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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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明确地提出，轮船非办不可。具体的办法，他主张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表示，要尽自己一切努力办好航运这件要政，并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他想得很远：“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又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遣论其下”。这封信写得掏心掏肺，开诚布公，并以传名百世来“激将”李鸿章，表示不仅仅是办船运，而是要将毕生精力投入洋务大业。
　　李鸿章最初确也有意让盛宣怀前去筹划创办招商局，命他起草一个轮船公司的章程。他要知道，这项中国人从未办过的洋务，究竟该怎么个办法。盛宣怀心领神会，精心研究了外国船运公司的章程和经营办法，构思了一幅中国轮船公司的发展草案。中国的弊病，他看得很透了。像这类前人未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没有官股官本是办不成的，因为民间商人力量太小。但光靠官办也办不成，因为官场有太多的累赘。他指出：“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段精彩的理论，可算是把中国现实中官与商的相互关系说透了，尤其是他那“顾商情”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在“官”的领导下，官方也入股，加以监督，以“商”为主体去具体操办。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官督商办企业乃近代新生事物，官方许多大员均持怀疑态度，连李鸿章左右的亲信如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均主张采用朱其昂的纯官办的办法，以求稳妥。李鸿章在事无七成把握的时候，就来个少数服从多数，采纳了朱其昂的意见，并且委任朱其昂、朱其诏兄弟，负责筹建，因为朱家兄弟是上海宝山的沙船世家，与洋行里的买办关系较熟，或可便于参照洋人的办法，办中国的事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2）
结果不出盛宣怀所料，这种纯官府官办的企业，要想争取商人的投资是不容易的。商人为何要为你官办企业投资呢？商人还怕你官方依仗权势欺压商人呢！而且朱其昂兄弟的具体做法也有点保守，仅仅运输漕粮，而不揽载客货，自是起不到与洋商争利的作用。事实上，各地漕运司已有不少与洋商挂钩了，你现在要把生意再拉过去，你给漕司什么好处呢？你的运费能比洋船便宜吗？吸收不到商股，底盘有限，事业就难以发展。果然，这个轮船局1873年1月开办，不到半年时间就困难重重，陷入停顿，只好另想办法。
　　于是李鸿章回过头来再找盛宣怀，盛宣怀也不搭架子，再次细细谋划，提出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足”、“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款，并提出应仿照外国洋商的样子，招集商股五十万两，一百两为一股，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对于来自官场上的骚扰，他也早有预见：“官场来往搭货搭客，亦照例收取水脚”，以使投资者安心勿虑。为使新生的招商局站稳脚跟，不致于一出台就被挤垮，他在这个章程里明文写上，要官方保证每年有四十万担的漕粮交轮船局装运，以“稍藉补苴”……可以看出，他已把这个活计的来龙去脉、营运门槛、关键部门，都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说出来的都是行话。这六条纲领，是轮船招商局章程最早的雏形。
　　然而这一回，李鸿章还是没让他担任领衔主管，而是把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给挖了过来，要其为国家办事。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又任命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担任会办，指望他们利用他们在商界的影响，招募商股。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也是会办。至于盛宣怀，也是个会办，与徐润他们平起平坐。李鸿章如此布局，自有他的道理。因为要举办这样一个投资几十万、上百万银两的大型企业，话虽好说，而集资殊难，没有钱万难总其成。公款有限，只能出二十万两。盛宣怀牛犊出山，初涉洋务，在集资上难有号召力。而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等，已有多年的洋行和商场经验，在商人中号召力极大，他们本人还能带大笔投资进来。权衡下来，李鸿章只能再委屈一下盛氏。
　　盛宣怀不情愿当这个“牛后”，而李鸿章偏偏要他当这个重要的“牛后”。于是有了这样的分工：唐廷枢、徐润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各务，代表商方；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主管漕运事宜，代表官方；而盛宣怀地位非常微妙，要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等于兼了“官”、“商”两个方面的角色，说具体也具体，说架空也架空，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但是有点尴尬的位置。李鸿章老谋深算，目的是要通过他察看和掌握轮船招商局的一切。盛宣怀毕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尽管不情愿，还是走马上任了，后来果真开创了响当当的局面。
　　唐廷枢任总办以后，凭借他个人在商界的影响力，招商局资金匮乏的局面一下子改观了，从不足二十万两一跃而为一百万两，其中徐润一个人就投资二十四万两，为企业输了血。唐廷枢的办法原则上与盛宣怀是一致的，只是唐更多地强调了“商”的利益，而盛则更强调“公私合营”，即官督商办。这在轮船招局初办之时还看不出多大优势，然而时间一长，尤其是面临外商激烈竞争时，“官”的力量就成了可靠的后盾。在这一事关前途的大政方针上，盛宣怀绝不是一般商人能望其项背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洋务巨擘（3）
1873年年底，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天津、汉口、长崎等十九个分局，该局的“伊敦”轮已经能驶往日本长崎、神户、菲律宾、吕宋岛等地了。1874年7月，招商局公布了第一届结账，盈余两千一百两银。1875年7月第二届结账，已能结余两万四千两银，首次分发花红六千七百余两。全局上下自是皆大欢喜。
　　1875年秋天，盛宣怀奉命督办湖北煤铁局，同时另外还有其他实业要办，暂时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可是非常奇怪，盛宣怀一离开就出了问题，第二年（1876年7月）结账结下来，居然亏损三万五千两银。
　　他虽在湖北办矿，但招商局的要紧的事情还是过问的，比如收购美国旗昌公司的事情，他仍是主谋之一。
　　“水线”之战
　　1880年秋，李鸿章又委派盛宣怀举办电报事业，统筹全国各地电线电缆的铺设，建立国家电报局，把洋人非法在我国铺设的“水线”，该拆的拆，该买的买，以争回电报自主权。这件事“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因为这不同于办一般的实业，前面虎狼成群，先得在谈判桌上“推磨”，扫除了障碍，事才能办成，这是一场政治、外交和个人胆识的较量。
　　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就数次向清廷提出，要在中国设立电报线。清廷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一次次地加以拒绝。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讲得好——“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那时朝廷的圣旨是靠五百里快骑、六百里快骑、八百里快骑马上传递），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掣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危言，以骇观听！”可惜那时该巡抚大人虽然看到了电报如此神通广大的作用，却没有建议清廷自办电报，而只是一味限制不让外国人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府见有外国人私自铺电缆、架电杆了，就暗中鼓动百姓去拆电线、毁电线杆，进行阻挠。
　　1870年，清廷作出了外国“电款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线”的规定，对他们进行限制。但是他们既然已被允许铺设海底电缆，就必然得寸进尺，想方设法把线头牵引上岸，他们总不能把电报房设在海上吧。
　　最能跟清廷捣乱的是丹麦人。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派出一条船，在沙俄军舰的护卫下，悄悄驶出海参崴军港。船开得很慢，一边行驶一边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原来这是一艘丹麦通信工程船，正在向海底铺设“水线”（即海底电缆）。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到日本长崎，然后再伸到上海吴淞口，最后到达位于上海外滩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
　　丹麦一个欧洲小国，何以竟敢在中国的海域铺设海底电缆？原来他们的背后有老沙皇作靠山，老沙皇与丹麦王室有亲戚关系，为在中国设立电信系统，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国陆上和海底铺设电报线路，并要求在上海设立大北电报公司，索取“水线”登陆权。那时沙俄已把整个东北划入他的势力范围，向清廷施加种种压力，清廷无奈，只好同意“大北电报公司在吴淞口外设置趸船，在船上收发电报”，但“水线不可以牵引上岸”，真的是要他们在水上发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洋务巨擘（4）
然而大北电报公司岂肯长期漂浮海上？他们非要登陆不可，先用一艘停泊在长江口外大戢山岛的轮船，悄悄地把铺设在那里的“水线”牵引上岸，安置在事先盖好的房子里，建立了第一个电报房。接着，看看清廷并没有什么动静，就把“水线’’偷偷地拖进黄浦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设立了第二个电报房。随后，又沿黄浦江将“水线”引到外滩。大北电报公司后期的建筑，就是现在外滩盘谷银行所在的那幢漂亮的大楼。
　　大北电报公司凭借两条海底电缆营业，取得了巨额利润，自然引起了英、美、日等列强的眼红，纷纷要“分切肥肉”，于是向清政府要挟，也要铺设自己的“水线”。
　　盛宣怀走马上任办电报，首先就面临着列强“争肉”的复杂局面。如果任其发展，那中国电报局势必无利可图，如果用清廷原有的规定来限制他们，那么就要杀鸡给猴看，先拿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开刀。一场艰苦的谈判势不可免。盛宣怀以清廷在1870年做出的关于外国“电缆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线”的规定为依据，命令大北电报公司拆除其非法设置的上岸之线。大北电报公司岂肯让步，无理取闹，盛宣怀就豁出时间来与其对阵。他心里明白，如果这个回合打不下来，后面的麻烦将接踵而至，英国人、美国人的气焰将更加嚣张。如果各国都在中国架线设电报局，僧多粥少，中国电报局就更惨了。
　　于是盛宣怀坚持“拆丹麦旱线，以保中华国家之权，并以服各国商人之心”的原则，几经交涉，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只好同意拆毁吴淞到外滩的旱线，但拒不答应拆除厦门上岸之线，强调“厦门线端系由海滨岸边由地下直达屋内”，与吴淞旱线不同，盛宣怀反唇相驳，强调厦门之线“虽与私立旱线有别，然毕竟已牵引上岸”，抓住厦门水线确已“上岸”这一基本事实，证明大北公司已违背了清政府的规定，所以一定要拆除不可。最后，经过数轮“唇焦舌敝”的斗争，终于迫使大北公司拆除了岸线。
　　在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铺设海底电缆十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电报公司，清廷委任盛宣怀出任总办。然而形势依然严峻，因为海底电缆是大北和大东的，外洋电报和国内与欧洲的电报畅通与否，均掌握在大北和大东手里。如何与洋人争利、分利，关系到中国电报局的生死存亡。于是盛宣怀主动找上门去谈条件。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签订三家电报公司的“齐价合同”，即仿照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签约的做法，对外必须价格一致，不允许任何一家单独行动，亦不允许利用减价来打击任何一方。这个办法的实施，使新生的中国电报局在强敌面前站稳了脚跟。
　　中国电报局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数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1882年架起了苏、浙、闽、粤等省的旱线；次年办长江一线；1884年因海防吃紧，架设了济南至烟台、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线路；1886年因东北三省边防需要，遂由奉天接通吉林至珲春线；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为筹办赈灾事宜，又从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通九江至赣州、南雄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设线直达襄阳；1896年从武昌线至长沙；1898又设长沙至湘潭、萍乡等地；1901年为迎“两宫回銮”，又添设了潼关至正定一线……主要干线和支线，几乎已覆盖全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洋务巨擘（5）
为此，李鸿章写出专折为盛宣怀请功。他在《盛宣怀请奖片》中称：“……英、丹电报公司且于九龙及上海至吴淞安设陆线，方谓非常之举，中国未必果行，遂群起相争，多方阻挠，该道（指盛宣怀）奉饬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一面集资赶设沿海陆线，使彼狡谋废然中止，保我自主之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今线路绵亘万数千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未可没。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说明通过电报工程，李鸿章对他更加信任了。
　　糊涂世界中办银行
　　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全国上下对李鸿章一片声讨声。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一生忠心耿耿，权倾朝野，一旦失算，就落得个如此下场，盛宣怀心底不免阵阵凄凉，加上自己长年因劳累过度而体虚内亏，常常夜间咳喘不止，于是一纸奏折上去，申请退休回家。
　　然而朝廷此时正需要干才。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朝廷必须设法挽回一些面子，何况上下内外正一片变法呼声，要自强，要改革，要励精图治，因此朝廷需要盛宣怀出来做事，不仅不同意他退休回家，而且派他大用场，要他出来办银行！
　　盛宣怀毕竟是朝廷的忠臣，惯于识大体，况且办银行是他多年前就向朝廷建议过的事，如今朝廷真的要你去办了，你却要打道回家，是何居心，能说得清吗·没奈何，只有拼着命上。
　　此时清廷面对着两亿白银的战争赔款，一筹莫展。光绪皇帝问计于他，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他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仿照泰西各国的样子，办商业银行，“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亟宜首先创办。不必畏难避嫌，一年即可建成，一年即可收效……如任用得人，一呼可集。”又具体设计了公私两方如何集资的总体方案。针对当时时髦的话题，关于变法问题，他劝说皇上头脑要冷静，现在空谈变法的人太多了，然而说起来便当做起来难，立个新法容易，而要收到实效并非那么容易。提醒他不要轻言变法，只管真抓实干好了。
　　然而中国的事情历来就是复杂的。
　　不久，京城传出消息，说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准备组办中英合资银行，要抓中国银行的开办权。盛宣怀此时已失去了李鸿章这个最有力的支持者，有话他也不能天天对着朝廷叨叨，只好去盯张之洞。他给张之洞写信：“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应否预电总署颇有关系。”他惟恐张之洞认识不清此事的极端重要性，过了几天又写信去盯：“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若是银行权属洋人，则铁路欲招华股更无办法……铁路既以集华股归商办为主，银行似亦应一气呵成，交相附丽。”
　　光绪皇帝看到了他的忠诚，接连召其进京问策，他及时地呈进《请设银行片》和《条陈自强大计折》，重申了在中国开办商务银行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折子里尤其强调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
　　那天他进宫向光绪皇帝辞行，皇帝对他说：“你的奏折已交总署讨论，但是事情总是人做的，今天这班督抚大员都在推委延宕之中，你看怎么办呢·”光绪这是有意启发他勇挑重任，因为皇帝也知道，这些年办洋务，成果最显著的就数盛宣怀。果然，圣旨下达仅仅十几天时间，盛宣怀已把最关键的人物搞定了。他选定的八个董事会成员为：张振勋、叶澄衷、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杨廷杲、严潆、陈猷。

第三章　洋务巨擘（6）
这八个人，都是近代上海滩的实力派人物。张振勋是南洋华侨巨擘；叶澄衷是五金行业的巨头，号称五金大王，在上海及各商埠均有支店，又是纶华缲丝厂、燮昌火柴厂的老板，海上巨富；严信厚原是李鸿章的旧属，以盐务起家，积资巨万，是宁波通久源轧花厂、通久源纱厂、通久源面粉厂、上海中英药房等著名企业的老板，华商巨擘；朱葆三原是日商平和洋行的买办，后来自己开设商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大发其财，在华商中极富号召力；施则敬也是海上华商中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另外，严潆和陈猷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能带船局的资本进来；杨廷杲是电报局总办，亦能带大量资本入股。此时的盛宣怀，已经把这些大腕人物掌握在手里，说派用场就能派他们用场的。
　　三百万商股看来不是很费劲就集起来了。其中仅轮船招商局就有八十万两。他又替王文韶留了五百股的份额，用朝廷里大官投资于此，来进一步安定民心，致使商股招集“甚踊跃”。
　　然而朝廷则常常是三分钟热度，忽冷忽热的。商股落实了而官款迟迟没有落实。盛宣怀一再催促，不仅迟迟没有下文，反而传出朝廷已批准中俄两国合办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而且据说朝廷已拨款五百万两入了股。这么一来，已经入股中国通商银行的商人们议论纷纷，怕朝廷变卦，盛宣怀自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一方面加紧向朝廷催促原定二百万两官款的落实，一方面给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写信，因他明白，节外生出华俄道胜这一枝，完全是翁同龢的主意。对于盛宣怀牵头办银行，翁氏嘴上不说不支持，却背地把资金分流掉，叫你办也难。
　　他在信中对张荫桓说：“俄行已入官股五百万，而中国银行转无官款，不足取信，为外人笑，一经洋商之谣言倾轧，必致众商裹足。”他又强调，向政府借这二百万不是作为股份投入银行，而是按照过去办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将此款“存放该银行，按年认缴息银五厘，不计盈亏，六年为限，限满或分年提还，或仍接存。”这种办法“有利无害，而外人知有官款在内，足以取信，可与中俄（道胜银行）争衡”，而且，如无官股，不足以号召各省汇票。张荫桓将盛氏的意见转达户部及朝廷，这帮昏人无以对答。
　　就在这关键时刻，官场上又有人提出对他的弹劾，说他揽银行、轮船、电报等大权于一身，全为图谋私利等等。这下可把盛宣怀给气火了，心想这些家伙不干正事罢了，专门干给人泼脏水的营生。他接连两次向北洋大臣王文韶（甲午战败以后李鸿章的接班人，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提出辞职：“似此糊涂世界，何以尚想做事·！”准备“挈全眷而返”，“举亲耕读，从此再不与人言家国事！”王文韶为官，以圆滑著称。他当然不能允许盛宣怀就此撒手不管。他一方面尽力为盛氏开脱，在朝廷面前说他的好话，另方面积极为之催官款，最后总算打了一半折扣，原拟的二百万两变成了一百万两，也算有了表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会儿又传来朝廷对办银行有所动摇的消息。如此朝三暮四，简直如同儿戏，国家大事，已无章法可循。盛宣怀此时强忍愤怒，耐心地向总理衙门解释，指出中国通商银行势在必办，“中外早已传扬，若届期不开，失信莫大于是。商股必致全散，以后诸事万难招股，不仅银、铁两端也！”苦口婆心，艰苦奋斗，这个眼看就要流产的中国的第一个银行总算诞生了，时为1897年5月27日，地点就是现在外滩6号的那栋三层楼房（现已置换成购物休闲场所）。

第三章　洋务巨擘（7）
盛宣怀气得没有出席开幕的盛典。接到银行已按期揭幕的电报时，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中国通商银行如同一个难产儿，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在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滩站稳了脚根。开办不到一年时间，又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城市开办了七个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四十万两，缴呈户部利银十万两……拿盛宣怀的话说就是：“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而汇丰银行，当时已在上海开办了三十多年了；英商丽如银行已开办了五十二年了。
　　痛苦的钢铁工业先驱——汉冶萍
　　盛宣怀一生致力于办实业，样样都挺干净利索，然而，也碰到了一座巨大的“火焰山”，即办钢铁。他创办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先后耗资数千百万，也是盛宣怀一生用力最大、磨难最深、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企业。可悲的是，他一生与洋人争利权，谋振兴，最后使他蒙受“卖国”败名的，竟也是这个企业！
　　盛宣怀办其它洋务工程，少则一年，多则几年，就被他“搞定”了，而这个难产的汉冶萍却千呼万唤始出来。若从他1896年从张之洞手里接办汉阳铁厂算起，至1907年新炉出钢为止，整整耗去他十一年光阴；若是从1875年李鸿章派他去湖北找煤勘铁时算起，那就是花了他三十二年光阴！盛宣怀绝非办事拖沓之人，相反是个心急火燎、事无巨细都要搞个水落石出的急性子。这三十二年中，自然穿插了许多其它重要工程，如办铁路、赈灾、治河、电线、津海关，中间又经历了甲午之战及庚子之变的轩然大波，然而他毕竟为中国的钢铁工业的创建付出了几十年学费。
　　那时办钢铁，一是国内没有先例，二要靠洋人技师，三还没有资金，全靠自己去“招商”，更重要的是，那时人们还不明白炼钢尚有酸法、碱法之分，不明白重工业发展有绝不同于轻工业发展的独特规律，更不懂得钢铁工业自身存在的“瓶颈”问题……这可就苦了宫保大人喽！
　　于是，他就必然地碰到了多次大的挫折。几次大的挫折之后，他又面临着敢否再上的痛苦选择。盛宣怀的过人之处及其人格的伟大，正是在这个倒霉的汉冶萍身上，一再地闪现出光华！
　　当年他在李鸿章的领导下，亲赴湖北查矿找矿，还向时在福建的张鸿禄要求代为寻觅斯米德翻译的《五金矿论》。当他获得此书的第一卷时，真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同时请赫德（海关总税务司）和中国驻外使节推荐优秀矿师，前来参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认为湖北的煤矿铁矿确有开采价值，于1876年1月，与当地道员李墀明一起写了份报告致李鸿章：《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试办开采章程六条》，主要内容是：地势宜择要审定；开采宜逐渐扩充；用人宜各专其责；官本宜核定支用；售款宜缴还资本；官煤宜广开销路。李鸿章是办事果断之人，当年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札委盛宣怀作为督办开采湖北煤铁事宜，拨出官款，立即上马。
　　为了选择最好的突破口，盛宣怀不辞劳苦地乘小船，涉激流，穿回溪，入深山，力求掌握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他发现广济一带的煤质并非优质时，又亲自率矿师溯江而上，转到荆州和当阳地区继续勘查。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曾道及当时的实情：“（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自宜昌启程，二十日行抵荆州府属之沙市。职道（即盛宣怀本人）即舍舟登陆，先赴当阳县属之观音寺，会同地方官查明产煤各山，并晓谕绅民……免疑阻生事端。部署既定，职道仍遄归沙市。于十月初七日亲率矿师乘舟，溯沙江、入漳河，时水竭滩多，日行二三十里，至十三日始获行抵观音寺。逐日督率矿师郭师敦等履勘荆、当所属各矿……拟即率该矿师前赴大冶复勘铁矿。”

第三章　洋务巨擘（8）
盛宣怀千辛万苦地忙碌了一通，却并没有达到“一举成功”的目的，第一个回合败得还很惨。原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叫马立斯的洋矿师，此人自称擅长勘矿找矿神通广大，而实际上根本就是个“山寨版”，不仅对矿区的储藏、分布、走向都是“毛估估”，对煤质的品级也给你“毛估估”，误把劣质煤当成优质煤，实际上经他“勘定”的煤矿出产的煤，由于质劣根本不能用于炼铁，致使盛宣怀大上其当。等后来又聘请到了有真本事的矿师郭师敦前来任职时，资金已浪费了很多了。
　　新来的矿师果然能干，不仅勤奋、扎实、能吃苦，而且精通矿务，兼谙采矿机器原理，于化学、绘图也触类旁通。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勘明，湖北大冶的铁矿“铁层平厚，一如煤层”，而且“邻境俱属富有铁矿”，储藏量不仅量大而且质好，同时在荆门和当阳一带也找到了优质煤，“能与美国白煤相埒”。终于找到了好铁，又有了好煤，自然是天大好事，终于在1878年炼出了铁样，但此时距最初找矿，已经三年过去了。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广济之煤不能应大冶炼铁之需，而新找到的荆门、当阳之煤又距大冶铁矿太远，加上运输成本核算下来，所需资金大大超出原来的预算，也就是说，炼铁的成本太高了，反而不见得比进口铁合算。于是盛宣怀开始考虑舍鄂他图，另找地方再干。然而老上司李鸿章不允许，怕传出去影响不好，松懈了斗志和士气。他对盛说，如果湖北煤铁“规画难成，不得已而改图北来，议其后者将谓不克取效于南，亦必不能取效于北”，仍旧是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不许转移阵地，必须在湖北把煤铁办成。盛宣怀心中苦也，退步不成，然而前进又谈何容易·！延缓到1884年，李鸿章只好下令裁撤。然而那时的“王法”很厉害，事情办不成，官方的投资则要追回的，追不回的部分就要算到你盛宣怀头上，算来算去，盛宣怀还要“吃倒账”，赔款一点六余万串钱！这下盛宣怀惨了，想不到这煤铁如此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