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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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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步入了拆迁改造步伐的冼村等等，市民对低廉房屋的租赁需求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刚步入社会、没多少积蓄的年轻小白领到底该在哪里寻得一个栖身之地呢？
也难怪，从城中村的老房子里传出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会让人更加动容：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阳光洒在地板上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一个房间有最快的网路
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
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
一个房间住著朋友和他的爱人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我们晚上不睡觉
白天在床上思考
小狗在屋里奔跑
度过完美的一天
2。出门“爆棚”
有人说，作为一座新兴城市，深圳交通却“未老先衰”，经常拥挤到瘫痪。广东人用“爆棚”一词来形容人太多。
一位西方学者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笼子里养了几对老鼠，起初，它们和睦相处，生儿育女，一只只很健壮。笼子里的老鼠越来越多了，便开始互相撕咬，争夺空间。终于有一天，鼠辈们在拥挤不堪的笼子里全都死去——这就是“爆棚”。
满城尽是机动车
2010年4月16日一条标题赫然出现在《晶报》上：深圳汽车赢来“150万辆时代”。这个消息为深圳之最又添加了一笔，那就是“汽车密度全国之最”。
从土地面积来看，中国四个一线城市中，北京为16410平方公里，上海为6340。5平方公里，广州为7434。4平方公里，而深圳却只有1952平方公里。深圳的土地总面积，远远比不上其他三个一线城市：不到上海的32％，只有广州的27％，北京的12。3％。但是，北京截至2009年年底机动车辆只有400万辆，车辆密度为244辆/平方公里，而深圳的车辆密度却高达753辆/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深圳的车辆密度3倍于北京。
有人以很形象的比喻算出目前深圳本地150万辆汽车加20万外地牌照车共170万辆车的概念：按照平均每辆车4米算，170万辆车排成一行则是6800公里，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深圳市的道路总长5250公里。难怪，深圳还有一绰号“车轮上的城市”。
车辆的持续增加直接造成塞车现象的严重，不管深圳还是广州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疯狂的塞车
还记得电影《天下无双》里有一段很有意思，当时小霸王与无双公主掉进陷阱，苦等人来救，终于一位老太路过并且愿意找人帮忙，可是，她用了几个时辰却只挪了半步。当然，这只是喜剧片里的搞笑桥段，如果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不急死人才怪！
但偏偏，这样戏剧性的事情几乎成了深圳与广州道路的家常便饭。《深圳晚报》曾报道过梅林关口的“黑色”星期一。
早晨8时，从梅龙路向梅林关口行驶的路上，车辆挤的水泄不通，排队车辆中几乎有一半是公交车。滚滚的车龙，像蜗牛般缓慢的往前爬，车速甚至不超过5公里/小时。习以为常的的士司机从副驾驶位上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起来，一位私家车里的小姐还化起了妆，先擦点胭脂、再涂个唇膏……这时，交通电台路况播报说，前方立交桥下发生一起擦碰事故，造成梅林进关全线拥堵。继续乾坤大挪移，好不容易过了事故点，车行速度也见增长，但没出几百米，到了皇岗路和彩田路分流路段，车速又慢了下来。见缝插针，选择一条车速相对较快的路走吧，没行多远，又是一个拥堵点。继续往前，终于看到了进关后的第一个红绿灯，短短6。2公里的行程，手表上的指针已是8时34分。
这是深圳的塞车“日记”，与深圳相比，广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广州，很多人从小就听着这样一句话长大，那就是“不塞车，非广州”，随着广州城建的扩张，城市交通更是每日都在堵塞大战。2008年时，《新快报》公布了一份“广州道路交通状况公众评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广州道路状况的满意度仅有18。2％，不满意度达35。9％，市民认为道路状况的最大问题就是塞车问题。对于广州交通，市民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这道路网中，有7条线路又是著名的“死亡公路”。（《大洋网》）
天河北路：从时代广场到天河北路尾进五山那段，每50米一个红灯，每个大概停40秒，十字路口则要160秒，如果你的车不靠近十字路口，恭喜你，请再等160秒。每次经过这个路段，我都想跳车，基本将我毕生会的粗口都奉献给了这条路。
广州大道南—广州大桥一段：从中山一立交转到广州大道南，想跳车的感觉又出现了。一落桥，又要恭喜你了，虽然这里就两三个站，但分分钟你要预半个小时才过得了。真系“顶瘾”
公园前—中山八路：这段路虽不长，但起码有50个红绿灯！每隔50米一个！有人说他5点半上车，8点半才下车！
天河立交、区庄立交、环市路—环市东：两个立交虽然没有上述三个要命的公路那么“顶瘾”，但是也不差。它们都位于广州另一个CBD，鬼佬多，酒吧多，大使馆多。路比天河北窄，有那么多要命的红绿灯，塞车经常有。
三元里出解放北一段，途经大北立交：我小时候以为，全广州市最塞车就是这里了。因为次次去文化公园，公交车基本是蚂蚁爬行。现在这里修了天桥，结果差不多。公交车在广园路上机场立交出解放北，肯定没法下桥，因为堵死了。等死你不偿命，急死你就算了。
黄埔大道：由黄埔大道进去科韵路还是比较畅通的，假如你想从黄埔大道去东风路，或者中山一路，就能塞到你跳车＋粗口。十字路口多，红绿灯多，经常瘫痪。特别是下午3点到7点，你可以在车上睡一会儿，等你醒来，恭喜你，还未上中山一立交。
人民桥：这个桥是连接西关到河南的要道，在这里塞半个钟要偷笑，塞1个钟不算命衰。
对于一个城市“过客”，一位网友在西祠胡同上也发表了他在广州的塞车感受。
最让我不可忍受的，就是交通。广州的交通，只需要一个字来形容——塞。白天塞，晚上塞，凌晨还有可能塞。塞车的时间用来睡个觉绝对没问题，谈个恋爱离个婚也行。以中山大道为例，自环市西路至天河黄村，基本上两百米一个红绿灯或十字路口，道路狭窄，体形庞大的公车又多，行人也不少，走走停停，换档都能烦死。看着无数的摩托车像蝗虫一样的飞驰而过，那个痛苦——恨不得用老牛来拉车。东风西至黄埔大道也好不到哪里去，见着缝你就得钻，一不留神后面就是一大排。广园号称快速路，也就那个鸟样，白天速度还上不了70码。还三天两头的出车祸，一天一堵，一堵一天。广州横贯东西的动脉也就这三条，条条不通罗马。当然，更不用提增槎路这种王牌堵车路段了，我路过几次它就堵几次，好端端的车都得弄阳萎了。想起死回生，就只有北二环和机场高速了。你要是坐公车上班，那就听天由命了。20公里以内，一个钟头有保障。超过了，那就悬了。要是还要路过东圃、岗顶、天河北之类的地方，等着堵吧。某个站没有堵上20分钟，那就是好命了。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的肌体，那么，交通就是血管，血管经常性的不通淤塞，就会导致中风！现在，广州的交通就已经超国际警戒线了。
2010年3月，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以及内地的11位专家共同“问诊”广州式拥堵。
自2009年起，广州道路交通拥堵迅速扩散开来，主要道路的车速普降30％左右，拥堵高峰时段跨越2…3小时。高峰期主城区干道平均车速为18。7公里/小时，低于国际公认大城市交通拥堵警戒线20公里/小时，拥堵路段总长较上年增加14。3％。“高峰期的车速和自行车相当，这已经到了市民无法忍受的地步。”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徐建闽认为。（《新快报》）
再加上亚运会施工，广州交通更是受到不少的影响。深受道路拥挤之苦的广州人，也作曲一首《广州，欢迎你》以消遣那被堵的时光。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空气中充满着尘泥
既然，拥堵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广州和广州人民的大问题，那么，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
“11人专家团”带来了国外的治堵经验——征收“交通拥挤费”。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王全录认为，解决交通拥堵，已不光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按用水量分段收水价、错开用电高峰计电价，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设立交通拥堵收费，是一种解决交通拥堵的经济手段。如果堵车情况因此改善，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都将受益。”
但是，这项“让开车的留下买路钱”的提议似乎并不得民心，而且还备受争议。就像有人所说：“买车政府既然收了税，就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不能结合于消费者身上，政府怎么不控制买汽车呢？买一辆汽车是交完了税的，就应该享受行驶的权利。中途再设收费项目，那是不合理的。买车的时候，怎么不说要收这个费用呢，如果说有这个规定，那就不买车了。买车也是促进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再这样搞一下，买车的人不是又增加一门支出吗？”
即使这项提议通过了，也有细节有待商量，就类似于广州一名政协委员韩志鹏的“有差别收费”，他认为，“开奔驰、宝马的总不能和开夏利、QQ的缴纳一个标准的交通拥挤费吧！”但不论是哪种车型的私家车，只要进入收费区域，每天的交通拥堵费“最低消费也应该收25元！”而奔驰宝马一类的高档车车主，“一天交100元也不过分！”
亚运会施工还在继续、每天车辆还在持续增多、“交通拥挤费”可不可行也是个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广州的交通还是继续“梗塞”。
没有最挤，只有更挤
2010年初，英国咨询公司雷格斯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从家到单位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紧随这份报告，《2010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也公布了中国50大城市上班耗时，其中，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
不过，这个数据似乎有些保守，在广东论坛上，许多人纷纷表示，自己的上班时间在1个半小时以上。
这个上班时间不仅得是正常车速行驶时间还得加上路上堵的时间和等车的时间。而在深圳和广州，等车时的“十八般武艺”也够人瞠目结舌的。
在深圳，336路是出了名的公交擂台。往往车一到站，乘客就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上车，几十个人足以把车的前后门堵得严严实实。不消一会儿，车子里就已经挤满了人，还有没能挤上去的乘客在车门前做“瘦身”运动，试图把自己缩进那满满当当的空间。
2010年8月3日，《深圳特区报》报道了人大代表去关口视察公交出行，许多乘客现身说法。他们说，每天在上班路上花1到2个小时太正常，遇到堵车花3个小时也不稀奇。其中，一位姓魏的先生说：“我在站台上已经等了40分钟，还没坐上336路公交车”，说这话时，他已被强烈的阳光照得满头是汗。
在深圳，经常看到严重超载的公交车，像胃胀气一样，咕咚咕咚地往前挪着。
当然，广州的情况更严重。在广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就是用来形容无车族所经历的挤公交专项运动。《南方都市报》生动描绘这个场面：远远看到公车的那一刻，人群就跟着公车一阵小跑。前门欲开未开之时，大家开始往前挤，占据有利位置。门一打开，乘客抢闸而出，把准备就绪的羊城通一刷，零钱一投，同时眼睛一扫，瞄准想要的位子狂奔过去坐下，这时才稍稍舒了口气。
每日挤公交当然也挤出了乘客的苦水，一位叫做“宠爱得意的笑”的网友就戏谑：住在棠下，每天挤240和515到体育东上班。发现挤车还是真的要靠身体，凭经验以车门为圆心，以0。5米为半径画半圆，我肯定在这个半圆里面；一位名为“xht_tototo”的人也说：每天坐283，令我有一种灵魂出窍、被制成罐头的感觉；还有一位叫“飞”的乘客举了一老外的例子：一辆车进站，一直等车的老外都着急了！两手抓住车门，司机老大也急了，他冲着老外一边摆手一边说着标准的英语“NO！NO！NO！”
这挤公交百态让人无奈，轻则像一位吴先生所坦言：“每天上下班的挤公交使人身心疲惫，慢慢的，我开始讨厌坐公交车，任何时间都是。周末的休息时间，我会选择呆在家里面，讨厌去任何地方，因为我呆在家，终于就有一天可以不坐公交车了。”重则甚至会因此离开这座除了又堵又挤的城市，潘茱（化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逃离广州的白领。
潘茱住在岑村，在执信路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实现自己的律师梦想一直是她大学四年的志向。但是，在广州工作两年，每日挤车上班让她很难适应。这次她递上辞呈实在是像她所说：“我实在是再也受不了了，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分点起床，七点三十分等车，坐B10，八个站，塞一下车，又一次的迟到。”她认为，“我不是对现实投降，是对这个城市的交通投降。”
潘茱举了一个例子，她早上七点二十分开始等车，等了十五分钟，期间来了三辆车，人满为患，她都没有挤上去，第四辆来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四十分了，但是相对不太挤的车让她还是有一点小希望，八点半应该可以赶到。可是在体育中心站突然涌上一群人，潘茱被挤到公车一角紧紧抱着扶杆，一男子从后也伸手扶着扶杆，身体近得像在后熊抱着她，她一点都动不了，想稍微转身都不可以。忍受了很久终于等到锦城花园，不少乘客下车，潘茱想借此机会移动位置，摆脱后面男子的挤压，但下车的乘客挤得太厉害，好几个人的手提包划过她的脚，她还是动不了。忍到执信路下车，用她的话来说是，“那不叫下车，叫被推下车，更悲剧地发现丝袜已经被划破了两个口，看看手机，显示时间为八点三十四分。上到公司已经迟到，刚好上头心情不好，抓到我就骂。心情不好，我的情绪也爆发了，就递了辞呈。”
这样因为交通迟到被骂的情况对潘茱而言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几次还打的士上班，还是塞车迟到。本来就只有三千多的工资扣去迟到一次二十元，她已经不能再忍受因为交通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重要是心情也被搞坏。潘茱说，她已经很久没有过好心情了，在这样拥挤的城市里生活她开始笑不起来。于是，她接受了亲戚之前介绍的在佛山的律师助理工作，她说，“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每天上下班已经累得不行了，还要挤得不像人样，自己的心理都有点变态了。我的离开，是在挽救自己。”
有人也为在深圳和广州生活的人的算了一笔时间成本：如果按3小时的路程算，那么一天的1/8时间就花费在了路上，一年也就是比每天1小时上下班的人少了一个月的自由时间。并且这一个月还是在与陌生人你推我挤，你拽我拉的“贴身”接触中度过……
因为交通拥堵、车厢拥挤，许多人不得不在人行道上追回失去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人行道之怒”。这个词源于英国，说的是走在接踵摩肩的大街上，不少人都曾因为前方的行人动作慢吞吞而怒火中烧，有人甚至因此发生冲突。就像伦敦的商业黄金地段——牛津街，大约有6万人在这一带工作。一项调查表明，在牛津街区域56％的人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人行道之怒”。为此牛津街一些商家于2000年12月4日发起“人行道之怒觉醒周”活动，向市议会送呈提案，希望政府把街道两旁的人行道分为两条——“观光人行道”和“快速人行道”，并增派巡警，安装步行速度监测摄像机，规定在“快速步行道”上的步行速度不得低于3英里/小时，对步行速度低于3英里/小时的行人处以10英镑罚款。
同样在深圳，你也会发现人们走路的速度总是比其他城市快半拍。扶手电梯上也几乎看不见站立不动的人，都是借力爬电梯的。这样快进的人生与巴西停滞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诗人迈克尔·富兰克斯在《沉睡的吉普赛人》里的描述：“在巴西的深处一天才行进一公里，时间也停止了步伐。”
3。户籍“埋堆”
如果说每日挤公交还是看得见的“折磨”，那么，暂住证就像一个梦魇如影随形，尽管，它现在有个新名字叫居住证。从暂住证到居住证的日子，外来人口在广深的权益和待遇是不是又有了提高呢？不能忘记的是那拿着“暂住证”如二等公民般的日子，而如今，广东3000万流动人口依旧奔波在争取居住证的途中。
因为只有从户籍上得到认同，你才算进入某个圈子，才能融入某一堆人。这就是广东人所谓的“埋堆”。“埋”，现代汉语的引申义是隐藏。不显山不露水地，让自我融入了某一堆人，或曰进入了某一圈子——“埋堆”说白了就那么一回事。而如果你不小心孤零零地暴露在外，那在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
暂住证之殇
2010年之前，大多数在广州漂泊的外来者，一提到暂住证，难免心有余悸。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也已成为“暂住证年代”不能忘却的黑暗一笔。
那时，《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也就是孙志刚事件。
27岁的孙志刚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在应聘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后，就落地广州了。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孙志刚一如往常出门去上网，由于刚到广州20天，还没办理暂住证，碰巧那天出门也未带身份证。事情就演变成了他在《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所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那晚，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室友成先生（化名），让他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但是，当成先生去了派出所，却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他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之，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后来，成先生回忆说，之后他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而在跟孙志刚的对话中，他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虽然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但是，尸检结果却表明：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3个月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孙志刚案，而涉案罪犯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这样一个无辜生命的逝去却不得不让人发问，究竟谁该为这场惨剧负责，仅仅是一纸暂住证是不是就该接受不公平待遇？
孙志刚之死并没有停止有暂住证引发的惨案发生，那薄薄的小本似乎成了区别人身份等级的戳印。
“流民”困境
“我每天开着车子，在广州这个城市里穿梭，却只像一名过客，毫无融入感。到外面谈生意，我一直对别人说我是湖南人。”1997年，李先生来广州，至今已有十几个年头。从最初的一名湖南过来的打工仔到现在拥有运输车队的公司老板，李先生的身家已经不同往日，但身份却依旧。
李先生在广州碧桂园拥有一套建筑面积14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在这个小区里居住着将近30％与他一样有楼有车有生意的“流动人口”，但是，却不能获得这个城市的认可，徘徊在城市居民的边缘。
他认为，虽然政府对入户广州的条件做出限定：有固定职业，35周岁以下的本科未婚青年可以入户，又或者是35周岁以上的要有什么职称等等。但这只能代表城市群体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为当地税收创造了高价值的人，却被拒之门外。他以自己做例，“我只有高中学历，但我勤劳，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财富，我办了公司，今年新招进了外地的大学生，并顺利为他们办了入户广州的手续，而我这个老板却因为学历达不到要求，至今仍是流动人口。”
对于李先生而言，“其实，一年交一两百元钱办一张暂住证，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暂住证并没有为我的生活、工作提供任何便利。除了买车、考驾照等需要用一下之外，它对我毫无用处。”
暂住证有时不仅没有提供便利，还成了外来人口的行动枷锁。
在广州拥有3家公司的何先生从安徽来广州已经“暂住”了12年，如今，他事业有成，但是，因为“身份问题”，作为老板的他所享受的待遇甚至还不如手下的员工，就像他所说的：“我手下的员工九成是广州本地人，他们来去自由，想去香港就去香港，但我这个外地户籍的老板，却难得要命。”这一点对于经常需要赴港谈生意的他来说，非常不便。
何先生认为，暂住证给流动人员的待遇应有所体现，一个人在广州奋斗多年，创造了财富，政府能否给他享受一定的服务呢？“它不能仅仅是一张配合治安管理的卡，我既然交了钱办了暂住证，认可了我的暂住身份，但为何办港澳通行证还要回老家开资料证明呢？我觉得这部分工作应该由广州有关部门来完成。”
有专家分析，“暂住证”一词本身就隐含着“迟早要离开”的意思，是居住地对流动人口的不够接纳和认同。事实上，流动人口已经构成居住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部分流动人口很可能在“暂住地”居住一辈子。这部分人都是为居住地做出贡献的，但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力与待遇。
同时，“办证收费”已成了暂住证实行过程中的潜规则，收费项目巧立名目捆绑在办理暂住证上，比如，广州的“治安费”、“劳动调配费”、“卫生费”……办一个证到底需要交哪些钱？据《南方都市报》一篇报道说，一个广州不同的区办理价格还有差别，白云区办是180元，但交了180元，还得再交20元统一拍照的钱，自己的照片还不行；但到了开发区就是25元，有时候还还价还能便宜一些。
政府部门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有财政收入支撑，何以对“特定的人”再行收取“特定的费用”？这不免让人联想这个证的“蛋糕效应”，按一个人100块计算，整个广东3000万流动人口，以暂住证取得的财政收入就高达30亿！
暂住证基本上是管制思维下的产物；只有管理功能；基本没有服务功能；何况“暂住”二字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暂住证”的背后很可能就是对二元社会身份制度的复活：那种以地域为框架的“身份鸿沟”带来的是两种水平与质量的权利、福利和自由，它将一个城市划成两个阶层。市场配置资源，那么，人与人的主体关系只能由契约决定，人的“自治性”理应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必须由没有身份界限的具有平等主体性的公民自治参与——而“暂住证”已然窒息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创造性和对政治权利的合理诉求。并且，当“暂住证”成为某些部门“融资法宝”的时候、当无证者面临“查证忧虑”和“错罚凶险”的时候，那散发光芒的权利却将“免于恐惧的自由”放逐在千里之外。
据说，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就宣告“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时加以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而这是迁徙自由权最早的成文法渊源。
“居住证”让你幸福吗？
2010年元旦，“居住证”取代了使用10年的“暂住证”正式成为流动人口的新标签。“居住证”与“暂住证”仅一字之差，但对于流动人口的待遇是不是千差万别？
一位名叫“广州早茶”的网友在分享了他面对居住证的感受，他认为，自己依旧是居住证的“夹心层”，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他的这份无奈。
再过几天，广州的“暂住证”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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