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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陈永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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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闪�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这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 ”
农业学大寨（2）
周总理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会上，周总理还脱稿讲了许多话，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有关情况。
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发扬大寨精神”，同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2）各行各业学大寨
海军在学大寨上带了头。海军政治部在《学大寨工作简报》上写道：“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不久，北京军区的各军把野外拉练和学大寨结合起来。三十八军在昔阳搞了一次军事演习，除了炮弹、机枪射击之外，还发射了两组多管火箭，许多昔阳人还坐着三十八军首长的直升飞机在天空中飞了几圈。
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或召开专题报告会，或开现场会，办学习班，或组织大家到大寨参观……运用多种形式学习大寨经验。中央有的部级单位还提出要把本单位建成大寨式的单位。学大寨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内的舆论工具予以积极配合宣传，许多记者为此常驻大寨。人们打开广播，歌颂大寨的歌曲随时可以听到；《大寨红花遍地开》成了广播节目的开始曲。各地报刊杂志学大寨的口号随处可见：
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
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
学习大寨人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
（3）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
“农业兴，百业兴；农家旺，国家旺”。党中央、国务院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上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的旗手就是爷爷自己。要想保持这面红旗鲜红，就得解决“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大寨学全国的先进单位，大寨学人民解放军。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创造更大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继续进行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开始防旱防涝，向改造大自然的深度进军。
这时，“文革”开始了。大寨本身就是一面红旗，没有什么值得炮打的“司令部”，也无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因此大寨比较平静。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共同语言和行为”——早请示、晚汇报及忠字舞等没有在大寨流行过。他们也不是“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因为安排紧凑的劳动搭不起时间，读报和学习只能在劳动之余进行。在这个时期，大寨与全国相比，有三个特点：全国运动，大寨生产；学生上街，农民下地；参观火热，生产繁忙。可以说，“文革”10年，是大寨人实实在在地大干的10年。
（4）记者的到来
有位记者来大寨，看到大寨的革命运动太平静了，就建议让社员下地劳动时扛上红旗和语录牌，说这样的场面拍下来发表，才能显示出大寨浓厚的政治气氛。爷爷听了说：“我们山区地块零碎，一个人一天要换好几块地，干好几种活，下地要拿几种工具。你说，社员下地是扛工具还是扛红旗、扛语录牌？再说，除了农田基本建设，一般的农活我们都是分散干的。如果几个人下地扛上一面红旗，游行不像游行，劳动不像劳动，这是干什么？”
这位记者没有回答。爷爷继续说：“政治空气是不是浓厚，不在形式，而在实际。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弄虚作假，影响了生产，那么，这种政治空气再浓，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大寨人一心搞生产，分秒必争，不管什么事，占用一点劳动时间都不情愿。他们利用整时间劳动，零时间办公。安排农活，是端着饭碗时议定的；学习读报，是在地边休息时进行的。他们的劳动很紧张，占用他们劳动时间的采访者难免会碰钉子。
一位技术员和一位省报社的摄影记者一起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技术员刚调查完大寨的情况，就告诉记者说：“你要摄影，最好不要占用他们的白天时间。因为大寨干部有‘五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从地里叫走社员去谈话；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借口检查生产东游西转；上级来下乡的干部不准从地里叫走正在劳动的干部。”记者紧皱着眉头说：“晚上怎能看到播种？”“陈永贵最怕别人白天占用他的时间，侵犯了他，可不给你留情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农业学大寨（3）
摄影记者只好把时间安排到早饭后。按照习惯，社员们天刚明就上地了。为了配合记者拍摄，爷爷叫他们等着。眼看着火红的太阳已经远离山峁，记者还在琢磨着社员们的姿势。爷爷说：“七八十号人哩，停一个钟头就少种好几亩地。”排练了半天，记者仍不满意，又让人们排成一行队列重新走，老农贾承运嘟囔：“这是做甚哩，上地还排着队走？”“好，开始走！”记者发出口令。人们慌忙扛起农具走起来，突然又被叫停，只见记者摆弄了半天机子。
爷爷抬头看看太阳已经爬出山顶三竿高，心里开始火烧火燎起来，可他尽量忍住了。他是被拍摄的主要对象，左肩扛耙，右肩扛犁，出了一身汗。人们正在走着，记者又喊了一声：“停！”原来是太阳光线变强了，又得调整光圈。爷爷忍不住了，把肩上扛的耙扔到地上说：“同志，我们正在春耕大忙，这么耽误时间，我们可吃不消。”摄影记者抱歉地说：“这是工作需要，是为了拍摄得更好！”
爷爷按捺着火气，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生产，如果这样耽误下去，恐怕生产也搞不好了，你就不来大寨了，我们也该歇心了，咱们两省事！”他心疼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可这也是工作需要，只得忍耐，也劝社员们再忍耐些，并且提议开始一边劳动，一边配合，干活摄影两不误。
摄影记者被他们一分钟都不愿耽误的劲头感染了，集中精力抓拍他们的劳动镜头，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位记者感慨地说：“拍得自然、真实，这是因为大寨人干得实在呀！”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在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
“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形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么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儿，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眼里服他。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 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5）应接不暇的参观者
20世纪60年代的大寨，红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大寨。一些画画的、谱曲的、写剧本的、调查农业专题的、劳动锻炼的、研究土壤的、调查种子的，还有人事组织部门派的人也纷纷到大寨来取经。
“文革”中，尽管中央一再发出通知，不让那么多人去大寨参观，甚至规定参观大寨必须经农业部批准，但是各地的人们不管那些，仍然潮水般地拥向虎头山。随之而来的是给忙于生产的大寨人带来了诸多接待方面的不便。
农业学大寨（4）
在食宿方面。大寨接待站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闻见饭菜味，听到炒菜声。由于来的人太多，接待人员只好往桌上放一盆饭，让来吃饭的人自己动手。即便是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大寨缺水，只有一口井。参观者来得太多了，水不够喝，最后只好从邻村抽水给大寨。后来还不得不用卡车从远处拉水来解决参观者的喝水问题。为了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大寨人在村口推平了一座小山，建起了“大寨国际旅行社”。由于来的人太多，多数到大寨参观的人不能住在大寨旅行社，只能住在昔阳县城里。当时昔阳县的招待所和旅馆一共有5000多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有的参观者只能住在邻近的阳泉市和平定县，每天坐汽车到大寨参观，晚上回去住。最高峰时，有些人只能住在远处的石家庄。
在出行方面，到大寨的汽车来来往往，特别繁忙。很多人来不及等汽车，只好步行到大寨。即便这样，停放的车辆还是很多，从村里一直排到村外。
有人说：“小村大寨，因陈永贵而蜚声世界。不知陈永贵，不可谓知中国大寨；不到大寨，又焉能知陈永贵？”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尊敬，许多人都希望见他一面。可爷爷最怕劳动的时候有人打搅他，到了地里，他低头不语，只赶着撒种修地。来访的人们只好在他收工以后访问他。于是常常出现前后左右围了一大群人拦在路上向他发问的情景。可已劳动了半日，疲惫不堪的他目不斜视，低着头，经常是径直往家走去。他对到大寨视察工作的上级干部解释道：“晚上谈工作通宵不睡地谈，我也高兴，可是在播种时白天耽误我半个小时，我也心疼。如果让我们的干部整天陪着外来的人介绍经验，必然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
有段时间，为了躲避拦在路上的参观者，曾经整整3个月时间，他有家难回，在地里劳动，在地里吃饭。有人认为他已经有了这么高的荣誉，不用再到地里劳动了。他却回答：“劳动模范，不劳动了还叫什么劳动模范！”
来参观的人兴致勃勃地想见见大寨的干部，可到大寨后，发现家家户户都锁着门，因为他们都下地干活去了。
为了满足参观者见到大寨人的愿望，爷爷安排了一种独特的见面方式。每隔四五天，选一个中午，来大寨参观的人站在从虎头山到大寨村的路两边等待见面。大寨接待站的人用麦克风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寨的几个干部从路中间微笑着快速走过。有的人挤过去，一把一把往大寨干部衣兜里装他们那里制造的毛主席像章。大寨干部也回赠几枚印有大寨图案的毛主席像章、大寨纪念章或是“红宝书”，同时又不忘说些为了确保下地劳动，不能有太多时间接待大家，希望大家理解之类的话。两旁的人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高喊着口号：
“毛主席万岁！”
“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
“向陈永贵学习！向陈永贵致敬！”
“大寨精神万岁！”
参观者的热情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以及成千上万的参观人群，都心甘情愿地在虎头山上参加义务劳动。哪怕是垒一块石头，铲一锨土，栽一棵树，都是荣誉性的留念。
不少地方的负责人到大寨取经送宝，带着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表演歌舞。《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几乎天天在这里上演。每次表演，大寨干部都得坐在大礼堂前排观看，这是态度问题，不能不参加。有时碰上连续几个晚上都是同一个节目，头天空军到大寨演了《沙家浜》，第二天工程兵来了，演的也是《沙家浜》，最后海军演的还是《沙家浜》。干部们劳动了一天，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可还得坚持坐到演出结束，等着上台和演员握手致谢。
大寨对干部的要求不同于一般社员。社员们下工后就可以休息了，干部晚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寨结了婚的女干部吃了晚饭后可以在家干点家务，男干部晚上9点多还得凑在一块研究当天的事和第二天的生产安排，一般都得熬到夜里12点之后才能休息。大寨干部忙这忙那，睡觉时间大为减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农业学大寨（5）
（6）各地到大寨取经送宝
大寨闻名遐迩，光临大寨的人愈来愈多。大寨像井冈山和延安一样，成为红色圣地。人们去别的圣地，都是有季节性的，而去大寨，却是终年不衰。即便是在凛冽的寒风中，有的人怀着朝圣取经的愿望，步行几百公里，吃着自带的干粮来到大寨；有的怀着革命的热情来交流；有的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观。大寨的田间村落、山上山下常常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一天少则两千多人，多则一万多人。
虎头山上空架起了高空运输索道，地里出现了拖拉机。高空中穿梭的运输机和地里耕作的拖拉机隆隆作响，奏出一曲曲和谐的音符。年轻的拖拉机手高唱着豪迈的歌：“我站在虎头山上哎，迎着朝阳放声歌唱……”大寨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大寨人的心也越来越红。看着大寨这些既会操纵机器，又会种田；既会动脑筋搞技术，又能辛勤耕耘的新一代农民，看到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来的新大寨，感叹之余，老年人仍不忘教育年轻人：“如今，有了拖拉机，有了高空运输，可不能丢掉咱自力更生的扁担精神。丢掉这些，人就变了。”
虽然生产已机械化，生活也大大改善了，但大寨人仍然担着土石往山上走，挥着镢头在地里刨，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衣服是自己做的，小工具是自己造的。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看了感慨地说：我们来大寨取经，思想上获得了很大的收获。爷爷却说：“你们是送宝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长了见识。通过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对我们有好处。”
全国各地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非常虔诚。山西雁北地区有个谢家坪大队，11个干部冒着严寒步行四五百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一路上像八路军行军一样，不住民房，不扰百姓，吃着自带的干粮坚持到了大寨。听说参观大寨“只能看地，不能看锅”，一些人就悄悄地来到大寨人的厨房里，揭开锅盖，一看都是些玉米面窝窝头，心里很不平静。大寨人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些参观的人非常感动，拿走大寨人正在吃的半个窝窝头带回谢家坪，告诉家乡的人：“大寨人就是吃着这种饭与自然斗争创造出一个新大寨的。”
浙江的一名生产队长，想通过学大寨改变家乡的面貌，自己花钱千里迢迢来到大寨取经。大寨人深受感动，特许这位生产队长住在大寨接待站。后来，浙江省来了几百人，领队说他们是第一批来大寨的浙江人，爷爷说：“不对，第一批已经来过了，是一个人。”
新疆的同志在昔阳办了为期10天左右的学习班，自己带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翻译，还带来了油印机，将介绍大寨经验的材料翻译成上述少数民族文字后，当场印发给大家学习。南疆的人们路上走了十几天才来到大寨，原来准备顺便到北京看看，可参观了大寨后，对比自己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就马上回去了。
从全国范围来看，几乎每个省都组织了县以上的干部参观大寨，学习大寨精神。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为改变农田缺水的面貌，在险峻的山壁上开凿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当时，比较突出的还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和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等先进典型。到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大丰收，这是与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各界名人的足迹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寨人在虎头山上打坝造地，从未间断，真正实践着我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国内国外，从高层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纷纷来到虎头山，虎头山成了一座驰名中外的名山。
据资料记载，大寨接待的我国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领导人有28位，部长以上的领导人有50余位。其中有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罗瑞卿、谭震林、邓颖超、纪登奎、方毅、张劲夫、康世恩、谷牧、粟裕、姬鹏飞、王震、孙健、谢富治、康克清、林佳媚、徐向前、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藏族）、赛福鼎（维吾尔族）、廖汉生（土家族）、耿飙、乔冠华、钱正英和石广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到过大寨。
农业学大寨（6）
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界的名人更多，如：文学家巴金、郭沫若，医学家林巧稚，科学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等。还有如侯宝林、红线女、郭兰英、孙道临、崔嵬、马季、庄则栋等也慕名而来。在大寨这块平凡的土地上，还留下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伊丽莎白？柯默的笔名）、美籍华人杨振宁、物理学家李政道和美国作家斯诺等外国友人的足迹。
1969年来大寨的共375万人；是人们上虎头山最多的一年，平均每天有一万多人。在我国的名山中，没有一座山有这样显赫的记录。大寨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着人们摩肩接踵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奇迹。历史上也许只有在大寨出现过。
（7）国际友人访问大寨
据统计，农业学大寨期间（1964年…1979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要到平民，到大寨参观的人总共达到1045万人。其中国际友人共计25423人，包括来自22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134个国家的友好人士，2281个参观团。这之中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乔？蒂奥多西。（1965年5月21日）
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巴斯雷斯。（1966年12月15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副总理武元甲。（1967年4月9日）
保加利亚等35国驻华使节一行72人。（1967年5月25日）
尼泊尔、埃及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3人。（1967年4月27日）
朝鲜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7人。（1967年5月13日）
越南等43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95人。（1967年5月27日）
黎巴嫩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68人。（1967年6月13日）
加拿大等24国驻华商务参赞一行66人。（1967年6月27日）
日本文艺工作者组成的齿轮座剧团。（1967年9月25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拉米兹？阿利雅。 （1967年10月4日）
丹东联盟（马列）主席东尼托斯科萨。（1970年7月27日）
越南劳动党西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黄文矫。（1971年7月11日）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穆赫辛？艾哈迈德？艾尼。（1972年7月20日）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1972年9月21日）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1973年4月23日）
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1973年6月25日）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74年5月10日）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1975年2月25日）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伯纳姆。（1975年3月15日）
柬埔寨首相宾努。（1975年5月15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1976年5月14日）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副书记、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索平。（1976年7月29日）
洪都拉斯总书记阿加皮托？罗夫荣。（1976年12月14日）
挪威工人共产党主席保尔？斯泰根。（1977年2月2日）
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主席沃斯瓦尔多？贝契。（1977年2月13日）
缅甸总统吴奈温。（1977年5月2日）
荷兰王储贝娅特丽克丝（即后来的女王）。（1977年5月7日）
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维拉尔。（1977年5月15日）
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洪涛。（1977年5月23日）
佛得角共和国议长兼外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1977年6月5日）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1977年8月7日）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思？托尔博伊斯。（1977年10月29日）
哥伦比亚卡米洛运动（马列）总书记奥尔兰多？利斯。（1977年10月30日）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书记文铭权。（1978年4月2日）
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1978年9月24日）
国际友人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亲身感受着大寨精神，发自内心地留下了许多评价。
马达加斯加新闻代表团把大寨誉为“全世界农民的首都”。
泰国学者格桑认为：“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以和世界上七大奇迹并列。”
南斯拉夫学者维达索维奇参观后说：“大寨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不仅中国人要学大寨，世界人民也应学大寨，大寨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
农业学大寨（7）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说：“陈永贵的有机战略，对我们很有启示。”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感慨地说：“大寨是中国的骄傲。”
日本学者在精心研究和分析后说：“我们国家从你们开山造梯田建设小平原的实践中受到了启发，进行围海造田。海绵田对日本的农业改革是有意义的。”
这些评价不是客套话，因为农业问题几乎让各国的领导人感到头疼。农民问题也是学者不断探索的课题，更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关人士在苦苦地找寻着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大寨受到了启发。
有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人说：“我们学不了，我们国家没那么紧张，不靠那么多人去拼。”即便这样，参观后他们也被大寨人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
（8）周总理三次到大寨
周恩来总理三次到大寨，大寨人对周总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第一次是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副主席科列加一行到大寨参观。遵照事先总理在北京发出的“要吃大寨饭”的指示，大寨人这天中午就准备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稀饭，饺子和油糕。总理边吃边说：“这个饭很好吃。”饭后，总理走进了大寨洪灾后新修起的窑洞里，一边拿起村民端上的瓜子，一边和大家嘘寒问暖。他感慨地对李先念副总理说：“大寨人不多，办的事情可不少，是改天换地啊！”
登上虎头山后，周总理和爷爷俩人坐在一个大石头上促膝交谈了将近4个小时。爷爷对周总理非常尊敬，愿意掏心窝子说话。总理在肯定大寨成绩的同时，要求大寨多种树，控制水土流失；要针对三年大旱搞水利设施建设，保证稳产高产；要多储备粮食；办粮食加工厂，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还要办半耕半读的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下午，总理要离开大寨了，行前他依依不舍地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这次来访，把大寨精神提到了世界性的高度。3天后，山西省省长卫恒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学大寨的问题，现在已不是全省全国的问题，而是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次是1967年4月23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及副总理武元甲来大寨访问。这时，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寨的指示，大寨人都已照办了。此次总理来后看了高兴地说：“大寨变化真快呀，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周总理照例又吃大寨饭，饭后把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带了回去。
第三次是1973年4月23日，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来大寨参观访问。周总理走下车，敏捷地扫视了大寨新建的一排排石窑洞。仅隔6年，再次踏上大寨的土地，看到大寨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理兴奋不已，热情地抓住爷爷的手说：“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变化真大啊，你们老一辈、小一辈干得真好啊！”总理接着向外宾介绍道，“前两次来大寨时房子还没有这么多，树还没有长大，今天大寨人是在新农村欢迎我们！”总理又对省、地的领导同志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学大寨呀！要给你们些压力，没有压力不行。我们都有压力嘛！”
在与一个男子握过手后，周总理说：“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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