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评水浒-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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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晁盖死后，宋江发展了梁山的威势，有了三十六大伙儿，七十二小伙儿，如果每一“伙儿”有一个头领，基本上就形成“一百单八将”的局面了。
　　《水浒传》及所有有关宋江的资料，几乎都没说宋江有老婆。但是元代人陈泰所写的《江南曲·序》，却说梁山泊当地百姓传说宋江的老婆也在梁山上：
　　余童丱（ɡuàn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1323）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碟改山旁＇嵲（niè聂）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　（此处有脱字）事处。绝湖为池，宽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
　　当然，民间传说，特别是“某某手植”之类，可信度是极低的。何况蕖荷菱芡都是草本，不比松柏，不可能几百年还存在的。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而是在民间传说、宋人话本、前人著作（以《大宋宣和遗事》为主）和零散资料的基础上选择、改写、编辑、补充、发挥而成的。因此它和《红楼》、《三国》、《西游》等个人写作的作品不同，应该属于俗文学范畴。但是作者在改编的过程中，对宋江、李逵等人物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风格或有意或无意地有所更改甚至歪曲。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1）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著作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但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却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见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qí其）《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chū初）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园书目》的著录。
　　例如明代嘉靖时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但是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
　　二、施耐庵撰。见《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的题署，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但是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见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忠义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八回残本；又郑振铎藏有第十一卷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一册）、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等。
　　例如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编次”　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高儒的生卒年月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写的自序，可见他大约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有一个清代的“延月草堂抄本”《水浒传》，卷首有延月草堂主人的题词：“昭文黄慕鞍曰：耐庵本书止于‘三打曾头市’，下皆罗贯中所续。今通行本，则金采（按即金圣叹）割裂增减施、罗两书首尾成之。”可以算是“另一种说法”，但也没说根据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不管是施、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前人的零散单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的确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2）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八股文章的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是陈腐的，有些地方分明是在夸耀才华，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他“终生困厄”。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咱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所以鲁迅就不信真有施耐庵其人）。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与刘基同榜得中辛未榜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当什么官各本说法不一，但是“进士出身”，总不会低于知县或县丞这个品级）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生卒年月大约为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1296…1370）。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龄大约是三十五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六七岁至三十###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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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3）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白驹这个小镇，当时属泰州，现在属盐城。史书说张士诚是泰州人，现在说他是盐城人，当然也可以。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在乱世英雄四起的时候，三十二岁的盐贩子张士诚和两个弟弟揭竿而起，称帝称王，雄踞东南十四年。张士诚是个复杂的人物，反反复复，先反元，后降元，再反元，最后败在朱元璋手下。他属于“败者为寇”的草莽英雄一类人物。
　　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至少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有一位署名“施家后人”的网友给我发来一封长信，还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施耐庵给张士诚做军师的时候，主张在江北打开局面，反对到苏州称王。施耐庵一直劝告张士诚：要以江北草堰一带为基地，然后用兵夺取天下。然而张士诚享乐心切，只想及早占领江南。施耐庵的话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结果在苏州城住下来以后，天下大势未定，就急于称起吴王来，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施耐庵看到张士诚目光短浅，又如此腐败，叹了一口气说：“可惜项羽当年不听范增的劝告，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今天我纵有满腹经纶，奈何不遇明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施耐庵就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后来他在写《水浒传》的时候，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就这样，“梁山上的军师——无（吴）用”成了一条人们口头常说的歇后语，一直流传到今天。
　　白驹场现在建有施耐庵陵园，但不是原墓，原来的牌坊、墓碑早已经被毁了。矗立在墓前的牌坊，是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重建的。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由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cén）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据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闻报》载：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略述生平梗概而已。残存文字如下（方括弧中为《兴化县续志·卷十四补遗》中与此文不同的文字，估计是《兴化县续志》的编辑所改）：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1296），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元末赐进士出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音jī机，指携带、怀抱）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死之年，＇享年＇七十有五，＇而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音xiè谢，指残烛）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①。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人述元＇（文昱之子）迁其祖坟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户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4）
①　亥鱼——成语“亥豕鱼鲁”或“鲁鱼亥豕”、“鱼鲁亥豕”的简略，指字形相似而读错。“以正亥鱼”，就是“校正错误”的意思。
　　墓志下文剥蚀，无法辨识（所以《兴化县续志》的编辑在最后面增加了“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一句，以凑完整）。
　　从文字看，作者淮安人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
　　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特别是《兴化县续志》，分明有人改过。这里姑妄录之。
　　此外，清咸丰四年版《施氏族谱》，还有一篇序、一篇宗祠建立记述、一篇施让墓志铭，都提到了施耐庵迁徙白驹场的事情。
　　从陆续发现的《施氏族谱》等材料和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补充了淮安王道生所撰的《施耐庵墓志铭》，勾勒施耐庵的生平如下：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避朱元璋征而去淮安，卒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
　　同意者认为：
　　《施氏长门谱》凡名前皆有“讳”字，凡各人父亲，皆冠以“公”字，第四世至第九世名讳缺，第一世彦端公名亦缺，说明修谱者严谨，不知为不知。施氏宗祠《木榜文》载：施耐庵“讳子安”，与《施耐庵墓志》一致。二十世纪初，吴梅在《顾曲麈（zhǔ主）谈》中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吴梅大弟子任二北说，吴师家中孤本甚多，所说必有所本。明代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四次说到施君美作《水浒》。何满子先生说，徐为万历年间人，当然知道《水浒》署名为施耐庵，他不称耐庵而称君美，则必知为同一人。黄俶成为任二北学生，于著中记此甚详。
　　反对者认为：
　　在八十年代初，苏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少学者认为：苏北的施彦端就是施耐庵，也就是《水浒》作者。他们发表论文、讲话，一时沸沸扬扬，形成了一股“施耐庵热”。他们的共同“力证”，就是施满家抄的《施氏家簿谱》中，在“始祖彦端公”右旁，注有“字耐庵”三字。不少不同意“施彦端”即“施耐庵”的学者，根据“字耐庵”三字的墨迹较淡，因而断定为“不是施满家当时手迹”，可能是后来另加。这样的反驳，有一定的力量，但还不够。浙江水浒学会名誉会长刘操南先生全面研究了施氏宗谱，罗列其有关称呼，别开生面地指出：从“通例”看“始祖彦端”，“盖属祗有名者，名以字行，故称彦端公”，彦端如果有“字”，后代不会如此称呼，就因无“字”，故子孙不避为讳而称“彦端公”。这样一分析，“字耐庵”三字之不足为据，就显得更为有力。
　　兴化当地民间传说：施耐庵和明末起义军头领张士诚及其部将来往密切，有许多水浒人物的原型，是从张士诚起义军人物演化而来的。施耐庵看到当时反元起义军的头领，时常反反复复，反元朝又投降元朝，因此故意编个宋江投降后的可悲结局，警告那些反复投降的义军首领云云。一说刘基曾奉朱元璋的旨意到兴化邀请施耐庵出仕，但是被施耐庵婉言谢绝了。还有传说刘基把施耐庵的著作带给朱元璋看，朱元璋看后认为这是“倡乱之作”，下令销毁，不许民间刊刻。
　　《兴化县续志》有一篇《施耐庵传》，是根据《吴王张士诚载记》改写的，和上述传说比较吻合：
　　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缮甲兵，将窥窃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笔以自遣，不虚糜岁月乎？”耐庵闻而搁笔，顿首对曰：“不佞他无所长，惟恃柔翰为知己。大王豪气横溢，海内望风瞻拜。仅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乃母老不能远离，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大王仁义遍施，怜悯愚孝，衔结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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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5）
但是这些资料，都是施耐庵死去几百年后、是在《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水浒传》成稿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刊刻的机会。其间在民间可能有手抄本流传①。直到施耐庵死去一百七八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的，被朝廷派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当时在福建的罗贯中后人以“乡谊”的身份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一百回手抄本）付梓，让军民暇时看看，“以激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福建坊间以《忠义水浒传》为名刻印出版。——明明是宣扬“造反有理”的“倡乱之书”，但是为了争取出版，只好强调后半部宋江等人投降朝廷去打方腊，借此说宋江是“忠义之士”。说宋江“忠义”，也从这时候开始。很可能这个宗臣根本就没看《水浒传》，不然，是不大可能同意刊刻出版的。——这个最早的版本，现在已经失传，只剩下北京图书馆藏的八回残页和郑振铎收藏的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的一卷残本。
　　①　据明万历十七年刻本《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言》：“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如果所言属实，那么明代初年，不但有手抄本，而且还有过正式的刊本，所以他才说嘉靖本为“重刻”。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一想，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的水平总应该比学生高些或略高些（当然青出于蓝的也不少），但是事实上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一生只编撰了一部《水浒传》（也许还有别的著作，但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几十部书；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只是生动，而绝不是当时战场的重现），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后文还要说到）；《水浒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些。作为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十几条，这里不一一列举，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而且都有当年的“官道”即驿道相通。书中通过杨志的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都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个黄泥冈，按今天梁山旅游风景区的介绍，在梁山南面三十里的一个黄土丘陵上（分明属于人工制造的旅游景点；梁山南面三十里，宋代还淹没在水里）；按《水浒传》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而按《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生辰纲被劫的地方，就在大名府南面不远的南洛县五花营附近（“五花营”这个地名至今未改，现在属于河南省南乐县——即宋代的南洛县）。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6）
第二，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却路过阳谷县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二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沧州到阳谷县路过清河县是很可能的；但是从沧州到清河县居然会路过阳谷县，就好像从北京到济南去却路过了南京一样，是个大笑话！
　　第三，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向北走直线经汉口、信阳，却绕了一个大圈子往东跑到山东去，居然在躲之惟恐不及的梁山泊经过！
　　第四，史进从华阴县出发去延安找师傅，却经过渭州遇见了鲁达。延安在华阴县的正北面，渭州在华阴县的正西面，三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永远不可能“路过”的。
　　第五，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事部署，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这样写么？不要命了呀？
　　第六，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史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北方有强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江如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江，也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尽管写小说可以虚构，《水浒传》中甚至虚构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呼风唤雨、妖魔鬼怪和九天玄女赠送天书之类的情节，但是地理性错误却不能允许，只能说是作者的地理知识贫乏，属于小说的“硬伤”。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