模仿歌手越来越多，知名的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以及“广州邓丽君”刘欣如。

音乐人李海鹰也认为，广东音乐的大起大落与商业因素密不可分。“广东学香港，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北京的很多音乐人都一直在埋头创作，首都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吸引了更多的音乐人。”

陈小奇说，“广东的流行乐坛是在市场大潮之下催生出来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健康的成长机制。这就造成了音乐人行为的短期性，只顾应对眼前的变化，而忽略了长期效益，这为广东流行乐坛日后的跌落埋下了伏笔。广东流行音乐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卡拉OK兴起，而广东的作品很适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时的卡拉OK就成了广东流行乐坛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卡拉OK渐渐淡出市场，广东乐坛一时间找不到新的拓展机制，于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创作者心浮气躁，坚持不下去改行做别的了；歌手们也走得仓促，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港台乐曲的冲击；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积极推出原创歌曲，因为搞制作、做歌手、作宣传要花钱，可钱投进去了，由于盗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来，所以他们干脆来实惠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是导致广东流行乐坛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严明说，“港台涌过来的东西确实不少流于表面，我们歌手留下来的话，实力跟他们完全有一拼，只因为歌手们走得仓促，南方也未能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他们，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1997年到2002年，整个广东乐坛没有任何方向，在全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虽然在2002年间，本地歌手张敬轩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转乐坛的这种局面，最终张敬轩也赴香港发展。2009年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之一的“新时代”也宣告破产，《每日经济新闻》认为，“新时代”的落幕并非偶然，而是整个音像行业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

第五章　“冇鞋挽屐走”

是在广州、深圳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挑战，还是，找一个二线城市享受生活？作家阿兰·德波顿曾表示：现代中国人对城市的向往除了基本对财富、地位和享乐的营求之外，更受价值理性的驱动——荣耀、成就、梦想的实现，工作往往不具备快乐的含义。

或许，这时的你应该停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广东有句俗语，叫“冇鞋挽屐走”，意思就是“此地不可久留，速离为妙”。你当然不必如此惊慌，因为离不离开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是否清醒认识到这座城市的走向——在广州和深圳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挤出”效应，但这种竞争同时也在暗示你，可以更积极一些、更灵活一些：如果前方拥堵，何不绕道而行？

1。广深产业大挪移

关于“逃离北上广深”的话题，2010年4月《南方都市报》的500份调查问卷中，有超过52％的白领明确表示会逃离，但暂时找不到机会，仅有6％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半年内就会行动。尽管只有6％，但同样说明，舆论给予高度关注的“逃离”不完全是停留在口头，而是已经有人这么做或准备这么做了。这一趋势也受到社会学者的认可，“在二线城市可以过更舒适的生活，逃离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一种找回生活尊严的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如是说。

而在这股“逃离北上广深”的大潮中，企业显然比个人更清醒，也更积极。

东莞，广深的“新泽西州”

2010年5月18日，富士康重庆工厂制造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2010年8月富士康郑州工厂招聘现场异常火爆；2010年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总数开始缩减，5年内将从目前的45万人降低到30…35万人，并且，深圳富士康也将由代工基地逐步转型为研发、试产、内销、物流中心。

2010年，富士康的“多事之夏”几乎成了深圳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剂。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对招商引资激动万分的初级模式，深圳现在税收最为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而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显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适合深圳，只适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众所周知，深圳从南海边的小渔村发展成今日的国际都市与它不断的改革和产业转型有关：从最初的建筑之城到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再到四大支柱性产业，以及在深圳“两会”上一再被提起的“加快发展三大战略新兴产业”。

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直接的变化是企业的外迁，甚至是全行业的洗牌。

早在2006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就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而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2007年6月的调查显示，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2010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深圳又签署了《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经贸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三市将进一步加快东莞（惠州）产业转移园建设，探索建立深惠产业转移合作基地，扶持协会、商会和企业建设各类产业转移园。以产业转移园（基地）为依托，引导三市有转移需要的企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和整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这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第二轮深圳产业转移东莞风潮开始。

2010年年初，深圳的3G手机生产商宇龙酷派松山湖生产基地首期工程正式投入生产。该基地占地500亩，投资超过5亿元，主要承载3G手机的生产和制造，首期工程的产能为1500万台。未来3年，该基地产能将达到4000万部，成为中国最大的3G手机生产基地。

同样，在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华为也一口气“啃”下了50万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设，每期投资20亿元，建城之后将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产线搬迁过去，主要用来生产交换机等。华为在松山湖项目的总投资达到了40亿元，包括4栋厂房、1栋办公楼、1栋食堂、1栋机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将投入使用，一期人员包括生产和管理人员在内，可达到4000多人。

深圳的大企业已经纷纷在东莞版图强势扩张，小企业更加趋之若鹜。像深圳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从2010年7月开始深圳工厂的整体搬迁，目前主要迁出生产环节，而今后漫步者的考虑是将研发力量也搬至东莞，在深圳保留销售。

深圳企业迁出不仅因为深圳未来产业规划与政策引导，同样，与企业、产业的生存环境也有直接关联。

2006年10月出台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32家外迁企业中，外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贵”。

这些客观因素造成深圳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迁出实则“迫于无奈”。就像帝马数字机器（深圳）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萍所坦言“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位在深圳打拼12年的总经理用了两年时间挥别了深圳，和企业一起迁往惠东新厂。致使她最终决定“出走”的是“厂房问题”：“西丽有家厂房面积为3万平米的公司，由于业务量的迅速扩大，公司有心将企业规模扩大到10万平方米。现在连从国外订购的进口机器都已买回来了，公司却一直未能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厂房。弄得现在进口进来的机器连搁的地方都没有，公司不得不租地方来放这些新机器。”像帝马这样遭遇厂房扩容危机的企业不是个别，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机床工具专业委员会主任范红说，“行业内95％的企业都遭遇这样的困难。”

1997年由十几个人发展起来的帝马公司在2007年时以达到近200人的规模。而随着业务量的攀升，设备升级，公司厂房不得不扩容。其时，帝马公司所在的马岩白芒工业区，找不到一处合适做厂房的建筑。无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在离白芒厂房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租了一栋单独的楼宇勉强用于生产厂房。原来的厂房留作仓库。这样一条完整的生产链被认为割成两部分，给帝马公司带来了许多麻烦。帝马公司总经理刘萍称按公司设备的要求，厂房层高需6米，但久经选择后租下的厂房层高只有5。5米，这样日常一些需要用到吊车的设备，却因层高制约，只能采取半人工半机械化操作”和“公司想开个大会都开不成，行政、销售部门与车间、仓库分隔两地。天气不好时，车间急着要东西也送不过去”等等。

随着深圳城市规模的增容，市内可利用的工业土地将越来越少。对于规模扩大的企业而言，厂房供求矛盾也日趋严重。“笼子太小”这个问题不仅在深圳显得较为棘手，甚至是整个广东之痛。

不过，正是由于这样的迁移和变革，才造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东莞。而产业的调整势必也意味着人才的转移，有专家预言东莞将成为中国新的“白领洼地”。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系主任、东莞政府特约研究员林江就对这个“白领洼地”的提法，感到很兴奋，“事实上两年前我就有这样的类似想法。”他称，东莞夹在广深之间，随着珠三角一体化纲要实施，珠三角城轨开通，事实上东莞必将会形成这样一个趋势。

如果把广州和深圳比作纽约，林江说，那么东莞就是广深的“新泽西州”，控制城市的发展规模，保持自己的产业特色，她就既能成为创业的乐园，也能成为生活的乐园。

夹心广深，离广深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房价仅为广州一半、深圳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东莞企业前往广深招揽人才时，纷纷打出了“低房价”诱惑。

“朋友最近给我介绍了东莞厚街一家网络公司，工资也是六七千一个月，找个时间去看看。”一直被生活所累的李睿，目前是某网络公司的合伙人，在广州打拼了五年，却感觉一无所有。他说，广州不是年轻人的天堂。“我觉得广州生活环境够差，城中村的住宿条件尤其恶劣，我换了几个地方都一样，有的地方黑乎乎的，晒衣服和被子都要和邻居争阳光，出门就要和别人争车道、挤地铁，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电梯都要和别人竞争一番才能赶上不至于迟到。”在广州待了五年，就和别人争了五年。这样没有尽头的人生，让他感到无望。然后，他发现，“东莞房价低，可以在东莞买房，实现人生的第一次飞跃，多奢侈的一个梦想。”

自己能多晒到一点阳光，李睿觉得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他“逃离”广州、奔赴东莞了。

广东“请走”制造业

2008年5月26日，广东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即“腾笼换鸟”政策，对当前最紧急的珠三角产业转移问题作出回应。

文件对九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及资源依赖型行业的73类产品制造商下达“逐客令”，“鼓励”其生产环节从珠三角转移至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同时，要求将600万农村劳动力经过免费培训后，输入至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

被要求转移的制造业包括：

服装、五金、玩具、制鞋、包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陶瓷、水泥等建材工业，家具产业，再生金属冶炼产品等高耗能的资源型产业；

IT产品制造、家电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

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带动功能较弱或带动后劲不足的产业；

塑料制品、涂料、油漆等石化产业下游产品行业；以及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等产业转移园已有较成熟产业集群或者生产基地的行业，如工艺玩具、音像制品生产、食品生产等产业。

政策的另一端，拟定了一份禁止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承接的产业清单，主要涉及高污染、高能耗及带动功能极弱的产业。

尽管《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主文件对上述产业用了“鼓励转出”的字样，但在八份配套文件中，广东省却将各地政府执行产业转移及承接转移的情况列入硬性政绩考核范围内。

九大文件为五年后的广东描绘了一幅美妙图景：即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方针，着力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力争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功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则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推动我省产业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财经》杂志上采访过的一位广东省政府官员曾这样说：广东省要完成经济转型，进一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迎接挑战，“必须把这部分高耗能、低产出的企业请走，先把笼子腾出来，才有空间引来凤凰”。

2。流动，发现新风景

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尤其是高房价带来的居住压力成了横亘在人与城市间一条难以跨越的汹涌之流。待在城市可能意味着继续的“蚁居”和“蜗居”，继续哀叹“城市居，大不易”，继续演绎“城市贫民”的悲歌。与其说是“逆势”而动，不如说是“被挤出去”。

尽管，我们都知道现阶段的逆城市化太具中国特色，但是，这个趋势的兴起，也将带来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是一种对“被经济挟持的人生”的一次“反攻倒算”，这种生活方式与在城市里做个“罐头人”相比，显得更田园、更释然。

被“逆城市化”

当年，广深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与开放大潮下一批批民营企业的创办而成为内地人的梦工厂。“工业化”促进了广深的高速“城市化”，据《浙江日报》的数据显示，1980年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然而，201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达到45。68％，但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广东省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63。37％。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即“同步城市化期”。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至“逆城市化”还有一段距离，以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来看（包括一线城市）尚不充分。

“逆城市化”的概念是1976年由美国科学家波恩首次提出的，是用以描述在城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信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原因，出现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趋势，也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

然而，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伪逆化”却是由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所致：

易艳刚在《长江商报》上这样总结：“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

《“逆城市化”现象的多重启示》一文中也认为，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文中提到：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叶檀举了一例，她说，“我有朋友在深圳教书，为得到深圳户籍自愿从大学转到中学，即使在中学，他见识了体制内外完全不同的待遇。体制内外的教师工作没有丝毫差别，收入差距相差一倍，为此他不得不以极大的代价获取体制内的身份。这样的事发生在改革桥头堡深圳，说明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除了户籍，最核心的就是“生存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所言，“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

生存与生活

2010年7月初，郑文锋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他想“逃离都市，回去当农民”。

帖子里讲到从春节到现在，他已回了五次江西的老家赣江。他写道，“我在老家承包了380亩山地，准备养鸡养鱼，做一个农民。”当戴着眼镜，满脸书生气的郑文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郑文锋不可理喻。今年30岁的郑文锋2002年来到深圳，很快就开了一家小型的机电设备维修公司，然后又成立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并投资一朋友开的小广告公司。这三项业务，每个月能给郑文锋带来4…5万的收入。依靠这些收入，郑文锋买了两套房，几辆车，在同龄人当中，不失为一个成功者。“可是我不快乐！”学医的郑文锋觉得自己干的事自己并不喜欢。“刚来深圳的时候，还很有干劲，可后来，这种干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的那个机电维修公司，现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我自己已经三年时间没有去开拓客户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也转包给别人了。”

今年以来，郑文锋让自己闲了下来，基本上是一周双工作日，常常掰着指头考虑怎么打发时间，很多时候将自己关在住房里，看碟、打游戏，或者出去K歌、喝酒、洗脚按摩……灯红酒绿之后，郑文锋会觉得很空虚，觉得没有意思，觉得自己在堕落。“总之情绪很不好，越来越抑郁。”

让郑文锋情绪低落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感情生活没有着落。每当相貌英俊，有房有车的郑文锋说自己没有女朋友，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周边的人都不会相信。“可能是圈子小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父母亲经常逼着我结婚，我也想结婚，可是没有合适的。”为了找女朋友，郑文锋在加入了一个交友网站，先后与6…7个女孩有过接触，但都无功而返。“深圳的女孩，太现实了。”

郑文锋说，他厌倦了深圳这个城市的虚伪、浮躁。“这哪里是生活啊？有种莫名的压力感与厌恶感。任由现在这种状态发展下去，肯定会毁了自己。一定要改变。”郑文锋的理想，是带着女朋友，回农村买一大块地，修一幢小别墅，修个游泳池，周边种满鲜花，养很多可爱的小狗，再建一个农场，种蔬菜，果树，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活在桃花源。“再也不用看客户的脸色了，也不再有城市的噪音塞车的烦恼，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日出日落，两个人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我真想问一下大家，有女孩会愿意陪我去乡下当个现代农民吗？”

在郑文峰已经动了“回乡”过“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的念头时，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总监的刘勇已经“出逃”，去了海边花园厦门。

到了厦门，刘勇深深感觉到，“没有深圳的喧闹，大都市中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息被阳光下的惬意和闲适代替。一个海滨城市，不仅近在咫尺就能感受大海拥抱，而且拥有浪漫的海滨长廊，海上明珠“鼓浪屿”，闲暇时或漫步或静坐或思考……”

刘勇在深圳工作了两年，而2008年的工作上调动，让刘勇从深圳来到厦门，现在的他已经爱上这个城市，而且也在厦门置业，享受独有的时尚生活。

对于他来说，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环境对于工作具有不同的影响，他说“身处在一线城市的设计师一般是感受都市的流行和时尚的未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只是‘流行’的动向客观规律，对于我的设计和创作影响不大；相反地，在宁静、舒适的环境下工作，有时候会更利于我整理和思考。”

哪怕和一线城市相比，厦门的人力资源发展不是那么健全、商业环境不够那么浓、各类指导信息比较少……但正是这些差距，恰恰就是厦门的发展空间。游历过许多发达的一线城市，考察过国际顶尖的服装之城，刘勇期待厦门城市综合硬件的飞速发展，能成就第二个香港维多利亚，留下了愿意将就生活环境的高层人才，这样，也吸引了周边需要提升的企业来厦门。虽然如今的厦门并不时尚，特别是服装业的发展，若把“深圳女装”和“厦门女装”进行对比，恐怕大多数的业内人士还是会选择“深圳女装”。可是这在刘勇看来并不是大问题，“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近几年来，厦门逐渐形成了海峡交流的中心点，成为时尚之城的日子指日可待。”刘勇对此很有信心。

与深圳一样，身处广州的人也开始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竞争压力小、生活成本低、生活节奏慢”的宜居之城，就像王彦君的例子。

王彦君2010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3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他一门心思想留在广州工作生活，但是，从上学第一天，王彦君的导师就给他泼冷水：“你们这批同学毕业后肯定很难留在学校的几家附属医院，留在广州其他好一点的医院都比较难。”在随后的三年里，每每谈起毕业后找工作的事情，导师总是善意地提醒他：“去二、三线城市挺好的。以学校的名声，研究生毕业之后至少能进当地最好的医院。即使留在广州，房子这么贵，工作竞争那么激烈，生活质量肯定好不起来。”

真到了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正如导师之前的判断，此时广州的物价和房价比三年前涨了近一倍。而他的工作去向也不是在广州，想要他的是江门市的一家三甲医院，王彦君决定去看看。去了以后，他发现那家医院还真不错，算是粤中南部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了，关键是院方对他有非常大的兴趣，积极邀请他来院里工作。

与广州相比，侨乡江门城市小而干净整齐，交通也挺便利，开车去广州大约1个小时，最让他动心的还是这里的房价，市中心最贵的商品房均价也只有每平米五六千元，而广州房价则是动辄上万甚至几万。

最终，王君彦与这家医院签订了协议，在心头纠结了小半年的情绪也平静了下来，就等着毕业后去报到。

3。珠三角的机遇

“我不知道将来的工资能否足够支撑起日常开支，更不知道将来的日子能否有足够好的心态去面对成为房奴蚁族或者蜂族乱七八糟的境况。假若生存的意念将升职、加薪、遇上伯乐等等愿望和诱惑通通扼杀掉，我想我会逃到二线城市去。”广东商学院广告专业大四学生叶素筠说。

新华网记者凌广志说，2009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是珠三角的“尚方宝剑”。而嗅觉灵敏的内资和港资银行，也已在珠三角的二线城市拉开战线，贴身火拼。

外面已然风生水起，而你还在广深“城中村”的小黑屋里，裹足不前吗？

筑梦二线城市

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尚未达到真正的“逆城市化”，但是，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已经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