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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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预期的高度集中，使北京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人才“黑洞”。

面对毕业生的大量积聚，对所需人才的筛选除了强调学历、专业外，北京市还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户口，不断加高外地生源毕业生的“准入门槛”。一个在京就读的外地生源毕业生要想在北京找到工作并顺利完成就业派遣的全过程，必须具有学校根据一定标准落实的“留京指标”和用人单位经由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核准的“进京指标”。否则，因不能解决落户和档案问题，就不能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继而无法取得就业报到证，不能进行就业派遣。这一制度的设置，确实使得一些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对“进京”望而却步，但也有毕业生对在大城市“淘金”情有独衷，即使不能解决户口、档案问题，还是“留”了下来，只不过他们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落实就业”，仅是以“打工”的形式“漂”在大城市，成为了所谓的“隐性就业者”。

隐性就业特指毕业后找到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参加工作但不能派遣，户口和档案存放在学校或打回生源地的就业情形。近年来，大学生隐性就业者的出现并增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9％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隐性就业族”。

《北京晚报》2009年的报道称：“大量‘85后’大学毕业生已从去年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大都思维活跃、向往自由，很多人在就业时选择开网店、做翻译、撰稿，甚至同时兼职打几份零工。不过，大多数人就业的初衷仍是找一家常规、稳定的单位，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果，才最终走上隐性就业之路。一位在网上开店的网友发帖表示：‘毕业时由于没有什么具体的职业规划，于是就去凭兴趣赚钱。现在经营的还算不错，所以就业到底是显性还是隐性并不重要。’”

“但并不是所有的隐性就业者都是一帆风顺的，许多隐性就业者都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体育学院毕业的小王现在做兼职健身教练维持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又恰逢淡季，目前兼职的工作骤减，这样下去连房租和水电费都快交不起了。’”

生活的动荡不安，是隐性就业族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所谓“安居才能乐业”，在福利分房与己无缘、大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租房。然而，租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月支付几百元、上千元的房租姑且不论，经常搬家、居无定所又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定感。与人合租固然可以减轻经济上的压力，但又必然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能够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应该是绝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最现实的梦想。但是，贷款买房所需要的稳定的还贷能力与隐性就业者职业上的不稳定性恰恰是一对矛盾。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专项调查文章指出，除4。6％的人“自己购房”和10％的人“借住在同学宿舍或亲友家中”外，85。4％的人都是租房居住。其中，“与别人合租”、“自己独租”和“单位集体租”三种情况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49。6％、28。3％和7。5％。“有被访者无奈地表示：租房就是浪费，把租房的钱攒下来买房才算正道。可是以现在的工资水平，买一套几十万元的商品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什么时候才能像北京人一样享受住房公积金，购买经济适用房？”

当然，隐性就业要面对的还远远不止于此，医疗等社会保障的缺乏、“漂”在北京城的孤独感，等等，都是你一旦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这种就业状态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立雄说：“‘隐性就业’确实能解决金融危机下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是目前来看，“隐性就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后延了，没有治本。杨教授说：“我国老龄化时代步步逼近，人的寿命在增长，一些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但他们终将老去，也终将需要医疗和养老保障。”

北京宜居？

中国人喜欢说“成家立业”，如果你打算在北京寻求职业发展机会，就相应要考虑到定居在这座城市的问题。这里的生活是否适合你，也应该是你要不要选择在这座城里工作的参考条件之一。

在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居住时，“交通方便快捷”、“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是成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

北京的沙尘污染严重，向来是这座城市的一块心病。借着奥运之机，北京实现了“蓝天目标”。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北京尚未将2。5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纳入日常监测体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石广玉博士及其同事2006…2008年夏季的观测表明，2008年北京大气中细粒子气溶胶数浓度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减少，且0。3…0。5微米粒径范围反而有所增加，它主要来自汽车尾气的污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8年11月13日公布的一份关于“棕色云团”（AsianBrownClouds，ABC）的报告，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担心。棕色云团的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其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燃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确定的全球13座棕色云团热点城市，就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座城市。这种棕色云团对于人类健康也有巨大影响。空气中PM2。5浓度每立方米上升20毫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会有约34万人死亡。而粗略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分别占中国和印度GDP的3。6％和2。2％。

虽说，2008年北京花了265。7亿元在环保投资上，以此唤回久违的蓝天白云。但是城内“热岛效应”猖獗，以致有人丧命，却并非耸人听闻。

2010年7月，北京经历了12个桑拿天，成为十年来最热的七月。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北京城市中心区域的平均温度要比郊区高出5…7摄氏度。地图上显示极端高温的深橘黄色区域全集中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地带。很明显，随着我们日益迈向城市化、现代化，恐怕就没有考虑到商务中心区，也就是所谓CBD会造成了城市热岛的效应。按照一家北京的报纸的说法，北京的六城区已经变成了“超级热岛区”。

增加城市的绿地，是减轻热岛效应的方法之一。尽管北京雄心壮志地计划要增加自然植被的区域，但其他蓝图却优先考虑建设成群的高层建筑。

举例来说，尽管朝阳区已经成为最大的城市热岛，但现在还在计划在三、四环之间再建设一个新的商务区。北京南部的丰台区也计划要建设一个新的金融区，要建一座北京最高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朝阳的CBD和丰台的新金融区里只有大片的高层建筑，却没有相应增加大绿地。

2010年，由《南方企业家》等多家媒体根据入选城市的综合实力、民生满意度、婚姻美誉度、生活水准等指标综合后评选出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按照名次前后排列，这十座幸福之城分别是：杭州、珠海、长春、青岛、成都、桂林、大连、昆明、长沙和天津。

北京榜上无名。

2006年6月22日由中国科学院首发的《宜居城市蓝皮书（北京）》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舒适度，还是人文环境舒适度，北京与宜居城市的距离均相差甚远。其中，房价是影响北京宜居水平的一大因素，逾九成居民认为目前北京市房价水平太高。

这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选取了生活方便性、安全性、自然环境舒适度、人文环境舒适度、出行便捷度以及健康性六大类32个分项指标，通过上万份问卷调查，综合统计分析得出居民对宜居北京的总体满意度为63。8分（满分100分）。

住房、交通、人口，还有空气，是北京实现宜居城市的四大瓶颈。

你可以一个刚毕业的外地大学生的身份，简单设想一下“漂”在北京的生活。你可能蜗居，住在蚁族聚居的城中村，或者3。0版的胶囊公寓，睡梦中经常磕到墙壁。找工作时，那些好职位都被“潜规则”了，你只能找到一份月薪在2500元左右的工作（蚁族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总比那些“零工资”的伙伴强吧。但上班地点离住处实在太远，你每天天刚亮就骑自行车到地铁站，然后换乘公交，基本上要耗费近5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你又始终不敢懈怠，拼命加班，没钱也没时间娱乐、交朋友，更不敢乱花钱。而这样，在北京城里买一套房子，还得是拼死拼活工作攒钱25…30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北京生活了5年时间的小任非常明白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现在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在北京，生活环境是让他不满意的。若非因为工作，他根本不可能呆在北京，并且一呆就是5年。

在面对“你觉得北京是否宜居”这个问题的时候，小任非常肯定地以一个字加以明确——不！他否定这座城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空气不好、交通不好、消费过高。对这些问题，他像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一样，显得一筹莫展。

26岁的小任在北京曾经参与过一起团购，试图通过团购买到一套小面积商品房，但是这起团购由于组成人员的繁杂及开发商的讨价还价不得不宣告解散，眼下他仍没有买到房子。小任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不过他并不认可城市发展一定需要牺牲人们的空间。而留给他这样一个外来者的选择，只剩下一种，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为此，他深感无奈。

结语

“如果我的生活像一卷录影带一样，我一定要找到我22岁时候的那段带子，我一定要重新播一遍。那时候，我就会选择和我的爱人回到老家，买一套不大的小房子，和我的孩子、爹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电视剧《蜗居》里的台词或许已经令不少北漂族开始重新盘算去留问题。

对大部分“北漂”们来说，这座城市为高端人才编织的“北京梦”并不属于他们。北京能给予他们的幸福大致相同，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当初的梦想，因为现实造成的严重差距导致你不得不前往大城市追逐更好的生活。为此，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北京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你坚持下去了，就一定能成功吗？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发布了《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首次提出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可自由落户等政策。杨开忠，《纲要》编制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届时，无论是涉及高端人才的子女入学还是医疗社保，都将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

这项政策再次表明，向来都是“独大”的北京，再次放低了身段，将户籍这道门槛又降了一格。但是，仍然要提醒你注其中的关键词汇：高层次人才。

显然，北京在筑高流动人口进京门槛、清理城内“低素质”人群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

第四章　大北京的小猫腻

要生活在这座城市，除了适应城里的建筑、交通、物价和空气环境之外，城里的人更是不可忽略的。想要融入北京城，就得学做北京人。而北京人关心政治、爱摆官架子，以及大院子弟们的优越感，无一处不透着“势利”二字。

一位北京女性揶揄她刚离婚的丈夫：“他老说周围的人都是短期行为，他要考虑的，是中国的事，而且是中国二三百年后的事。但是他对自己家中两个月后的事却不知所然。”北京人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刻意忽略之外，北京人骨子里的“官味”也是这方水土的特产。罗大佑就曾无限感慨：“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这种俯视众生的官架子自然会给平凡的生活带来重重矛盾。

但是，大院文化、大院子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作为“官二代”、“官三代”的特殊身份所引发的社会优势资源倾斜不公等“谣言”，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深深隐藏的猫腻。

1。胡同里的“贵族精神”

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来，这座城市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过，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于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

有一项关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总体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发现北京和广州期发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报，上海是生活服务类周报，深圳是文摘类杂志。在北京销售量最大的报刊类别是新闻类报纸，这一类别的报纸包括以《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为代表的都市报，以《参考消息》为代表的国际时政消息报，也包括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综合类周报，这一类报纸在北京，无论是进入期发量前30名的报刊种类数量，还是占前30名期发总量市场份额都明显地高于其他城市，以11种和54。35％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爱参政议政是北京人的特点，而社会生活的广泛政治化，也使这座城市形成了其独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统感”、“耻于言利”引发的服务业落后，以及强烈的门第意识，等等。天朝心态

有人说，上海人排外，是因为他们崇洋，以“虽是土鸡生的蛋，却是洋鸡孵的蛋”为豪；燕人排外，则是因为他们媚上，以“天子脚下，舍我其谁”为荣。

自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末民初，满汉杂处，而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正如作家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着，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鲜明。政府官吏和知识分子，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围观、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那种整体的、宏观的、战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处国家机关和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央的”信息圈之内，便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中央思维”，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顾颉刚就于1925年感慨道：“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这种天朝心态，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国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话剧《茶馆》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这几乎成了所有北京爷们的共识，“天朝心态”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态让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种“正统感”和民族大义，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对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种政治化思维，其表现之一，是宏观思维。这是那种居于中心或高层的人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

比如文化艺术现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轰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北京各阶层对文化艺术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参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这样的平常心看戏和评论。而在北京，人们则会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分析、揣摩、猜测、评论，搞得满城风雨。也确有各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正是穿着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显得活色生香。如果剥离掉“首都”这个符号，那么北京还剩下什么？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说：“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便叫它做‘边城’。可不是吗？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着轻商、轻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倾向。

对于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杨东平的观点是：

由于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许多北京青年宁可让家长“饲养”而不愿到服务业工作（大宾馆大饭店另当别论）。至今北京的裁缝、修鞋、修伞、修表、配钥匙、弹棉花、卖早点、当保姆之类工作，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为多。一位外地来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她说：“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钱，钱都没脚没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愿弯腰去捡一下。”比较而言，上海人对自食其力的小手艺人也持一种无所谓的平常心，没有特别的歧视，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长（例如会烧菜、会打家具）还会受到朋友、长辈的尊重。在北京，这可能被视为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几年北京人频频跳起来呼吁“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进京”，在他们眼中，那些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贩，俨然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下等人”。而这类戏码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国人民误会，误会北京真会干出“奥运期间驱逐农民工”的事情来了。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识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经商的热浪中，经商开始成为最时髦和荣耀的选择。

但是，北京的商业并不纯粹。因为政治和权力中心的缘故，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商业者首先是一种权力商业。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由于自身浓重的“政治情结”，北京商人俨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曾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

而且，他们几乎十分相似地热衷于挣大钱，不屑于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之类的为商之道。因此，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餐饮业等，经数年的发展，仍处于质次价高，狠心“宰”人的水平，远远差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沈阳、哈尔滨等北方城市。

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钻到政治里，这势必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而商业行为容易随长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对官场负责有余，对市场负责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绪往往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实干苦干精神不足。企业对市场缺乏敏感，官场考虑有余，市场开发不足。商人缺乏对商业的忠心，官气有余，“商气”不足。

服务落后

北京人“耻于言利”的轻商观念，是服务行业落后和服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根源之一。

对于这一点，有网友不无调侃地说：“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么说得过去的服务的话，那还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爷。”

北京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句话叫，“北京人眼里，离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里，离了上海都是阿乡”。所以，在北京，有头有脸的先不论，就算再不济，也是皇城根脚下的人，也是爷。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还叫“膀爷”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买东西还好，要买，多一半会被气出一肚子气来。尽管王府井百货基本上年年都出劳动模范、服务明星，等级从市到国家，一个不落，但金街、银街的眼神还是那样白多黑少、语气还是那样的高低失调，态度还是那样冷热颠倒。

而最能集中体现北京服务行业质量的，恐怕就属这城里的公交车了，俨然一个微型的北京社会。

许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许多北京人都有过这种难堪的经历：下车时在售票员的逼视下和众目睽睽之中，狼狈地上下搜寻，找不到上车时购买的车票。

北京与上海的公交车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车时验票），后者是控制入口（上车时购票）。在上海乘车，服务规范的售票员会主动提醒每一位刚上车者立即购票。他们的本事在与，绝不会混淆刚上车未买票的乘客与已经买过（或出示过）票的乘客。这两种办法在提高购票率上的作用估计差不多，没有明显优劣；但是，在上海乘车显然感到比较轻松、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将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车时摸不出来。此外，控制出口对售票员来说比较简单易行，不像控制进口那么费心。

这正是两地管理行为的区别所在：北京是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的，而上海则是从乘客出发的。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往往不能坐着工作，而是最后一个上车，在人群中穿插拥挤售票，劳动强度较大。近年来，北京的售票员才和上海一样，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们占据的空间未免太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售票，拆除了两个乘客座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后门座位处走到靠近中门的位置无需别人传递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和乘客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拆除两个座位以方便售票员购票，这在上海是绝不可想象的。

至于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有过一段生动描写：

吃过饭，他们又乘上公共汽车慕名赶往琉璃厂。一路上，听售票员的报站，牛皮烘烘，嘴里像含块糖球似的，呜噜呜噜，含混不清，又说得飞快，舌头一打卷，一嘟噜，“下一站，XXXX……”就报过去了，啥也没听清，像成心为难外地人。早上这会儿车里人多，看不见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陈米松怕坐过站，就问售票员：“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那男售票员一听他是东北口音，连脸都没扭转过来一下，仍盯着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气无力地说：“没呐。”

陈米松只能自己继续费力地透过人缝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员报的站名又没听清，陈米松忙又问：“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售票员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没呢。自己听着点报站。”

陈米松说：“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报清楚点？”

“怎么着怎么着，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员挑衅似的，声音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