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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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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已失去色彩了。
彭老七光花钱而不挣钱，实在没钱花了就卖房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他把梅东新村和自己住的花园洋房卖掉后，开始住在新闸路上一处周家的里弄房子里，那是一处供账房清算周扶九家财产的房子，只能腾出一部分借给他们住。后来搬入玉佛寺附近的盛家的房产成德里。那时大家族已分家，房产不属于他们，也只能暂住。再后来就搬至麦根路（现在的淮安路）租住张廷重的房子，因他们是亲戚，张廷重（张爱玲的父亲）太太孙用蕃，是盛老四的太太孙用慧的七妹，孩子们管她叫“北京七阿姨”。张家的这个院子只有两幢楼房，一幢张家自己住，另一幢出租。后来这幢房子也租不起了，只好迁入寻常百姓家了，真的是房子越来越小，汽车则越乘越大。
可怜八小姐后来一直生活在这种深深的无奈之中，烟瘾已重，不幸中毒身亡，年仅四十七岁。
彭老七把家当吃光败光之后，晚年就很不堪了。1950年代，他又涉嫌一桩经济责任案子，被定以“反革命罪”去劳动改造。谁知劳改结束不久“*”又来了，人们又找他算账，命他去扫街。寒冬腊月他怕冷，带上手套去干活，结果被群众发现，剥下他的手套扔在地上，当众羞辱他，批斗、抄家是必不可免了。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他就住到松江女儿家去。有一天，派出所发来通知，叫他第二天去谈话，他一下子紧张起来，精神恍惚，想到1950年代被捕时，就是派出所通知去谈话“谈”进去的，这次再去，定是有去无回。他思想斗争了一夜，想想只有一死了之。第二天一早，就在卧室里上吊自杀了。
当时他的女儿正在上海，松江仅他一个人。消息传到上海后，小儿子彭国维赶去处理后事。当小儿子把他从绳子上解下来放平时，人早已僵硬了，奇怪的是，他还是从腹中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想必是活得太累了，现在总算是得到了解脱。
彭七盛八共生有四儿三女，儿女们几乎都继承了父母能歌善舞的艺术天赋。解放后各自努力奋斗，成家立业，过着小康生活。父母没有为他们留下遗产，反而促使他们正视现实，努力学会在社会上生存，活得比他们父母要充实得多。只是老二阿彭（彭国裕）很不走运，解放后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圆号手，不知什么时候跟伙伴们一起闲聊，发发牢骚，被揭发出来是讲反动话，结果被送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去的时候二十来岁，回来时已年近五十了。彭家大哥彭国宽（老彭）是老牌的“舞林高手”，“*”后仍“死不改悔”，每逢双休日，总喜欢在舞池里转悠。大妹爱丽斯（彭蔚宜）舞也跳得好，她家住南昌大楼，正是闹市中心，于是成了兄弟姐妹的聚会场所。
狂风暴雨过后就是耐人寻味的平静了。八小姐的后代们谈起往事都很平静，他们认为“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一个大家族不可能永久地兴盛，但也不可能永久地衰败，他们是落难的一代，但他们的后代都奋斗有成，这就是希望。人怀着希望活着，就格外扎实了。
第十一章 遗产风波
老太爷到底留下多少遗产
大家族的台柱子一倒，最敏感的自然是遗产问题。盛宣怀身后被人议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遗产问题。由于他钱多、地多、股票多，人们就依此推断他是“赃官”。
至于盛宣怀到底留下多少遗产，近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一千万，有的说两千万，有的说三千万……其实都是信口说说，没有真凭实据。
事实上盛宣怀去世之前立有遗嘱，将其遗产的一半拿出来建立愚斋义庄，救济盛氏贫苦人家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这项遗嘱的执行监督人，是盛宣怀当年老领导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辛亥革命后李经方在上海当寓公，是个褪尽华彩的海上绅士。在他的组织下，成立了盛氏财产清理处，负责清理盛氏名下的所有财产，同时在盛氏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6月1日），召开了盛氏五房（大房盛昌颐由其长子盛毓常为代表、二房早夭不计、三房盛同颐由其嗣子盛毓邮为代表、四房盛恩颐、五房盛重颐、六房和八房均早夭不计、七房盛昇颐））及亲族会议，成立愚斋义庄。
这个盛氏财产清理处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工作，于1920年1月报出了工作成绩，认定盛氏财产至1920年1月止，总额为银元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三千八百六十八两八钱五分五厘，扣除应偿款及提存各款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五十余两外，实际可以分的财产为一千一百六十万另六干另十四两三钱八分八厘。这是公布于当时《申报》的实际数字。
另外，复旦大学档案馆里保存了一组完整的盛氏遗产清理和分配的详细抄件。这组抄件包括《盛氏公订保存遗产公约》、《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谕》、《估价清册财产总表》、《各半分配清单》、《五房分配清单》、《盛氏遗产分析办法》、《盛氏遗产拈阄仪式记录》，以及盛氏遗产清理小组前后八次会议的记录。盛氏财产清理处及财产分配监督人均有法律上的资格依据，听从会审公廨的谕令，因此应当说，清理下来的数字是有法律保证的，因而是权威性的。这个数字包括了盛氏的所有股票、房产、地产、现金和他名下的投资数额。
根据这个清理结果，1920年由盛氏亲族会议议决，盛庄氏（庄夫人）及其子息五房同意，作为十成分派，以五成作为五房分析，以五成捐入愚斋义庄，各得五百八十万零三千余两。由此可知，盛氏的后代真正继承的盛宣怀遗产，就是这五百八十零三千余两。盛氏五房子孙，每房各得遗产一百一十六万两。
关于愚斋义庄的财产管理，经由财产监督人李经方会同盛氏五房及亲族会议商议，订立章程，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照章永远保守，只准动用生利（即动息不动本），不得变卖义庄财产，此财产用途的分配亦订入章程（即庄规），以其中四成作为慈善基金，四成作为盛氏公积金，二成作为盛氏家族公用。此议一出，即刻得到地方政府的好评和盛氏亲族的拥护。1921年，经盛家远亲庄蕴宽（庄夫人的本家兄弟、曾代理江苏督军）及苏绅唐文治、冯煦、张一麐等以命妇特捐巨产等情，呈江苏督军（即省最高军事长官）齐燮元、省长王瑚，转呈北京政府，同年10月31日，由大总统颁发嘉奖令，均备有在案。
1927年秋庄夫人去世之后，盛氏财产清理处又清理出一笔财产，估计这就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庄规，仍旧是一分为二，一半归五房子孙，另一半归愚斋义庄。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可是盛老四却又闯祸了。
庄夫人去世仅几个月，义庄董事狄巽公、盛泽丞（即盛老四）等自行破坏了庄规，于1927年11月26日，具状向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用于慈善基金的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是分成七份，七小姐盛爱颐、八小姐盛方颐亦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其四哥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七小姐脾气也犟，你不同意那么就法庭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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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1）
长房长孙盛毓常
盛家毓字辈的老大哥盛毓常，是老太爷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时的年头出生的，所以叫毓常。他的父亲是颐字辈的老大哥盛昌颐，可惜不寿，四十几岁就去世了，所以毓常也是个先甜后苦的“命”。要说“背运”，他在解放前就已“背运”了。
当年分家时，毓常代表大房分得了一大笔祖父的遗产，其中有闸北区乌镇路的一片土地（查现存复旦大学档案馆内“盛家析产文件”的抄件，的确有乌镇路空地二亩六分四厘）。毓常后来又买下了周边的一些地皮，在上面造了360栋石库门里弄的房屋，组成了毓常左里、西里、南里、北里、总里。那时那一带尚未开发，离市中心较远，隔了条苏州河，上面又没有桥，毓常为便于地区的开发，在上面造了桥，就是乌镇路桥。乌镇路桥建于1929年，原先是木桥，抗战中毁于八一三战火，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重建时，改为钢筋水泥桥。据盛毓常的儿子盛承懋先生回忆说，其父非常用心于这个小区的建设，不仅每户都安装了抽水马桶，洗浴设备，还仿照英国人的样子在小区里设置了救火会，有十几个人供职，随时应对火警。
房子造好要出租营业了，毓常的奶妈丁氏就说：“这么一大片房子，得找个可靠的人来管理，就让我二女婿来帮你管吧。”毓常不好意思推托，只好交由她女婿去管。可是几年下来收到的房租，盛家一个钱也没拿到，都被这位“可靠的人”挪用掉了。后来毓常成立了毓常地产经理处，自己亲自来掌管房地产经营，可是也没管好，或许是不善经营的缘故。不幸的是1937年八一三日本人轰炸闸北的时候，乌镇路的房子正当其中，损失惨重，360栋房子只剩下20栋。
盛毓常还有一次重大损失与日本人直接有关。他所继承的祖上遗产中，有一部分是盛宣怀的收藏品，其中最著名的一件瓷器是被誉为“雨过天晴”的宋代宫廷之物，据说是慈禧太后赐给的，另有字画、印章、碑帖凡数百件。抗战前夕，毓常带着盛家大管家宋德宜的儿子宋治钧，把这宗文物带到日本名古屋，准备举办一个展览会。帮他具体办事的是一个日本籍牙科医生，名叫奥田。这个牙医又认识藤山爱一郎（当过日本外相），在藤山爱一郎的帮助下，展览会得以如期举办，藤氏自己还买了几样东西。谁知此时毓常的私人律师卓腾干从上海拍来电报，说是有急事请他速回签字。毓常想，反正签完字再来日本亦可，于是把宋治钧留在名古屋，他本人先回上海。
然而到上海后很快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他想去日本也去不成了。那滞留日本的宋治钧眼看上海已打仗，日本人亦不许他久留，就赶紧把文物全部打箱封好，寄存在名古屋一个叫龙名馆的旅馆里，自己匆匆赶回了上海。从那以后，这批珍贵的文物就失踪了。有人说，美国人轰炸日本的时候，名古屋一带遭到狂轰滥炸，房子已成废墟，东西全都损失了。也有人说，其他文物尚不清楚，那只“雨过天晴”的瓷器，在那个牙科医生手里。又过了一些年，宋治钧在街上的书店里，看到了柯罗版印刷的一本元代的碑帖，他似曾相识，翻开来一看，上面果然印有盛家的图章，于是跑来对盛家人说：“这本碑帖原先是盛先生的，现在被印出来，说明那批文物尚在人世，未被毁掉，应当抓紧查一查。”可是这时还是兵荒马乱的时期，毓常没有力量再与日本人较劲了，眼睁睁地看着损失了一大批财产。 。 想看书来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2）
前些年，国内兴起对日战争索赔运动，盛家后代旧事重提。毓常的女儿盛瑛曾设法与当时仍在世的藤山爱一郎联系过，对方有回信，承认有过此事，也办过展览会，他还写过对这些展品的总体介绍，可是讲起展品的最后下落，他也讲不清楚了。
巧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毓常的后代中也有人到了日本，并且专程去了名古屋。他们当然对当年的事情怀有疑虑，结果发现那个叫做龙名馆的旅馆居然还在！这就为这宗文物的下落，又罩上一层令人兴奋的迷雾。于是，毓常的夫人王碧芙（前几年刚去世）女士写下委托书，托一律师继续调查……直到现在，事情仍没有眉目，而毓常本人，早在1966年2月就去世了。
人们在感慨他的经济方面的“背运”时，接着又感慨他的政治“幸运”了。他幸亏去世在“*”之前，不然的话，不知又要吃多少苦头呢，从这一点上说，该算是件“幸运”的事吧。
盛毓常早年没有孩子，领养了两个，其中一个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地下党，后来成为著名法学家，名盛愉。盛毓常自从娶了王碧芙夫人后，陆续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儿子是盛承志、盛承惠、盛承懋、盛承宪；女儿盛承璞（盛玮）、盛承琦（盛瑛）、盛承瑨（盛琪）、盛承珏。经过抗战八年和四年解放战争，盛家大房到了他们这一代，祖上留下的“老本儿”差不多已吃光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总是在为家里的经济犯愁，到了1940年代末期，已经不得不卖卖当当过日子了。盛承懋在他的*中写到，那时常有收购旧货的人到家中来，但是解放初所有的奢侈品都身价大跌，一只红木凳子才卖一元钱，以至于到了开学的时候，父母还要为他们的学费颇费周折。不得已，老二盛瑛放弃了学业，较早参加了工作，每月把工资的80％寄回家，贴补家用。
1952年，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全家搬到了苏州。在极左的唯成分论尚未泛滥成灾的时候，有关部门没有与他们为难，从现实出发，给予他们兄妹甲等助学金资助，从而使他们完成了中学学业。盛家人智力绝对达标，他们个个学习成绩优秀。最终，盛琪考取了华东师大；盛承志高中毕业后入伍，先是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8年又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盛承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轮到盛承宪、盛承珏考大学时，“*”爆发了，他们就自学成才。自然，在后来极左路线占上风的时候，他们仅仅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遭遇了很多磨难。现在，真的“雨过天晴”了，过去的磨难反而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另一种财富，他们比一般豪门子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自信。
宠辱不惊盛毓邮
笔者2000年在东京见到盛毓邮先生时，老人家已九十岁了。
那天毓老的小儿子盛承兴先生——一个大半辈子生活在日本，却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的中年实业家，驾驶着他那带“天窗”的漂亮轿车，带笔者去见他的老爸。
毓老是盛宣怀的孙子、盛老四的大儿子。他出生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年头——1911年。这一年既是盛宣怀官至邮传部尚书（即交通、邮电部长），发达到了极至的年头，又是盛极转衰，盛家开始走下坡路的年头。虽然其祖父为其取名“毓邮”，小名“传宝”，但老人家邮传部尚书的位子只坐了十个月，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种盛极转衰、日薄西山的家族氛围中。他是这个家族九十年间的历史见证人，又是一个穷则思变、东山再起的成功的实业家，是盛家一道特殊的风景——一个不可多得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 。 想看书来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3）
车子在东京市区南部的小山上蜿蜒，绕到王子饭店后面的一片幽静而典雅的住宅区，在一幢精致的小楼前停下了。门帘自动卷起，车子入内停妥后，我们从一侧的电梯上去，升至三楼，就是毓老的大客厅了。
一壶酽酽的茶早在等候了。从客厅沿墙一圈皮制的大沙发看，这儿应是常年高朋满座。不出笔者所料，眼前是位非常慈祥、第一面即令人生出信赖感的老人。宽宽的额头、四方脸型，相貌酷似其父。我们像是老朋友似的，很快就进入了主题，历数起那些陈年谷子般的盛家旧事……
令笔者感到震惊的是，老人面对家族的兴衰，有一种现代人少有的坦率与真诚！他没有一般豪门子弟，好为其家族隐恶扬善的旧习，更没有纨绔子弟的虚荣和玩世不恭，他平静而坚定的语调，来自他内心的充实——所谓大彻大悟，原来如此呵！
谈起他的祖父，老人家依然充满了崇敬与自豪。他认为他的祖父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是在一个封建末世图振兴，在一个农业国里办工业，在一个弱国的地位上与洋人抗争……
1940年代后期，盛氏家族已全面衰落——盛宣怀的几个儿子当中，连财大气粗的盛老五、盛老七，也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生意失利，迅速地走向了暗淡；盛老四把自己的那份家当花完了，再花大儿子毓邮的钱；盛毓常连遭两次大的经济损失，手里的钞票已所剩无几；“颐”字辈的堂兄盛老三（盛文颐）因汉奸罪被投入监狱。小姐当中，除了五小姐嫁的林家（林薇阁）在台湾尚有一批企业外，七小姐和八小姐日子都日趋艰难。七小姐的丈夫庄铸九曾投资静安寺百乐门舞厅和一家旅行社，但都经营得不顺心；八小姐的丈夫彭震鸣原本就没有什么经营，坐吃山空的日子自然分外凄凉。四小姐夫妇早已去世，几个儿子的命运，均在一波三折之中……盛毓邮的中年时代，正面对着这样的家族处境。
解放以后，国家实行土地国有政策，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个人已占用的，就要付地价税，迟付的要成倍地加付滞纳金。如果地价税付不出，那么该地皮上的建筑物可计价抵付。这么一来，很多豪门望族都很快萎缩了。
毓邮在大家族析产时，分到了总价为一百一十六万零五百八十六两银的祖上遗产，其中包括三新公司、客利房产合股、沁园房屋、泰吉里、郑家木桥、东有恒路地块的房地产，还有上海、南京、汉口、武昌等地的空地，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和扬子公司的股票若干。这个时候，他才九岁，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按说他是第三代，1920年分家产还轮不到他，但是因为盛家老三盛同颐早逝无子，盛毓邮过继给盛同颐，于是继承了三房的份额。
九岁的孩子自然还不会花钱，那么就由他父亲“帮助”他来花。所以后来毓邮对人说，他最怕父亲请他吃饭，或者是为他做西装，因为吃完了饭、做完了西装就要向他借钱。自己的老爸嘛，不借是不行的，但是总是有借无还。
盛毓邮是盛家哥儿们中最会用功的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留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读商科，回沪后打理自己的产业。他平时有两个跟班，一个叫大董，一个叫小董，都是他祖父盛宣怀的原配夫人董夫人的本家。但是很快抗战爆发，进出口贸易做不成了，只好坐吃山空，静观待变。这期间，他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事，他娶了一位漂亮小姐为妻，在静安寺百乐门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婚礼。新娘子是宜兴望族任家的小姐任芷芳，端庄典雅，温婉可人，一个典型的东方美人。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4）
宜兴任家也是江南著名的大户人家。祖上读书做官、骑马打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朝廷赐以办盐的肥缺，由此发家。任芷芳的曾祖父任道镕（字筱沅，号寄鸥）当年是李鸿章的哥儿们，与盛康、俞樾都是至交，拔贡出身，跟李鸿章一样，原在京城当官。太平天国打到江南时，他也是被朝廷赶回老家办团练的文官之一。李鸿章同治年间剿捻的时候，他成了李氏麾下的一员骁将。《清史列传》中表扬他：“（同治）二年，擢直隶顺德府知府，时捻氛北窜，顺德适当其冲。道镕勇督驻守沙河，挥众突击，破悍贼，获其酋朱学孟，贼遁去。以防剿功，升道员，加盐运使衔，赏戴花翎。方军兴时，客兵过境络绎，道镕择适中地，备粮转运，使无缺乏，而民亦不扰。”讲的全是优点，没有缺点。
他还是一个治河能手，洛河在他的主持下，疏浚畅通，得良田万亩，因此后来还当过河道总督。同治十年他当直隶保定府知府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正是他的直接顶头上司，对他印象不错。光绪七年他升任山东巡抚（相当于山东省长），二十七年又调任浙江巡抚，一路青云，无灾无难，想必一方面是由于本人努力，办学堂，治武备，赈恤灾区，政声挺好，另一方面与李鸿章的“敲边鼓”，恐怕也不无关系。
任芷芳的父亲任伯轩是个举人，是个有福气的老太爷，几个女儿都出落得如花似玉，家业全由夫人路氏（路克严，山东人）打理，他只管整天在书房里读书写字。任家在上海滩出名的人还有好几个，一个是任凤苞，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他是著名的京剧票友；任百尊是任芷芳的侄子，出任锦江饭店的第一任总经理；任颖华，也是著名的票友，任百尊的姐姐，梅兰芳的私淑女弟子，是任芷芳的侄女。
关于盛毓邮、任芷芳的相亲和结婚，至今还是上海老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任家小姐是大家闺秀，大家族规矩大得很，即便是盛家公子来相亲，也不能走得太近，看得太真，只能让你远远地“瞭望”一下。所以他们的相亲就很有戏剧性——任芷芳的妈妈陪任芷芳去看牙医，在国泰电影院附近等车；这时候盛毓邮在一帮盛家人的陪同下开着汽车来国泰电影院看电影。整个相亲过程真的就像看电影一样，一晃一个镜头就过去了。任芷芳小姐根本不知道这内幕，就已经被人家相中了。
到了结婚时可就热闹了，盛老四包下了整座百乐门舞厅，请了数百名亲朋好友，静安寺一带路之为塞，新娘子有一群伴娘，新郎官也有一群伴郎，还有男女小傧相，新娘子长长的婚纱，从舞池中心一直拖到大门口……然后来到婆家，大宴宾客三天！
这些老上海的“闲话”，笔者以前只是听之、想之，并没有具体的概念。2009年春天在东京，来到任芷芳老人家的时候，看到了他们结婚时成套的原版婚礼照片，才突然明白所谓豪门之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婚后他们和母亲孙用慧住在一起，在万航渡路的一处大花园洋房里过着闲适而优雅的生活。常常有亲戚朋友来玩，大家就常在大客厅或是花园里喝茶、打牌。不过大家庭旧规矩很多，媳妇陪婆婆打牌是天经地义，常常要配到深夜。新媳妇的到来，解放了小姑子盛冠云（青姐）和盛岫云（五毛），她们就不必陪妈妈了，所以她们很喜欢这个嫂子，嫂子接替了她们的苦差事。公公盛老四因有姨太太，不常在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5）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九岁就当上了百万富翁的盛毓邮，变成了一个“无产者”！他只得重新开始自我奋斗，为养家餬口而奔波。他退掉了花园洋房，把妻儿安排到丈人家，自己去香港、新加坡工作，其间做过生意，也当过中学教师。1960年，已经先期到达东京的盛毓度先生创办了留园饭店，需要一个帮手，请他前来协助经理洋人客户，于是他从新加坡来到东京，加入了餐饮业。经营餐饮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这时候，谁能想像得出，他就是当年盛宫保的孙子、英国留学生、九岁时就有了百万身价的人！
一切都是今非昔比了，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不数年，他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1960年代初，毓邮的妻子任芷芳带着三个孩子也来到了日本。1968年，两夫妻面对现实，仿照旅日老华桥的“刀工”（世称旅日华侨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开办了一家很小的新亚饭店。这期间，他们能上也能下，精心布置，日夜苦干，聘请了沪帮名厨吴国祥掌厨，很快，他们新亚的酱猪蹄、红烧划水、明虾豆腐、红烧排翅……不胫而走，他们的小笼包子，皮薄馅嫩，咬开来一包汤汁，很受市民的欢迎。后来他们的店面不断扩大，又开设了分店，直至现在，已经发展为七层楼面的新亚饭店，地点在距离东京塔不远东御城门。
他们的儿子盛承洪和盛承兴都是美国留学生，留学生活也是艰苦奋斗，他们自知父母赚钱不容易，业余时间就去打工。盛承洪至今还记得他1960年代在美国餐馆洗碗每小时一美元，为旅馆擦窗每小时两美元……
盛毓邮不愧为是大家之后，不仅能屈能伸，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还做得别有特色。他有几样至今为人所称道的“壮举”。
其一是首创中国人不洗碗的店规，凡到他的饭店来打工的中国人，都被安排做其他工作，洗碗的事用毓邮的话来说是“让日本人洗去！”；
其二是首创中国留学生每小时工作一千日元的规矩。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内赴日留学大潮涌起，绝大多数留学生靠业余在餐馆洗碗端盘子，来维持学业和生活。人家店里的留学生工资一般都是每小时八百日元，而他考虑到留学生们很辛苦，毅然做出决定，每人每小时一千日元，而且最多时用了二十多个留学生。其实他店里已有不少固定的职工，本不需要那么多学生来打杂的，他完全出于帮助学生们的一番好意。来打工的小伙子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篮球队，这又触动他那根几十年前热爱体育的“神经”，立即拍胸脯：“你们组织篮球队，我给你们买队服！”……小伙子们惊讶得都愣往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老板呀！管吃、管工资，还管打球、队服，这真是标准的“海外奇谈”了！所以在他店里打工的留学生，无不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大家无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形成了很好的氛围。他们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一个个都考进了名牌大学，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各奔前程了。
其三，是创办了东京的惟一一家京剧票友活动中心——东京票房。
几十年来，这个东京票房团结和召集了一大批热爱京剧艺术的老华侨，每个周日的下午，大家汇集到离新亚饭店不远的一处房子里，这是毓邮夫妇特地租下的场所，大家各带自己的“家什”，乐器、唱本、磁带、锣鼓，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唱整整一下午，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就去新亚饭店吃饭，几十年间，风雨无阻。老人去了之后，又有新人加入，目前有四个日本人也加入了队伍。每逢国内有名角来东京访问演出，他们总要出来组织联谊活动，请客吃饭，联袂演出，发动捧场，非常热闹。梅葆玖、梅葆玥、艾世菊等人到日本，东京票房的活动就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东京。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6）
票房最有力的领导者是毓老的夫人任芷芳女士。任老师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从小就跟大人们上戏园看戏，渐渐成了戏迷。她们任家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票友之家，全家老老少少，人人会唱。她的妹妹嫁给了名票赵培鑫（其弟弟赵培忠、徐文湘夫妇亦是名票，而且把票房移植到了美国，在美国洛杉矶开办了海外惟一一所京剧学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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