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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陈永贵-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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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挣钱城市花，本来就不易，加上我小叔叔和我哥哥还在读书，妹妹3岁时也到了北京，这点钱要养活一个大家庭，按北京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够用的，爷爷只能省吃俭用，尽量削减花销。嫌纸烟贵，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他早先在大寨时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家里也不用厨师了，由奶奶做些简单的家常饭：早上小米粥老咸菜，中午豆面或榆皮面抿曲，晚上是豆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的糊糊饭加馒头。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有时也炒两个菜，多是些苦瓜和茄子之类。每当吃饭时，他不坐餐厅的椅子，而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着碗边吃边看电视。
爷爷舍不得花钱。有一天，奶奶想买件新衣服穿，问爷爷要10块钱，爷爷就是不给。奶奶急了，说：“我在家里为你做饭洗衣服，工钱也有吧！你要不给，我就向邻居去借。”知道爷爷爱面子，奶奶故意使出这一招，说着就往门口走。这时，刚从山西到北京看望他们二老的父亲见此情景，赶紧掏出钱给了奶奶，这件事才算了结。
每当有人谈到他收入少开支大的时候他就解释道：“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办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谁能想到：这就是一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日常生活。爷爷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得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树要留根，人要留名。”他乐于那样做。
一个人平常要求自己容易，有了权势仍能严格要求自己难；一个人有了特权却能更严格要求自己就难上加难，但他做到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即便卸任之后仍然如此。
爷爷有一个高干医疗本，可以到医术高明、设备先进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就诊。每当他身体不适时，奶奶就找出医疗本，催他赶快去医院，可他不愿意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不管家人怎样催促，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把这个小本子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谁也不能动。
有一次，爷爷去探望一位首长，首长送爷爷出门的时候，首长的警卫战士低声地对首长说：“首长，我们没见过陈老，想借这个机会看看他。”当时爷爷已经坐在车里，听见了这个战士的话，撩过窗帘，摇下玻璃，探出头来微笑着同战士们打招呼。车子在站成一排的战士面前缓缓而过，突然，战士们“刷”的一声一齐立正，庄严地举起右手，集体向爷爷敬了个军礼。
他把白薯、玉米分给大家吃
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很真挚，许多人见到他后都亲切地叫他“永贵大叔”。他听后很高兴，说：“老百姓还认识我，没把我怎样。”
他每天上午从木樨地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他提着菜篮子上公共汽车后，车上人多拥挤，已经没有座位。乘客们认出了他，争相给他让座，问长问短。他说：“北京人没有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对咱可好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3）
退出政界的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然而人们在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朴实、诚恳、热情和理解，看到了他仍在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平时对院子里的服务人员他都要照顾到，老家人带来了苹果、白薯、玉米，他总要分给大家，家里哪天做了稀罕的也不时送下楼分给大家吃。人们经常能吃到“永贵大叔”送来的热腾腾的包谷面烙饼、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和甜甜的白薯，人们感受着这位隐退老人浓浓的情意。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的电梯工曾为不少中外闻名的人物开过电梯，然而，在这些人中，“永贵大叔”是她们认为最有亲切感的一个，至今聊起他来还感动不已。
家乡的人不时来北京看望他，知道要来客人，他就买来鲜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里，等客人来了后才能做，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家里人动，然后早早地下了楼，在大院门口等着、盼着。
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客人到了后，他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来家里的客人谁要是在外面吃了饭，他总会说：“外面贵，家里有饭嘛。你省下这些钱，不是还能买双鞋？”他喜欢留客人住在家里，说：“来了就住我家，这比住旅馆便宜。”
“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后，他在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了。家乡不少人还是常来找他。除了来北京看病，请他帮助联系医生和医院外，还有一些任职时不好开口的事需要找他帮忙办。爷爷乐意帮人办事，也帮许多人办成不少事。他常说：“遇事办事不怕事。”老乡开口，更是热心帮忙，可在原则问题上却丁是丁，卯是卯。
有一位老乡来京看望他，饭后支支吾吾地提出想让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用几节火车皮。爷爷爽快地答应了，马上拨了一个电话，车皮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地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他，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200块钱。
他问：“什么200块钱？”“好处费呀！”老乡看着他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四五百人家也不给办哩！”
“他收你钱，怎么开发票？”他问。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他一听，脸色立即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还把那人训了一顿。
老乡怕得罪人，赶紧劝他，他一瞪眼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共产党员不搞阴谋诡计，谁做得不对就说谁！”从此再也没人敢找他办这样的事了。家里人担心老乡不理解他的做法，他说：“我没有给他们办事，是因为我是党的人。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
对这种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他切齿痛恨：“现在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咋回事？不走后门还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每当聊起这些事，他总是感慨地说：“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大城市，坏人哩。还是我打的石头碹的窑好住，我修的地打的粮好吃。”
“如果倒退十年，我也包它几亩田。”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过去的永远过去了。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他对大寨和昔阳的现状非常关心。每当遇到家乡人，总要刨根问底地打听清楚。一天，来京的几个昔阳人在早市上认出了他，欣喜地用昔阳话叫了声“老陈”，打了个招呼就到市场里面逛去了。当他们转了半天出来时，却发现爷爷还在门口站着等他们，手里拎着半斤咸菜。这几个昔阳人感动不已，给他聊起了昔阳的变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陈，这些年来，昔阳山变河变、地变路变、村变城变，人们都佩服你，说你是对昔阳有功劳的人，我们都很想念你。”从老乡口中他直接知道了家乡的许多情况。
作为大寨经验的创始人，爷爷一开始对包产到户不很理解，他特别看不惯有些人对毛主席的非议，因而也陷入了困惑。在全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敏感和精细感到了改革的浪潮，于是向县里的领导表态了：“该放就放吧，我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 最好的txt下载网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4）
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但对某些可行的管理方式是鼓励的。了解家乡情况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在一条路上走惯了，没有看到光明前景时，容易二心不定，甚至往回走。这是人们尤其是我们农民的局限性啊。”他让乡亲往回捎话：“昔阳农村都承包得差不多了，咱们大寨已经是兵临城下，还死守什么，赶快分。”大包干的第一年，老天爷也开了眼，风调雨顺，当年粮食产量突破百万斤大关，总收入万元。人均收入544元，创造了历史纪录。他知道后，高兴得几夜没睡好觉。
在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里，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考。1982年，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问他对中国农业有什么看法时，他稍加考虑后说：“中国这样大，有8亿农民，靠国家投资，一下子没有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大寨人来京看他时，他说：“过去我对机关的8小时工作制看不惯，现在才明白，8小时还是巴黎公社用命和血争来的呀！”
一天，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大寨出现了个体运输热的文章来家里征求他的意见，他听后扬着手说：“没意见，实事求是最好。”说着，他有些激动地站起来，打着手势说：“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要一会儿把你捧到天上，一会儿摁到地上！”
他的思绪不时地触及到“文革”时有些人指责他的事。对此，邓小平同志郑重地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大寨是大寨的问题，学是学的问题。大寨给国家卖粮是真的。”胡耀邦总书记劝慰他：“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他非常感激。
大寨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出差到北京专程来家告诉他，近几年大寨变化很大，开展了采煤、运输、畜牧等多种经营，家家添了新家具，户户买了电视机，有5家个体户还买了汽车。我父亲也来北京看他，告诉他这几年政策好，农村的变化大着哩，人均收入由过去200元增到600元。他听了很高兴，吃饭时开玩笑地招呼着：“这些菜都承包下去了，都吃了啊！如果我的年龄倒退10年的话，我也承包它几亩田。可那时候不是这气候呀！现在有这政策，我会煮油果，也会开饭店，咱回去照样能干！”
担任农场顾问
不当副总理的生活悠闲清静。可是，对于干惯了农活的他来说，并非是一种享受，他总想找些事干干。1983年，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要求到基层做点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每次到农场去，群众都很激动，他们一声声叫着“老陈”，场面非常热烈。
东郊农场没有具体规定他上班的时间，但他每周至少都要去一两次，深入厂房和田间进行调查研究，和领导谈，找群众唠，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农场职工打心眼里说：“过去只是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知道陈永贵是个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晓得，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为农场搞活商品经济，办好食品厂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多次帮助农场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的办法，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东郊农场因此提高了知名度。外宾们来农场洽谈，总要打听他在不在，只要他在，外宾们显得更加活跃，洽谈生意就比较主动。
他在农场上班一年多，次次开会都参加。有一天下午，农场通知他去开支部生活会，正好国管局也通知他去听文件。两个会碰在一起，该参加哪一个？当司机汤占新开车到十字路口时，爷爷说：“要么就浮在上面听文件，要么就深入基层看情况，汤师傅你说说，我浮在上面好，还是深入基层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调个头，把我拉到国管局好啦！”汤师傅会意地一笑，加大油门，一直开到东郊农场。
他和农场领导、职工们广交朋友，一起劳动，关系非常融洽。农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每逢他到农场露面，农场的职工们都要请他到家里坐一坐。他很乐意，从不推辞。一次，食品厂的女共产党员陈天萍见了他说：“陈大叔，到我们家串个门，行不？” 他立即答应去她家做客。 。 想看书来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5）
还有一次，一个职工把他拽到自己家，叫老婆炒菜烫酒。消息一会儿就传到左邻右舍，各自都把自家最稀罕的东西拿出来，一家端来一个菜，摆了满满一桌子。大家满上酒，举过头，说：“陈老，我们敬你了！”这份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朴实，那么纯净。他痛快地说：“干了！”一仰脖儿，连干几盅。他喝酒很实在，觥筹交错间，与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份平和。
他酒量大，十几盅下肚也面不改色。可他却注意到桌子上放的几瓶酒快喝完了，就暗示随从要节省着喝，自己则装出喝多了的样子，说：“今天喝得多了，有点醉了！”众人还在左劝右劝，他赶紧又甩出一个“包袱”：“要是折了寿，到时候我找你们啊！”他幽默的语言逗得大家不时哈哈大笑，气氛轻松而热闹。
农场的8位同志，在他70岁寿辰时联名赠送了“长寿”的字幅，他精心裱好挂在卧室，直至今日仍高悬于壁。
爱；不惜付出；爱，又何需表白！
时间在温馨而平淡中飞逝。1985年1月，爷爷突然感到头痛、浑身乏力，他以为感冒了，吃了些感冒药却不见好。由于他身体底子好，平时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顶草帽，行走如风，快得年轻人都跟不上，看上去根本不像会生病的人，所以谁也没有在意。爷爷经常帮老乡安排看病，感觉这次可能不妙，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
8月，父亲来京看望爷爷，告诉爷爷过几天单位要派他去山东参加培训，以为爷爷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爷爷却说：“明珠，俺孩你能不能不去？”父亲很奇怪，爷爷向来很支持他工作，可这次却有些反常，就问道：“爹，怎么了？”“我感冒了，你陪我去医院看看吧！”“感冒，还用我陪着去看呀？”“这是单位派你去的？”“当然，单位就派了两个人，许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那你陪我看完病再去吧！”
父亲陪爷爷去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悄悄地告诉我父亲：“他患的是肺癌，已经是晚期了。根据目前的临床经验还没有理想的治疗措施，不过我们仍在继续努力……”父亲强忍着悲痛，竭力保持镇定，跟单位请了假，陪在他身边尽心照顾他。8月12日，爷爷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做手术并由家属签字。爷爷笑着说：“孩子们都还要上班，我签个字算了，有问题我负责！”
当时；医院没有把检查结果告诉爷爷，但后来他还是猜到了十之###。一些人安慰他说能治好，他听了总是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是治不好？”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伴和孩子。有位朋友来看他，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死后，你可要好好照顾他们，你知道，我活着厉害，死了也厉害。你们要是不管，到时候我一个一个把你们叫走。”这位朋友听后非常感动，真挚地对他说：“放心吧，老陈！”
有一段时期，疼痛隔几十分钟来一次，疾病剥夺了他的食欲，他只想吃一点西瓜。当时正是数九隆冬，东郊农场的张德润等几位领导为买西瓜跑了大半个北京，最后刘炳亮书记亲自带队上市场为他买来了西瓜。当听说他想吃口茄子的时候，一位开飞机的朋友去日本买了3斤茄子带了回来。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他。
郝建秀叫了一声“陈大哥”
在他病重期间，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以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看望他。只见他躺在床上，身体那么瘦弱，远不是当年的虎虎生威。由于肿瘤长在血管上，没法开刀治疗，只能用药物维持。阵痛发作时，他蜷伏着身体，显得异常难受。见老战友来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招呼家人给领导同志“搬个凳，倒点水”。郝建秀看见病床上的他，叫了一声：“陈大哥，咋瘦成这样了？”说着就开始哽咽了。她走出病房，对医生说：“在我印象中，他的身体是很结实的，看上去可健康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位女部长动了感情，说话间不住地擦着眼泪。
“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们……”
原昔阳县干部李喜慎前来探视他，爷爷对他说：“肺癌能活几天哪？我死了后，你们有机会还是要把昔阳的事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呢，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是这个债哩。唉，眼看就成事了，没有搞成。东西全都堆在那儿生锈，让人痛心哩！”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6）
对于一位终生节俭，终生为国的老人，面对这么大的工程夭折，他是那么伤心！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这病是治不好了，以后咱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们如果有机会，回去和省里领导讲一讲，最好还是想办法把工程搞完，对昔阳来说，这是真正的造福千秋。如果说有什么错，我都承担，但搞这项工程的出发点我总认为没有错，为群众造福不能说是错。”
此时，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梁便良、贾承让、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和他见上最后一面。爷爷望着自己昔日的伙伴们，费力地拿起桌上的橘子招待大家吃。一生珍爱自己名誉的他含着泪水嘱咐说：“我可没给大寨落下饥荒，我没欠下国家一分钱啊！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我们干了30年，还欠下国家这么多的钱？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所以你们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
爷爷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他说：“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们，我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罪，死后总有人为我说话哩！”
1984年以后，国家几次拨出专款，实施关山水库的扫尾工程。城关、安坪、李家庄3个乡镇的吃水和工厂用水问题得到了解决。1985年，昔阳遭遇大旱，一些城乡居民、周围几十个村和一些工厂，靠着在西水东调工程建设中打通的隧洞里引出来的100多万立方米山水渡过了难关。善良的人们深情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老陈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陈老待人太好啦！”
爷爷怀有感恩之心，对帮助过他的人永远记在心里。他常常教育家里人：“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有了多大成就，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热心帮助过你的好人。还要向他们学习，真诚地关心和帮助别人。”
在他病重期间，他提出要见张怀英。张怀英来了，爷爷招呼他坐下。不一会儿，爷爷仰望着房顶，叹息一声：“人人都要结婚，真正生死相依的夫妻有多少？人人都交朋友，真正靠得住的朋友有几个？”张怀英不好接话了，只好安慰他说：“人生嘛，有成功，也有失败，大家都肯定你的成绩。想想解放前，你想过有一天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吗？”他听了说：“倒也是。”之后，张怀英帮他认真地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并按照他的意见，当场修改了三次。当张怀英把第三次修改后的信念给他听后，他点了点头。
为感谢医生和护士对他的精心治疗和护理，1985年中秋节前，他几次嘱咐我父亲回大寨挑些好苹果，分给医生和护士。他对大家说：“尝尝吧，这是俺大寨的树上结的！”
在给他输液时，一位小护士一连在他手背上扎了4次，可是都没有扎进血管。爷爷虽不能多讲话，但神志依然清醒。他微笑着安慰她，用3个指头捏了捏自己的手背，然后松开，又指了指脚下，意思是说，我的胳膊太瘦了，血管不好找，你再到脚上试试。这位护士被他与疾病搏斗的精神感动了，怎么也不忍心再扎下去，她急忙跑出病房叫来另一位同事，终于在脚上扎上了输液针。小护士逢人便讲：“陈老待人太好啦，太好啦。”爷爷在医院里依然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魔带给他的痛苦，表现出一个宽厚的长者风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中央领导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医院想尽办法为他治疗，用的药也是最好的，可他却不止一次地对医生说：“我谢谢你们了，不要再给我用药了，省下点给别的同志吧，再用也是浪费了。”医生不答应，他就背着医生和家人将一次一片的“消通栓”切成两半，分两次用，说：“这药很贵，七八块钱一片，一次用完太浪费。”他走后，空空的病床边留下了满满一瓶子半片药。望着他省下来的药片，医生和护士感动得泣不成声。
最后一次天伦之乐
1986年腊月二十八，在爷爷的一再要求下，医生特许他回家过个年。那辆轻易不动的黑色达特桑小卧车把他从北京医院接回家里。一进家门，他首先看了看阳台上的君子兰，这是近几年来他的心爱。他仔细察看了小盆里的花枝叶，因为它生过虫子，差一点枯萎，爷爷精心护理它才活了过来，如今长得很好。有人看到它后，想用800元钱买走，他坚决不卖。 。。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7）
他和儿孙们一起热热闹闹过了个团圆年。记得除夕之夜，他精神特别好，还到厨房里张罗着饭菜。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家人说准备为他过个生日，他说：“过什么生日哩，明天是大年初一，全国人民都在为我过生日呢！”
我小叔叔吵着要放花炮，父亲担心爷爷的身体，说还是不要放了吧，爷爷笑着说：“过年哩，让孩孩们红火红火。”他硬是挺着病痛也要让儿孙们快快乐乐地过年。
孩子们高兴地放着花炮，我父亲却躲在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年夜饭爷爷吃了5个饺子，我哥哥陈幸福劝他说：“六六大顺，爷爷您再吃一个吧！”他努力地又吃了一个。为了治病，爷爷凭着坚强的毅力，从住院那天起就戒掉了烟和酒。可这样的春节还能再过几个呢？那天，他和家人在一起，破例喝了半杯红葡萄酒。饭后，他给了孙子孙女每人10元压岁钱，还和我们一起守岁，看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看了一会儿，觉得身体有点累，便轻轻地合上眼。奶奶关切地说：“关了电视休息一会儿吧。”爷爷连忙制止说：“嗯，别关，别关，让孩子们看吧，看个够嘛！”就这样，他闭着眼睛感受着家人和儿孙们带给他的温馨，珍惜着家人团聚天伦之乐的分分秒秒。
偷偷跑出去和大家依依告别
爷爷想着和大家告别，怕奶奶为了他的身体不让他出去，故意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大大的，让人以为他在看电视，然后趁人不注意，披上大衣，戴上口罩，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开电梯的女同志认出了他，忙起身让座，他摆摆手说：“我去院里走走。” 他询问电梯工年货办得怎样，节日怎样轮流值班？电梯工问起他的病情，他强作笑颜，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不要紧！”
他先走到楼下的小卖部，又到传达室、副食店，同大家叙年话。不论是营业员还是传达员，都跟他很熟。他是来告别的，凡是他熟悉的人，都一一去拜访。很久没见面，大家都想他，把他围在中央，关切地问这问那。几次泪水在眼窝里打转，他都抑制住了。他怎么能忍心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围着那熟悉的柜台、小桌，看了又看，轻轻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他以这种方式来向大家告别。
医生只给了他5天假，可他留恋着家，直到在家过完正月十五。该回医院了，他经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已没有力气，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穿衣下床，我父亲伸手搀扶他，他坚决不让。他慢慢地走到门口，往事一幕幕闪过。其中一幕是：
工作人员曾经为他订了一个月的鲜牛奶，奶奶提出给她也订一份，爷爷听了后没有表态，奶奶满以为下月也能喝上牛奶了，没想到，到了下个月一看，爷爷不但没给她订，连原来他自己的那份也取消了。
为这样的事，奶奶没少唠叨。她以为爷爷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最后一次离开家时，他还是说话了。只见爷爷一步步挪动着，走到门口时停住了，回头对奶奶说：“我是个明白人，我谁也不怨。你可不要像我，我不会活。孩子们想吃根冰棍，我拿起来看看舍不得买又放下，掏掏口袋里有５分零钱就买一根，有1毛钱就舍不得破开钱买了。我死后，生活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拿上钱都给孩子吃了。”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完叫司机：“汤师傅，几点了？走吧！”他知道，这次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只见他回过头来，环视一下他生活了几年的房屋，最后把目光落在身边嬉闹的孩子们身上，深深地看了一眼，依依不舍地走出家门。
坚强的人啊！
爷爷回到医院，不时进入半昏迷状态，他仿佛回到了大寨，又在跟人使性子，又在地里看试验的庄稼。山上块块绿油油的梯田，唤起他心里阵阵清爽；一会儿又像在什么会场，哗啦啦的掌声激励他要再大干一场。清醒之时，他对家人说：“你们都是普通人，不该再住在那里了。”他向中央办公厅多次提出要求，搬出部长楼，找两间离东郊农场近一点的民房。中央办公厅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自强、自立是爷爷一生尊奉的原则，即使在病床上，他仍旧坚强地自己照顾自己，不靠别人伺候。白天想上卫生间了，他使劲支撑着起来下了床。亲人们赶紧去搀扶他，他每次都用手推开，自己慢慢地走进卫生间里把门插上。洗完手后，还要把水盆冲洗干净。由于他行动不便，好半天也出不来，这可急坏了家里人。大家就想了个办法，等他刚进去就赶紧伸一只脚卡住门口，这样留个门缝，以便随时观察里面的情况，如发现有异常，就及时进去。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8）
那时，我姑姑为他做了他平时最爱吃的面食“抿蝌蚪”，但他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医护人员看惯了生离死别，可在这种情形下，也深受感动，他们用几近恳求的口吻央求他：“陈老，您看在我们的份上，多吃一口，好有精神抵抗疾病……”
我父亲陈明珠回忆：“人老了，特别希望孩子们在他身边。为了给病痛中的父亲一些安慰，我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照顾他。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掉了泪。只见他没有短裤穿，只好把长裤管挽到大腿处。他的病很重，疼得很，只见他咬着牙忍着，不吭声。
“他对我说：‘我一合眼，你妈和你姥姥、姥爷（都已过世）就站在我面前，我大喊几声，他们就走开了。我一辈子什么也没怕过，这次怕得不行。有时候又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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