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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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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帽剩蔷统鱿至恕！ ∷腔断仓圃旒虻サ目蚩颍猜阌谧约褐圃斐隼吹恼庑┛蚩颍敢獍讶嗣嵌继自谒堑目蚩蚶锿贰！ √仁褂腥瞬豢献杲堑目蚩蚶锶ィ仁贡鹑说幕ㄔ袄锒嗫思钢只ǎ扒笆魃隙嘤屑干窠校仁顾翘孪实母枭吹矫挥屑叩奈恼拢腔崤鹕仙呔俟靼簦匆桓鲇吠椿鳌！ ∷侨耸渖伲墒撬巧坪拼螅母逯圃煊呗郏腔岬酱Ψ⒈硪饧酱男牛酱ψケ鹑说谋枳樱鹑舜髅弊樱缓蟮酱β掖蚬髯樱延行┳髡哒锰嵝牡醯ǎУ袅诵坌淖持尽！ ≌庑┗耙丫阋允拐糯呵拧⒁ξ脑庋睦弦淮笈懈山┨缋祝幌氲矫懒缬衷谖逶露迦沾酉愀鄯⒊龅缪叮徽糯呵诺热丝吹搅恕！ ∶懒缭诘缪吨兴担骸 “徒鹞逶戮湃赵谏虾Ｊ形难б帐跫业诙未泶蠡嵘纤担喝狈ρ月圩杂烧诙笊敝泄难У姆⒄埂！ ∷担骸昂ε屡篮妥栽稹笔沟眯矶嘀泄骷遥ㄋ救嗽谀冢晌腥耍侵饕匦牡木褪恰氨苊夥复砦蟆薄！ “徒鹨幌蚴嵌嗖骷遥诠膊痴鞣泄郧靶吹男∷翟诮裉熘泄约霸诙涎腔鹊敝腥匀患芑队５窃诠ナ曛校挥行闯鍪裁粗档米⒁獾亩鳌！ ≌馕蛔骷宜担蠢疵挥腥酥馈笆帜每蜃雍凸髯拥娜嗣恰崩醋院畏剑暗牵灰阋豢冢荒帽剩蔷统鱿至恕薄！ ∷担骸罢庑┤嗽谧骷业敝胁丝志濉！薄 ≌馕蛔骷乙笏约汉推渌骷夜钠鸪浞值挠缕窗谕颜庋目志澹闯鲆恍┚哂写丛煨缘亩鳌！ ∶懒绲牡缪吨谢固氐厮得鳎笔北本┑牧斓枷匀徊辉蕹砂徒鸬姆⒀裕ぞ菔撬腥缘奈囊毡ǹ济挥锌呛捅ǖ勒飧龇⒀浴！ ∶懒绲恼飧龅缪叮拱徒鸪闪恕拔酃饕骞セ髦泄峁┡诘娜恕保虼司陀辛恕拔母铩敝姓糯呵诺摹扒贡小薄ⅰ安磺贡小敝怠Ｖ劣谛乱淮拇笈懈山俏裁垂室饽：徒鸷驼糯呵胖涞拇笫谴蠓牵党墒恰八饺司栏稹保颐侵灰付涟徒鸬姆⒀跃湍苊靼住０徒鸾衣读苏庑┤说氖Ω得堑男形卣鳎虼俗肿志渚涠己嵩剿氖曷涞搅苏庑┩降苌砩稀Ｋ侵慌碌贝琳叨恋桨徒鸬恼飧龇⒀裕⒂纱丝闯鏊堑男形矗虼斯室獍阉粱搿！ ∮纱耍叶哉飧鲋炷巢司薮蟮暮闷妫醯盟彩且桓鼍哂欣犯爬Φ娜宋铮荒苋盟涝抖阍诎荡Γ恢背晌踉俑聪壬档摹昂诎瞪铩保Ω冒阉隼矗么蠹壹都丁！ ∥乙丫梅墒侄我龉鹧莱荩怯趾畏猎僖鲆桓觯慷源耍∥矣刑厥獾挠欣跫：芏嗄昵埃钦飧鲋炷常盐叶陨钲谖幕脑毒吧柘氪鄹某上质灯兰郏破鸸怀∷健拔钲诔薷琛钡呐小Ｈ嗣俏仕椅裁匆拔钲诔薷琛保苛⒓从幸桓鲆パ栽诒本┓⒉迹滴沂帐芰松钲诘囊惶住昂阑鹗薄Ｄ敲矗灰凡檎飧鲆パ裕廖抟晌誓芤鲋炷场！ ∫パ缘姆⒉颊呤潜本┮桓鲂招さ谋嗉扛刹浚巳嘶狗⒉脊液拖愀邸昂阑鹗钡囊パ浴５笔闭糜斜本└吖僖颉昂阑鹗倍慌兄匦蹋旖虻脑又旧暇陀腥撕粲醵晕乙采苑āＮ蚁胝飧龉偎静荒汛颍淮颍寄苋谩昂诎瞪铩苯崾暮诎凳贝� ＇返回目录＇
墓地和法院（10）
于是委托解士辉律师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初审责令被告到深圳索取我收受别墅的证据，但过了很久再也没有消息。等到再开庭，有没有“豪华别墅”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有没有听到过这种传闻”的问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作为被告的证人站起来说，听到过。于是，被告胜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原告是“公众人物”，这方面的法律保护应该减弱。判决很奇怪，我倒无所谓，最大的遗憾是那个“证人”并不是深圳朱某，我没有把他从黑暗里引出来。 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终审中引出了一个“惟一证人”，替被告证明，他在深圳“听到过”这种“传闻”，于是，维持原判，仍然是我败诉，被告胜诉。判决书上郑重地写出了这个“惟一证人”的工作单位、职业和名字：“广州《新经济》杂志聘用记者朱××（原件为实名）。” 果然是他，深圳朱某，终于被我引出来了！但他怎么跑到广州去了？ 广州的资深记者董晓敏先生看到他们胜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到《新经济》杂志社询问，该杂志的营运总监明确回答：“我们杂志根本没有这个记者！” 你看，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全国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我败诉的消息，却没有一家愿意调查一下，那些“豪华别墅”到底在哪里？ 过了几天，北京的报纸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那个胜诉了的被告还要到法院反诉我，理由是，我表示过，“豪华别墅”的说法是“不实之词”，而他则认为连“不实之词”也不能说，因为“没有能力核实或没有条件核实不代表不想核实”。我说“不实”，是篡改了法院判决。因此，可能他要反诉我不理解他的公事繁忙。希望他真的起诉。当然，他们又必然胜诉。 从此，中国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药，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人家“没有能力不造假或没有条件不造假不代表不想造假”；也不能随便批判盗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人家“没有能力出正版或没有条件出正版不代表不想出正版”。更不能说谁是坏人，只能说人家“没有能力做好人或没有条件做好人不代表不想做好人”。他们太繁忙了，一时顾不过来。 那位“惟一证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头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对他说的，一下子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任，全部栽赃到了魏明伦先生一个人头上。 魏明伦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道歉，但一转身又在《山西文学》上以头版头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话，这两个人给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已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庭和媒体，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欢。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他与原中共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谄媚、奉承、吹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又借那位书记之口，歪曲书记的原意，说巴金“不得好死”，并把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寿辰。 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百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 ：“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帮人。”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墓地和法院（11）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拟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 ：“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墓地和法院（12）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才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墓地和法院（13）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gui碍，无槃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一叠纸条（1）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那一叠纸条（2）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返回目录＇
那一叠纸条（3）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返回目录＇
那一叠纸条（4）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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