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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评水浒-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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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晚出于元人杂剧，所谓的“八百里梁山泊”，很可能就是从他所说的“方圆八百里”演化出来的。要知道，洞庭湖的直径还不到一百里，太湖的直径也不过一百里，中国与俄罗斯共有的兴凯湖，南北最长的直径也不到二百里！如果梁山泊按圆周计算方圆八百里，直径也在二百里以上，岂不成了中国第一大湖了？——因此清代研究《水浒传》的学者，许多人都不相信这是真话，而认为是文人笔下“信手拈来，信笔写去”的信口雌黄。
不过把宋江故事的核心地点设置在梁山泊，却绝不是作者的心血来潮或随意安排。第一，写于北宋、集结于南宋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明明写着晁盖、宋江等三十六人是在“太行山梁山泊”落草的。梁山泊不是山顶湖泊，不可能在太行山的山上，而只能理解为“太行山地区”。山东的梁山泊，虽然不在太行山，但是可以说在太行山的东南边缘地区，误差不算太离谱。第二，在宋代，梁山那里确实有个极大的大湖泊，而且的确是个经常有强盗出没的“匪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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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浒传》的地理背景（2）
梁山一带，处于鲁西南与豫东交界处，梁山县是1949年8月建立的，以前历属寿张、东平、汶上、阳谷、郓城等州县节制，实际上是个“五不管”地区，长期以来土匪多如牛毛。《宋史·蒲宗孟传》中，就有“梁山泊素多盗”的记载。而且有的不分善恶，逢财就抢；有的也杀富济贫，抱打不平，被人称为“义匪”。
梁山泊，也作梁山泺——泊、泺古代同音同义。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东平州”记载：“梁山，（在东平）州西南五十里，接寿张县界。本名良山，（西）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因改为梁山。《史记》‘梁孝王北猎良山’是也。山周二十馀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宋政和中，盗宋江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
梁山的北面，和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的旧滑县）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据《宋史·河渠志》：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历澶（chán缠）、濮、曹、郓，注梁山泺”，水泊面积继续扩大。熙宁十年（1077），河决澶州（今河南濮阳，旧治所在河南清丰县顿邱城）曹村，东汇于梁山泺；元丰五年（1082），河决郑州，溢入礼金阳武沟刁马河，归纳梁山泺。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描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水浒传》的叙述已经能够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世说补》和《邵氏闻见后录》里都提到一个故事：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出主意迎合：“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王安石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往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攽（bān般）讽刺他说：“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出主意的人，当然是要把梁山泊的水通过黄河排出去，但是被人误解，而且成了王安石时代反变法派人士常常提起的政治笑话了。
但是自从开运元年（944）黄河决口以后到政和年间（1119…1125）的一百多年中，在梁山周围形成的泽国，即便“方圆八百里”不是实测的结果，只是估计的数字，《水浒传》写宋代政和年间梁山那里有一个方圆（周）几百里的大湖，则是毫无问题的，可见小说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黄河决口，在山东平原上形成了这么大的湖泊，被淹没了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一部分淹死，一部分逃生，还有一部分就沦落为盗，以梁山泊为盗贼的渊薮，是必然的结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前后，就有个叫做黄麻胡的人在这里聚众抢劫。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目的是想断绝盗匪的粮食来源，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不得不散伙儿。不久，这里又成了渔民的盗窟，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许几出任知州，下令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出任京东提刑以后，因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上记号，否则不准进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据史书记载：北宋宣和末年或靖康年间，有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不时出击金军。靖康之后，金兵南下攻宋，梁山泊也在金兵的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所以南宋初年一直是抗金游击武装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但是梁山泊地区已经沦陷，归“大金国”版图了。金熙宗正隆六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已经因水涸而进退维谷了。据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记载，这里多已经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可以“恣意种之”了。由于连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洪水再度汇聚梁山泊。直到元末胡翰北游，所见梁山泊仍然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明岱宗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廷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整治，终于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现在只剩下一个梁山县北边的东平湖（总面积626平方公里；常年水面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米），这就是梁山泊干涸以后的“遗迹”，但仍是山东省的“第二大湖”。
四、《水浒传》的地理背景（3）
这样看来，整个宋元两代五百多年中，梁山泊的确有一个“方圆好几百里”的大湖，曾经有许多强盗在这里“聚义”，都是可信的。
清初，曾经在梁山设置 “梁山营都阃（音kǔn捆）府”，简称“梁山营”，负责东阿、东平、寿张、郓城、汶上五县的军事事务，主要防止匪患和百姓造反，营址就设在今天的梁山县城内，占地五十余亩，有营房、府街、演武厅、关帝庙、戏楼等建筑。《寿张县志》记载：“梁山营，都司统之，驻梁山后集，顺治七年设客兵三百名，守备一员领之。”梁山营都阃府为武职四品，多为武榜眼、武探花、武进士出身的旗人，也有行伍出身的汉人，战乱时也曾起用过地方名流富绅。辖五营、四汛①，阅边②的时候，可以北至东昌（今聊城），南至曹州（今菏泽），西至范县，东至兖州。这个小小的“梁山营”，居然隶属满清中央政府直辖。当地至今还有“梁山营的兵——精（京）兵”这样的歇后语。辛亥革命以后，梁山营撤消，这里又成了“强盗窝”。民国年间，还有个刘洪周在这里落草为寇，是一支远近闻名的土匪队伍。1939年秋，刘洪周曾被八路军鲁西抗日支队任命为鲁西抗日独立旅三营营长。可惜他匪性不改，后来又反水，最终被镇压了。
① 汛——明清时代地方军队的驻地叫汛地，兵叫汛兵。
② 阅边——地方武装边界巡逻。
可见，梁山地区自古就是个土匪窝儿。历史流传中的宋江； 似乎是个“流寇”，并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其实是说书人把他的据点安排在最出名的土匪窝儿梁山上的。其根据，大概就是《大宋宣和遗事》中把宋江等三十六人安排在“太行山梁山泊”，说书人在太行山找不到梁山泊，恰恰在山东有这样一个“方圆八百里”的梁山泊，而且也的确曾经有盗匪出没，于是就人为地把宋江等人从“淮南”请到山东境内来了。
梁山泊清代属于寿张县管辖。清康熙五十六年版的《寿张县志》，有两个地方提到了梁山泊。卷一的“方舆志”说：
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上有虎头崖、宋江寨、莲花台、石穿洞、黑风洞等迹。旧《志》云：“汉文帝第二子梁孝王田（畋）猎于此山之北，因名梁山。”
凡天下山川，（应）以史乘所纪为据。小说诬民，在所必禁。梁山为寿张治属，其山周围可十里。《水浒》小说乃云“周围八百里”；即宋江寨，山冈上一小垣耳。（小）说中张皇其言，使天下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为然。长奸萌乱，莫此为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并使天下人知之，小说之不可信如此。
作为梁山泊所在地的志书编者站出来如此声明，应该算是“权威”的发言了。梁山即便有宋江等人盘踞，也不会先是几千人、最后达到两万人的“大寨”。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打江山”的造反部队，作为“流寇”和“股匪”，自己不生产粮食，靠抢劫为生，是不可能养活这样多的人口、也不需要这样多的人马的。但是作为当地土著，却不知道梁山泊当年曾经是一个浩淼的大湖，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同书卷八“艺文志”引当时寿张知县曹玉珂的《过梁山记》说：
往读施耐庵小说，疑当时弄兵潢池者，不过数十百人耳。宋势虽弱，岂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荡平。应作者讥宋失败，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无者。继读《续纲目》载：“宋江以三十六人转略河朔，莫能婴（撄）其锋”，又《宣和遗事》备书三十六人姓名，宋龚开有赞，侯蒙有传，其人既匪诬矣。意梁山者，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方得凭恃为雄。丁未（ 1715；清康熙五十四年）秋，（余）改令寿张，梁山正在境内，拟莅止之后，必详审地利，察其土俗以绸缪于未雨。至寿半月，言迈瑕丘纾途山麓。正午，停舆骑马，浏览其山，塿（lǒu搂）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chénɡ成）畴交错。居人以桔槔（jié…gāo结高）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乃其上果有宋江寨焉。于是进父老而问之，对曰：“昔黄河环山夹流，巨浸远汇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险不在山而在水也。”又云：“祝家庄者，邑西之祝口也；关门口者，李应庄也。郓城有曾头市。晁、宋皆有后于郓。旧寿张，则李逵扰邑故治也。武松打虎之景阳冈，今在阳谷。”且战阵往来，皆能历述，多与《水浒传》合。更津津艳称忠义之名，里辏╤àn汉）犹馀慕焉。……
四、《水浒传》的地理背景（4）
作者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对梁山的心态，倒是能够代表一般《水浒传》读者的。当然，作者去梁山的年代，已经是清初，离北宋末年太久远，当地民间的许多传说，有可能因事设地，可信性也就不大了。
简短的结论：在宋代，由于黄河决口，山东梁山周围的确有过一个方圆好几百里的“水泊泽国”，而且经常有盗匪出没。直到明末，水泊方才逐渐干涸。但是宋代宣和年间在海州投降的“淮南盗宋江”，很可能是一帮流寇，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据地”。他们所盘据的匪巢和大本营，也不在梁山泊，而是许多民间艺人无意间把他们从淮南移到山东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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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1）
宋江一伙儿究竟有多少人？侯蒙说他“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他一共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似乎又太少了些，三十六个人再怎么厉害，总不至于“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二是“三十六”为虚数，不是实指（梁山当地民间就有“大杆子三十六，小杆子七十二”的传说，杆子指土匪团伙儿，三十六、七十二泛指数量众多，不一定是实数；也可能据此演变为《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因此，第三种解释：这三十六人是头目，下面还有许多士卒，就比较合乎常情。
宋江能够带领三十六人（及其部下）纵横千里，“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撄）其锋”，“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侯蒙说他“其才必过人”，应该说是有道理有根据的。但是到了《水浒传》里，尽管作者一个劲儿地夸他如何“仗义疏财”，如何“爱结交天下豪杰”，还给他起了一个“山东及时雨”的诨名，但是所描写的故事，只要稍稍有些头脑、有些是非感、正义感的人，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他不但是个言行不一、嘴甜心苦、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小人，只不过比王伦更有手腕而已，而且许多作为简直毫无人性、毫无血性。为什么历史上这样一个“其才必过人”的“强人”，到了小说里，会蜕变成这样的一个“小人”呢？这里面作者的良苦用心，其原因和过程，是很复杂的。
《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施耐庵死后将近200年了）的一百回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又出现一百二十回刻本，比嘉庆本多了平田虎、平王庆的二十回书。有人认为一百回本是施耐庵的“原本”，有人认为一百二十回本是原本。多数人倾向于一百回本是原本，平田虎、平王庆是后人添加的，理由是这两次征战中一百单八将一个也没死，太神了。特别是宋江投降朝廷的时间正好在方腊起义后与官军的激战中，这时候宋江等人立刻就去征方腊，时间尚且来不及，怎么可能在这中间先奉命征辽，又插进平田虎、平王庆这两个大战役，然后再发兵到浙江去征方腊？这个时候，不但方腊起义早已经结束，只怕连方腊的尸骨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清代比较流行的《水浒传》，是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回本，在宋江等人“排座次”的梁山泊鼎盛期间结束。所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的故事，都被“砍”掉了。而在明代以前，早在南宋时代，就已经有“水浒英雄故事”在民间流传。
宋代是“说书”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时代。宋人话本中，就已经出现了水浒人物的故事。南宋罗烨（yè页）的《醉翁谈录》中，就记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篇目，应该就是《水浒》人物孙立、杨志、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南宋末年或元朝初年，就已经有更详细的、讲到宋江及其三十六人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流传。因此，《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泊故事，被鲁迅称为“是《水浒》之先声”，被郑振铎称为“最初的《水浒传》雏形”，是有道理的。
《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宋代人的笔记小说辑录，也可能是民间“讲史人”的话本底本，编者不详，但可以判断绝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讲史，就是讲历史故事，但不是老师给学生讲历史课，而是“讲史人”讲给非读书人听的历史演义。这是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是宋元话本的前身。《大宋宣和遗事》内容可以分为十段：第一段讲历朝历代荒淫无道的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第二段讲王安石变法； 第三段讲宋徽宗怎么任用蔡京；第四段讲宋江等三十六人（其中包括晁盖，人名与《水浒传》有出入，例如关胜作关必胜、卢俊义作李进义等）聚义，最后被张叔夜所平，内容已经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等故事，可以说已经初具《水浒传》的雏形；第五段讲宋徽宗与妓女李师师的故事；第六段讲宋徽宗和道士林灵素的故事；第七段讲东京汴梁（今开封）元宵节放花灯的盛况；第八段讲金兵入侵，攻陷京城；第九段讲金兵掳徽、钦二帝北上；第十段讲康王南渡即位，定都临安（今杭州）。各段来源不一，文风也不一致。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南渡以后辑录的宋代人作品。第四段以后，就大都是《水浒传》所涉及的内容了。（参看本书附录的《大宋宣和遗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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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2）
《宣和遗事》第四段以后的故事，起于朱勔运送花石纲，如杨志卖刀、吴学究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及受天书等故事都有了。而送生辰纲的，是北京留守梁师宝，不是梁世杰，也不是蔡京的女婿。押送者是县尉马安国，不是杨志。九天玄女称三十六人为天罡猛将，以宋江为帅，但宋江并不在这三十六人数儿内。三十六人中，有公孙胜、杜千（不作迁），没有解珍、解宝。其名号大多和今本《水浒传》相同，只有吴学究名加亮，不叫吴用，卢俊义叫李进义，杨雄姓王，二阮为阮进、阮通，李俊为李海，关胜名关必胜，张横为火船工张岑等等。
给宋江等人写传记的，除了《大宋宣和遗事》之外，还有宋代遗民龚开①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他在自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②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可见宋江故事在宋末元初就已经在“街谈巷语”中流传，而且已经有高手给他们写传或者画像，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也都更接近《水浒传》了。（在《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吴加亮、李进义、李海、阮进、关必胜、王雄、张青、张岑，在《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则作吴学究、卢进义、李俊、阮小二、关胜、杨雄、张清、张横，更接近《水浒传》中的人名了。参看本书附录。）
① 龚开（1222—约1304）——字圣与，号翠岩，宋末元初淮阴（今属江苏）人。《宋江三十六人赞》，是龚开分别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所写的一组四言诗，很可能就是给李嵩所画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像所配的诗文。诗文并不佳，但因为写得早，具有史料价值。
② 高如李嵩辈——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指高如、李嵩等宋元之间的民间文人；二，高如不是人名，全句意思是：“高手如李嵩之辈”。李嵩，是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官三朝画院待诏，以善画人物著称。由于至今并没有发现和李嵩同辈的画家中有高如，因此第二种解释比较有理。
可以这样说：《水浒传》的作者，是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轮廓和主线，吸收补充了大量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宋江故事和元人杂剧中的“水浒戏”而编写的。所以这是一部俗文学的集成。严格地说，是根据俗文学进行编写，而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个人创作”。至于究竟吸收了哪些民间故事，其线索现在不大好找了；吸收杂剧内容，则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元人杂剧中得到印证。
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江蛰君①先生的研究，表现水浒故事的元人杂剧，单看名目，大概有三十多个，但是留下来的剧本，却只有十几个。除了《元曲选》中收入的五个，在“也是园”所藏《古今杂剧》和《孤本元明杂剧》中还有五个。其中可以肯定为元代作品的，是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以及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另外还有四个，即《梁山五虎大劫牢》、《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由于创作时间很难肯定，所以只能泛指为元明间无名氏的剧作。这些传本，大多是直接采自民间传说的水浒故事，或者是金元话本所提供的素材。其中虽有几个和《水浒传》的内容可以挂上钩的，但具体情节与小说也略有出入。如《李逵负荆》，小说把鲁智深改作柴进，酒家王林改为刘太公。至于《九宫八卦阵》所敷衍的，则是宋江受招安以后征辽的情节（宋江投降以前梁山两败童贯的战争中也摆过这个阵图）。此外，在元人杂剧中，也已经把人数从史书记载的“三十六人”逐渐演化扩大成“一百单八将”了。
① 江蛰君（1918－1989）——又名江泽君，江苏省扬州市人。曾任江苏省京剧团团长、江苏省戏曲学校教务处处长等职。是###的胞兄。
五、《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3）
元代的北杂剧具有浑朴自然的本色，直接采自口头传说或宋人话本的水浒戏，也较多地保留了民间故事的本来面目，很少见到士大夫们故意雕琢的痕迹，因而有关封建伦理观念的说教也较少。就现有几个传本来看，以下几个方面是很突出的。
首先对宋江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元人杂剧中显然是作为坚持起义的梁山首领来塑造的。在他的身上，还没有被贴上一心巴望招安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标签。例如在高文秀的《双献功》中，写宋江是在发配途中就被救上了梁山做了头领，这和小说中所描绘的宋江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以“忠义”为重，甘心发配到江州，再经过写反诗被捕，由梁山好汉下山劫法场然后上山的描写大相径庭。这说明《水浒传》成书以前，宋人话本和元人杂剧里的宋江，是一个道地的草莽英雄。在他的身上有的是绿林豪侠之气，没有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奴颜媚骨。另外，在人数上也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把“宋江等三十六人”，扩大为三十六大伙儿与七十二小伙儿的千军万马。这样，既壮大、渲染了梁山泊的声势，也给小说奠定了一百单八将的基础。——从《水浒传》的结构来看，这样的“盲目扩军”，结果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人物太多了，难免顾此失彼，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个个写得活龙活现；有许多属于“地煞”系列的“末流人物”，在《水浒传》中只是蜻蜓点水，“一言表过”，而其“英雄事迹”则十分简单，相信梁山泊两万多人马中，必然有许多“小头目”的武功和功劳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如果施耐庵不贪多求大，认真地把三十六个好汉写好，《水浒传》的成就，必定比现在的要更好。
第二个突出的方面是，这一类杂剧传本基本上都没有挂上“招安”的尾巴。只有一个取材于卢俊义故事的《梁山七虎闹铜台》，在末尾第五折的曲词中，出现了“圣明主招安去”以及“麒麟阁都把名标”的句子，其余几个传本，却没有这样的陈词滥调。由此可证“受招安、征方腊”等内容，都是施耐庵根据《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及某些杂剧中的情节所编织并极力宣扬的。至于写他投降的目的是为了警世还是认识到这是客观规律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了。
第三，元人的水浒杂剧中，以黑旋风李逵为主的戏竟多达十四五个。这是因为元代民族矛盾尖锐，读书人的地位低下（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读书人的地位仅高于乞丐），知识分子仕途无望，别无出路，往往投身到“书会”中去，和优伶结合起来，成为撰写杂剧剧本的“才人”。他们为了抒发自己的牢骚和忿恨，通过杂剧形式，从各个侧面控诉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流传于民间的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当中，以李逵的形象最为鲜明，故事也生动有趣，所以较多地被采作杂剧题材。在元代杂剧作家中，号称“小汉卿”的高文秀是东平府的一个生员，与梁山泊近在咫尺，受到梁山故事的薰染也比较多，因此他一个人就为这位“黑爷爷”编写了八个杂剧剧本（《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演刘耍和》、《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双献头》、《黑旋风借尸还魂》，而且很可能还有遗漏的）。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元杂剧中水浒戏的代表作，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质量都很高，在戏曲遗产中可算得是水浒剧目的一个顶峰。剧中对李逵的塑造十分丰满。作者于描绘李逵鲁莽暴躁的同时，又烘托出李逵大义凛然、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在作者的笔下，李逵并非一味粗野任性，而是个既天真又乖巧还很有人情味儿的莽汉。特别是《李逵负荆》中他为伸张正义而甘愿和宋江以死相搏的行为，一经搬上舞台，当然会受到古今观众所喜欢所爱戴。但是到了《水浒传》里，李逵就成了一个无赖加浑人，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这样的变化，很可能是施耐庵对李逵这个人物的“再认识”，却或有意或无意地把这个人物给歪曲、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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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4）
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杂剧，其第一折宋江和吴用领小喽啰上场，宋江有这样一段独白：
幼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幼年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致伤了人命，被官军捕盗，捉拿的某紧。我自首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去。因打此梁山过，有我八拜交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押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啰，威震梁山。……
这一段说白，和李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县尹）的《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的“楔子·宋江白”、康进之（棣州人）《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的“第一折·宋江白”、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杂剧的“楔子·宋江白”、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的“第一折·宋江白”等基本上一样。这样的雷同，可以理解为这是“宋江身世”的标准模式，为元代各地杂剧作家所共同遵守。那么，我们拿它来和《水浒传》核对，可以得出如下和《水浒传》的不同之处来：
第一、宋江不但杀了阎婆惜，而且“踢翻蜡烛台”，烧了官房，又伤了人命（不止阎婆惜一个），仅仅因为他自首，才从轻发落（大概是当时“流”刑的满贯：三千里三年）。
第二、宋江没有到达江州，发配的路上经过梁山泊（这里犯了方向性错误：高文秀是东平人，对自己家乡的地理应该很熟，按说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但也很可能这个“宋江简历标准版”不是他第一个写的，尽管他明明知道有错，也无法更改了），就被晁盖劫上山去，坐了第二把交椅。也就是说，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这一段，在元人杂剧中都没有，是施耐庵加上去的。
第三、晁盖在三打祝家庄战役中阵亡。也就是说，“三打祝家庄”的戏或故事，在元代就已经有了，不是施耐庵编的。至于“曾头市”的故事，让晁盖死在史文恭的箭下，可能就是施耐庵编的了。
第四、晁盖死后，宋江发展了梁山的威势，有了三十六大伙儿，七十二小伙儿，如果每一“伙儿”有一个头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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