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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水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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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根本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他们写北方的故事，只是根据话本照抄，以讹传讹也无可奈何（当时没有现在这样详细的普及版地图），只有写到浙江，方才发挥了“本地人”的优势，把地名都“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更何况沧州是一片平原，根本就没有山，哪里来的“山神庙”？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都要滑倒，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了《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何况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中原方言，不足为怪。有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7）
至于施耐庵为什么要把宋江这个“造反英雄”写成一个满口“忠义”的卑鄙小人兼投降派，下面再说。
简短的结论：综合诸多材料来进行分析，《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从宋代到元明清，历代都有许多俗文学家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增润修饰，所以不同的版本颇多，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从内容分析，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较多，不像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曾经参与编写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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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1）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造反派”所喜爱，却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此外，小说中所写的杀人放火，尽管有许多场合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但在被压迫、被压抑的草根百姓中，却能引起一种“宣泄”的快感。这是《水浒传》能够在“草民”中受欢迎的次要因素。
作品中所写皇帝的昏聩，破落户子弟高俅的“发迹”，蔡京、童贯的狼狈为奸，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无恶不作（尽管有许多土豪恶霸在为非作歹 之后走投无路，也成了反上梁山的“好汉”），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暴露无遗地展现了出来。形象地说明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人们被逼走投无路，是老百姓要上山做强盗、要起来造反的根本原因。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一部描写老百姓怎么变成土匪强盗的书；从实质上说，就是一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僚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形象地通过林冲和解珍、解宝如何被诬陷迫害的生动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命就只能上山当土匪，其真谛是“官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就是在《水浒传》中，也还有“无用”这个假冒伪劣军师。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过关斩将的，还是要靠武将，靠英雄好汉，靠流氓无产阶级。毛泽东就说过：“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见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丞相的，必须“寒窗苦读十年，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或者是“弃暗投明”的投降将军，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好汉；善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杀兄之仇宰了奸夫淫妇、为维护黑社会势力结下冤仇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连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甚至连张青、孙二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只要你长得肥胖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儿歹徒”也是英雄。
这不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意识”，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劫富济贫①”，是“除暴安良”，其所作所为，至少还有一个“天理人情”可讲；而《水浒》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劫富济己”或“除暴安暴”，这里面甚至没有什么“天理人情”可讲。许多所谓的“英雄”，其实都是土匪、恶霸、黑社会头目。这种人，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所不容。像张青和孙二娘，都是应该被杀的“铁杆儿歹徒”。他们虽然也讲“义气”，但那也是强盗土匪之间的“哥儿们义气”或“江湖义气”，与“侠意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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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2）
①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劫富济贫”并不能促使社会进步。“劫富”的结果是使富人变穷人，而不能使穷人变富。这一方面是富人少穷人多，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方面助长了懒汉的“不劳而获”思想，总惦着分别人的财产。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改变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只有让穷人富起来，让社会上富人和中产阶级占大多数，才能改变社会面貌。历史上众多英雄豪杰十分推崇的“劫富济贫”，实际上是一种治标而不治本的错误行动。这就是目前很流行的“造反有害论”的理论根据。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不是的。绝不是的。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先把“好汉”、“英雄”、“豪杰”这些词语的定义弄清楚。
根据《现代汉语辞典》，“好汉”的解释是：勇敢坚强的男子。例：英雄好汉。“豪杰”的解释是：才能出众的人。例：英雄豪杰。“英雄”的解释是：1．才能勇武过人的人。例：英雄好汉。2．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例：人民英雄，劳动英雄。3．具有英雄的品质的。例：英雄的中国人民。
以上解释，似乎还不太严谨，至少和我们大家心目中的看法还有一定的距离。
第一，《水浒》一百单八条好汉中，有三条好汉是女性，不是男子。但是没有人因此说“一百零五条好汉”。可见“好汉”不仅指男子，也包括女子在内。第二，水浒人物中，谁是“勇敢坚强的男子”？武松敢打虎，鲁达敢打“镇关西”，算得上“勇敢坚强”；但是张青呢？他杀人做人肉馒头；王英呢？他杀了雇主，上山当强盗，还抢女人当“压寨夫人”，是不是也算“勇敢坚强”？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管你是不是勇敢坚强，敢作敢为之外，还要“敢当”，才算“好汉”。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对“好汉”，不要求他分清是非善恶。哪怕他杀人放火，只要最后“敢作敢当”，押赴刑场杀头，也还是“好汉”。所以杀人犯都敢于在杀头之前喊一声“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看来，宋江就不是“好汉”。他杀了阎婆惜，却不敢“当”。
第二，“才能出众的人”就是“豪杰”？“才能”的概念十分宽泛，治国平天下是才能，管理一家商店也是才能，甚至会写诗词歌赋的也是才能。我们能说李白、杜甫是“豪杰”么？
第三，关于“英雄”的第一个解释：英雄是“才能勇武过人的人”，就很不妥当。这里面居然不分是非善恶了。一个有才能又勇武的人，他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利用自己的才能和勇武去做坏事害人，难道也叫“英雄”？水浒人物，是用自己的才能和勇武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第二个解释：英雄是“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这样的解释，比较接近“英雄”的定义，但仍不够全面，而且不应该作为“第二定义”。难怪《新华词典》对“英雄”一词的解释，就作了如下调整：1。有抱负，不畏艰险强暴，为民族或先进阶级的利益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例：民族英雄、劳动英雄。2。旧指勇武过人的人。3。具有英雄品质的。例：英雄的人民。但是特别强调“先进阶级的利益”，似乎阶级偏见过于严重了。——商店失火，不顾自己去救店员的人是英雄，去救老板和小姐的，就不是英雄了？可见“阶级偏见”有多么荒谬！
我的意见，“才能勇武过人”之类，就不用提了。有许多英雄，才能和勇武都不一定过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关键是他们有一颗是非善恶分明、肯于舍己为人的心。因此，“英雄”的定义，似乎应该偏重于“不顾个人利益、一心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谋取利益”这样的内容。
那么，用以上定义来衡量水浒人物，谁是好汉？谁是英雄豪杰？
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3）
施耐庵在写《水浒传》的时候，心中难道没有一个“英雄豪杰”的定义和标准么？
我觉得，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古代的皇帝，并不个个都是汉族人，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皇帝，按今天的理论来说，自然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七八百年，当时的蒙古贵族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文化不开通、生产颇落后、民族性野蛮，却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一切异族，采取的都是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的政策。文盲皇帝元太祖，也就是威震欧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许多人吹捧为“英雄”的孛儿只斤铁木真，在射猎和血腥的仇杀中成长，嗜杀成性，视人命如草芥，把杀人和掠夺财产等同于狩猎。他以仅仅十万左右的蒙古铁骑（jì记），纵横欧亚大陆，向西一直打到了莫斯科和匈牙利，所过之处，都进行绝灭人性的野蛮屠杀，创造了战争死亡的历史最高记录（当时全世界人口不足四亿，被他直接间接杀死的人，估计有一亿以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要多；蒙古铁骑过去，盛极一时的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居然就从地琴棋书画消失了）。在中国，他虽然采纳了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不杀工匠和种田人，但是对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仍然采取的是强权高压统治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户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户人家只许用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尽管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许多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残酷记录，但是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文学作品数量却极少。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元人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占重要地位，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话本和元人杂剧，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被蒙古人残酷统治的苦难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分严酷，对文学作品采取的是扼杀政策，人民根本就没有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水浒传》稿子写成，在元朝却没有机会出版，一直到作者死了一百七八十年之后的明朝嘉靖年间才得到出版，而且是假冒“忠义”二字作掩护方才能出版，也是一个旁证。
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根本就不重视文化。整个元朝一共存在了一百零八年（1260…1368）①，但是居然有七十七年没有开科取士。换句话说：当官的必然都是蒙古人。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第三是文化观念，有自己流传了几千年的固有文化。这对当时相对来说比较野蛮、不讲伦理道德、缺乏礼仪文化修养的蒙古人来说，反差是极大的。当时的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也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杂剧作者就写鼓动造反的戏，施耐庵们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都是“唤起民族英雄们”起来造反！
① 这里从元世祖（孛儿只斤铁木真）中统元年（1260）开始计算。实际上蒙古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才开始改国号为元，而历史上又把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bǐnɡ丙）退位的祥兴二年作为南宋的结束，而祥兴二年，已经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按历史纪元算，元朝只存在89年。
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①，只要有一口淡饭果腹，有一件破衣遮体，就满足了；甚至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父母都饿死了，也都强忍着，大都不愿意或不敢去造反。这就是所谓“逼也不反”的一群（包括林冲的前半生）。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也就是所谓“不逼也反”的一群，甚至像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这样的“叛民”。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不劳而获的特性，敢于掠夺，敢于牺牲别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稍有不满，稍稍一逼，就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因此，施耐庵们十分清楚：“官逼民反”的“民”，主要是这个层次内的“游民”、“刁民”、“暴民”和“叛民”，而不是安份守己的“顺民”。
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4）
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报道某地一群村民砸了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么，好，我来教你。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以便民众起来造反。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会杀人者即好汉；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因此，施耐庵本人对《水浒传》的定位，就是一部“民族励志书”；呼唤的是“全民的强悍”，呼唤的是“集结全民的力量”，来反抗这个异族统治的强权政府。因此，他的“立场”就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因此，晁盖等人图谋抢劫，他称为“聚义”；朱仝徇私枉法，放走抢劫犯晁盖，他称为“义释”；歹徒们上了梁山，进行抢劫，他却说是“替天行道”！
梁启超①先生在《小说丛话》一书中说：
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以为萑苻②宵小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施耐庵之著《水浒》，……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因）叙之过激，故不悟者误用为作强盗之雏形，使世人谓为诲盗之书，实《水浒》不幸耳。
①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从师康有为学习三年。戊戌政变失败后出亡日本。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② 萑（huán环）苻——古泽名。《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因此后人以“萑苻”指盗匪出没的地方。
这一段叙述，除了“倡民主、民权”和“鼓吹武德，提振侠风”这两条与《水浒传》的描写不太切合，应该改为“倡自由、平等”和“鼓吹造反，提倡强悍”之外，所提“以为排外之起点”，是能够被论者所接受的。
这种做法，和毛泽东提倡的“矫枉必须过正”有点儿近似：汉族人太懦弱了，必须向蒙古人学会杀人！不论你杀什么人，只要你敢杀人，肯杀人，就是一种“强悍”的表现；只有中国人人人都强悍起来了，才有希望起来推翻元朝的统治。有一篇无名氏的文章提到：“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话即便不是施耐庵说的，至少也代表了一部分“明眼”的读者。——施耐庵下的，似乎是一副“只救眼前”的“虎狼之剂”。至于人民强悍起来之后、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怎么办？由宋江、李逵之类的奸人、浑人来做皇帝、当大将，是不是会比蒙古人更好，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施先生顾不得了。
这和《狼图腾》作者姜戎先生所阐述的意思差不多：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以狼为图腾，人民具有狼性；农耕民族的汉人，天性懦弱，具有羊性。要改变中国人的“羊性”，以求自立于世界之林，增加每个人的强悍，以达到全民的强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我个人对于这种“虎狼之剂”是否能救中国，却抱怀疑态度。人的头脑中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引导，光知道杀人，逞一时之勇，即便真能推翻一个政权，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一定不会比“前朝”更好。远的如李逵，他肯定是个“阳刚之气”十足的“好汉”，如果宋江取得了政权，让他当太尉，会比高俅好多少？近的如“文化大革命”，被狂热煽动起来的“革命小将”们，哪一个不是挥舞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人不眨眼”？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中国真的能变强么？即便真的变强了，是不是也会像当年的蒙古人那样，杀你不眨眼，侵略你没商量，人为地制造了另一个所谓的“天骄”？
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5）
所有这些问题，当年的施耐庵似乎没有想到；或者虽然想到了，也没有可以妥善解决的方法，他只好“暂且不顾”了。
尽管客观环境如此，但我们绝不能理解为施耐庵们的心目中没有是非善恶的分界线。为了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他不得不“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先顾眼前了。所以，《水浒传》中描写的杀人场面特别多，人性偏向于残酷。这也和元朝蒙古人的凶残统治有关。一个以杀人为乐事或常事的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依旧天天杀人；被统治的老百姓，第一是见怪不怪，第二是耳濡目染，长此以往，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水浒传》所写的历史背景虽然是宋代，但是绝不排斥作者把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写进书中去的可能。因此一方面是作者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的确也认为“善杀人者即英雄”。这些“英雄”们，杀人是不眨眼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人当人看：在孙二娘的眼中，一个人和一头牛没有什么区别。这些“英雄”们，还大都喜欢滥杀无辜。李逵们只要高兴，那板斧从来不认人，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只知道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甚至声称自己“三天不杀人，就要憋出病来”。武松做事似乎比较有原则，杀嫂嫂和西门庆，讲究的是“冤有头，债有主”；但是他所杀的无辜者也实在不少。都监府连杀十五人固然是为了报仇泄忿，但是杀马夫、丫头、仆妇干什么？蜈蚣岭上管闲事，也可以算是“除恶”，可是第一真相不明，王道士是不是恶人还不知道呢，戒刀就亮出来了；第二，那个来开门的十来岁的小道童，也一刀砍了，是何道理？究其动机，其实就是想找几个人来试试新得的戒刀是否锋利！
“英雄‘们不仅杀人，而且吃人。《水浒传》中吃人肉、用人肉做馒头、用心肝做“醒酒汤”的情节俯拾皆是。宋江就好几次几乎被人“吃”了；单是李逵一人，就有不少吃人的场面：活捉黄文炳以后，在晁盖的指挥下，李逵手持尖刀，先从黄文炳的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着黄的面在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用刀剖开黄的胸膛，取出心肝，给众头领做醒酒汤。李逵回家接母亲的路上，杀掉打劫的假李逵李鬼之后，吃饭没有下饭的菜，看见李鬼的尸体，就嘲笑自己：“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结果是立即割一块下来烧了下饭。
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有节选《水浒传》的课文。老师们总是教学生应该喜欢像武松、李逵这样的英雄，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地分析李逵等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很高的政治觉悟（自从毛泽东发动全民评《水浒》批宋江以后，宋江已经不算英雄了，因为他是地主，还当过小官吏，并且最后还是投降派；李逵却没有任何污点，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学生们找原著来看，只要他还有人性，大概很难对这样的“英雄”产生敬意的。
据媒体载：身居国外的晓刚有个女儿，中文不行（不爱学），只好买了英译的《水浒全传》给她看，倒也看得废寝忘食，爱不释手。读着读着，她突然把书扔在地下，大叫：“这帮家伙根本就是该杀的罪犯！”她父亲过去一问，原来正读到吴用设计逼朱仝入伙儿，叫李逵杀了小衙内的那一段。——可见心理状态正常的少年，看到这一段，都不会认定宋江、吴用是好人被逼上梁山，实实在在都是“该杀的罪犯”！
为什么国内的少年没有这种反应？不值得深思么？
再举一个“负面影响”的典型例子：
据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报道：震惊全国的2006年7月15日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铁瓦殿邱兴华特大杀人案，仅仅因为一个道长多看了他老婆几眼，居然一次杀死10个人，最小的才12岁，其中那个“道长”还被开膛破肚，把心肝取出来炒熟了盛在碗里。很可能他还想吃人肝，只是炒熟了以后，又不敢吃：学《水浒》英雄，终究没学好！杀人者邱兴华是个四十七岁的农民。抓住他以后的供词称：他之所以要杀人，就是要学《水浒》英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电视剧《水浒传》所倡导的这种“出手精神”，由于没有善恶观念，造成了负面影响，也降低了电视剧本身的艺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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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6）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当时还没有民主主义思想，更没有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用来“团结部众”的，主要是“义气”二字。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施耐庵搜集了许多与宋江有关的话本、杂剧和民间故事，他何尝不知道宋江是个有本事的“草莽英雄”？但是这样的英雄，最终走上了投降的道路，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在他那个历史时代，应该知道宋江并没有去打过方腊，也许还知道宋江等人的最后下场；但是他偏偏根据不可靠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写了一百单八将投降及覆灭的经过，应该说是有他一定的良苦用心的。包括后来刊印者改名《忠义水浒传》，也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试想：明明是在鼓吹造反，不打出“忠义”的牌子来，朝廷能让他印刷发行么？
“忠”和“义”，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忠”是对国家；“义”是对朋友。宋江口口声声等待招安，要为国家出力，当然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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